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期的长篇小说，如果简单概括的话，那就是对两个宇宙的书写：一个是大江大河，对关乎国家民族的书写；一个是涓涓细流，对个人私密情感的书写。这当然是一个比喻。准确的说法是，无论是对外宇宙还是对内宇宙的书写，好的小说都可以写得天崩地裂山摇地动般震撼人心。近期长篇小说在这两方面都有上佳表现，故文章选择在这几个领域展开。除了具体分析的作品外，重要的长篇小说还有王尧的《民谣》、余华的《文城》、止庵的《受命》、朱秀海的《远去的白马》、刘震云的《一日三秋》、梁晓声的《我和我的命》、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邵丽的《金枝》、季宇的《群山呼啸》、王松的《暖夏》、罗伟章的《谁在敲门》、林白的《北流》、杨怡芬的《离殇》，等等。全面评价这些作品是不可能的，评论几篇我熟悉的小说，也可以大体了解近年长篇小说的大体状况。

一、工业题材有突破

工业题材基本是家国叙事。阿莹的《长安》发表较晚，为了符合本文的叙述，故在前面先说。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总体来说成就不大，文学史上评价不高。我们这一题材的小说创作，底子不厚，积累有限，这不仅仅指数量，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没有创作出类似美国作家德莱赛的《珍妮姑娘》，苏联作家阿札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等那样有影响力的工业题材小说。我国工业题材引起读者和文学界广泛瞩目，并成为一个引领时代文学潮流的现象，是在1979年那年《人民文学》第7期发表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一时间，乔光朴成为改革开放的时代英雄，他大刀阔斧刚正不阿的性格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乔光朴受过迫害，妻子惨死“牛棚”。但“解放”出山之后，他心怀国家民族大局，勇于担当，在机电厂这个破烂摊子上大胆改革：小说有如一声惊雷，震荡在改革开放初始年代的中国。小说虽然引起过巨大争论，甚至惊动了高层，但是，历史的大趋势站在了蒋子龙和乔光朴一边。“改革文学”成为一股巨大的文学思潮被写进了当代文学史。《乔厂长上任记》，引发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文学的潮汛，在春寒料峭时，他们如惊雷滚地，如春风拂面。怀念那个文学年代，就是怀念那个文学曾经拥有胆识和荣耀的年代，历史为文学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那是一个文学的大时代。或者说，那几乎是当代中国唯一一次由工业题材领衔的文学时代。此后，工业题材的小说风光不再。这个领域文学的不断式微，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时代生活的变化，或者说，工业题材的文学命运与工人的命运，恰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但是，“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无论是传统的力量还是现实的要求，从中心到边缘，这一题材仍在艰难地延续。

现在，我们读到的阿莹的长篇小说《长安》，从秦岭方向逆袭而来，它声势浩大、气概不凡。其题材不仅是工业题材，而且是军工题材。这一题材的性质以及创作经验的稀缺，决定了小说创作的难度。在我的印象中，只是在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的非虚构作品《把一切献给党》中，读到过制造枪榴弹、平射炮等情节。除此之外，还没有读过关于军工题材的文学作品。在这个意义上，阿莹的《长安》在小说题材上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作者阿莹说：“我从小生活在一个负有盛名的军工大院里，在这座军工厂里参加了工作，又参与过军工企业的管理，后来尽管我离开了难以割舍的军工领域，但我依旧对军工人一往情深，依旧和一帮工友保持着热络的联系，几乎年年都要与他们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那些看似乏味的酸甜苦辣，那些听着不很入耳的粗俗玩笑，那些有些夸张地过五关斩六将，让我心里很受用也很过瘾，军工情结已深深地渗透到我的血液里了。”这一自白告诉我们，白阿莹曾经生活在军工企业环境中，甚至参与了军工领域的工作，或者说，他对书写的领域不仅熟悉，而且部分地亲历过。

小说的环境是不为人知的隐秘世界。它与我们的联系就是与国家民族命运的联系。因此，作者没有过多地描述专业层面的故事，军工领域只是小说发生和展开的背景，他将笔墨集中在他塑造的人物上。在这个意义上，阿莹深得小说之道。

忽大年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人物，也是一个有性格有感染力的人物。他在新中国成立那年转业，成了八号工程的总指挥。这个来自黑家庄、阴差阳错地倒插门娶了黑妞的胶东汉子，因新婚之夜的性无能，无法忍受奇耻大辱，在第三个夜晚出走黑家庄。参加太行游击队的忽大年遇到了勤务兵靳子，靳子是女兵，经上级批准两人成婚。新婚之夜忽大年突然想起自己是个废人，在号啕大哭后突然雄起成就了好事。于是，忽氏家族人丁兴旺，子鹿、子鱼相继出世。但是，黑家庄的黑妞未消失，这一伏笔在忽大年、靳子、黑妞的“三角关系”中再掀波澜。这一情节虽然不免戏剧化，但也有合理性阐释的可能。它的世情小说或“小叙事”元素，使小说具有了人间烟火的可读性。虽然不免让人想到《绿化树》中章永璘男性功能的失而复得，但其社会历史内容的隐喻毕竟有所不同。章永璘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后抛弃了劳动人民马缨花走向红地毯，确有其猥琐和虚伪之处。但忽大年为了纠正个人不公正的处分，为了恢复荣誉，他可以火急火燎地闯省委大院，在一切未果的情况下，他敢直接去总参找老首长成司令，甚至上了战场还想着如果战死了，黄老虎会怎样为他念悼词，谁还敢说他是受过处分的人。这些都从一个方面深刻地塑造了忽大年的性格，使他成为小说的灵魂人物。当然，他不是一个完人，巷道抢险死了人被降职后，心情烦躁的他，和靳子发生口角甚至不惜挥手打老婆的耳光。这些情节或细节，符合一个农民出身的军人性格，他的可爱就在于他的真诚。小说也写世道人心的变化。比如忽大年没受处分时，他家孩子谁见了都会给块糖给颗枣，玩累了想回家就有人跑过来背起小家伙回家；受了处分之后，大家脸上嘴上客气，真诚善待尽失。

忽大年命运的一波三折，还是在国家民族叙事中展开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军火支援，特别是军工企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艰苦奋斗迎难而上，军工行业乃至整个国家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时代风云，是忽大年个人命运的整体背景，或者说，他是那个不平凡年代的参与者。因此，隐秘世界的个人命运一直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忽大年不是一个超人，他的英雄性格的形成，离不开组织的培养和时代的因素。成司令关键时刻对老部下的救助，武文萍以城市停电保长安的决断，钱书记的倾心交谈……也都体现的是党的领导和国家意志，蕴含着那个时代的特征。“政治可以严肃冷峻，也可以春风化雨，我努力将这个特征熔化到事件的肌理里，表现在具体的工作进程中，使作品人物在那个浓郁的时代背景下，一步一步完成人格塑造站立起来。”阿莹的这一体会弥足珍贵。小说的其他人物如黄老虎、忽小月、靳子、黑妞、连福等人物，也都写得好，有个性，有年代感。阿莹通过这些人物，写出了一代人创造的那个时代。忽大年连同这些人物，是今日中国能够崛起的传统力量，也是一个民族复兴繁荣的最大秘密。当然，那是一个有问题、有缺陷、有诸多不完美的时代，那也是一个简单、有梦想、有追求、有魅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魅力是由这些人物构成的——“这个时期的人物有着特定的语境和行为，几乎人人都渴望成为时代的建设者，而我国正是积累了这样一个宏大的基础，才催生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

