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与延安文艺传统
内容提要：人民性、纪实性、民族性是新世纪文学的三个重要特征，这三大特征与延安文艺传统一脉相承。在延安文艺《讲话》传统辐射下，新世纪作家站在人民的立场，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服务人民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吸收借鉴民间文化和民间文艺形式，创作出一批带有民族特色的优秀文艺作品。新世纪文学诞生于新的时代背景下，面临很多过去不曾遇到的新问题，催生出新的写作形式、新的写作群体、新的文艺类型，新世纪文学在继承延安文艺传统的同时又有所发展，显示出党对文艺事业与时俱进的领导能力和创新精神。
关键词：新世纪文学 延安文艺 人民性 纪实性 民族性
人民性、纪实性、民族性是新世纪文学的三个重要特征，这三大特征与延安文艺传统一脉相承。新世纪文学继承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精神内核，发展并创新了新时代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原则、强调人民文艺的写作立场、开拓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重视民间文艺的表现形式，这些在《讲话》中都曾被作为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提出，并被毛泽东赋予了带有马克思主义政治规定性的阐释，从而成为党制定当代文艺政策的纲领。进入新世纪，习近平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是又一次极为重要的文艺会议，这次会议重申了党对《讲话》精神的延续和肯定，同时指出新时代文艺工作面临的新的突出问题，这次会议为新时代党的文艺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新世纪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新世纪文学的人民性
中国当代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工农兵作为服务的对象，长期奉行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和“文革”期间逐步推行的“左”的文艺政策使得文学的活力锐减；进入新时期，经历了“祛政治化”和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洗礼，文学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似乎不再如过去那样紧密，这让很多人产生当下文学脱离现实的错觉，最典型的例子是2006年《南都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的文章，批评者言辞激烈地抨击当下的文学作品缺乏理想、缺乏良知。批评者认为“中国主流文学界对当下公共领域的事物缺少关怀，很少有作家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①。实际上，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无论是对左翼知识分子还是自由主义文人来说，都是他们主动或被动接受政治规约的结果。中国新文学自近代黄遵宪呼吁“诗界革命”，到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再到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兴起，直至新世纪的文艺创作，政治从未缺席和退场。文学与政治之间始终无法做到截然分割。新世纪文学与延安文艺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就是一个例子。
1942年，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在大会上分别做了两次重要的发言，他的发言后来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题发表在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这次会议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讲话》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理论观点，其核心论断是社会主义文艺应当自觉为人民大众服务。《讲话》指出文艺问题的中心就是要搞清楚“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②《讲话》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特征，此后，党的历届领导人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人民的文艺”的政治导向在当代中国各个时期均得到了坚持和发展，成为党制定文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从根本上说是由社会主义的政治属性决定的。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次会议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最高规格的一次文艺盛会，也是继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又一次影响中国文艺前途命运的重要会议。通过比较这两次会议，不难发现党对新世纪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具有对《讲话》精神的延续性和继承性，党的文艺政策一脉相承，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至今未变。在此次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③。这实际上是重申了党对文艺战线的基本要求，明确“二为”方向仍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
