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宏伟的小说新作《引路人》，给人留下的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是“宏阔”，甚至一时之间，难以提炼出几个关键词来描述它的风貌。从故事时间上来讲，它发生在尚未展开但又并非遥不可及的“未来时”，在空间上，它突破了我们日常熟稔的的生活世界而穿梭于地球与月球之间、丰裕社会与匮乏社会这样的新型社会形态之间。小说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月相沉积》可看作是一篇公路小说，但也颇具“成长”色彩。团契成员司徒绿奉命执行一次收割任务，在沿途所遇和接近目标——文明延续协会会长赵一的过程中，她从行者成长为了自己的使者。第二部《来自月球的粘稠雨液》是一份出自青年赵一的匮乏社会实习报告，辅之以指导员和审查员的批注意见以及对江教授失踪事件的调查，展开了对匮乏社会的正面呈现。第三部《月球隐士》则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两个部分用大小写字母分别标示区分，交叉讲述。一条线索指向了赵一的童年以及他和《月球隐士》故事的作者——叔叔赵一平之间的交往，另一条打开了对文明拯救者“月球隐士”的想象与讲述。二者各自铺陈，却相融共生。全书三个部分虽各自独立成篇，但又相互交错拼贴，一篇一个形式的尝试也打开了相当宏阔的实验场。

或许正是因为这是一部面向“未来”的小说，才具备了如此宏阔的可能性。它超越了此时此地的局限而直面可以无限延伸的时间与空间，只需在幻想的层面上寻找叙述的逻辑自洽。“面向未来”其实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重要使命，巴赫金在论述长篇小说和史诗的区别时就注意到，长篇小说与当代生活最大限度地进行交往，“现时”是没有完结的，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小说需要对现实的未来给与预测和影响，这个现实的未来正是作者和读者的未来。其实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它们都并不必然揭示未来，因此作者和读者都在试图通过小说的方式，永无止境地对其重新理解和重新评价。而李宏伟在这一部《引路人》中，他没有聚焦于那些现世生活的普通日常，也没有追溯可知兴替的过往，而是选择了对尚未展开的未来正面强攻。这个“未来”实际上是一个先验式的未来，是人类必将共同以赴的、毁于经济和物理强力之中的未来。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文学中“人”之价值的中心地位没有得以确立，文学的探索一直着力于解放出被压抑着的“人”和其作为个体的存在价值，以期建立一种更高意义上的人的完整性，因此更多是从人的个体上，而非整个人类的层面上予以观照。而文化的理想并不仅仅是由个人的理想构成的，它还包含政治的、国家的、精神的，以及一个更大的人类的理想。从人到人类，实际上是从个体性到社会化的过程，而文明在这种社会化中形成，人也不可能脱离社会化的形式而延续下去。《引路人》正是要把人类作为一个社会化的共同体来探索其可能面临的问题。

“文明何义、延续何为”这八个字反复出现在小说中，这是一个人类学命题，也是这部小说思考的核心要义。司徒绿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经过沉积大量放射性物质的辐射区死湖时，她看到了散发着幽暗白光的十具尸骨，同时也发现了写有“文明何义、延续何为”的折叠纸条。这是作者第一次将文明与尊严、延续与毁灭之间丛生的矛盾对立和辩证关系揭示出来。文明本应为延续带来便利，但最大的便利竟然是人类灭亡的便利。人类需要延续，但为延续而丧失尊严和选择的自由，他们又该如何与为何延续下去呢？在小说中，作者创设了一个丰裕社会和一个匮乏社会，在这种二元式的划分背景下，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存在于二者之间的缝隙地带，如让人忘记一切的世外桃源、纵情享乐的西线等。当地球上的资源日益消耗🎺殆尽，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下，三十五岁未能找到女性结婚的男性，因为对延续人类后代失去意义而可自愿定居匮乏社会。在真正进入匮乏社会之前，他们还会经历前站三年纯粹时间的洁净，以洗刷掉丰裕社会留给他们的对享受的贪恋，以及用物质和效率量化的人生观念。匮乏社会的出现本是人类为了延续而做出的最伟大的自我牺牲，一方面节约资源、阻遏沙漠化的速度，另一方面在无所欲求的状态下集中精力进行突破性研究，以期保存和重启人类文明。但人从来不应该作为祭品而牺牲于现实境况，由于人类安于现状的惰性和各方力量的伴生与制衡，协商式的自愿移居很快沦落为强迫式的流放，制度取消了每个人对尊严的探求，而将他们简化成一个个数字或条件的设定。丰裕社会不仅呈现出种种弊端且止步不前，同时也在为维系自己的既得利益强制驱赶一部分人进入匮乏社会，甚至希望他们尽快死去。而匮乏社会被贴上了失败和被抛弃的标签，“统一样式的棚屋和铁皮屋犹如经过‘复制’‘粘贴’的简单处理，密密匝匝落在沙漠上，鳞次栉比蔓延向远方”（李宏伟：《引路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11页），人们目光呆滞如死尸，浑浑噩噩度日，摇过大街的破烂公交车如同阳光下的幽灵。《来自月球的粘稠雨液》中的江教授也正是因为试图重新激发匮乏社会的荣誉感和反抗意识而被监视和控制。丰裕社会和匮乏社会甚至对那些中间地带也牢牢把控，或挑拨或联合，使其听命于二者。因此，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其实都无法肩负重启人类文明的重任，甚至加剧了尊严的沦丧和社会的不公。

