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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刘震云的小说创作具有风格的恒定性，《一日三秋》将此又一次集中呈现了出来，这些风格可提炼为几个关键词：“一地鸡毛”“巧合”“话痨”及“拧巴”。《一日三秋》继续书写普通个体的生活遭遇，仍然秉持了“新写实主义”的“一地鸡毛”式书写。小说在生活流的叙事架构中经过了高度提炼，使文本极具戏剧化，呈现出高度的“巧合”。《一日三秋》延续了“说话”主题，人物不停地言说，尝试交流，达到“话痨”的地步，但交流的结果却是无效的。最终小说形成一种独特的叙述风格：“拧巴”。

关键词：刘震云 《一日三秋》 “一地鸡毛” “巧合” “话痨”

刘震云的小说创作周期较长，涉及不同主题和不同风格的写作。但在多年的写作中，刘震云也形成了一些较为恒定的风格，这种创作的积淀和风格的叠加形成了鲜明的辨识度，他的创作也可以提炼为几个关键词：“一地鸡毛”“巧合”“话痨”“拧巴”。“一地鸡毛”是刘震云一篇小说的题目，也是“新写实”风格的一种形象化概括，这一写作将普通人的日常琐屑事务作为小说的叙述主体。刘震云的小说具有典型的戏剧化特性，戏剧化是指向作品精心的结构布局，故事的精心讲述、巧合的安排、矛盾的设置等，戏剧化也为其作品的频频“触电”打下基础，戏剧化最终滑向文学的影视脚本化。“巧合”则是作者为达到一定目的而极端戏剧化的安排。“话痨”是刘震云小说对“说话”重视的形象表述，对话构成了刘震云小说的一大特色，人物不停地言说，尝试交流，唠唠叨叨、没完没了，但即便这样，仍无法实现真正的沟通。这种无效的交流最终形成了一种“拧巴”效果。“拧巴”就是人存在困境的隐喻，是作家哲思的独特表达，这也是其作品最大的特点之一。这些特点是刘震云多年创作的累积，而新近作品《一日三秋》①则是这几个关键词的又一次集中呈现。正如王干所言：“这部小说也是刘震云多年小说创作的结晶，能读到《塔铺》《新兵连》生活的原生态，也能读到《故乡天下黄花》《温故一九四二》的苍凉和历史的痛感，还能读到《一句顶一万句》的语言峭拔。”②从一部作品能窥见多部作品的影子，足见其风格的延续性和恒定性。

一、“一地鸡毛”：“新写实主义”的范本

刘震云的书写向来聚焦普通个体的日常琐事，这和多年来文学注重书写典型人物、描写宏大事件、追求宏伟主题形成了对比。在刘震云的作品中，凡夫俗子、家长里短、鸡毛蒜皮成为小说叙述的主体内容，小说人物可以说并不具备典型性，而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所述事件也是每位个体日常所遭遇的生活，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地鸡毛”书写。这样的写作也提供了一种“新写实主义”的范本。“新写实主义”的主要特点是“作品中所呈现的世俗生活有一种毛茸茸的原生状态的感觉”③。概而言之，就是聚焦日常生活琐事，反映普通人的儿女情长、家长里短，追求一种生活的“原生态”。刘震云是“新写实主义”流派的重要一员，他早期的代表作《一地鸡毛》正是这一书写的范本，作品书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流水账一般记录了小林一家的日常生活，人物是妻子、孩子、保姆、单位同事，事件就是衣食住行、买菜做饭、单位的恩怨是非。“一地鸡毛”正是刘震云整体书写的一种写照，“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这样的小说开场，和那些经典巨著的开场风格完全不同，却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这部作品也为作家奠定了基调，成为其后创作的主要方向。

