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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刘玉栋将故乡的人事放置在时间与大地的坐标系中考察其肌理纹路，人物的命运与所处时代交织融汇，获得厚重的历史感；儿童视角赋予作品轻盈、纯净的诗意，厚重与轻盈得到和谐的统一。作家怀抱良善唤醒沉睡的生命力，弹拨尘封的心灵琴弦，怜惜和体恤笔下的人物；秉承恒常的人文情怀，养护和持守善与美，传承经典文学的纯正趣味。因而，其作品容含超越时空的文学价值和经典质素。

关键词：刘玉栋 《幸福的一天》 童心诗意 善意体恤 人文情怀

刘玉栋将故乡的人事放置在时间与大地的坐标系中考察其肌理纹路，纳须弥于芥子，人物的命运与时代打断骨头连着筋，使作品获得厚重的历史感的同时，又以儿童视角打量生活，赋予作品轻盈、纯净的诗意，厚重与轻盈得到和谐的统一。他以慈悲的情怀拥抱生活，发现、呵护善和美；圆融内敛的笔墨隐藏着世事的真相和心灵的风景，含而不露。因此，他的小说在当下文坛有着鲜明的辨识度。

一、体恤大时代遗落的小人物

应时的写手多关注时代的弄潮儿，小说家总是心怀悲悯关切时代落下的人。刘玉栋的小说集《幸福的一天》里的《火化》《心火》和《幸福的一天》等，就是对大时代遗落的小人物的理解、体恤与呵护。

《火化》揭示“火化”给乡村老人内心带来的惊动，并由此产生的新旧观念冲突。这种冲突形象地体现在老人连根身上，他心里盘踞着陈腐观念，信奉算命者的寿限之说，眼看着余日不多，又赶上农村实行移风易俗“火化”，在他内心激起外人难以体会的波澜。连根不怕死，怕的是被生活苦了一辈子终了还要遭受火烧。他企图请村干部喝酒说情免于火化（无果）；他又跑到镇上找念初中的孙子诉说衷肠，孙子只贪吃肉包子未觉察爷爷的心事，大家都各忙其事无人理会连根内心的焦虑，以致他因郁结、惊惧而病倒。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他亲自监工定做的寿木已漆好，算卦人说的大限期已过，他却越活越硬朗，落寞的连根老人羞愧得自杀（未遂）。《火化》与乔典运的《问天》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问天》中的三爷因民主选举村干部，怕得罪人左右为难，吓得上山躲避，《火化》中的连根老人因移风易俗吓得差点丢了性命，两篇小说都表达了新式文明与陈旧观念的冲突；不同的是《问天》多着墨人物对人情世故和利害权衡的心理活动，而《火化》侧重人物内心波动外化为行动描写，熨帖入微、倾注理解体恤之情。《心火》书写农村留守妇女红香情感的困境与摇曳。年值芳华的红香，其丈夫“去日本（务工）八年回来的日子加起来不到三个月”，她在家陪年迈的公婆、伺候孩子和土地，青春的活力和情感找不到出口，憋闷压抑“让人窒息”，她“把自己当成一个男人”投入繁重的体力劳作熬日子，身边的男人向她示好也一概不理睬。直到遇见回村度假的高中同学大鹏（在省城大学教书），她心灵如蛰伏一冬的草芽初浴春风悄然萌动。

《幸福的一天》以灵魂叙事表达底层人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与梦想。菜贩子马全每天后半夜起床驾驶三轮车往城里拉菜维持全家的生计。他死于黑夜翻车而灵魂出窍，悠游了大半个城市，以灵魂的方式享受了他梦想的生活：坐上了出租车，去天河池洗澡换新衣，去滴雨美发厅理了发（对发廊女孩还想入非非），去天堂大酒店饱餐一顿……马全享受了幸福的一天，再也不用哀叹“人活着，真他娘的苦啊”。作家以虚拟的方式满足马全梦想的幸福生活，反衬出其生存之艰辛、幸福之遥远，戚戚焉、潸潸然，仿佛看到文字背后站着泪眼蒙胧的作家，在默默为他的人物祈祷祝福。《大路朝天》的孙二孔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懒外加打老婆，种种丑行劣迹占全了，嘴上常挂着“挣大钱”，摆着阔起来的做派，而实际暗下偷卖老婆辛苦喂养的家畜充脸。他为死在工厂的女儿讨“公道”腿被致残，彻底凉透，凉透之后的他登高望远而失踪。有谁触摸他劣迹背后的块垒呢？他的意识频道与这个时代错位了，还是意识里顽固着某种劣根性？有谁知道他登高看到了什么？最终去了哪里？这一切被敏锐的作家捕捉到了。孙二孔的确是乡村城市化的“零余人”，徒有“诗意和远方”，未有践行的意志和力量，他的远方只停留在远方难以靠近。因其有远方的灯火让我们看清他的来路。