在第一部《月相沉积》的结尾，司徒绿见到了收割对象——人类文明延续协会会长赵一，赵一抛出了选择左手还是右手的问题，左手是在计算的模型下将绝大多数人流放到死亡的领地，右手是在维护公平和尊严的前提下集体逃亡，也是一次人类的绝唱。但他的选择是放弃选择、搁置，交给所有的相关者。赵一在安排司徒绿杀掉自己时，就几乎宣告了新文明时期所有社会形态的失败，因为“所有在人们之间形成的共同体，它们都必须服务于对生命的保存、促进和提升，服务于真正的精神性的重现”（【法】阿尔贝特▪施韦泽：《文化哲学》，陈泽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0页）。法国学者阿尔贝特▪施韦泽曾论述过人类都无法挣脱的一种生命意志的自我分裂，即“我无法避免消灭生命和伤害生命的必然性”，“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我必须抵御妨碍我生存的生命”（【法】阿尔贝特▪施韦泽：《文化哲学》，陈泽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13页），但他拒绝相对的、妥协的伦理，而是要求人们自己作出决定，决定在何种程度上受制于伤害和毁灭生命的必然性，并要为此承担起对生命的最高责任。

或许正是要缓释这种失败的绝望与焦虑，小说中一直穿插着关于“月球隐士”的想象和传说，它在《月相沉积》中埋下伏笔，这是新文明时期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故事，但每一代人又都为赵一平所虚构的“月球隐士”赋予和增添了形形色色的浪漫幻想。事实上，“月球隐士”并非像广泛流传的版本中所说是一个超级英雄，可以在任何危难时刻拯救地球，它不过是人类集体焦虑的投射物和对“救世主”的想象。在第三部中具体展开的“月球隐士”这一线索可以看作是赵一平写作的原始版本，其实他只能抢救出一个小男孩，正如同丰裕社会仅留下一小群人享受高度发达的文明成果一样，奔赴月球看似是人类在新文明时期的另一条出路，但实际上月球、地球正与丰裕社会、匮乏社会高度同构。当小男孩被安置在月球上之后，月球隐士就消失了，小男孩必须等待属于自己的时间重返地球，他也即将成为下一个月球隐士。这是集体想象性“拯救”的失败，也是新的“拯救”的开始。一个人不可能为整个人类负责，但也不可能推卸对自我生命之外的其他生命的责任，每个人其实都是自己和整个人类的“救世主”，这就是他们所要承担起的对生命的最高责任。

面对这样一个末世，一个人类尚未经验的未来，作家或他的一部小说都远远不可能给出真正的救赎方案，就像《引路人》无法给予人物明朗的选择，或给故事设定确定的结局一样，因为这样的时空结构本身就包含着“未完成性”和“不确定性”，但至少一部小说可以用文学的方式对未来予以警示和预测。科幻作家刘慈欣曾谈到，主流文学“对现实的描写，使我们对人类走过的艰难历程有了鲜活深刻的记忆，但对人类所要去的地方却一无所知”（刘慈欣：《理想之路——科幻和理想社会》，载《星云》2001年第1期），而科幻恰恰能把未来变成最鲜活的图景，这样的图景正是一种提前想象和提前预警。

从这个意义上看，回到小说的标题“引路人”，除了贯穿三篇作品的赵一之外，司徒绿、江教授、赵一平以及整部小说中大大小小的几十个人物，无一不在指引着每一个行者和使者，完成某一阶段的使命或自我救赎，而整个文本也如同一个“引路人”，铺设开了通向未来的无限可能。

（作者褚云侠，文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教学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