刘震云接下来的创作虽涉及军旅、官场、乡土、历史、生活流等多个主题，但都有“新写实主义”的基调。《温故一九四二》书写历史上的大饥荒，具有较宏大的历史背景，但是落笔于“我姥娘”“我花生二舅”等个人，以此为几千万灾民的代表，记录了这场几乎已被遗忘的灾难。刘震云的“故乡系列”也是聚焦普通个体的作品，同样具有“新写实主义”的品格，《故乡天下黄花》书写几个重大的历史时期，选取的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在村庄舞台上表演的也都是最为普通的人。《故乡面和花朵》将历史人物进行了“转世”书写，进一步凸显了这种日常生活特性。在这些“故乡”系列中，人物斗争是常态，其目的却离谱地简单，为了“头人”，为了“夜草”，为了“权力”。《一腔废话》书写一条街上住着的修鞋、搓澡、卖杂碎汤、当“三陪”、捡破烂的一群富于幻想的人，《我叫刘跃进》书写农民工刘跃进遭遇的一系列事件，《手机》通过家庭婚姻这种日常事务来写文化阶层的冲突，等等，都具有很深的现实关切，并未完全溢出“新写实”的范畴。

刘震云后期的作品也有此特性。《我不是潘金莲》书写了遭遇失败婚姻的女性，从为自己正名到不断信访，从杀人的冲动到几十年坚持同一行为所具有的仪式感，平实而又荒诞，但基本的事件概括起来就是一位经历了一场离婚案的女性的经历，稀松平常，极为普通。《一句顶一万句》书写女性出轨而引发的婚姻悲剧。婚姻出问题之后，女主人公庞丽娜试着去接触另外的异性，结果发现两人“说得着”，由此才有了牛爱国在宾馆抓住现行的结果，之后的庞丽娜便背上了“破鞋”的骂名，这也不是什么惊动天地的大事。《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书写的人物从官员到务工人员，职业经历、社会地位各不相同，却都面临着最为现实的生活。小说与反腐有关，整部作品是现实与荒诞的统一，所触及的问题都很具体，如拐卖妇女、骗婚、官员腐败等，所有的故事最终通过腐败这一线索曝光终止。这种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深度介入书写，也是一种“新写实主义”的延续和深化。

《一日三秋》依旧是“新写实”的范本，“所有的故事无不悲欣交集，无非家长里短”④。与《一地鸡毛》相比，两者的很多内容十分相似，《一地鸡毛》的中心故事很大程度上是“吃饭”问题，《一日三秋》也用较多笔墨书写了“卖猪蹄、吃猪蹄”的场景。《一日三秋》虽然经过了精心构思，以画作引出人物，且文中还加入了魔幻色彩，但是最为本质的还是普通的生活事件。作家以一幅画作入手，从中挑出了几个主要人物来，围绕几位主人公身边出现的人物，依然是最最普通的个体，他们有开车的、扫大街的、开饭馆的，串联起几个家庭的人生经历和故事，把世人被忘却的情感和心事复刻出来。这些人物、职业、故事，正是刘震云在其他小说中反复出现过的。在对小人物日常生活的书写中，保留了刘震云一贯的坚持。

可以说，刘震云真正地提供了一种“新写实主义”的范本。不过，“新写实主义”创作并未放弃对小说技法的探索，对各种新形式和新技法的追求和自觉运用也是这一流派的重要特征。刘震云也一直不乏对小说形式感的追求，他的小说虽然语言朴实，思想深刻，但丝毫没有陷入一种枯燥社会文本的体例，荒诞、幽默、冷峻、絮叨等呈现效果都是得益于这种有意的技法探寻。刘震云的创作时时在尝试技法层面的创新。比如《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前面几十万字都是序言，后面几千字才是正文，有噱头成分，更有艺术创新的努力成分，这些都是一种形式创新的尝试。尤其是最后正文的圆场，几个素不相识的人关联起来之后，整部小说批判力度与荒诞感就越发凸显。此外，这部小说中有些章节仅有一句话，用这孤零零的句子完成了上下文的承接，意味无穷。同时，在叙述过程中有很多留白和中断的叙事也是其创新的努力，很多人物的命运没有了下文，这种留白的艺术也有实验性，诚如他自己所言，小说的空白和间隙，是他进行的新试验。空白和间隙越多，荒诞之感也就越强。