另外，我们除了希望看到独特的文学人物外，也希望在作品中了解那个时代的更多的信息，这是文学的知识性要求。在《长安》这里，我们还看到了作者对时代重重矛盾和难解困惑的描摹。一张大字报轰毁了忽小月的精神世界，她爬上烟囱扑向了天空；连福入狱，为了忽小月既不写信也不收信；毛豆豆牺牲，黑妞不嫁……这些悲剧因素极大地强化了小说的人性深度和人的精神困境。小说的叙述基调急促而流畅，与那个特定的年代极为合拍。小说基本方法是现实主义的，尤其是对历史的客观态度，显示了一个作家的勇气和探索精神；同时，这也是一个开放的现实主义，其中有诸多现代小说元素，特别是人物心理以及幻觉的摹写，极大地丰富了小说内涵。因此，《长安》的丰富性是多种元素合力构成的结果。它为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提供了崭新的经验，这是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

时间到了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我们可能更清楚地认识了作为一种艺术样式的长篇小说的可能性及其限度。事实是，文学创作不可能像GDP那样年年攀升，它不仅不可预知，而且也不可能总能满足读者的期待。那些具有震动性的大作品是可遇不可求的。即便如此，2021年的长篇小说仍然值得我们满足：不仅名家佳作不断，而且青年也足够努力。小说如果能够长此以往，大作家大作品总有一天会到来。

李铁是辽宁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核心作家，是因为李铁的小说创作一直坚守在工业题材领域。因此，他又是这个时代凤毛麟角的小说家。李铁不是“新锐”也不“新潮”，更与“异军突起”没有关系。他的“凤毛麟角”是指他坚忍不拔的创作意志。如前所述，工业题材在百年中国一直是最薄弱的创作领域,几经试图突破均路途难寻。即便在当时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或现象，也都昙花一现，事过境迁，音信全无。因此，李铁所坚持的创作领地贫瘠荒漠,能提供的参照或可资借鉴的也极为有限,他面对的挑战和难度可想而知。他新近发表的长篇小说《锦绣》，讲述的是锦绣冶炼厂近百年的历史，因此，也可以看作东北工业发展历史的缩影。这里既有政权更迭、国际风云变幻，更有中国社会转型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演变。小说人物众多，情节复杂，在波澜壮阔地表现国有大型企业求生存谋发展的宏大叙事中，也精雕细刻了从厂长到普通工人以及家属的日常生活，特别是丰富曲折的情感生活，为大工业题材小说创作平添了不同时代的儿女情长。雄浑的“钢铁交响曲”，因情感生活的复杂多变而平添了宣叙和咏叹。

《锦绣》以历史为线索，讲述了锦绣金属冶炼厂近百年的历史。工厂的前身是日本人建的“古河制炼所”，这个时期是锦绣冶炼厂的前史，在小说中权重不大。但有两个人物值得注意：一个是赵大河，那时他十七岁，只是一个学徒工；另一个是赵大河的师傅——日本人松本润。松本技术高超，非常傲慢，但对聪明能干的赵大河刮目相看，他不仅请赵大河到家里吃饭，甚至在日本投降时要把女儿嫁给赵大河，赵大河拒绝了。遣返日本人时，松本一家被中国老百姓堵在一条死胡同里打——赵大河过去解围，说他只是工厂里的师傅，没啥罪恶，放过他一家人吧。复仇的老百姓不答应，赵大河就叫他们打他，他们打了他一顿算是出了气，这才放过松本一家。赵大河送他们去码头，登船前松本给他鞠了一躬。他说，你是师傅，不该给徒弟鞠躬。松本说，就算我给中国鞠的躬吧。

这里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一是锦绣冶炼厂的工业基础与殖民者有关；一是赵大河性格中的宽厚和仁义，甚至殖民者也不得不感佩。

新中国成立后，制炼所改为锦绣金属冶炼厂。部队转业的师职干部牛洪波任书记。对于管理大工业，他是一个外行，但是，转业军人作为革命的“酵母”被普遍使用，不仅解决了中国共产党进入城市后干部短缺的问题，同时也将革命时期的思想路线带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产生的巨大革命“发酵”作用，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实现民族全员动员时期。忘我的革命思想，极大地调动了工人阶级的爱国热忱、献身精神和创造力。一个典型的场景是，当泥浆槽堵塞，疏通机又坏了，上上下下无计可施时，干部刘英花带头跳进了泥浆槽，实行人工清淤。这是一个危险性极大的行为，是违反操作规程的，也有在场的厂领导制止，但是，共产党员带头跳了下去。这个场景我们在电影《创业》中曾目睹过。那个时代的激情、理想以及他们的情感和行为方式，今天看来依然给人极大的感动。包括牛洪波、刘英花、张大河这代人，就是怀着这样的理想和精神创造了他们的时代。锦绣冶炼厂张大河这一代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形象阐释；改革开放的时代，锦绣金属冶炼厂第二代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张大河的儿子张怀智、张怀勇、张怀双兄弟三人各自选择了经商、管理、当工人三条道路。锦绣金属冶炼厂也终于迎来了市场经济时代，工厂转轨要减员。张怀勇当上了人力资源部主任，他是这件最艰难工作的执行者。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张怀勇已经不是改革开放初期《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三千万》中的丁猛。他的成长，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精神面貌的焕然一新以及与国际接轨思想意识的形成的一个代表，因此也是中国大工业走向现代的重要标记。

小说的劳动主题，不仅是“劳者歌其事”的传统母题，而且是苏联/中国工业题材小说一直秉承的讲述内容。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思想框架中，劳动创造一切，也终将改变世界。因此，劳动主题的书写有不可怀疑的合法性。一直到李铁的《锦绣》，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规模不等的劳动场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在社会主义时代女性的解放，女性地位的不断提高。这也是社会主义工业题材小说必须讲述的主要内容之一，男女同工同酬，女性也参与到领导阶层。《锦绣》中的刘英花、田宇莹等，就是这样的人物。但是，《锦绣》的不同就在于，它在延续、继承传统主题的同时，创造性地聚焦和书写了新的内容。《锦绣》的最大诉求、最大焦虑，是中国工业由弱到强、独立自主的发展过程，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时代主题，这是《锦绣》着力要表达的。因此我们看到，锰系列产品的成功生产、钛白粉生产核心技术的掌握等，也是小说的“核心机密”。没有“核心技术”，不要说同西方发达国家竞争，就是在国内市场，比如同南钢竞争，也不会具有话语权。后工业时代所谓的发达、现代，就是看你在不同的行业有多少领先的核心技术。这一点同工业化时代有很大的区别。