连根纠结于新旧文明、红香囿于情感压抑、马全挣扎于生活困顿、孙二孔伤于好高骛远未能脚踏实地，他们的年龄、身份各不相同，却都身处困境，其原因是双向的，既有时代的也有个人的，作家都以宽广的胸怀、深情的目光，关切他们的生存困境、体恤他们内心的疑难，祝福、呵护他们生活的希望。

二、世道规约的命运

世道是人心的世道，人心是世道中的人心。世道人心之所以招引古今中外的作家们孜孜不倦地探究、表达，是因为随着历史的演进世道在不停地更新；人心本来就是一个色彩斑斓的海底世界，且随着世道更迭心灵的景观也在辞旧迎新。《雾似的村庄》乃东一家的悲剧命运与其说源于时代的变迁倒不如说是丑陋的文化心理所致；《大鱼、火焰和探油器》九果一家遭遇历史的碾轧和权力的胁迫，展示了人心畸变的过程和因果；《我们分到了土地》刘红兵一家的命运被历史的列车在拐角处尘埃般甩出；《跟你说说话》以慢镜头呈现王大手一家在时代大潮下的生存状态和心灵疑难。他们的命运由世道规约或人心所致，抑或二者兼备。

《雾似的村庄》是对故乡的审视和反思，感情复杂爱恨交加，如莫言所说“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好汉最王八蛋”。齐周雾村单门独户的乃东杀了霸男欺女的汉奸（强奸了乃东的妹妹）投奔“八路”，因杀敌彪悍骁勇提升为团长，他却因不忍心杀人解甲归田，追求“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本分日子。可他的老婆孩子一一离他而去，老婆神秘地死去，善良的大儿子（盲人）乞讨遭辱而死，老实巴交的二儿子被仇人（汉奸之后）暗害，天才三儿子偷拆邻家的收音机被打得阵发性迷糊（疑是癫痫），考上北大后走失，美丽的女儿冲破重重“围猎”远走他乡，最终剩下他孤老一人也逃离家乡，不知所踪。他如果不离开部队境况会怎样呢？还有人敢欺负他单门独户吗？他当年的警卫员已在省城的小洋楼里安享晚年呢！感叹乃东一家的命运之余，止不住心寒，一个人放弃凶猛的杀戮追求平常踏实的生活，全家横遭灭顶之灾。轻是非曲直重恩怨情仇的集体无意识，屈强凌弱、丑陋的劣根性滋生可怕的丛林生态，善良本分的人存在空间逼仄，以致容身之地难寻！作家隐忍又深及骨髓地解剖、批判了农村陈旧文化的腐臭与丑陋。

如果说乃东一家毁于陈旧文化心理的劣根性，那《大鱼、火焰和探油器》九果一家人的遭遇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九果父兄的凄惶命运受血统论规约，老辈人勤俭治得一份殷实的家业却成了罪证，被划为“黑五类”低人一等，父母忍气吞声挨日子，哥哥忍辱入赘他乡。九果赶上好时代赦免了“黑五类”的身份，却被满口仁义的村干部胁迫、诱骗为其儿子顶罪，坐牢的黑锅永扣在背上。村干部别说兑现承诺，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九果陷进连父兄不如的命运，他绝望、悔恨交加彷徨于自杀边缘，心生强暴村干部女儿的邪念。九果的父兄遭难于政治论伦理的荒谬，其本人毁于权力的阴暗，不幸和灾难总是落到弱者的头上？强者总能风雨随意、逢凶化吉？文中的大鱼和探油仪等意象，隐喻命运无常、自我难以捉摸，其走向多由无形的外部力量掌控。《我们分到了土地》讲述时代运转的拐点——土地到户，刘红兵一家命运的剧变。土地历来都是农民的命根，怎样分配土地事关每个农户的命运，而决定命运的却是“抓阄”——一粒纸团包裹全家人的命运。“爷爷”郑重其事，特意去学校给孙子刘红兵请假，让朝气蓬勃的孙子“抓阄”以期破除命运的“魔咒”，最终还是被“魔咒”套牢。再者，马宁宁与刘红兵殊异的生命境遇根源是他们的“基因”，不同的“基因”注定他们难以抗拒的天壤之别的命运。重大与轻微、偶然与必然，规约普通人的命运令人唏嘘感叹，昭示命运之诡异，由一种隐秘的力量支配，自我抗争几近徒劳。