《一日三秋》依然有形式上的探索，小说尝试以画入文，并将中国的聊斋志异式的本土“魔幻”叙述融进小说中，多少有一种探索的意味。正是这种在平铺直叙中加入先锋元素的书写模式，让简单的故事在不经意间的形式创新中生发出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总的来说，刘震云的小说是一种生活流叙事，但是生活流的叙事却经过了高度提炼，也就更具戏剧化，戏剧化最为极端的表现，就是重重“巧合”的设置。

二、巧合：“看点”的设计与营造

刘震云的小说在生活流叙事之下，有着强烈的戏剧感，构思上具有很明显的戏剧化倾向。戏剧化指向作品精心的结构布局，诸如故事的精彩性、巧合的安排、矛盾的设置等。小说的故事情节经过反复的精心设计，不断制造巧合，形成“看点”。“看点”本身就有一种视觉化的意味，可以理解为一种剧场化和视觉化。“看点”既针对文字读者，也面向影视观众。戏剧化是形成“看点”的根源，戏剧化也为其作品的频频“触电”打下基础，戏剧化最终滑向影视脚本化。

“巧合”是刘震云小说最大的看点。所有的故事都高度的巧合，很明显能感觉到一种刻意的操作。比如《我叫李跃进》中，民工钱包被抢，找包的过程中，他又捡到一个包，而这个包里藏着惊天秘密，牵涉到上流社会的几条人命。于是几拨找这个包的人马，又开始找刘跃进，因为一个钱包，更是因为巧合，一位民工的命运变得跌宕起伏了起来。有论者将这部小说归为“电影小说”，指出小说整个构架情节离奇，巧合丛生，“无巧不成书”。“巧合”与戏剧化影视化有着天然的勾连。又比如《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用一件事将几个毫不相关的人关联起来，高度巧合，增强了戏剧性。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地域不同，阶层不同，却因一连串的腐败事件联系起来，通过几个毫不相干的人物的偶然关联，作者写出了命运的奇特性，故事最终编织的是命运纠葛的大网。⑤故事虽然普通，但最后几个毫不关联的人因着特殊的机缘互相有了关联，小说一下子就有了更大的荒诞感和深意。看似荒诞，实则必然，因为这正是时代的畸形，导致命运的荒诞。小说延续了刘震云一贯的创作风格。

由巧合导致的戏剧化在《一日三秋》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小说依然有一个关键的串联点，“花二娘”，这一传说人物串联起不同家庭的人生经历和故事，把世人被忘却的情感和心事复刻出来。此外，小说还有一层复线叙事，形成了互文书写，这就是对戏剧的援引。一方面，直接用剧团这样的故事场景，让戏里戏外共同叙事。比如樱桃在戏里与李延生扮夫妻，现实中嫁给了法海扮演者陈长杰，这种巧合别有深意。另一方面，聊斋志异式的中国本土“魔幻”叙述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戏剧化。小说中穿越回到宋朝的情节首先是戏剧化的手段，其次才是寓言化的需要。

《一日三秋》中，家长里短、爱恨情仇这些俗人俗事，仍旧充满了戏剧性，经过作者巧妙的勾连，看似不经意却胜似鬼斧神工，高度巧合。《一日三秋》的很多细节指向的就是戏剧化和视觉化，以画入文、仙女“花二娘”的传说、豫剧《白蛇传》的引用等，都是如此。甚至在新书首发式上，已经有了剧场化的表达形式，这场“沉浸式”的首发式以微话剧演绎出小说中以附录 存在的一段完整情节，多名演员与刘震云登台，用朗诵、舞蹈、微话剧等艺术形式将小说中的人物立体呈现在读者面前，为新书亮相提供更具代入感、观赏感的剧场体验。⑥