毛泽东的《讲话》将人民的生活比作是“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认为“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④。习近平同样强调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特征，他说：“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⑤面对市场经济体制中文艺创作存在的数量与质量的失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偏废等问题，习近平指出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这与毛泽东《讲话》中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扎根土地、服务人民的宗旨根本一致。⑥两篇讲话虽然表述有异，但处处可见习近平对文艺工作的思考与《讲话》精神的本质关联。社会主义的文艺始终要坚持人民立场、关注现实生活，秉持用光明驱散阴霾，用美善战胜丑恶的理念，“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⑦，从而增强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的《讲话》思想，为新世纪文艺指明了前进方向。
新世纪文学延续了1990年代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多元化格局，涌现出新的写作形式、新的写作群体：网络文学、打工文学、官场小说、社会问题小说、非虚构写作、海外华文文学此起彼伏，作家对日常生活进行了细致刻画，表现了价值观念的转变，文学以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折射出与政治的紧密互动状态，显示出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特征。这一特征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文学中社会人、体制人、市场人等不同类型的“新人”观念的凸显。为此，有学者曾发出疑问：“我们是否又面临一个人的再发现的问题？新世纪文学中一部分作品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深化，那就是更注重于‘人的日常发现’……近些年来，一些作品更加注重‘个体的、世俗的、存在的’的人，并以‘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作为‘灵魂重铸’的内在前提和基础。”⑧“转型期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的多元文化语境，使得文学场域发生了重要变化。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变动，使得阶层分化后边缘群体的生存症候凸显。部分知识分子对底层的理论阐释与主张社会化写作的重建成为这一时期新的现代性焦虑。随着美学视点的下沉，民间立场的诉求和知识分子的关怀及反思话语融汇成具有新的话语伦理取向的底层叙事。”⑨作家们自觉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底层，关注普通人以及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这种在生活的本来意义上来创作文学、表达人性的方式，已经成为新世纪文学人民性特征的最重要表现。
一批早已成名的作家在新世纪推出了一批反映社会底层生活的力作。格非的短篇小说《戒指花》是一篇“目击者提供证据体”小说，报社记者丁小曼的一次采访经历把社会底层沉痛的生活悲剧暴露在读者面前：一个小男孩在丧母之后不久，其父又因肝癌晚期，无法承受生活的双重打击而上吊自杀。记者所耳闻目击的一系列阴暗虚假的社会事件与主角故事的推进形成复调叙述。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描写主人公李雪莲在经历了一场荒唐的离婚案后，要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更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而走上告状路。她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甚至到北京申冤，结果不但没能把假的说成假的，却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乃至市长一一拖下马来。她的告状持续20年，既惊心动魄也无奈之极。小说荒诞而真切，和现实构成强烈的对话关系。阎连科更是以大胆直面现代社会阴暗面而广受读者关注，在小说《受活》中，他有意识地对底层民众的生存苦难进行书写并显示出双重的情感和矛盾的心态。一方面，苦难是映照耙耧山民顽强生命意志的一面镜子，另一方面，无论民众对苦难如何抗争，结果往往都被证明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徒劳。2005年，他出版了小说《丁庄梦》，风格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描摹，又有奇谲惊人的梦幻想象，既触目惊心又警世感人。小说以一个埋在爷爷屋后墙下的少年全知全能的视角，写出了一个因卖血而集体患上艾滋病的乡村，“丁庄”因此成为作家对乡村诗意想象的终结。伦理和道德是维系乡土社会自足运转的基本原则，但人性的丑陋和黑暗导致了乡村伦理和道德的溃败。人们崇拜财富，在金钱面前，亲情和爱情根本无法抵御贪欲的考验。当作家以这种方式来打量乡土时，小说的人性批判就显示出它震撼人心的力量。恰如作家所说：“《丁庄梦》重新来关注人情、人性、伦理、道德这些最日常的问题，它就不再单单是一个艾滋病题材，不单单是艾滋病人的事情，而是整个人的事情，整个人类共有的问题。”⑩