《跟你说说话》是对时下农村生活样态全景式、从容扫描：叔叔做生意赚钱后无情无义，抛弃农村的妻子，在城里另娶新欢，致使前妻自杀；身无长技的母亲和姐姐为了生存、为了钱，廉价出卖灵魂和肉体；爸爸宁愿铤而走险也不愿束缚在土地上，与爷爷以土地为命根、侍弄土地为宗教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示两代人的生活观念的变化和差异；爷爷因劝阻叔叔离婚无效给婶婶下跪，以及耕牛的病逝预示着传统伦理与农耕文明的日暮，这一切如油画般一幕幕徐徐展现。小说弥漫着浓雾的哀愁和困惑：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怎样与时代相处，怎样对待传统伦理，怎样挽留我们的故乡？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得不思考的急迫课题，这不仅关乎每个农民的命运，也关乎乡村何去何从！

作家不是挥舞刀光剑影，而是细声慢语娓娓道来，探究历史（时代）的运转、人物的命运和心灵的秘境，探究的目的不是抨击、揭丑，更不是用凄惨的故事赚取眼泪，而是怀着治病救人的善意认知病疴、提请大家激浊扬清和自我反思，改善社会生态更趋合理，净化心灵、提升精神质素，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使我们生活得更美好、社会更和谐。

三、苦涩的温暖与诗意

一位优秀的作家兼具思想家的头脑和孩童的心灵，用头脑思考和省察人类生存真相与世道运转背后的秘密，以童心感受发现世界的美好与诗意，因而作品包涵思想深度和审美情趣。钟鸣鼎食之家的曹雪芹沦落到香山脚下举家食粥，他对人世繁华烟云观若洞火，依然葆有童真的心灵，因而成就了伟大的《红楼梦》；鲁迅思想之深刻历经百年无出其右者，而他依然怀抱童心，《阿长与山海经》《社戏》无不如此。作家张炜说，童心就是诗心、是文学的核心，标示着纯正的文学趣味。排除其他因素，一位作家是否葆有童心的确显示其作品的审美价值高下。刘玉栋是富于童心的作家，《给马兰姑姑押车》《月亮舞台》等篇什都是以儿童视角和儿童生活为内容的作品，发掘和表现苦涩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和心灵，汁水饱满诗趣充盈。

《给马兰姑姑押车》以抒情诗的语言，描述小学生刘红兵给出嫁的马兰姑姑押车以及前后的情景，简单的故事洋溢着乡村淳朴敦厚的人情美、心灵美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刘红兵经历预期、被遗忘和后来又被确认的波折，终于如愿以偿坐上马兰姑姑出嫁的喜车，将得到丰厚的回礼：甜美的果子和哗哗响的票子，欢喜的小心脏脱兔似的欢蹦乱跳。因为过于激动头天夜里没睡好，在车上睡着了，待醒来后，预想的一切仪式早已完毕，虽然主家回礼一样没少，可他却没了想象的快乐而怅然若失。也许结果真的不是那么重要，精彩的是过程。刘红兵猛然长大，醒悟马兰姑姑登临喜车时的伤心痛哭，她获得新生活喜悦的同时，就要疏离原生家庭的亲情，得到必然失去。儿童心理描绘得一波三折生动饱满、纹理纤细丝毫毕现，诗意丰沛情趣盎然，耐人思索品咂。这是作家对童年深情的回望，对淳朴乡情的回味，对渐远乡愁的留恋，或许，浑金璞玉的童年故乡一直隐居在作家的心里。