在影视化之后，小说的这种“巧合”感会更加明显。刘震云的小说戏剧化成分十分浓郁，通过其精心构思布局，制造了不少的爽点和看点。这也为其小说频频改变成影视作品提供了契机。刘震云的小说《手机》《温故一九四二》《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等相继被拍成电影，《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刚出版就已经开始了影视化的讨论。为着影视改编的便利，会将小说高度戏剧化，强行设置巧合，故意制造矛盾冲突，凸显出卖点与看点等。在影片《我不是潘金莲》中，为了加大批判的力度，故意设置了蒋九的富人身份，而反观牛爱国，他去参加富人聚会一句话也不敢说，他跟踪老婆到酒店之后却因昂贵的住宿费而选择在门外偷听。除此之外，导演还故意设置了一个情节，那就是庞丽娜的理想是去欧洲旅行，这些似乎都指向庞丽娜的出轨是对物质欲望的无限追求所致。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这些都是影视化的创造性发挥，根源却是小说本身戏剧性所具有的潜在可能性。

这种追求戏剧化的努力带来了极端化书写，比如《我不是潘金莲》中的婚姻悲剧书写，就是为了追求一种戏剧效果而达到悲剧性无以复加的地步。影片快结束的时候，再度怀孕的庞丽娜提出让丈夫杀了自己算了，此时，她的女儿还在医院的病房里，她对此却不知情，这样的镜头语言，将庞丽娜的悲剧推到极致。由婚姻的悲剧，导演上升到人生的悲剧。当然，戏剧化有过度的成分，这种过分戏剧化导致了一种荒诞感，对其主题的表达有一定的效用，但过分视觉化的文字或多或少会损害语言本身的魅力。《一日三秋》虽然还没有传出影视改编的消息，但是文本已经呈现出浓郁的视觉化倾向，影视化应当是必然。

“一地鸡毛”式的书写和戏剧化的追求是刘震云小说表层特质，在更深层里，则是生活流之外的哲思。“刘震云对琐屑生活的讲述，有对‘哲理深度’更明显的追求，也就是对发生于日常生活中的，无处不在的‘荒诞’和人的异化的持续揭发。”⑦刘震云对“说话”的近乎疯狂的迷恋，根源就是一种个体存在困境的探索与表达，是对哲理深度的追求，也是对人被话语绑架而异化的一种直观呈现。

三、“话痨”：交流困境的俗化叙述

刘震云的作品关注人的存在，这种存在涵盖从物质到精神的各个方面，他用交流困境来具象化存在的困境，而“话痨”一样的交流努力，则是用俗化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刘震云的小说延续了对话体小说的体例，他的小说有一种强烈的“话痨”感，“话痨”本意是形容一个人的话多得没完没了，像患肺结核的人的咳嗽那么多。刘震云的小说最大的主题是“说话”，几乎每部作品都有“话痨”的特点，人物说话的方式和时机常常决定着故事的走向和后果。这从《一地鸡毛》就已经开始，小说中小林的入党问题，几次都被说话问题耽搁了，《官场》《官人》里，所有人的命运几乎都和言语行为有关，三部“故乡”长篇，人和事全部淹没在作家的随心所欲的唠叨中。⑧

唠叨构成了每部作品显著的特点，说话左右着人物的命运。《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仍有这样的风格，全篇多以对话体呈现出来，事件依靠说话推进，阅读者一路被人物对话推着前行，《一日三秋》仍然如此。《一日三秋》在宣传推广以及很多批评者那里被看作《一句顶一万句》的续集，这就需要先回顾一下《一句顶一万句》。《一句顶一万句》主要的情节线索是被戴了“绿帽子”的牛爱国为了复仇精心酝酿的杀人计划，穿插了几段分分合合的婚姻，但很快小说的主题就切换了，变成了一种说话的渴望，小说突出说话在生活中的分量。牛爱国寻找一个“说得着”的人，为一句话正名，由此也可推导出《一日三秋》的“说话”主题，延续了小说中用是否能说得上话来谈论人与人之间的交心与隔膜。《一日三秋》的主题依然是“出走”与“寻找”，寻找一个“说得着”的人。朴素的语言却有一定的深意，叙述力道丝毫没有削弱。