新世纪文学的人民性还体现在底层写作以及由此凸显的现实精神和人文关怀中。郭建勋的长篇小说《天堂凹》以深圳改革开放30年为背景，描写了一群小人物在一个被虚构的“天堂凹”所经历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王十月的《无碑》刻画了老乌等打工者的生存困境、人生梦想、身份焦虑，写出了他们的人性、情感的亮色和超越苦难的人道主义情怀。“70后”作家路内的小说常以工人阶级为主角，2000年以后，他接连发表了《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天使堕落在哪里》《花街往事》等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在他塑造的带有鲜明叛逆性格的青年工人形象当中，读者能够看到八九十年代工厂子弟苦涩的青春成长记忆，表达了转型社会中工人群体的迷茫与无助。2016年，他凭借长篇小说《慈悲》获得第十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在小说《慈悲》中，他以一种内敛的态度书写父辈的苦难。主人公水生12岁时，父亲与弟弟在饥荒中失踪，母亲也因饥饿溺亡，他在叔叔婶婶的照顾下长大，20岁时，他从工专学校毕业进入苯酚厂当工人，从此，他的人生与苯酚厂连在了一起。在动荡的年代，水生一次次目睹亲人、师傅、同事的死亡，但他仍然艰难地挣扎着，努力地活下去。路内的叙述冷静、节制，整部小说的笔触与色调是沉重阴暗的，但又不乏作家对苦难中小人物的温情与悲悯，正如小说中小何医生说的那样，“世间草木，人参灵芝当然是好东西，但很稀有，那些长得繁茂的、常见的，诸如茯苓、地黄、太子参、鱼腥草，并不因其便宜就失去了价值。草木有它们自己的灵魂”11。这是在说草木，又何尝不是在说人呢。在某种程度上，《慈悲》与余华的小说《活着》有着相似的价值观，即都是表现小人物在历史的劫难中怎样活下去。他们竭尽全力，眼中只有“生活”，这便是“慈悲”的本意。
新世纪诗歌发挥自身迅速切入社会现实的文体优势，诗人关注底层以及艺术表达上的平民化倾向传递出诗歌的人民性审美指向。西川在诗歌《一条迟写了二十二年的新闻报道》中，一改往日纯诗的艺术取向，将诗歌聚焦到对底层矿工的生存状态的书写上，诗人以一颗悲悯之心谛视生存在繁重、昏暗、压抑环境中的矿工。翟永明的诗歌《老家》表现出对艾滋病人的关注与同情。谢湘南的诗歌《孤独的城市》真实呈现了打工者孤独的情感世界。四川诗人郑小琼一边在广东东莞的工厂打工，一边创作反映打工生活的诗歌。她的诗歌充满痛感，让人们看到了底层社会的生活现状以及工业资本掠夺廉价劳力和青春的残酷现实。2007年，她凭借《铁•塑料厂》获得人民文学奖“新浪潮”散文奖。站在领奖台上，她说了下面的获奖感言：“我在五金厂打工五年时光，每个月我都会碰到机器轧掉半截手指或者指甲盖的事情，我的内心充满了疼痛，当我从报纸上看到在珠三角每年有超过4万根的断指之痛时，我一直在计算着，这些断指如果摆成一条直线，它们将会有多长，而这条线还在不断地、快续地加长之中。此刻，我想得更多的是这些瘦弱的文字有什么用？它们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断指。但是，我仍不断告诉自己，我必须写下来，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这些感受不仅仅是我的，也是我的工友们的。我们既然对现实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们已经见证了什么，我想，我必须把它们记录下来。”12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严峻的疫情牵动了世界的目光，为了让人们看到疫情下人性的光辉，提升民众团结一心、战胜疫情的信心，中国诗歌界自发兴起了“抗疫诗歌”的写作热潮。“战疫诗歌”真实记录了特殊时刻人们的心理，其中既有对逆行英雄的致敬与赞美，也有对社会底层前途命运的担忧。诗人们站在人民的立场发声，使新世纪诗歌在书写空间上有了新的拓展，促进了诗歌的平民化和大众化。
二、新世纪文学的纪实性
新世纪文学在叙事探索上呈现出两个大的趋向：一是跨文体的写作，形成一种类似百科全书式的风貌；另一趋向是向纪实方面靠拢，呈现出一种“自然主义”的叙述姿态。“非虚构”写作因其在文学理念、语言风格与媒体融合等方面带来的艺术效果而受到人们的关注。“非虚构”写作的鲜明特点就是纪实性。
中国在1980年代中期曾经出现过“非虚构文学”，但由于应者寥寥，“非虚构”写作一度中断。13“201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宣布开设‘非虚构’专栏并发表梁鸿的《梁庄》等多篇以此为旗号的作品，使沉寂多年的这一类文体高调重返中国文学现场。直至近几年‘非虚构’创作与研究的日益兴盛，甚至进入国内著名高校博硕士学位论文序列，大有从‘偏门’走向‘显学’的趋势。除却一直坚持发表‘非虚构’作品的《钟山》杂志外，国内一些早已撤下报告文学等栏目的文学期刊开始设立各式名目的‘非虚构’专栏，一些出版社也重推非虚构作品的出版。”142015年，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凭借纪实性“口述实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坛迎来了“非虚构”写作的热潮。
“非虚构”写作的勃兴代表了新世纪文学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重新诠释与认知。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将现实主义的艺术特征概括为细节的真实和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认为文艺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艺术要反映所处的社会，要真实地有倾向性地反映社会，更要用作品把反映的社会典型地描绘出来。毛泽东的《讲话》建构起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制度雏形，强调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文学创作表现方法。他在《讲话》中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又说“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无产阶级的艺术方法和艺术作风“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15。