小说中的情感生活，是《锦绣》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比如赵大河与松本润的女儿、与古小闲；古小闲与赵大河、姜连子、吴远山；张怀勇与田宇莹、古小妮；田宇莹与厂长薛立功等，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对塑造人物起到了重要作用，或者说，对情感生活的态度，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个人的操守和品质。在我们的小说中，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缝合，几乎是普遍的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个人的生存经验以某种方式同抽象经济科学和政治态度不相关联。而社会主义文化则弥合了这一分裂，尤其是社会生活与爱情不约而同地构成了同构关系。苏联这一题材的小说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无论哪种题材，几乎都借鉴了苏联小说的这一观念和叙事模式。改革开放初期的《乔厂长上任记》最有代表性。《锦绣》也概莫能外。

小说提供的一个新经验，是不同人物的日记。日记是记述个人心理活动最好的方式。而现代小说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人物心理的关注和书写。不同人物日记集中起来，就是锦绣冶炼厂的厂史、个人的成长史。在与厂史的比照中，起到互证的作用。两种叙事共同讲述了一个工厂的历史和现实。日记部分不只是小说中人物的心理活动记录，同时也可以看作锦绣金属冶炼厂的心灵史、情感和精神的变化史。工厂的主体是工人，工人的心理和精神面貌决定了工厂的精神面貌。因此，不同的人的日记，从不同方面反映或表达了锦绣冶炼厂的精神状况。这是李铁的一大发明。我们要承认工业题材小说的难写，是因为前现代小说基本是围绕土地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展开的。但现代工业是以科技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为核心展开的。科学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很难具体地进入到小说的叙事中，那么，如何处理人的心理活动就成了这一题材的难题。李铁的发明，为推动工业题材人物心理活动的开掘，提供了新的处理方法。在建立现代意识、攻克核心技术、刻画心理变化的合力中，《锦绣》立体地塑造了工人阶级的群像——赵大河、牛洪波、刘英花、古小闲、张怀勇、姜小妮等，是这一题材小说不曾出现的有个性的文学人物。

《锦绣》的问题是，如果小说的气魄、格局再大一些，与大工业时代的气氛、理想更契合，小说会更有震撼力。这方面，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的《三千万》、水运宪的《祸起萧墙》比较起来，可能还有一些距离。

老藤的《铜行里》，是一部有新意、有探索性的长篇小说。铜行里是沈阳城一条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古老胡同，皇太极建盛京城时，将城里城外的铜匠铺迁至故宫北端的城中心，逐渐形成这条铜行胡同，将城中铁匠铺迁至城之四面，呈拱卫之势，取意皇城要有“铜心铁胆”。小说以这条铜行胡同的历史演变为经，以铜行里发生的传奇故事为纬，编织出了沈阳古城百年的清明上河图。铜行里专门生产响器（奉锣）的富化诚，是铜行里的灵魂，有了铜行里就有富化诚，这是盛京名副其实老字号。小说写了富化诚三代铜匠石嘉文、石国卿、石洪祥的不同与追求与梦想，从“奉天第一锅”的求温饱，到打造大政殿的江山永固期冀，再到百年浮雕墙的百年献礼之作，世道在变，铜行里铜匠们的追求与梦想不变；世风在变，铜匠的“铜心”“铜气”“铜缘”不变。

故事从铜匠石洪祥为父亲石国卿准备百岁生日礼物开篇，以时间脉络渐次展开。百岁老铜匠石国卿在抽屉里一直保存着一个黄缎子皮日记本，这个被他称为“软铜册”的小本子，是他出国参战的慰问品，也是他心中的活历史。软铜册上记着九十八人各自不同的故事，这些人都与铜器有关，都是具铜心、辨铜气、结铜缘的“铜行”人。从富发诚的富掌柜、九佬十八匠、老街坊，到抗美援朝的三十一个司号员、支援三线建设的铜器厂十七个职工，再到下海经商不忘初心的民营企业家，这些人物身上或体现出浓厚炽热的家国情怀，或蕴藏着催人奋发的工匠精神，构成了一片铜匠的森林。

故事以主人公石国卿向儿子石洪祥讲述软铜册的倒叙方式来结构，义和团运动、民国兵燹匪乱、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抵抗、辽沈战役、抗美援朝、公私合营、支援三线建设、改革开放等历史重大事件是故事展开的背景；中国古文明的历史就是青铜发展史，但铜匠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并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填补空白的小说。从中国工业特点的角度看，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制造业，大国工匠创造着共和国的工业史。主人公石国卿生于1921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这一天在当年正是七月一日建党日，于是，儿子石洪祥献给父亲的生日礼物《百年铜匠浮雕》，就有了双重含义。

青铜器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符号，不仅连接着中华文明久远的历史，而且也蕴含着现代科技文明精工细作的工匠精神。因此以“铜行里”作为故事发生的核心场景，表明了作者的匠心所在。小说久远的历史背景是通过细节表现的。比如令狐平的女儿令狐可讲述母亲唐婉秋的故事。沈阳城在新中国成立把高级青楼叫书馆。唐掌柜死后，永和兴被债主变卖还债，婉秋被顶债卖到了八卦街银红书馆，而为唐婉秋三百大洋赎身，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唐婉秋被卖到八卦街当夜，石嘉文召集全家商议，说唐家之事无论如何不能袖手旁观，唐掌柜已经死了，婉秋这闺女我们一定要管。石家与唐家两个家族的交往源远流长。还有冰雪之夜，沈阳城的酒肆茶楼，各色人等，特别是主人公石国卿、令狐掌柜次子令狐平、正阳街泰丰洋行胡老板公子胡德林三人与唐婉秋的关系，让黑暗与黎明交替之际的沈阳城，平添了些许浪漫。沈阳市民阶层的情感生活并非死水一潭。特别是令狐平，他曾和沈阳“抗日九君子”一起做事，而英雄美人的故事，更为百废待兴的沈阳城平添了烟火与世情。辽宁的城市生活和工业题材的小说创作，基本是书写“当下”，而老藤的《铜行里》则与历史建立起了联系，一条老街百年史，手工业作坊，见证了一座工业城市的发展历程。因此，这是一篇有历史沧桑感的小说，它的探索性，将为辽宁这一领域的小说创作提供有价值的借鉴意义。

二、“永恒主题”有变化

爱情被称为“永恒主题”，这个主题在个人小世界展开，但它密切联系着社会和时代。2021年的“永恒主题”有两部重要的小说：一部是周大新的《洛城花落》；一部是东西的《回响》。两部作品一部是将私密的个人情感公开化；一部是在秘密的“侦破”中。它们喻示的是，这个题材有无限的可能性，因此“永恒”。

