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谈起青年文学的“破圈”，首先要厘清一个概念，即目前人们所说的青年文学，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界定的。是描写青年的文学，还是一种青春期的文学，又或者是青年创作的文学？通常意义上而言，似偏向于第三种。那为何人们会谈论青年文学的“破圈”，甚至将之作为一个热点话题呢？我以为，或许是由于传统文学今已处于大众圈外，沦为小圈子的“自娱”，其中最具先锋性的青年文学便被寄予了“破圈”的期待。因此，这个话题背后，其实牵连着文学在当下的尴尬境遇。

包括作家在内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经历着经济生态的改变和身份认同感的寻找，承受着精神焦虑，道德理想主义和审美浪漫主义相依相存。在中国文学史上，尤其是古代文学谱系中，文学本就属于士大夫“精英”阶层，士大夫操持的文学语言，跟平民百姓的日常白话相差很大。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文学革命以降，尽管历程驳杂曲折，但精英文学话语一度呈现出跟大众文学话语并轨的倾向。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二者的分流态势又愈加明显，渐行渐远，鲜有交集。这是一个深有意味的话题。

传统文学今日所遭遇到的冲击，一个重要侧面来自媒介本身。

从影视到新媒体，媒介的影响力早已渗入到文学的肌体之中。文学多样性的泛化生存，在某种意义上替代了文学的实体生存。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是活在期刊和诗集里，如今，它不仅存活于期刊、诗集和报纸上，更活跃在互联网视频、电影银幕、电视剧荧屏、广告、微信等构成的媒介之网中。

如果不去感知这种泛化的文学生存图景，人们对文学的理解会越来越狭隘。应当有更多学者来关注如今的新媒介与影视艺术，关注文学的跨媒介生存，才能使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路径，跟文学多样性泛化的生存状态匹配。这是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进行生存拓展与“自救”的一条重要路径。

影视跃居时代文化之主流，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这样一个现象，跟传统文学是什么关系？对文学产生了什么影响？文学给予了它什么样的滋养？它在影响文学的时候，是否更改了文学的生态？甚至更改了文学的边界和定义，规约着当代作家从事写作的姿态、技巧和审美风格？

可以确定的是，文学的生命力通过影像得到了更大强度和幅度的传播。比如，第五代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的辉煌篇章，其中有七八成作品改编自当代文学。第五代导演几乎每个人都是“文学控”，如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他们醉心于文学（尤其是同时代文学）的改编，张艺谋坦言：“当代文学是中国当代电影的一根拐杖。”

相较而言，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变得孱弱甚至失语。这绝非说文学本身失掉了力量，而是实体文学的影响力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历经了一个逐渐减退的历程。时至今日，纯文学期刊对大众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且不说“优爱腾芒”或者抖音快手，即便跟微信微博的“大号”相比，其差距也堪比云泥。上述种种，皆是确凿情状。于身份认同陷入困局的文学创作者、文学研究者而言，议论“破圈”的话题，多少有些缘此而来的焦虑吧！

二

“破圈”问题，原是以二次元（ACGN）文化为重要代表的青年当代亚文化所面临的问题。然而通过微博、自媒体的发酵叠加效应，它们如今都已经演变为今天的准主流文化。曾经嚷嚷着要“破圈”的各种亚文化，今天早就出了“圈”，甚至可以说是过剩了。

文学本该与大众保持高频率的互动。文学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受众的接受与反馈。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如何重归大众视野，如何在新媒介语境下持守充当社会镜像、面向现实发言的传统，如何使文学保留对社会的干预和对大众的影响，与今日之文学及文学界，于文学青年，都是亟需重视的问题。

文学青年，或称“文青”，曾经与普罗大众相比有着明显的精神优越性，但时过境迁，如今似乎变成了一个调侃意味浓重的语词。这一词语调侃的对象，在当下，往往以一种无奈、无力和无助的形象出现。

返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所以被称为文学的“黄金年代”，不仅因为文学领域本身的成就，更是因为那个时期的文学青年有着敏锐的、先锋的、强大的公共性，对社会事务有着巨大的参与热忱，并且能通过文学文本、自身人格逆向地去塑造和影响社会。

今天的文学青年和青年文学，多大意义上还保留着这些锋芒？或许有人会辩解，锋芒内化成了灵魂和血液，只是无人共鸣；可既然无人知晓，无人共鸣，又谈何锋芒和公共性呢？收敛锋芒，看似是主动“藏锋”，实际上往往是被动“风化”。

青年文学，本该引领文学乃至社会的新思潮。上世纪那些先锋作家们，莫言、余华、马原、格非，彼时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他们用充满灵性和创造力的笔触，用炽烈激荡的先锋精神，呼应着思想文化的启蒙浪潮，给一个时代和民族留下了永不漶灭的文化印记。