这都说明社会主义文艺历来高度重视现实主义方法，重视文学的真实性、典型性。新世纪文学继承了延安文艺的这一传统，并在新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发展了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非虚构”写作遵循“真实”至上的原则，强调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再现和见证，通过对话、动作、细节描写探索并逼近人生的真相。“非虚构”写作汇集了田野调查、新闻采访、回忆录、地方志、口述史等多种方式，强调作者身份的个人性、写作的亲历性、文本的揭秘性、题材的猎奇性和叙述的故事性。作家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对材料进行重新编码，融文学笔法与新闻视角于一体，通过以细节支撑起来的“小叙事”，而不是以宏大叙事反映大问题、诠释社会与人生。“非虚构”写作的艺术魅力恰恰在于作品透露出的强烈的现实主义和人文关怀。“非虚构”文学协调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达到了二者之间的审美平衡，因此，“非虚构”写作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作家和读者的青睐。方方、阿来、陈应松、何建明、曹征路、李修文、素素、熊莺等作家在新世纪分别推出了一批“非虚构”文学精品使得新世纪文学更现实、更生活，更接近当下中国的世道人心和世态人情。
《远山》是熊莺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亲自背负行囊，乘火车、坐汽车、自驾车或搭乘山里人的摩托车，实地踏访川陕交界的秦巴山区，采集山区农村家庭资料，思考“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斩获，在没有旅店的地方，熊莺只能住在村长家、小学老师家和留守儿童家，她在书中试图回答：中国乡村的劳动力都去了哪里？他们为何要离开自己的村庄？留下来的儿童和老人怎么办？这显然是对当下中国农民工问题的真实探寻。2012年，作家出版社推出了素素的《旅顺口往事》，在这部以田野调查和实地采访为基础写就的散文集中，作家对史料条分缕析，笔法细腻、激情饱满，作品以古港、重镇、要塞、基地为主线，展现了旅顺的风土人情，梳理了旅顺口5000年来的历史文脉，尤其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殖民者践踏旅顺口的屈辱史和辛酸史，以丰盈的历史故事、事件及人物，厘清历史脉络以恢复历史本来面貌，并从中获得理性认识。2014年，阿来初次尝试“非虚构”写作，他从历史的缝隙中寻找川属藏民的生活记忆，完成了20多万字的长篇纪实作品《瞻对》，作品通过梳理一个地处康巴的弹丸之城，记录两百年间康巴藏族的现代化进程。阿来的“非虚构”写作是从两个途径入手的：一是他深入到当地走访、调查，获得民间材料；另一个是他强迫自己像学者一样下功夫研究书上的资料。作为一名藏族作家，阿来可以通过藏语直接了解与藏族历史有关的真实事件、典故和民间传说，从而获得第一手资料。他说：“自近代以来一直到民国，记录瞻对历史的档案材料是非常丰富的，我学习了档案材料运用方面的知识，包括查询的技巧等。《瞻对》中仅引述注明的材料达几十种。”162016年，何建明的《爆炸现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家带着新闻记者出身的敏感，深入“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件现场，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他采访了幸存的消防队员及牺牲消防员的亲人，他的记录因此具有说服力和可信度。作家说他想通过这本书表达他在去过爆炸现场后的感受，表达他对生命的敬畏。他希望读者可以通过这本书了解这件事，通过看到年轻生命的牺牲，带来一些有关生命的启示——活着的人是多么幸福，活着的人要尊重生命。17李修文的《致江东父老》入选《作家文摘》举办的“2019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榜单，在这本作品中，作家记录下了在今天叙事中常被人忽略的底层中国式面孔，他们中有下岗工人、流浪青年、街头歌手，作家试图用笔墨为那些生活在底层的被人们所遗忘人与事建一座文字纪念碑。
新世纪的“非虚构”写作涉及中国社会底层的诸多问题人群，其中有失足的妇女、农村的留守儿童、农民工、下岗工人、需要救治的癌症患者、失去斗志的躺平青年，沉重的文字背后透露出的是作家悲悯的情怀和对社会人生的思索。
三、新世纪文学的民族性
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节奏加快，文学创作和阅读的趋同效应明显，一国之内的文学创作往往经由网络媒介成为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的公共文化事件，不同国家间的文学差异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变得越来越模糊。如何应对文学风格趋同带来的影响和危机？中国作家坚持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文学创作理念。