小学生胖墩（《月亮舞台》）家遭遇意外之灾，父亲死于车祸，爷爷因过度悲伤去世，母亲为还债带着妹妹嫁给跛子，他与多病的奶奶一起生活。妹妹暑假后要读小学了，他想送妹妹一套像样的文具。暑假里他历经数次打工，因为年龄小不是受人欺负就是自己出差错，后来逮蛐蛐卖钱还是给奶奶买药了，他虽然未能实现心愿，他美好的心灵得以充分展示。胖墩有着敦厚的性格，不与咯嘣眼计较；他知趣懂事，为了不给妈妈的生活添麻烦，大多都跟妹妹在村外的桥下见面。胖墩的妈妈是农村常见的妇女，性格内敛、坚韧，忍屈负重，为了还清家里的债务嫁给一个残疾人，看似冷漠无视孩子和婆婆的眼泪，其实心里燃着一团火，包一顿饺子叫儿子去吃，还让儿子给婆婆捎一碗，时常将自己种的蔬菜送给婆婆。再者老鲁爷爷教胖墩捉蛐蛐与南方人教的迥然不同，显示生活观念的变化，也映带出社会生态的递变，褒贬隐含其中。

《月亮舞台》已不同于《马兰姑姑的婚车》，创作两篇小说间隔十多年，时代有了跨越性的发展，作家心境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不再是抒情诗似地回望原乡的童年，清风明月般脉脉温情，而是以少年胖墩的视角审视当下的繁荣与凋敝，虽说依然流贯着温良和善意，但书写内容与表现形式已有明显的差异。如写梦境：“一轮巨大圆形舞台一个手拿话筒，戴着礼帽，穿着燕尾服的小丑正朝我招手……小丑说：庄帅（胖墩的学名）同学来到美妙的月亮舞台，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我面红耳赤，急得不知说什么好，歪扭着身子，好不尴尬。小丑笑呵呵地说：你会跳舞吗？我摇摇头。唱歌？我摇摇头。朗诵？武术？小品？相声？我一个劲摇头。小丑皱了皱眉头说：那你为什么来到月亮舞台？”这样的场景有着浓厚的隐喻色彩和象征意味，现实生活中一些拥有显性、变现技艺者走红，而那些胸怀众生、为人类长远之计默默劳作的人却身处尴尬境地，所隐含的价值判断和批判意识不言而喻。其次，老鲁爷爷带胖墩侍弄根雕，表层可以理解为少年才具的展现，而作家选择根雕别具匠心：“根”启迪读者更深层的联想，根是一株大树的命脉，文化的根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一个人的根扎在哪里就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老鲁爷爷是胖墩的根。有着精神支撑的胖墩遇到疑难或身陷困境，不是低头徘徊而是仰望星空，显示文化内化产生的力量，也赋予文本晴朗的诗意，开阔了读者想象的空间和思索的余地。

总之，刘玉栋的创作具有与人为善的根，其作品是根基生发的枝干结出的果实。他以良善、赤诚的胸怀拥抱流动的生活，感受和发现人们心灵的悸动与疑难，揭示新旧文化的冲突与命运的枢机，其目的是让读者获得深层的认知、理解和宽容的能力，唤醒沉睡的生命力，弹拨尘封的心灵琴弦，悲悯和体恤笔下的生命。因着良善的根基，作家没有疾言厉色言语，而是氤氲着温厚与不忍情怀，化作儿童纯真的目光与星空对视、打量人世，滤去丑陋与污浊，营造纯净的诗意，描绘平和、温馨、充满爱意的生活图景，呈现出圆融的艺术风景。如果误读为刘玉栋不够“生猛野性”，是未能领会他的良苦用心，岂不知敦厚的诗意是他追求和经营的艺术境界。当下文学，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之间严重失衡，多以夸大恶、丑和恨为能事的情势下，刘玉栋秉承经典性人文情怀，养护和持守善与美，炖熬纯正的文学趣味，担当起“肩住黑暗的闸门，把他们（读者）送到光明的地方去”的责任；也是作家看透生活依然热爱它，才小心翼翼发现和呈现善和美，彰显温暖与诗意。因而他的诗意不是飘逸的轻风而是富于质感的晶体。

[作者单位：山东省曹县东杰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