然而，这种达到话痨程度的对话并没有真正缓解个体交流的焦虑，相反指向更深层面的孤独，可谓灵魂的孤独。交流困境一般是哲理层面的问题，刘震云将其矮化、俗化。每个人都在拼尽全力说话、交流，由此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小说文本。几乎是对话在推动着小说的整个进程，几乎都是在说话，话匣子打开了就关不上。天南海北、东拉西扯，看起来是畅所欲言，其实离题万里。个体面对越是匮乏和缺少的东西，越是要追逐，需求替代和补偿，用这种话痨书写来补偿交流的匮乏。《我不是潘金莲》中，一个戴了“绿帽子”的人想杀人，其实不过是想在人群中找到能说上话的人，从杀人到折腾人，不过是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说话”，一件极其普通的事情，却成为超越其他所有事情的唯一追求。《一句顶一万句》将语言交流的功用上升到极致，人与人之间能够相处最重要的条件是“说得着”，而“一句顶一万句”描述的正是一种“话痨”状态：说得多却不一定有用。刘震云有一部作品就叫《一腔废话》，似乎成为这种无效言说的隐喻。

《一日三秋》中，人的孤独被无限放大，“刘震云想在《一日三秋》中写一些悲凉的情绪，写一种汗出如浆的不安，写一份冰凉入骨的恐惧……刘震云也更悲伤了”⑨，正是人的孤独和悲凉，让交流的渴望愈加被放大，即便穿越千年，也要完成这一举动。而交流的失败，则更加剧了孤独与悲凉，形成了一个悖谬性的怪圈，这是作家对人的存在的一种隐喻性观察。

刘震云小说的“核心部分，是对现代人内心秘密的揭示，这个秘密，是关于孤独、隐痛、不安、焦虑、无处诉说的秘密，这就是人与人‘说话’意味着什么的秘密”⑩。由此，“说话”成为小说的主体部分，也成为一种探寻更深层次问题的跳板。刘震云小说中不光“说话”是主题，而且达到“话痨”的程度。越是对话场景多、需求大，越是体现言说的无用和交流的困难，反复的言说反而形成了一种解构的力量，消解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具有一种解构色彩，这和“新写实主义”深受后现代思潮有关。刘震云很多小说的根本主题在于言说的困难，言说与聆听的沟壑无法跨越，不同个体之间交流与认同的困境。通过说话，作家在探寻一种主体的哲学问题，这是刘震云区别于一般“新写实”的地方，透过“话痨”的书写，探寻一种哲思，在浅表的生活流叙事之下，写出了“灵魂的深”。多而无用的言说困境已经显现出了一种“拧巴”之感，而这种在作品中所蕴含的土味哲思“拧巴”，几乎遍布在刘震云作品的每一个角落。

四、“拧巴”：生活与生存的辩证法

刘震云的小说具有独特的风格和强烈的标识度，而“拧巴”则是其最具个性的特点。“拧巴”是个流行于我国华北一带的口语词，它的意思很多，也很含混，除了别扭，互相抵触之外，还有纠缠、错乱、不合适、不对付等等。“拧巴”一词拿捏住了刘震云小说的魂。刘震云的创作被批评家和他本人冠以“拧巴”写作，这是对时代最好的描摹，也是对他作品较为精确的概括。无论是极简叙述中的戏剧成分，还是冷峻叙述中所蕴含的情感，抑或是那种话痨环境里的交流困境、笑中带泪的幽默、“一地鸡毛”中的生活哲学，都有“拧巴”的意味。此外，“拧巴”是一种生活的辩证法，相克相生，隐忍、反抗；“拧巴”指向的也是一种哲学观。说到底，“拧巴”指向的是一种生存状态、生活态度，是一种关于生活的辩证法。