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莫言“用梦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将民间故事、历史事件与当代背景融为一体”。诺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在授奖辞中说：“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地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在这些民间故事中，驴与猪的吵闹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能量。”18莫言的小说能够得到诺奖评审委员会的认可，除了他的小说本身具有的艺术魅力之外，离不开新世纪中国为与世界接轨所做出的努力与取得的成就，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经济力量的崛起，中国的文化输出实力也在增强，“从2000年到2011年，（中国）仅长篇小说出版总量就由每年1000部左右猛增到4000多部，2013年出版长篇小说4798部”19。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中国文学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内外同步发行，有些作品还被国外影视公司购买版权并被改编为影视剧。
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文艺如何处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是毛泽东等党内高层关注的问题。“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提出了‘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结合起来，建立‘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思想。毛泽东提出这个思想的着眼点虽然是在政治方面，即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带有中国的特性，但这个思想的提出也为中国现代当代文艺的顺利发展开辟了通道。在后来的有关论述中，毛泽东不断扩充、完善、发展了这一思想。”201942年，毛泽东在《讲话》中，从深入生活、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角度，提出要重视和学习民间“萌芽状态的文艺”。当时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由何其芳讲授民歌。在《讲话》精神的引领下，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发动群众，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讲话》提出创造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文艺，必须“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的、所便于接受的东西”21来向他们普及。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吸收民间文学滋养，创作了许多带有民族特色的新文艺作品，例如，李季以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创作了长诗《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等以“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为素材，写出了新歌剧《白毛女》。“1945年，（毛泽东）又强调应当批判地吸收中外文化营养，‘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1956年，他在同我国音乐工作者的一次谈话中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从纵向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得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毛泽东长期以来倡导的一个重要美学原则。”22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历来重视平民大众的价值与理想，这种思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主张对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文化遗产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坚持文艺创作民族化的观念不仅体现在毛泽东的重要讲话中，而且也成为新中国历届领导人的文艺指导思想。2014年，习近平在他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再次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要向世界宣传推介我国优秀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在强调艺术民族化的同时，他指出：“很多艺术形式是国外兴起的，如说唱表演、街舞等，但只要人民群众喜欢，我们就要用，并赋予其健康向上的内容。”23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到新世纪，中国当代作家始终坚持文学创作的民族性特征，自觉关注民间文化、运用民间艺术形式，赵树理是较早实践毛泽东《讲话》精神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他创作的《李有才板话》《三里湾》《灵泉洞》等小说将快板书、评书、说唱等民间曲艺形式融入到作品之中，给当时的文坛以耳目一新之感。十七年文学时期，涌现出了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刘流的《烈火金刚》、曲波的《林海雪原》等众多对民间文艺形式加以吸收借鉴的优秀作品。新时期作家在创作中自觉向民间文化形态靠拢，作家的这种自觉意识，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汇合成为一股“寻根”文学思潮。在寻根文学作家的创作中，描写乡土风情，吸取民间文学手段成为重要特征。对传统文化的皈依、对民间文学的挖掘以及由此所带给作家的审美感受是寻根文学风格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1990年代以来，莫言的小说从题材到语言，从实际生活到传奇故事，从艺术观念到创作手法都表现出民族特色与新锐的现代艺术的融合，他对民族性与现代性这对矛盾共同体进行了独特的文学加工，他小说里的高密东北乡既有《聊斋志异》中谈鬼说狐的民间叙事文学传统，又有《百年孤独》中的那种魔幻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在文学批评领域，以陈思和等为代表的文艺批评家所提倡的“民间”理念对文学创作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民间”为核心的文学研究和批评引导作家深入挖掘民间艺术土壤，了解民间和民间文化，汲取艺术养料，使民间作为一种文化意识逐渐内化为作家的创作意识，丰富了当代文学。