周大新是这个时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骁将。他的长篇小说如《第二十幕》《21大厦》《战争传说》《曲终人在》等，在评论界有非常高的评价。特别是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湖光山色》，使周大新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最有价值”的作家之一。当年，我曾评论这部作品说：“在这个结构严密充满悲情和暖意的小说，周大新以他对中国乡村生活的独特理解，既书写了乡村表层生活的巨大变迁和当代气息，同时也发现了乡村中国深层结构的坚固和蜕变的艰难。因此，这是一个平民作家对中原乡村如归故里般的一次亲近和拥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乡村变革发自内心的渴望和期待，是一个有识见的作家洞穿历史后对今天诗意的祈祷和愿望。”应该说，关于书写乡村变革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无疑是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此后，周大新陆续有新长篇问世。最近，他写婚姻爱情题材——也就是个人私密情感的《洛城花落》，叙事一出，读者蜂拥而至。不仅因为题材喜闻乐见，同时也因为周大新宣布，这是他的长篇小说的“封笔之作”。

“封笔”就是告别。告别总是不免感伤。我们见过球星告别赛场、歌星告别演出的场景，观众依依惜别甚至泪水涟涟。大新当然不是告别文坛，他还会有其他新作奉献给读者，因此我们不必为此心怀伤感。

《洛城花落》是一部讲述当代青年爱情婚姻的小说，是探讨爱情婚姻形式的小说。女方袁幽岚、男方雄壬慎的父辈，都是“媒人”当年的战友，他们是生死之交或挚爱亲朋。在了解了两个青年的情况下，“我”积极撮合成了袁幽岚和雄壬慎的恋爱。他们最终结为连理。他们的自然条件是，袁幽岚天生丽质，形象、专业和家庭条件都优于男方雄壬慎；雄壬慎出身农村，家境贫寒，相貌平平。但通过接触，袁幽岚接受了雄壬慎。于是，成婚便在情理之中。但出身的差异已经为他们的婚姻埋下了隐患。婚后蜜月般的生活让两个年轻人幸福无比。他们证明着托翁“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的名言。但接踵而来的便是托翁的下半句“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先是摩擦，然后是冷战，最后对簿公堂。这几乎是所有婚姻破裂的基本程式。但是，《洛城花落》的不同就在于，袁幽岚和雄壬慎情感的破裂，是在公堂上呈现的。袁幽岚先提出离婚，雄壬慎不同意。然后双方聘请了律师对簿公堂。小说的这一设置独具匠心——婚姻状况是个人情感最私密的领域，别人是无从知晓的。除非是叙事方式的全知视角。但周大新用了“后叙事视角”，或者说，读者不了解内情，甚至当事人也不完全理解内情。他们的婚姻状况，是在法庭控辩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来的。“四次开庭”，两人的婚姻状况逐渐被呈现出来。最关键的是第四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开庭。这次开庭袁幽岚说出了离婚的致命理由：雄壬慎有婚外恋嫌疑，他同高中同学黄旻懿曾在一个私密空间单独一起四十分钟；因此，雄壬慎二十三个月不履行丈夫义务，袁幽岚在近两年的时间没有性生活。重要的是雄壬慎对此全都承认，并无辩解。庭审的后果可想而知。就在法庭要宣判结果的时候，雄壬慎借口不舒服去医院，留下了一封信，希望“媒人”代为宣读。其大意是：接受宣判离婚，不再上诉。但他有话要说：在一次他们共同旅游途中，他们曾路遇一对自杀的夫妇，救助过程中雄壬慎浑身沾满了鲜血，这是一对患艾滋病的夫妇，他们没有颜面苟活于世。后警方告知，让雄壬慎迅速检查。慌乱不已的雄壬慎只好找做医生的同学黄旻懿商量。他们并无苟且之事。结果雄壬慎被感染了。这是他不敢亲近袁幽岚和孩子的真实原因。最后一次开庭，雄壬慎挽救婚姻无望，留下一纸文字做最后的陈白。袁幽岚如梦方醒，雄壬慎被放逐于小说之外，生死未卜。

这是一部极具现实感和时代性的小说。周大新将长篇小说封笔之作深入到人类生活的最深处，也是最隐秘的领域，以奇特的构思走向私密生活和私人情感，不仅使小说具有极大的可读性，同时隐含了现代人在日常生活和情感领域的危机，探讨了这一领域不可穷尽的神秘性和多样性。袁幽岚和雄壬慎的婚姻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当下青年婚姻的某种状况。因此，《洛城花落》是一次大胆的实验和探险。它探讨的情感、性爱、婚姻形式、门户、相貌、物质生活与情感生活等，确实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小说中作为历史研究学者，也是当事人的雄壬慎，毕业后即确定个人研究题目“离婚史”，在小说中是一个隐喻，也是小说走向的暗示；具有仿真意义的“法庭”，由于不同身份人物的参与，也表达了不同阶层或人群的婚姻价值观。男女的聚合史和分离史是永恒的主题。周大新在长篇小说封笔时，仍对这一主题意犹未尽，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杰出作家对文学、对小说理解的深度。他对这一领域的时代性、新知识，新困境的发掘，令人耳目一新。另外，无论人在情感领域遭遇了怎样的新问题，他坚信人性的柔软处犹在，人性的善永在。

东西的《回响》，是他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小说开篇触目惊心：一场命案。青年女子夏冰清被杀，头部被钝器击伤，右手掌被切断，死者情况惨不忍睹。警察冉咚咚接到报案后介入了侦破过程。最先出现的嫌疑人是徐山川，一个其貌不扬、家财万贯的老板，两个孩子的父亲，夏冰清、刘玉萌和小尹的情夫。徐山川一定不会承认自己是凶手。于是冉咚咚进入了对案情漫长的侦破和推理过程。小说这条线索极端复杂：徐山川让侄子徐海涛搞定夏冰清，目的是不让她“再烦”自己；徐海涛找到策划人吴文超策划“摆平”夏冰清的方案；吴文超找到刘青，试图通过帮助夏冰清办理移民手续或私奔了结；然后刘青偶遇民工诗人易春阳，以一万元的价格将夏冰清杀死在一个“大坑”里。这个大致情节和冉咚咚的推理基本吻合。但是，推理不是定罪的依据。讲述方式的后叙事的视角，使小说的这条线索更加扑朔迷离、真假难辨。案件发生的真实过程，讲述者、当事人都不比读者知道得更多。因此，这条线有推理、侦破、悬疑小说的全部特征。这是《回响》令人着迷难以释卷的重要原因。事实也的确如此，当凶手被捕后，案件侦破负责人冉咚咚还是不能满意。在她看来，与案件相关的所有当事人都可以找到脱罪的理由：徐山川说他只是借钱给徐海涛买房，并不知道徐海涛找吴文超摆平夏冰清；徐海涛会说，他找吴文超策划是不让夏冰清再骚扰徐山川，不是让杀人；吴文超会说他找刘青合作，是让他帮助夏冰清办理移民或爱上夏冰清，没有让他去行凶；刘青会说，他找易春阳是让他搞定夏冰清，而不意味着谋害；易春阳尽管承认杀人，但精神科莫医生和另外两位权威专家鉴定他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律师正在准备为他作无罪辩护。因此，抓到凶手易春阳，并不意味着案件的彻底侦破。推理、侦破、悬疑要素的介入，血雨腥风机锋暗藏，谜底一直深不可测，使小说具有了极大的阅读吸引力。冉咚咚作为一个职业警察的身份和她个人性格原因，决定了她的穷追不舍。最终，在审问徐山川妻子沈小迎的过程中，真相终于大白。案件真实的情况是：徐山川的合法妻子沈小迎知道丈夫的所有情感劣迹，但表面上并不在意，甚至称互不干涉个人的私生活，沈小迎和健身教练生下了女儿，徐山川不知道女儿不是他亲生的。表面不在乎的沈小迎一直在报复徐山川。她甚至在徐山川的车里和雪茄屋里安装了窃听器，窃听器里是徐山川和徐海涛的对话。导火索是夏冰清试图告徐山川强奸，徐山川找到徐海涛想办法除掉夏冰清。于是，便有了后来的情节。尽管徐山川恨沈小迎恨得咬牙切齿，但一切为时已晚。推理这条线索有通俗小说的元素，它一波三折非常好看，因此，我们不能忽略世俗生活和通俗文学的价值。《回响》中如果没有夏冰清命案的侦破情节，可以说，小说的可读性会大打折扣。而那些制造效果的煽情套路，在这里依然楚楚动人。当然，推理线索的设置不止是为了小说的可读性。更重要的还有形成的人物比较关系。那些涉案的人物都是魂不守舍谎话连篇，试图逃脱罪行；而心理和情感线索的人物，都在检讨和反省自己。这是好人和坏人在人格和认知方式上的巨大差异。