“拧巴”蕴含着丰富的哲理，这是一种接地气的哲理。“拧巴”所蕴含的哲学是一种简单的生活辩证法，是一种相对主义，万事万物并非绝对的善恶好坏，而是存在大量的中间地带。比如“一句顶一万句”“一日三秋”这样的表达已经暗含一种“少”和“多”的辩证。将终极的生存哲理寄寓于最最普通的人事，本身就是“拧巴”的。《一日三秋》看上去是描写乡间人物的日常生活，但把戏曲、传说、梦境、算命等都联结和串通起来之后，带有了浓郁的寓言色彩。刘震云的书写是乡土文学那一大类，却不断触及形而上的哲思。这种具有乡土韵味的哲理表达导致了表述上的“拧巴”。

幽默是刘震云笔下人物的状态，这种苦难和幽默的对举，也形成了“拧巴”效果，自嘲也好，反讽也罢，是典型的笑中带泪，是一种“拧巴”的幽默。《一日三秋》很大程度上仍是在探讨延津人幽默的本质。在小说中，苦难的花二娘一直追求的，其实是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为了对抗悲伤。这种反差性凸显了笑中带泪的悲剧效果。伟大的作品，往往是笑中带泪或悲中有喜，以欢笑和泣泪为线索，表达对生命的理解。既是幽默，也是讽刺；既是魔幻，也是现实。《一日三秋》延续了刘震云一贯的风格，幽默而没陷入滑稽，批判而不沉重，荒诞而不虚妄，“拧巴”之后留下无穷余味。

刘震云的小说充满了黑色幽默，世俗生活所包含的哲理，及打破日常生活壁垒的想象力。刘震云写出现实与想象中的人性、土地、命运。很明显，刘震云也十分关注底层人物的命运，也有一种国民性的考察和反思，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味，这本身就是一种“拧巴”状态，又爱又恨也是一种拧巴，无可奈何、只能如此，都是一种窘迫的状态描写。这种整体的幽默感是一种最大程度的“拧巴”表征。幽默不是滑稽和搞笑，而是笑料中有深深的讽刺，这次他所讲的故事本身存在着荒诞和幽默，事情背后的道理存在更大的幽默，事物和道理之间的联系也很幽默。通过含泪的笑，达到批判的效果。在某种意义上，此作可看作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续作，但更讲求亦真亦幻，虚实相间。符合他所要描写的那一个群体的特点。

刘震云在形式上的表达也具有“拧巴”效果，他的书写秉持着后现代艺术的极简主义策略。简单的故事，重复的絮叨，通过重复来制造一种接收的张力。这也是一种“拧巴”。刘震云的书写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絮絮叨叨，而这种絮叨正是生活无奈和不连贯的最佳隐喻。简单故事的形式化处理就是如此，作家的感情调控也有这种味道。刘震云的小说看起来是将作者的情感隐藏的模式，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批判思维。作者采用一种情感极度节制的白描手法，用这种手法呈现一连串的事件，几乎看不到感情的介入，这种冷酷中更显示出叙述的张力，因为随着叙述的展开，小说的情绪已经展开，所有人的情感其实被小说独特的叙述方式所营造的氛围而激发，最终，大家反而能够感到情感的冲击。不过，这种情感的节制不代表刘震云的冷血无情，相反，刘震云有着一颗慈悲的心，也可以说有一种“哀民生之多艰”的意味，他一直在用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打量世上的众生。小说情感可以节制，但不可能绝对的零度风格，而是具有一定的叙事伦理，作家与作品无法摆脱现实介入的一面。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实际上也显示出作家们的一种叙事伦理，批判也好、启蒙也罢，都是对生活美好一面的期许和向往。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除了几个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在小说中的出场也颇具深意，小说出场人物众多，尤其是很多人的命运最终没有下文，这种故事的断线与缺场正是底层人物蜉蝣般存在的写照。几条断了线索的故事虽然耐人寻味，但并没有人会在意，这正是吃瓜群众的处世态度，喜欢看热闹，却并不真正关心在意他人，更进一层，这些突然消失的小人物既是被观看的对象，同时也是吃瓜群众的一员。刘震云其实还是用一颗慈悲之心，关怀这些冷漠的吃瓜群众。

