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本文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书稿绪言节选第三部分。绪言大致分三部分介绍有关文学批评的观念和立场、当代文学批评和批评史的学术学科建设观察与思考，以及当代文学制度视阈中国家文学权力机制对于当代文学和批评实践的制约性影响。第三部分是从国家文学的制度刚性规范上，扼要阐明中国当代文学的政治体制特征、权力机制特征及简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撰写的思想大旨和基本目标。

关键词：文学批评史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 国家文学 作家协会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立项研究2，意味着文学批评、批评史和相关学科建设的讨论3，最终的结果之一将落实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理论专著的撰述。如何确立、构建这一部专著的核心概念、系统逻辑、脉络结构、论述体例等，首先需要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性观念及历史系统描述，并以此建立批评史的专业研究基本视阈。以下略述阐明本书（《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要旨和论点。

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文学生产、文学传播、文学评价、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及由此关联构成的文学整体和文学结构系统，最鲜明、最突出的一个宏观表现特征，就是政治刚性规范的制度制约性。这一政治刚性规范特征的系统要义是国家制度的顶层设计，国家权力的全覆盖即全面和直接的介入与干预，政治利益首位即政治的“底线”和“红线”不容逾越、置疑和挑战，文学生产链、生产全过程及其中要素环节（从资源、传播到评价、研究以及市场或专业利益等）都须考量并受制于其中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概言之就是国家权利的制度规范导向、制约和支配。国家文学制度的型塑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显性特征和政治特征，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演变的根本力量和内在逻辑呈现。4

政治刚性规范的核心主要表现为，文学的领导权归属于国家权力。国家权力对于文学的领导权，既是一种国家制度的宏观设计，也是一种体制和机制的结构方式和运作方式；特别是在组织结构和机制运作的实际形态及操作实践上，国家文学的领导权体现为一种全面覆盖、上下贯通、实施落实、领航定向的国家—社会—个人利益关联、有机组合的共同体，有着绝对权威。在观念上主要体现为意识形态的思想导向和引领，在实践中体现为权利的具体分配，包括权利的分层（纵向）、分类（横向）及交叉上的不同投入与平衡配置。文学的国家领导权既是最高权力体现，具有观念价值内涵和理论形态的意义，同时也能直接落实为具体可控的操作手段，产生现实政治的功利效能。这种文学史、文学整体系统的政治特征和制度特征，是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为国家文学的根本原因。

略详言之，所谓领导权就是政治制度上的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5，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方式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道路，目标上的国家民族文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和为人类文化文明的贡献6。中国当代文学传承了现代新文学以来左翼文学、延安文学的历史脉络和发展经验，落实为新中国文学的制度建设和道路实践，直至开创和进入了21世纪和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在此历史和现实的文学实践过程中考察制度规范及组织特征，就能清晰判断并深刻理解文学系统成为国家体系（首先是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体系）的有机构成，并与国家体系（权利制度）形成关联相应的组织结构和构成方式的内在（政治）逻辑及其必然性。文学的组织结构及权利分配具体化了国家文学的制度设计。文学系统的权利分属于各行政层级和相关组织机构，直达权利分配的下游和末端。即文学的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根本上受到国家利益至上的制度刚性规范和制约。这种国家文学的宏观政治制度具体有着多方面的典型体现，且以中国作家协会制度为具体案例进行简要分析说明。