冉咚咚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一方面，她要侦破以徐山川为中心的杀害夏冰清的命案；另一方面，她也要破解和丈夫慕达夫情感上的“重重疑团”。按说，冉咚咚和慕达夫的结合，是才子佳人、珠联璧合。他们的恋爱史花团锦簇，结婚十一年亦风调雨顺。但在办案中冉咚咚无意中发现慕达夫在蓝湖大酒店开了两次房，而且两次开房慕达夫都没有叫按摩技师。于是这成了冉咚咚挥之不去的情感疑团。慕达夫想尽办法解释开房缘由，结果都是弄巧成拙雪上加霜；无独有偶，当冉咚咚发现慕达夫的内裤有了洞，便匿名买了几条内裤寄到慕达夫的单位。慕达夫不知是谁寄的，未敢在冉咚咚面前声张，欲盖弥彰的慕教授更留下了无穷后患。两人情感冷战逐渐升级，这个有情感洁癖的冉咚咚便与慕达夫签了离婚协议。随着徐山川案的发展，慕达夫与作家贝贞的关系也渐次浮出水面。

但是，慕达夫教授真的没有出轨。就在他们签署了离婚协议、作家贝贞也已经离婚之后，他们一起到了贝贞家里，当贝贞一切准备就绪时，慕达夫还是逃之夭夭了。小说对冉咚咚心理的精准描摹，是小说中最具难度的。心理活动是一种隐秘的内心活动，几乎是不能转述的，就像我们看到的美轮美奂的景观，越是要描述越是发现词不达意。但是，东西对冉咚咚以及所有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对冉咚咚的心理塑造，一如东西在后记中所说：“主人公冉咚咚不仅要追问疑犯、丈夫，最终还要追问自己。认知别人也许不那么难，而最难的是认知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在认知自己，作者通过写人物得到自我认知。我们虚构如此多的情节和细节，不就是为了一个崭新的‘认知’吗？世界上每天都有奇事发生，和奇事比起来，作家们不仅写得不够快，而且还写得不够稀奇。因此，奇事于我已无太多吸引力，而对心灵的探寻却依然让我着迷。心灵难以琢磨，因为它比天空还要浩瀚。”冉咚咚和慕达夫已经签了离婚协议，夏冰清的命案也已经告破，但冉咚咚对慕达夫并未释然。她仍然怀疑慕达夫的“背叛”。这时慕达夫说：“别以为你破了几个案件就能勘破人性，就能归类概括总结人类的所有情感，这可能吗？……感情远比案件复杂，就像心灵远比天空宽广。”这时的冉咚咚才意识到，慕达夫在宾馆开房被她发现后，她揪住不放，层层深挖他的心理，从伪装层挖到真实层再挖到创痛层，让他几近崩溃。没有几个人的心理经得起这样的深挖，包括她自己。因此，她觉得对他太狠了。特别是邵天伟吻了她之后，她构建的道理崩塌了。于是她有了对慕达夫深深的愧疚。当然，冉咚咚的心理转变不是空穴来风。此前，她曾请求慕达夫不要将已签离婚协议的事情告诉女儿，怕女儿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一如她看到吴文超被押走时其母亲的绝望，冉咚咚腿一软坐在了床上：她也是一个母亲；当慕达夫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后，她也曾责问他为什么没有坚持拒绝。这些细节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冉咚咚矛盾的心态，为后来的“疚爱”做了水到渠成的铺垫。冉咚咚不曾想到的是，这种“疚爱”的力量居然这样强大。最后冉咚咚问慕达夫：“你还爱我吗？”回答是“爱”。小说戛然而止，精彩绝伦。小说中徐山川和夏冰清的关系是欲望关系，徐山川要的是美色，夏冰清要的是金钱。这个钱色交易关系极其简单。但是欲望无边、欲壑难填，简单明了的关系因不能满足而骤然酿成惊天大案，最后走向了不可收拾。那是欲望之恶导致的。冉咚咚和慕达夫争论的是爱情和爱的关系，他们几乎也走向了不可收拾的境地，但最终的和解、原谅、宽容，使他们拥有了新的选择的可能。因此，小说血雨腥风机锋暗藏，但是，流淌在小说最深层也最汹涌的暗流，还是情感的纠结和一言难尽。这里不只是说冉咚咚和慕达夫之间，同时也包括慕达夫和贝贞，冉咚咚和邵天伟，刘青和卜之兰、徐山川与沈小迎、夏冰清、吴文超与夏冰清。在人类的情感关系里，谁都可能做过错事，有过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冲动。但只有对人性的同情、理解和宽容，而不是道德化的评价，才有可能使遭遇挫败的情感化险为夷绝处逢生。道德化是最没有力量的虚伪说教。人越缺乏什么越要凸显什么，缺乏道德的人才要凸显道德。