也正是这种“土味”的哲思，让小说具有超越性，超越书写正是刘震云小说的独特价值所在。总体来看，刘震云的小说大多有一种超越文字表面的东西，文字极为平常质朴，很多是对话体，口语化，但是思想深度丝毫不弱，比如《一句顶一万句》是一种乡村叙事，但体现的是一种乡村书写的新面向，技法上凸显说话艺术的魅力，思想上展现人性的隔膜。小说描述了一种刘震云中国式的孤独感和友情观。作者用艺术的笔触描写了底层中国人民最真实的生活，有隐忍，有反抗，有绝望，也有光明。《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也有深意，文本的深层含义很多，联系他一贯的创作可以稍做梳理。比如吃瓜群众在小说中自始至终并没有出场，可似乎又时时在场。并没有在文中出现的吃瓜群众，其实隐喻的是每个人，小说中的个体看似毫不关联，实则被命运和荒诞的现实串联在一起，同理，现实世界里每一个人也是息息相关的，这也是题目的深意之一。再比如，有些章节仅有一句话，这是节奏的需要，同时也表现了岁月流逝的迅疾，生命的无常、无奈与无聊。这种表达模式在小说中还有很多，这正是其小说超越性的一面。类似的还有《我不是潘金莲》以及《一日三秋》等。很多作品正是通过这种“拧巴”的表达，达到对故乡、对人生的多维反思，实现主题的升华，在日常琐屑中抽取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实现了现实的隐喻和寓言化表达。

结 语

刘震云将生活复制进文字，用白描的手法复刻每个人的生活，这种“新写实主义”却意外收获了大量读者，刘震云的作品俨然进入畅销书行列，有些单部作品首次印数近百万册，这在当前的出版环境中实属不易，不过这并不完全是他降低了纯文学的身段换来的，而是源于刘震云的小说并没有设置太多的阅读障碍，多以口语化行文，并且没有削弱其思想深度，他的作品真切描摹了我们的生存境遇，触及了每一位读者的敏感神经。小说结束后，仍留给读者些许的思索，作品如同一面镜子，照见自己的灵魂，照见自己的孤独，照见社会的荒诞和“拧巴”。刘震云的小说往往在一种平铺直叙中突然扣住读者的心弦，因为在这里能看到每个人自己的影子，有每个人的日常遭际，每个人面对的生活困顿、尘世的无奈、精神的寂寞，在生活流叙事的浅表之下是“灵魂之深” 的书写。“无法即为万法”，“新写实”最终能流变为一种通俗写作模式，刘震云能转型为畅销书作家，可能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种子，也算水到渠成。

[本文系“四川大学川大学派培育资助项目”成果]

注释：

①刘震云：《一日三秋》，花城出版社2021年版。《一日三秋》推荐语。

②朱栋霖、吴义勤、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1915-2016（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8页。

③申霞艳：《刘震云长篇小说〈一日三秋〉：小说的明与暗》，《文艺报》2021年8月27日。

④黄轶：《在“华丽”与“转身”之间——评刘震云〈我叫刘跃进〉》，《扬子江评论》2008年第1期。

⑤刘小波：《“吃瓜”时代的“拧巴”写作——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长江文艺评论》2018年第6期。

⑥傅小平：《刘震云长篇新作〈一日三秋〉：把小说做成一场轰轰烈烈的世间大戏》，《文学报》2021年7月15日。

⑦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1页。

⑧马俊山：《刘震云：“拧巴”世道的“拧巴”叙述》，《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6期。

⑨韩浩月：《看见刘震云的老练与悲伤——读长篇小说〈一日三秋〉》，《文汇报》2021年9月5日。

⑩孟繁华，《“说话”是生活的政治——评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文艺争鸣》2009年第8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当代文坛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