中国作家协会（前身为全国文协即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是诞生于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后的重要制度安排。全国文协系统的组织规范及建立，与新中国成立几乎同步（时间上甚至更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正式成立），可以视为国家文学（文艺）的制度形态和制度建设的实践肇始。就协会组织与作家个人关系而言，作协是国家各行政层级的文学团体机构对于作家个体的组织化和身份归属认定。作家个人的自主专业行为不仅有了组织归属，而且从此可以成为制度保障的与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直接相关的特定职业。由国家权力制度赋予作家身份的权利合法性，这是前所未有的权利身份政治，暗含有作家权利地位拥有了体制合法性所认可的溢出性社会功能；意味着作家个体的“特权”获得与其前置的权利约束之间形成了双重利益关系，诠释了在文学和社会不同领域中作家的权、责、利相互关系。因此可以说作协制度是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最大的权利赋能组织和资源基础来源。同时，作协也就承担了国家文学的人力资源和生产组织的责任，包括文学的一般社会机制功能。其中首要的当然就是文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责任及国家利益关切。作为专业团体的作协所承担和行使的其实是国家制度赋予的责任和权利。作家会员个人也就成为这种责任和权利的有机构成。这种角色概念和功能决定了当代文学的权利逻辑和作家个人的命运逻辑。作协和作家之间的关系绝非仅是专业团体和专业人员的纯专业关系、或非功利关系，也绝非传统概念的所谓同人社团及成员个体结社性质。国家制度设计定性了作协作家关系的政治性内涵，同时也给出了这种关系中各方的权利边界。任性自由的破界越轨——从国家政治权利上定性，就是僭越或侵害国家利益——将不会被允许或容忍。由此可以明白文学界、文学共同体、文学领域或“文学战线”内部的政治斗争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以及斗争的激烈性和尖锐性的程度。这不是用个人间权利冲突可以充分解释的文学史常态现象。可以说不理解这种现象的实质，就不能深刻理解，甚至陷入庸俗理解当代文学史。而代表这种常态现象和“斗争”的具体、主要的形式，最多或常常就是文学批评。甚而言之，国家政治的社会舆论风向标往往就是文学批评7——由个体而至全体，文学批评（广义的文艺作品和文艺活动等）具有并发挥着社会和政治的全民动员作用。

其次，从组织制度结构上看，作协制度本身构成了一个上下分层、级别分明、权利分属的等级制度系统。这一系统几乎对应了国家政府行政管理权利机构的层级制度结构。除了中国作协外，次一级还有中央直属部门系统作协建制（如中国煤矿作家协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学艺术联合会下辖有兵团作家协会等）；在作协制度最完备的省市，省、市、区（县）都有相应级别的作协团体组织。文学生活和文学动员的影响力可以从中央直接贯彻到社会基层和日常生活。可以不太夸张地说，以作协组织机构的分布生态而言，中国社会堪称文学社会；文学生活构成了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及方式。21世纪网络生活和网络文学形成主流趋势后，在中国网络作家协会和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网络文学中心成立前后8，迄今已有超过20个省级网络作家协会和网络文学委员会等团体组织相继成立。作协组织机构的社会全覆盖性正是当代文学制度建设的缩影和最新版。作协制度在网络时代的延展体现了国家文学权力的边界得到了新的制度保障和具体落实。同时结合国家的网络管理制度，网络文学同样纳入到了宏观制度规范之内，而不仅是网络文学组织机构的专业体制化。

在文学传播和评价机制方面，作协的功能作用同样举足轻重，甚至具有决定性。从传播和媒介的角度看，一切文学现象可以说都是传播现象和媒介现象。传播和媒介决定了文学意义的阐释与形成，决定了文学价值的实现方式及程度。在一般观察和理解上，文学传播和媒介的权利显然并不全部掌握或集中于作协系统，作协的权力之手也无法掌控、影响到所有的传播过程和环节、所有的媒介和工具。在文学传播的历史实践中，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传播工具、方式和渠道都由国家单位直接掌控，文学发表和出版机构都是国有企事业单位。中国当代的传播和媒介制度构架迄今并无改变。只是到了网络时代才发生了宏观面上的重要改变。虽然国家权力并无后退，但网络媒介包括自媒体借助于技术手段和制度缺位，夺取、拓展了新生的传播权力和传播空间。这在某种程度上深刻而全面地改变了传统体制的传播方式、机制和力量对比的权重，由此直接影响到了传播效果即传播价值的实现。这意味着技术支持的传播革命已经改变了当代文学的传播历史，进而必然会影响和改变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价值判断。9在这样一种全局性的根本挑战面前，权力博弈之激烈尤其需要借重制度规范的约束和引导。作协的角色担当正在于国家政治权力和文学社会生活之间的关键枢纽，作协的文学专业性和评价权威性能够产生决定性的作用。需要有专业和权威的力量对冲、规约文学传播中的消极乃至破坏性趋势，引导、鼓励健康多元文学新生态的形成。在此意义上，文学评价就是在传播过程中以审美导向、价值导向、利益导向，甚至奖惩手段产生和达到影响传播结果、塑造文学价值观的目的。作协组织主要正是通过评价机制将文学传播资源全面有效地演化成为作协主导的国家文学的资源基础——作协承担国家权力使命行使的最重要的文学评价方式是国家文学评奖（如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实质就是国家文学奖），所以作协的文学评价（以国家文学奖为核心）的传播价值溢出效应非常明显，通过评价和评奖产生出了远超文学自身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利益的增值效应。如果主要从文学制度上看，作为一种机制运作的作协文学评价评奖，形成和产生的是百川归流、分流入海的价值导向、价值示范的文学坐标体系作用。这种评价评奖所拥有的文学价值话语权和利益分配权，根本来源当然就在国家权力赋予作协的制度合法性及权威地位和资源支持。因此，文学传播（如发表和出版）和文学评价（如评奖）构成一种关联性、连续性且相辅相成的制度实践和机制操作的统一体系；传播即评价，评价和评奖也是传播，两者互动，相向而行，同步进退，荣辱与共。至于作协的评价评奖权威地位，则高高立于制度设计的权力金字塔顶端。