在具体的写作方法上，强大又具体的细节，复式交叉的结构方式以及精准的文学语言，使小说具有了极高的艺术品格。可以说，这是我近期读到的最具文学性的小说。东西以极端化的方式将人的情感和人性最深层的模糊样貌呈现出来，他找到了潜藏在人性情感最深处和最神秘的开关，这也是所有作家最关心和一直在寻找的关键事物。东西在同一篇谈创作的文章中说：“35岁之后的某个下午，我站在一所校园的走廊，看见一群可爱的女孩从面前走过，内心忽地掠过一丝亨伯特似的邪恶，仅仅一刹那，我就用巨大的道德力量压死了内心的闪电。但是，我的内心毕竟撕开了，哪怕仅有万分之一秒，却让我感到脊背发凉。使我发凉的原因当然不是法律，因为法律不能对我的心理活动判刑。那么，是什么使我如此害怕？是我尊敬的文学大师纳博科夫。他怎么会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提前50年窥视到我的内心？”如果说纳博科夫50年前就发现了东西的内心，现在，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东西通过冉咚咚、慕达夫等，也看到了我们内心最隐秘的情感，我们似乎已经没有秘密可言。如果是这样，那么，东西已经找到了他希望找到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人类的基本困境之一，福楼拜、司汤达、托尔斯泰、菲茨杰拉德、纳博科夫等，都在这个寻找的谱系里。而这些作家作品，是东西内心的“绝密文件”。如果将这些“绝密文件”公之于世，你会发现，那里无论怎样错综复杂、深不可测，但最终写满的是人类的同情、悲悯、宽容的大爱，这些“秘密文件”就是人类大爱的回响。东西接续了他前辈的文学传统并创造了新的可能，这是《回响》最大的贡献。

三、新老题材有新意

21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从题材的角度说已经发生了重要的结构性变化，但是，乡村题材仍然占有极大的比重。我曾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乡村文明的危机并不意味着乡土文学的终结。对这一危机的反映，同样可以成就伟大的作品，就像封建社会大厦将倾却成就了《红楼梦》一样。乡村文明的危机一方面来自新文明的挤压，另一方面也为正在构建的都市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和空间。乡村文明讲求秩序、平静和诗意，是中国本土文化构建的文明；都市文化凸显欲望、喧嚣和时尚，是现代多种文明杂交的集散地或大卖场。无论我们对乡村文明怀有怎样复杂的情感，它仍然流淌在我们的文化血脉里。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仍在蓬勃生长的乡村题材小说。

现在我们讨论的《坪上村传》，是作家彭东明新近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传记的方式书写一个村庄的人与事，讲述一个村庄的过去和现在，这源于作家挥之难去的一个愿望。在封面题记中彭东明说：“我想我应该将半个多世纪以来村上的那些人和事记录下来，也算是为这座村庄作一个杂乱无章的传记。我在静静地梳理着那些风干了的岁月。”这是彭东明创作《坪上村传》的初衷。这个初衷隐含了彭东明重新发现坪上村秘密的欲望——生活，即便是亲历的，也同样有一个再发现的过程。这也一如沈从文对湘西他的书写。如果沈从文没有城市生活经验，那个诗意的湘西他是无从发现的。城市给我们以“挫败感”或创伤记忆，这时，曾经的乡村便被滤及为桃花源般的所在，前现代曾经有过的所有的问题被滤及掉了。另外，乡村生活中的淳朴关系、真挚情感等，也确有其感人的一面。即便如此，彭东明也无意于对农耕文明的眷恋乃至重塑的立场，以凭吊的情感方式讲述曾经的过去。他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以矛盾或悖论的心情面对正在转型的社会现实，在日常生活和具体的人与事中发现其内在的矛盾和问题——承受这一切的是那些生活在现实中的普通人：村支书老万、村民长贵和他的六个孩子、佬黑、窑匠郑石贵、贺戏子和儿子豆子、陆师傅、彭跋、寡妇水莲、李发、桂花以及彭家的几辈老小，他们祖辈生活在坪上村。看到了他们，就看见了坪上村的今天；通过他们，也就与坪上村的历史建立了联系。

作为作家和讲述者，彭东明恰如希腊神话的“雅努斯”，一面向着过去，一面向着未来。他要做的，是呈现生活的真实面目而不是解决其中的问题——面对过去，他因文化记忆而“诗话”了乡村，乡村在“再结构”中渐行渐远却诗意盎然，这源于他已经有了“现代”的经验，是“现代”照亮了他的乡村记忆。这一点，他与他的湘籍文学前辈有谱系关系；面对未来，“现代”未必都是好的，但它无可阻挡。“现代”是未竟的方案，它还远远没有完成“试错”过程——那是全新的、有待证实的未完成性。彭东明的诚恳，就在于他没有回避个人身处其间的真实感受。他是一个来自乡村的知识分子，他走出了乡村，但乡村记忆在“现代”的冲击下反而凸显出来——人们总是倚重已有的经验，已有的经验是可以把握的，一如村民长贵的一生——从生下来便可预知命运的最后；而“现代”是无从把握的，一如小六子，如果没有“现代”的洗礼，那“同性”的取向是无从唤醒的。于是，人们对未知的未来总是怀有先在的畏惧。因此，《坪上村传》无意中实现了两种对话关系，一是同历史的对话，二是同现实以及同类题材的对话。同历史的对话，保有的是作家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情感，曾经拥有的过去并未渐行渐远、随风飘散；同现实和同类题材的对话，是彭东明怀有的理性和诚恳的表述。对于一个十几岁便离开村庄远行的少年来说，38年的岁月足可以让他理解“现代”意味着什么。对乡村中国来说，“现代”就是让奶奶和孙子的距离越来越远，就是孙子帮奶奶菜园浇粪的承诺一再落空。

《坪上村传》的形式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作者本人一直在小说之中，他是讲述者，也是当事人。这身置其间的处理方式，强化了小说的“仿真性”，因此也更有真实性的力量。小说没有大开大阖的情节，没有别离的痛苦或归来的欣喜若狂。不经意间，“前现代”逐渐成为历史，“现代”则不期而至——荷香初中毕业辍学到深圳打工，遇到台湾老板，台湾老板为人正派，丧偶，大荷香38岁。他向荷香求婚，荷香没有犹豫便答应了，还接连给老板生了两个儿子。二妹菜香和名叫胖子的厨子谈恋爱，未婚先孕，孩子生下来后，胖子到坪上村开“情席”餐馆大获成功，迅速开出了连锁店；老三梅香来到深圳，先洗碗后陪酒，然后就睡到了税务局长的床上并怀上了丁局长的孩子。丁承诺的结婚化为泡影，他给梅香一笔钱，梅香将孩子丢给父母自己跑云南去了；老四菊香也来到了深圳，与一个温州小伙子结婚去了温州，生活平静；老五茶香喜欢读书，父亲长贵阻拦，荷香坚持让茶香读书，一直读到美国留学；老弟老六几次复读没有考上大学，坚决不考了，也随大姐荷香到了深圳。但老六是一个对女孩没兴趣并坚持要求变性的人。固守传统的长贵如五雷轰顶，他根深蒂固的家族“香火”就要断送在老六这一辈。于是，长贵执意要求“我”去做老六的“工作”，希望他幡然悔悟回头是岸，结果是“我”被老六感动，被“工作”了，承认了“同性”的合理性，“铩羽而归”。在“前现代”和“现代”“遭遇战”中，大概都会莫衷一是进退维谷。通过一件具体的人与事，彭东明真实地表达了处在转型时代的矛盾心态，于是，这个矛盾或悖论就具有了普遍性。