不无遗憾的是，青年文学曾占据社会文化思潮的核心，如今已退居大众媒介的视线之外；青年文学曾引领风气之先，如今蜷缩在角落少人关注问津。而今天许多学院内外的文学界传统人士，无视或不愿直面时代艺术潮流的重大变迁，依然在修筑“审美高度”的壁垒，依然对文学的泛化生存趋势本能拒斥，人为设置屏障来阻断文学的大众传播。

在任何时代，观念的革新永远步履维艰。如果说文学之“破圈”，即帮助文学重树时代尊严，为泛媒介时代输入文学素养的话，那么，今日之文学（尤其是青年文学）到了需要自省的时候——是甘愿沉寂，还是有意“破圈”、“出圈”？如果有，何去何从何为？

三

让今日的精英文学与大众艺术合流，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当务之急，二者需要心平气和地相互凝视。文学界尤其需要摒弃精英文学/大众文学的二元优劣对立论，只有在彼此尊重的前提下才能对话，只有建构对话的渠道，才能找到彼此共通的语汇。另一方面，如果大众艺术一味循着市场以及商业文化的轨道奔驰，对具有思想与艺术纯度的文学追求失去敬畏，那么，在资本逐利的市场原野上，大众艺术将如同脱缰野马，容易大量催生片面迎合大众感官趣味的内容，只能充当文化快消品，旋生旋灭，迅速被时代抛弃。

艺术是双向的能动创造，创作者在引导着观众的审美趣味，观众的审美趣味又会逆向作用于创作者。随着高等教育不断普及，人们通过互联网接触到的信息越来越多，大众的审美格调不断在提高，对作品的要求也在一步步提高。近几年，影视剧杰作不断涌现，已经昭示着“文学性”在影视作品的回归之势。当《山海情》《大江大河》《沉默的真相》《隐秘的角落》《怪你过分美丽》《我是余欢水》这些兼具艺术品味与市场效应的剧集层出不穷之时，我们还能简单地指认剧集是消遣娱乐的代名词吗？多年以来的刻板印象，早该画句号了。

事物的发展，有一个此消彼长、此起彼伏的过程，在大众文化的野蛮生长期，“文学性”一度与之远离，但随着行业的日益发展和规范，受众的审美品味不断提高，“文学性”的回归已成大势所趋。可以预见，将会有更多创作者，在传统文学与大众艺术并轨的道路上孜孜求索，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便是文学生命力从未息止的证明。

回到最初的问题，青年文学如何“破圈”，作为一个文学向新媒介转轨过程中的身体力行者，结合个人多年来的创作和研究历程，有以下四点心得：

第一，需有向大众表达的意愿。青年写作者首先要有这个意愿，想要对大众有所表达，想创作面向大众的作品。有意愿，才能谈“出圈”的可能性。艺术创作上，意愿比能力更重要。有了表达的意愿，能力才有被激发的可能。如果意识没有觉醒，能力就更不可能被激发。很多人说自己没有“破圈”的能力，更多情况下是没有“破圈”的意愿。

第二，要有对话大众的思维。对话大众与自我表达是两种不同的感知模式，也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表意途径。两种思维方式进行转换的时候，可能会碰到阻碍。创作者倘能从大众角度思考，思维转换就比较快。如果不太适应大众视角，转换起来就困难些。如果缺乏对话大众的能力，那就只能止步于自我表达，“破圈”就无从谈起了。有些创作者可能艺术直觉很好，审美感觉很准，但无法用形象的艺术语汇跟大众对话，这种情况是常见的。

第三，需要在适应的基础上有所提升。与大众进行对话，不是去取媚于大众，而是需要适应大众。但适应不是低姿态的，适应本身只是起点，适应基础之上的提升才是关键。传播的有效性很重要，作品必须让受众能看懂、有感触、生共鸣；当传播效果好的时候，在这个基础上提升思想内涵，受众就能有效接受到这些信息；如果传播本身效能很低，附加的思想内涵也都是无效的。

第四，要有跟大众文化生产消费体制共存的勇气和耐力。“破圈”不是一个即时完成的动作，而是一个历时行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打破以往创作的模式，可能需要进行反复地磨合，有时需要嵌入体系之中。创作是这个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不是唯一的部分。既然最后要与大众广泛对接，就必然无法回避生产消费体制中的其他环节。如果创作者没有跟多元化的合作主体交流沟通乃至碰撞磨合的勇气和耐力，那么，创作“破圈”也仍然是一种奢望。

正视媒介的历史处境，是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内心要迈过的一道门槛。

文学，在中国一直被赋予了各种社会、历史、人文和道德功能，担负着影响时代、改变人的时代处境的使命。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目前的文学界显然落寞了，一直被现实改变，少有意愿和能力影响和改变现实。源于此，今日之文学尤其是青年文学，当“出圈”否？如何“破圈”？的确是一个着眼当下、攸关未来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