最后可以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一般方面来看。通常多以为创作和批评都是作家批评家的个体自由文学行为，不过所谓个体性和自由性并非没有制度权力、体制机制的约束和制约。如果说作协的组织体制、评价机制能够形成对于作家创作的强大引导力和规约性，文学批评的权利机制则显得相对松散和分散。传统纸媒时代的文学批评可以说多是权力意志的体现，文学权力也不能不受制于政治权力。但在网络时代，批评的专业性和政治性已被社会和自媒体的文学舆情、大众批评所冲击甚至所左右，体现出网络时代的文学社会政治权利生态的重新组合。最明显的变化是，以往的学院专业文学批评的影响力事实上已经极度萎缩，基本上仅作用于狭隘的文学专业圈和高等院校，虽然掌握着学术话语权，俨然文学精英阶层，但脱不了自娱自乐的学术自嗨。维护这种学术专业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等级，倒还不能不依赖于传统的人文和文化观念。相较而言真正能够发挥文学批评影响力的，更多是作协系统和媒体系统的声音。10原因很简单，也就是在制度层面，作协和媒体批评是直接代言国家权力、同时又是直接面向社会的声音，批评价值的有效实现远高于学院批评。再略严格区分一下，其中的媒体批评或者更多发挥了批评平台的功能，并无自身专业资源，不能真正成为批评活动的独立主体和创造主体。可见批评领域和批评力量中的最大势力还是作协系统的文学批评。如果还将作协的上述其他功能整合考虑的话，文学批评纳入文学整体的权力体系中，作协的批评权力地位完全无可撼动。此外，与创作和批评相关的文学政治、文学社会活动，包括国际交流等，几乎也都由作协主导或主持。作协甚至还承担、兼顾到了作家个人或下属机构的生活医疗及福利待遇等的责任和关怀。可见作协的文学社会角色功能形同“文学政府”的实际存在了。11

概而言之，这种国家权力制度规定所全面支配的文学，尤其是文学的体制和机制，就是典型意义上的国家文学。国家文学是对文学宏观政治特征的一种性质概括或定义，突出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区别性历史特征，理论上可运用于较长时段、文学史的概念描述和判断依据。

但是，国家文学的整体统一性、价值一致性甚至审美趋同性，固然揭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制度和政治权力或隐或显产生的终极制约性和决定性，同时也强烈启示和警示了对于当代文学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思考必然成为学术研究的关注和着力重心。国家文学或许能够解释文学现象、文学生产和传播过程的制度刚性成因或根由，但不可能充分阐明具体个案现象和过程的特殊性——历史恰是由无数具体个案形成的；特殊性串联、合力成就了历史的宏观共性，甚至规律性。所以，国家文学的历史观念和基本逻辑不是也不会是问题的终结，而更应该是历史和理论研究的开始，严格说可以视为一种挑战。假定历史的必然性甚至终点已经显现，历史研究则有助于提升认知的准确性、过程的合理性、价值实现的最大化，乃至有可能直接影响和作用于历史的必然性（某种程度上的圆满性、完善性或理想性的目标）程度。

扼要聚焦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学批评的两方面问题。首先是制度实践的刚性与随机性的问题。其次是专业实践的理论性（普适性）与政治性（功利性）的问题。