乡村经验或者前现代生活是自足和封闭的。土地将家族、亲情以及各种利益关系捆绑在一起。家族有几辈人便几辈人生活在一起，其情感关系也因物质和精神的贫困而紧密：“记得，那年我离开村庄时，是一个清冷的有零星雪花飘落的早晨，弯弯曲曲的泥泞的村路上积着残雪，我手里提着一个网袋，袋里装着一身蚂蚁子布做成的衬衣。这种布当时是自家在地里种了棉花，自家纺成纱、织成黑白相间的棉布。我不知道为什么村里人要将它叫作蚂蚁子布。提着这一身用蚂蚁布子做成的换洗衣衫，我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村庄，后面是我的老祖父、老祖母，祖父、祖母，父亲和母亲，还有我家的那条麻狗在为我送行。我走出去好远，回过头来，发现他们还站在坳口上，且不停地朝前招手，意思是要我莫再回头。”这是前现代家族情感关系最生动的写照。彭东明说：“我在这座小山村度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光。这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村庄上的人家普遍吃不饱饭，村庄留给我的是一个苦涩的童年，饥饿、寒冷、劳累，充满了我的每一寸记忆。”即便如此，坪上村仍然让他魂牵梦绕。这就是作家的情感记忆。最后，他还是回到了坪上村的祖屋，当然——那已经是修葺一新、今非昔比的老屋了。

记下那曾经的迷人风情，是彭东明的初衷之一。湖南作家有写风情画的传统，从沈从文到古华、叶蔚林、何立伟等，虽然号称“湘军”，但文字却如沅湘之水，温婉秀丽、万种风情。描述这迷人的风情，彭东明是通过源远流长的各种器物、婚丧嫁娶风俗等生活方式实现的。一个香包、一条驮带、一个长命锁、一只瓦桶、几块皮影子、一根短棍、一把油纸伞或一曲童谣，坪上村的风情便迷人了。于是，小说的思乡之愁弥漫四方，或哀婉或凄美或浓或淡，总因其想象的浪漫而充满魅力。但是，这个乡愁之美是只可想象不能经验的。“现代”，并没有证明它有无与伦比的好，但是，现代是历史理性的选择，而乡愁只是个人的情感愿望。在历史理性面前，个人的情感愿望最终将无能为力。大概也正因为如此，彭东明才“风情万种”地书写了他的“坪上村传”，他“害怕失去”的农耕文明的迷人风情，最终还是要消失在那遥远的地平线上。一如彭东明自述的那样：

村庄四围的矮山依旧，小溪和田野依旧，那飘荡在田野上空的泥土气息和稻子的清香也依然如故……然而，矮山脚下，那一栋栋土坯房却不见了，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栋栋贴着瓷片的楼房。人也陌生了，记忆里的老人，都已经不在了。记忆中的青壮年，现在都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如今的青壮年，我全然不认得了。他们如今的生活，已经不再是原来村庄上那种生活。现在再没人用牛犁田，再无人挑担砍柴，也再无人跋山涉水走长途，再无人纺纱织布。甚至再也看不到屋顶上升起的袅袅炊烟，再也听不到飘荡在田畴上悠悠的山歌……田野上拖拉机、收割机的轰鸣声，代替了往日黄牛和水牛的“哞”叫声，溪边的阡陌早已荒废，水泥公路上“呼”进“呼”出的是汽车和摩托车……水库里的小木船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轰天轰地的机帆船。

彭东明人回到了老屋，但一切物是人非，他还是回不到那个“从前”了——这是“现代”给我们带来的宿命。彭东明的不同，就在于他面对坪上村时诚恳地书写了他在历史理性和情感愿望之间的内心矛盾，是这一矛盾结构了这个貌似松散的长篇小说。也恰是这一矛盾，构成了小说的动人力量。现在，彭东明已经记下了坪上村的人与事，也记下了他记忆和想象中的“从前”，他在实现了自己内心愿望的同时，也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了我们面对历史与现实的矛盾处境和心情；他提供了另一种书写乡村中国的文学样式，那散淡如漫水般的文字，也延续了湖湘文学的现代传统。因此，这是一本需要我们重视的长篇小说。

胡学文一直在书写他的乡村，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有生》的发表，集中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积累和与众不同。应该说，这是一部中规中矩的小说，是一部正面讲述百年乡土中国故事的小说。小说写祖奶4月的一个白天和5月的一个夜晚，以她的叙述为线索。她将我们带进了塞外的宋庄，带进了乡土中国文化的内部和深处。从晚清到当下，百年宋庄的历史变迁，也可以看作北方乡土中国的变迁。小说的视角是一个普通的接生婆，一个普通人讲述的历史，是“正史之余”，是民间的历史。这也是小说原初不同于正史的最大区别。祖奶是传奇式的人物。她一共接生了近一万两千人，小说中其他五个人物都是祖奶接生的。

小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日常生活的细节和大胆的想象。小说最要紧的是细节，细节不能虚构，它一定要来自生活，比如如花与钱玉的新婚之夜和最后的生死离别以及钱玉死后如花的梦境；比如父亲的撒尿冲蚂蚁，六指的李伯富吃饭后要舔碗，白凤娥烙糖饼不掺面以及与乡村生活中各种饭食和气味的描写等。特别是塞外的“吃”，比如三下鱼、拌葫芦瓜条，别的地方应该没有。但小说不是旅游指南，他通过对三下鱼的做法的描写，引出了如花对钱玉的怀念。这是对爱和人心的理解。这一点可能比才华还要重要。小说对乡村各种人物、器物、植物等的熟悉，在当下作家中应该说是不多见的；作为男性作家，对生育，特别是对接生现场的描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胡学文肯定没有这种经验，这种描述，除了文字的间接经验，基本靠作家的想象。它的逼真性和现场感，没有想象力是不能完成的。当然，最典型的是虚构的祖奶这个人物。后记中他还在与祖奶饮酒谈笑，足见这个人物与胡学文的关系。因此，强大的想象力会构成一种无可替代的艺术氛围，如果是准确的，它会比真实的事物更强烈地呼唤作家的内心世界。

我非常惊异于胡学文强大的叙事能力，流畅无碍。祖奶一天一夜的讲述，呈现了塞外宋庄的百年历史，这没有强大的叙事能力是难以完成的。因此，《有生》是一部有难度的小说。讲述百年乡村历史的小说汗牛充栋，一是小说有史传传统，二是作家都有史诗情结。乡村究竟还能有多少可以讲述的故事呢？对胡学文说来当然也是一个难题。他自己在后记中说找到了一个所谓的“伞状结构”，然后开启了他的小说灵感。每个作家进入写作状态的方式不同，但他只要找到了，如何命名并不重要。但我觉得对《有生》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胡学文深厚的生活积累，他对塞外乡村生活实在是太熟悉了。小说中人物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是其他乡村题材小说中没有出现过的。这些人物是塞外苍生。书写苍生，也就为我们提供了对民族认识的新角度。《有生》的基本样貌是现实主义的。但它的现实主义显然也融汇了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文学的某些技法和元素。比如“蚂蚁”这个意象的一再出现，显然是一个隐喻。蚂蚁与小说情节或故事没有直接关系，但它一直若隐若现、挥之不去。类似的文字改变了小说的传统性，使其既有节奏的变化有跳跃性，同时有了不同的意味。