新世纪，中国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更加重视对民间文化资源与民间文艺形式的吸收借鉴，涌现出一批兼具民族性和现代感的佳作。冯骥才的《俗世奇人》由18个短篇小说连缀构成，各篇文字精短、半文半白，带有“三言二拍”的笔意。书中所讲之事，又多以清末天津市井生活为背景，每篇专讲一个传奇人物生平事迹，素材均来源于长期流传于津门的民间传说，故事生动有趣，惟妙惟肖。冯骥才在书中借鉴相声表演的模式，以“捧哏”“逗哏”的情节模式推进故事情节发展，同时移植天津相声语言的特点，运用大量的富于诙谐、嘲讽和节奏性的语言进行叙事，给小说笼罩上了一层浓郁的“津味”色彩。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借鉴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的笔法，驴、牛、猪、狗、猴作为西门闹历次转世的化身，以六道轮回这一东方式的想象串联起半个世纪的乡村历史。通过动物视角的寓言化的叙事，莫言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广袤图景展现在读者面前。毕飞宇的小说《青衣》成功将隐喻性叙事与京剧这一中国传统艺术联系起来，再现了戏剧舞台背后的人情世态、嫉妒与挣扎、惩罚和救赎，细腻而深刻的心理刻画，将筱燕秋由常态走向变态的心理轨迹真切地呈现出来。在用上海方言写作、描绘上海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繁花》中，金宇澄放弃了现代小说擅长的心理描写，退回到传统说书人的角色，将传统评书体小说“说故事”的艺术发挥到极致，大故事套小故事，一个故事勾连起另一个故事。书中大量出现的街区、马路、弄堂、石库门房子承载起上海市民特有的时代感和空间记忆，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性。肖江虹的中篇小说《百鸟朝凤》发表在《当代》2009年第2期，小说描绘了一个乡村唢呐班子的命运，再现了社会变革年代新老两代民间艺人对唢呐技艺的热爱与坚守以及传统文化逐渐落寞的现状。作品发表后被多家知名刊物转载，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这位“70后”作家为什么要写作这样一部民族特色鲜明的小说？作家在一篇创作谈中给出了回答：“2007年春节回老家，在路上遇到一支唢呐队伍，唢呐队的领头人是我的发小，他的父亲当年就是镇上有名的唢呐匠。攀谈中我问他：镇上的年轻人几乎都出门打工了，你为什么还在吹唢呐呢？他无限伤感给我说，他父亲死的时候他答应过守住这门手艺的。这事像颗种子，在心里慢慢生根发芽。然后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百鸟朝凤》的初稿。”24可见，民间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落是新世纪作家的普遍焦虑。这种深切复杂的忧虑不仅体现在《百鸟朝凤》中，也体现在贾平凹、阎连科等作家的创作中，成为驱使作家民族性写作的动力。
新世纪文学继承了延安文艺传统，从形式到内容显示出人民性、纪实性、民族性特征。作家自觉地书写小人物和底层群体的生存境遇，表现出对当下社会生活中民生问题的关注。在如何处理生活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非虚构”写作的高潮。在应对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新世纪文学的民族性特征不断得到彰显。新世纪文学诞生于新的时代背景下，面临许多过去不曾遇到的新问题，催生出新的写作形式、新的写作群体、新的文艺类型，因此，新世纪文学在继承延安文艺传统的同时又有所发展，显示出党对文艺事业与时俱进的领导能力和创新精神。
[本文为2019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文学评价机制与作家作品命运关系研究”课题（项目编号：L19BZW009）与渤海大学校内博士科研启动项目“新世纪文学传统与特征研究”（项目编号：0520bs02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黄兆晖、陈坚盈：《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南都周刊》2006年5月20日。
2 4 6 15 21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864、863、860、861、874、859页。
3 5 7 23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5日。
8 雷达：《新世纪十年中国文学的走势》，《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
9 滕斌：《新世纪底层叙事勃兴的文化探因》，《天府新论》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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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肖江虹：《〈百鸟朝凤〉的前世今生》，https://www.sohu.com/a/217502336_661695。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