国家文学所强调的首先当然是文学制度的刚性，但是，制度刚性最多遭遇到的是文学实践过程特别是实际问题的挑战。也就是说，国家文学的问题首先是制度实践问题。制度规定须有实践可行性，制度刚性须能落实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并为实践提供支持和保障，实践才是检验制度真相，特别是制度的真实性、正确性和合理性的标准。因此，文学史、批评史研究的问题，往往并非一目了然的制度刚性的显性现象，而恰恰是制度实践中的随机性现象和问题，或者说更多是制度刚性与随机性的纠结与缠绕的现象和问题。我们面对的总是现象和问题的潜在复杂性。在此意义上，刚性的、纸上的、理论上的、抽象观念上的制度或许并无太大意义，可以视为并不或有限的真实存在；有意义的真实存在只能是实践形态的制度，制度存在于文学的动态中。从制度的实践性、动态性来说，制度也是在实践动态中才能得到完善甚至重建。在制度实践中，看似随机性的现象，也许正是刚性制度具有、发挥出自身弹性、自我矫正、自我修复完善的自觉意识和技术功能。当然，制度实践是人为的活动，相反的倾向也一定会出现。也许对于制度的恶意毁坏和反动颠覆也是一种制度实践中可能发生的现象和问题。这就给制度实践研究、文学批评中的刚性和随机性的现象辨识、问题洞察带来了明显的困难和考验。文学批评是文学实践的最重要方式之一，也是国家文学制度刚性和随机性的主要显现方式，国家文学理论和批评史研究必须面对和解决包括批评实践在内的复杂现象和问题。

其次，在国家文学的全面影响下，批评史视阈中的论题、概念、现象的复杂性呈现，无不强化着专业学术辨识的重要性。这也许是当代文学批评史在学术上的最大关键。其中最突出和明显的常态现象，恐怕就是文学批评和批评史学术实践中的理论性（普适性）与政治性（功利性）的缠绕问题。这从耳熟能详的多数具体案例上就能直接感受和体会得非常深切。比如，意识形态性较强的概念，人性和阶级性，前者可谓概指普遍性，后者显然专持特定政治立场。如果认为阶级性也在普遍人性之中，人性主要体现为阶级性，那么人性论的政治正确性和理论合法性在实践中都是不成立、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此产生了：文学和文学批评中的人性究竟何谓？甚至，人的概念和形象在文学中也是一个歧义现象，“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是否有违阶级论和政治正确，或只是一种抽象人性论的形而上学文学观？还有延伸开去的人和人民、两者的人性和阶级性相通吗？理论辨识和实践使用往往总难合一，不仅总显龃龉，而且两相分离。由此成为常识性的理论经典问题，却也同时陷入了纠缠无度的经院式纷争中。在实践上这已经构成了文学批评的泥淖和畏途。近年人民性的再度提出和重释，则倾向于在文学政治、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多层面上进行概念的再度创新整合，且富于时代特征意义。有些看是较为中性的概念，如生活、创作方法之类，也并不纯是客观、技术性的涵义。“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等，究竟什么是生活呢？“到处是生活”“现实生活”“工农兵生活”“劳动生活”，种种生活，这些看似客观性的生活，其实更多成为一个主观概念和政治概念了。而且随着生活内涵的不同，生活观念有了等级之分，就像人物形象的级差一样——正面人物、英雄人物、中间人物、反面人物等，成为文学价值高低分层的依据——生活也有了正确与否、真实与否、价值高低的区分。客观的生活和生活的客观在文学批评和文学评价中，必须与生活性质即意识形态性的确认相关联，并且以后者为评价依据。客观中性的生活观往往会被视为错误的思想倾向，原因就在其未能突出生活的政治性，无形中就具有了非常危险的价值导向。“生活何谓？”也是文学批评、文学评价中的难题。至于创作方法概念，长期聚讼纷纭，迄今无法断案，事实上只能搁置内涵或一般技术性使用。犹如真实性、典型性之类概念，一度可谓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热词、关键词，虽然概念出身堪称经典，但共识依旧难寻，或还外增政治困扰，纠缠久了就生倦怠之心，终于难再有人耐心认真对待了。创作方法原本不仅有技术性所指，也有文学风格的涵义，但是只要和世界观产生了因果关系，创作方法貌似提高了层次地位，但也就再说不清楚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两结合、社会主义等前缀定性概念，一度终于把创作方法送进了政治正确标准唯一性、其实是教条理论主宰的单行线，似乎只要创作方法在理论上的政治正确，文学评价就有了基本保障。那么，创作方法的宽广美学涵义，特别是它的实践性是否就因此被窄化、单向化、单面化和僵化了呢？理论阐释和政治诉求的分寸尺度把握，成为文学批评的专业学术难题，需要批评史予以逻辑梳理和经验归纳。还有一直以来存在的题材问题，也是夹杂在客观性和政治性之间的一个理论和实践的两难冲突问题。题材有等级差吗？题材决定论到底能否成立？题材观念和理论对文学创作及实践的影响到底有多重要和多深刻？重大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红色题材、现实题材……各种归类，不一而足，很多相互交叉，因时而变，理论性阐释常常跟不上文学政治的现实需求。其中又并不一定完全就是政治功利问题，仍深刻涉及到对于文学宏观现实态势的一般认知和文学观。网络时代的现实题材何谓？仅是传统纸媒文学的社会生活经验和感性客观现实，还是囊括了虚拟现实和虚拟生活的经验？虚拟现实难道不是网络时代的真实现实吗？虚拟生活经验难道不是网络时代的真实生活经验吗？一言以蔽之，从网络生活、网络体验、网络写作和网络文学而言，网络题材也不失为完全意义上的现实题材，特别是在一定人群和文学类型中，网络题材还是居于主流地位的现实题材。所以，题材和现实题材之类概念，已经到了需要重新全面定义和认识的时代。这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责任，但因为题材特别是现实题材概念与长期以来的政治性内涵及习惯使用几乎不可剥离，便又不能不与文学的政治性必然相关。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史新变、新创、传统更新，都会遭遇到历史传统、文学现状、学术理论的系统性和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首先就需要在文学批评和批评史的领域中得到先期解决。中国当代文学的优势和独特经验在于，我们的网络文学相比可谓最为发达，我们的文学经验包括文学批评可以有条件为世界文学的未来提供镜鉴和路径。而批评史正可以将此进一步提升理论化，使之具有宏观普适性。