黄怒波的《珠峰海螺》出版时，正值北京八月骄阳，读《珠峰海螺》，将心安放在八千米以上高山雪冠的冰峰上，听那狂风呼啸而过，就是抵御酷暑最好的方式。然而，随着英甫艰苦卓绝的攀登，紧缩的心便也像冻住了一般。我得承认，黄怒波那三次登顶珠峰的传奇，真不是浪得虚名。他的讲述一波三折，让人如临其境、欲罢不能。黄怒波是北京大学文学博士、诗人，出版过诗集、散文集十余部，是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是著名企业家，是世界七大洲高峰的攀登者、三次珠峰登顶者。一个拥有如此众多头衔和经历的人，又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而且它的首发式就在珠峰脚下。在我们还没有读到小说之前，有报道说：小说以主人公英甫攀登珠穆朗玛峰遇险前后三天的经历为基本框架，通过讲述在攀登珠峰前他所经历的故事和他对眼下生死困境的挣扎，构建起一部包含了极峰探险、商海浮沉、情感纠葛等多元素的精彩作品。作者的身份加上小说出版后的强势攻略，《珠峰海螺》在近年长篇小说的整体格局中，已足够耀眼。或者说，作为“小说生产”的序幕，《珠峰海螺》尚未登场便已经先声夺人。

于是，我们怀着极大的阅读期待走进了《珠峰海螺》。应该说，这是一部情节跌宕起伏、时空交错精彩纷呈的小说。登山和经商，是两个专业性极强的领域，彼此之间没有关系。对于主人公英甫来说，登山是个人爱好、兴趣；经商是立身之本生存之道。因此，能将这两个专业性极强又相互没有关系的领域并置在一部作品里，一定与作者的经历有关。由是我们可以断定，这是一部带有半自传性质的小说。郁达夫说小说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更多地还是在思想、情感和精神层面，或者说，无论当事者姓甚名谁，小说流淌的情感和思想脉流，大多是作者自己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珠峰海螺》来说，就不只是思想情感与作者有关，而是说，登山和经商以及其中的诸多细节，如果不是亲历，是断难完成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珠峰海螺》既在我们的经验之外，也在我们的想象之外。这两条线索、两个主题、两个完全不同的时空，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山上，是攀登者的相互鼓励，遇到困难时的相互帮助，遇到危险时的接应抢救，登顶时的激情迸发热泪盈眶；山下，是夜晚的灯红酒绿肉欲横流，是白日里的机关算尽挖空心思，是权力与金钱的交易，是权力与资本的无限膨胀和扩张。一边是纤尘不染博大纯净；一边是红尘滚滚欲望无边。

小说基本围绕着几个不同的人群展开，塑造了立体的人物群像，几代人集聚在一部小说中，构成了小说最瑰丽的景观。不同的人群大体是：齐延安、吴铁兵、林红武等知青一代群体；英甫、叶娜、牦牦等“东方梦都”群体；施副区长、叶生、亦兵等官商勾结的群体；罗布、旦增等向导群体；然后是西门吹雪、天使投资女孩、泥鳅、阿猫阿狗等新一代群体。小说主人公英甫就这样在“天上”“人间”两个世界游弋和挣扎。打造“东方梦都”小区，是英甫的一个梦。这个梦既与古代士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想象有关，也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理想主义有关。但是，再美好的梦想，一旦与利益有关，周围便会集聚起各色人等，各种主意、各种手段都会应运而生。可以说，“山下”围绕着“东方梦都”的线索，虽然写得也非常精彩，但大体没有超出我们见过的“官场”或“商场”小说讲述的范畴。小说中郑书记和郭区长的对话，本质地揭示了这一线索的真相——

……这么大的项目，本来就不是一个民营企业扛得下来的。项目到手了，这些老板便有奶便是娘，四处融资，不择手段。就是要押上老婆亲娘，也绝不眨上一下眼。问题是，天下无利不起早，投资的，出钱的，哪一个不是瞄着最后要砍下的他的人头？一个比一个狠，一个比一个背景大。

……最要命的，是这些民营企业家六亲不认。创业时，讲的是哥们义气，一旦挣着钱了，就撕心裂肺地你死我活。狗咬狗地内斗也就罢了，但又是各找靠山、各显神通地把一个地区的政治生态、社会生态都搞得乌烟瘴气。大家看看“东方梦都”这个项目，又是凶杀案，又是工人闹事，又是诉讼灾区……

应该说，这一揭示也是小说的一大贡献。但是，在我看来，小说更精彩的还是关于登珠峰的线索。与围绕着“东方梦都”展开的尔虞我诈的“人间”相比，“天上”的珠峰无疑更纯粹更洁净。主人公英甫迷恋攀登珠峰，一方面是一种象征，是英甫对红尘滚滚欲望无边“人间”的疏离和拒绝；另一方面，现实地说，与登峰有关的人与事，也确实更简单、友好、正大。在这条线索中，以英甫为中心，在与叶娜、罗布参与的故事演绎中，是我们不曾经历、也难以想象的人与事：关于珠峰的景观、气候；登山的工具、装备；山难的救助、绝望的心境、登顶的狂喜，等等。这是没有这样经历的人无论如何也难以体会的。阅读《珠峰海螺》，我们有机会间接地体会这一切，于我们来说珍贵无比。当然，登珠峰与“商战”两条线索，并非两条铁轨平行向前并不交集。事实上，“山上”的英甫无时无刻不在与“山下”的利欲熏心之徒们博弈。特别是英甫在珠峰遇险救与不救、如何救等问题，不仅使小说一波三折险象环生，同时也密切联系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英甫和“东方梦都”的命运，甚至惊动了中纪委高层。这也是英甫化险为夷最重要的保证。

作为一个企业家，英甫一再攀登珠峰，不止是个人的爱好。这里显然有多重隐喻。他说“天下的事，到了珠峰顶上，就与世不同了”，或者说，那些事都是小事了；另外，天下最高处，洁白一片，没有尔虞我诈明争暗斗。谁要存活全凭本事。但是，对小说来说，无论山上山下，书中那枚仅仅出现过两次的海螺至关重要。据说佛陀从龙王那里得到了一只白色的缩尾螺壳，在雨季，他用它代替号角召集人们进行祈祷活动，佛陀的海螺是龙王所赠。英甫怀中的那枚白色海螺，就是英甫在世界最高处对人间的祈祷和祝福。他希望人间没有争斗、岁月静好，希望人们能够友善相处而不是相互倾轧。黄怒波历经十年创作了《珠峰海螺》，这是一部传奇，更是一部励志的发奋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