困难和挑战正在蜂拥而至，事实上已经无从全面应对。但也同时孕育着希望。有些还是根本性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历史都需要重识重释重构，新生的文学现象仍在层出不穷。文学的人物形象、所谓人设、新人之类，类型文学的价值地位，甚至网络文学、网络写作、网文现象本身，都需要在文学批评实践、批评史学术中予以重新和创新的思考、定性，继而在文学史系谱中定位，在文学理论中凝练形成新的概念体系。即便是权宜策略性的手段，目标都在推动文学观念的更新和文学价值观的重建。归根到底，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定历程、经验、现状和贡献，也包含有社会主义文学建设对于世界文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道路探索及实际贡献。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既承担了中国当代文学道路和经验的一种专业视阈的历史反顾和理论总结，也怀有全面考察和审视当代文学发展的宏观动机。不管从实际、理论还是文学修辞上说，当代文学批评都凝聚了以文学批评家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人文知识者的精神动态世界。其中可见思想发展道路及过程、个人情怀境界以及社会投入和实践方式、专业学术特色和贡献，还有对于自身命运的坚韧承担和顽强奋斗。《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不仅是一部专业性、技术性领域的专史，更该说是一部人文精神史，思想道路史，审美感性经验史，文学实践和理论创新史，还有是最基本的批评家个性和风格史。《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撰述学术目标，既在直接确立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学术主体及独立地位、批评史的经验逻辑系统，并因此间接鼓励和支持当代文学批评的高水平发展和提升，同时也有推动整个文学批评史学术体系的重建、复兴并拓展的学术学科宏观动机。12

远大的理想始于诚心和朴素的勤奋工作，这部著作是作者对中国当代文学、当代文学批评和批评家的一种虚心和虔诚的致敬。13

注释：

1 2010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重大课题批准立项迄今逾10年，其间有《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12卷）等出版或发表。申请结项前方有绪言之撰，既是历来思考或文章的更加完整梳理，也有些更新和延展的想法，希望相对完整地表达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史的个人旨趣大要。陆续定稿，分期发表，承教待改。

2 本文作者近年来主持或参与的教育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有《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首席专家）、《作为“艺术生产”的文学批评研究》（姚文放教授为首席专家）、“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何平教授为首席专家）。本文既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绪言一节，也是参与姚文放、何平两位首席专家分别主持的两个重大项目的合作研究阶段性成果。

3 参见吴俊《从文学批评到批评史、当代文学批评史及其学科建设问题》，《当代文坛》2021年第6期。又，本文作者已刊文章还有《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刍议》（《当代文坛》2012年第4期）、《批评史、文学史和制度研究——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若干问题》（《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4期）、《登高临深，不可为而为之——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及史著撰写答问》（《新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等。

4 以“国家文学”概念为核心展开的论述，本文作者此前多年间发表过多篇文章予以探讨、阐释，最近的文章可见《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的多维视野考察》，《文学评论》2020年第6期。从制度刚性规范即国家文学的政治特征上立论，所谓中国当代文学、包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对象论域，在政治地理空间上显然只能沿袭一般惯例，限定为中国大陆文学范畴。这种文学的政治生态也可以确证中国当代文学内涵和外延的国家权力特征及制度设计的限定性特征。《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史著体例当仍受此限定。

5 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的领导主要体现为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等，核心是政治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近年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都指出：“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如果说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那么，党的领导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竞争优势的根本保证。

6 宏观政治表述上的要旨，也就是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文化理想和文化建构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著名案例有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极端案例就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改革开放和新时期以来也不乏典型代表案例，可参见文献较早的如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编《新时期文艺论争资料（1976-1985）》（上、下），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陆梅林、盛同《新时期文艺论争辑要》（上、下），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吴亦文《新时期文艺理论论争概观》，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等。

8 中国网络作家协会成立于2014年，由盛大文学等网站发起，经香港地区政府部门登记成立，规模大、领域广、国际性是其显著特色，“二为方向、双百方针”是协会根本宗旨，网络作协也是中国作协的团体会员。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成立于2015年，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成立于2017年；网络文学中心是中国作协下属的事业单位，近年主持发布有“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等。中国作协还与省市地方文学机构（浙江省作协、杭州市文联）合作成立了网络文学研究院等。

9 参见近年来欧阳友权、邵燕君、单小曦、马季、周志雄、王祥诸位发表的研究成果，其中或以欧阳友权文章最为集中且具代表性，如《建立网络文学评价标准的必要与可能》，《学术研究》2019年第4期；《也谈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南方文坛》2020年第4期；《哪里才是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文艺报》2021年2月26日；《中国网络文学年鉴》（2020），欧阳友权主编，新华出版社2021年版。本文作者近著《当代文学的转型与新创——互联网时代的文学史观察》（海峡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涉及探讨网络生态对于文学观的历史转折性影响，该书收入黄发有主编《网络文学前沿探索丛书》（海峡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丛书作者包括欧阳友权、黄发有、邵燕君、周根红、桫椤。中国作协2021年4月上旬在武汉召开了全国网络文学工作会议。从传播角度看，网络文学的相关资讯已经在以极度碎片化的方式形成时势大潮，影响后果难以预判。

10这里无意将文学批评按专业或职业身份三分为学院、作协、媒体批评，或再加上大众、社会批评之类。但批评格局的三分说对于批评生态及权利分布的宏观认知还是有直观性帮助的，且前几年也不乏相关讨论。

11以上有关作协的权力功能、组织功能等的种种描述和说法，其实都可以在各级作家协会章程及相关工作规定条例里或略或详、有直接或间接的正式规范表述。本文的举证行文是将之感性化和通俗化了。

12 2010年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项目批准号：10JZD0010）的正式立项，应该算是一个以重大项目为标志的学术学科制度上的正式身份建构起步。而在大学中文学科教学实践中，文学批评、当代文学批评研究、当代文学批评史专题之类的课程，早在新世纪初就已经逐步广为开设了。

13 本文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著作绪言节选第三部分，独立成篇，并单独拟定了标题。前两部分合并发表于《当代文坛》2021年第6期，文章题为《从文学批评到批评史、当代文学批评史及其学科建设问题》。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