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全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年。本年度的小说，既有表现国家层面的宏大主题，突出国家认同、国家凝聚力和主流文化观，也有反映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日常角落、彰显人文性、倡导向上向善的进步理念。这些小说有的主动拥抱大时代，承担起记录时代的使命；有的成为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心灵见证，进入少数民族文学与现代生活交往交流交融的现场，从而凸显出21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现状，令人看到少数民族文学的新鲜魅力。本年度小说具有一个突出的美学特点，那就是共通性、交融性和对话性。绝大多数作品的作家个性相较于民族性显得更为突出，这些小说从故事本位来看，已无多少符号式的民族文学标签，而是呈现出叠加的多维的文化内涵，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观念革新和范式转型。而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杂糅，则涵盖了当下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图景。其深层内涵则是多样的思维认知方式、精神情感态度，以及民族文化记忆。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多元一体性，得到了充分展示。

一、中国故事的多样表述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回族作家金伟信以小说的方式缅怀革命先烈。长篇小说《塑像》讲述了党的早期活动家和领导人之一的马骏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是一篇凸显国家凝聚力和主流文化观的作品。小说中多个细节表现了这一点：“中国是回民的祖国，大家自觉的时候到了。我们要为自己的祖国去联合各民族爱国同胞，反对军阀政府，严惩凶手，严惩卖国贼！”在这里，作者清晰地表达了以马骏为代表的回族同胞的国家观和爱国情怀。马骏第二次入狱时，敌人找来马骏的父亲，试图以亲情诱使马骏投降。没有想到的是，老父亲反而坚定地支持儿子的革命行动，“他擦了擦老泪纵横的双眼，坚定地说：孩子，你妈……没白养你这个儿子！马骏紧紧握着父亲的手，激动地叫了声：父亲！”读到这里，读者既为马骏为中华民族谋解放的英雄气概而感动，更为有这样一位理解他、支持他的父亲而动容。这些细节彰显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奋斗、休戚与共的历史，体现了各民族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主流价值观。作品从题材角度来说，具有开拓性意义，但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小说主人公的塑造显得较为缺乏生活内容的细节和个性。

哈萨克族女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今年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白水台》正是其中的一部。小说以尤莱·叶森家族为叙事主线，用交响诗一般的手法呈现出哈萨克族人民传统的游牧生活、爱国守边的军民鱼水情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牧区发展的新面貌、脱贫攻坚取得的新成就。在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早期小说中，对本民族文化心理、民俗风情的描写，历来有着精湛、细腻的表现。到了《白水台》，不但有着本民族民俗生活的生动描写，更多是一种各民族文化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精彩呈现。如叶森家族几十年与边防军人相濡以沫。罗军医成功地接生了尤莱·叶森，挽救了母子性命，尤莱·叶森的父亲请求罗军医为儿子取名，罗军医欣然为孩子取名雨来。这一名字源自《少年英雄雨来》，哈萨克语发音便是尤莱。后来，罗军医又接生了威成·叶森，为他取名卫星，哈萨克语发音便是威成。又如，包户干部孟紫薇与叶森一家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她在深入牧区、帮扶牧民的过程中，自己的精神境界也得到了升华。这些生动、鲜活的故事，使小说有关民族团结、民族融合的表现，实际上超越了一种表层的，或者某种宣传意味的话语方式，而进入到丰厚、生动、火热的生活深处。小说的深刻内涵还表现在，并不回避少数民族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与传统告别的诸种不适、不舍和迷惘。对尤莱·叶森来说，转变、变化是一个令人不安和痛苦的过程。他固执地采用原始方式转场，不接受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使用，维护着家长制的威严……但年轻一代的侄子叶瑞克却能紧跟时代，成为哈萨克族新人的代表，他将接续起尤莱·叶森的生活使命，迈进充满希望的未来。小说中的人物如尤莱·叶森、叶瑞克、卡米拉、威成·叶森等，也成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画廊中精彩的人物群像。

除了小说主题思想上所达到的高度，小说另一个令人惊喜的表现是美学上的突破和创新。这种突破和创新，其实还是小说思想的体现，即多民族文化、语言交融、杂糅之后绽放出的新异魅力。整部小说的语言远离拘谨、单调而表现出大开大合、泼墨泼彩一般的美学风格。各民族文化、思维上的交融，使小说的语言受益匪浅。

王华的《大娄山》把脱贫攻坚的政治主题用日常生活的方式结构出来，叙述了娄娄、陈晓波、李春光、王秀林、周皓宇这群普通英雄的故事。他们是基层干部、返乡大学生、驻村书记、志愿者，他们中有的牺牲在了脱贫攻坚奔小康的路上。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体现出讲责任、有奉献、勇于担当的忘我精神，是时代精神的写照。与《白水台》相似的情节是，月亮山村老一代人对易地搬迁政策，表现出了尤莱·叶森式的不理解与不接受。究其原因是月亮山村这个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于他们而言，已是民族传统文化和精神家园的象征。因此，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传承与创新之间，产生了文明的张力。正是这些带有人文性的描写，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艺术内涵。

二、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美学张力

肖勤的《你的名字》，是一幅当下文化、经济模式和复杂多样的社会诸种力量交锋、角逐和博弈的现世图。其中，人性、权力、空间、情境等的复杂关联，使小说具有强烈的道德力量感。

“身份政治”，已成为困扰现代人的魔咒。枫叶寨的滚月光和小市民冯愉快，都有各自的身份问题：前者是苗寨人如何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里的月光”；后者是籍籍无名的小市民如何挣脱自己无名的人生，擦亮自己的名字，摆脱袁百里的阶层歧视，被权势“看见”“认出”。他们的“身份”问题在袁百里这里交汇、解决。故事叙述分两条线索，一条是冯愉快心理层面的成长经历，一条是滚月光在现实社会中的奋斗过程。本来看似平行的两条线索交叉在袁百里这里，碰撞出这个时代最立体多维的生活现场。冯愉快尽管是一个多少有些心理变态的小人物，但对于袁百里式的蛮霸恶行、权力的傲慢，这个小人物却迸发出最强悍的正义能量，不但帮滚月光洗清了杀人的嫌疑，还拯救滚月光于破产的边缘。一个猥琐的小人物主持了公平与正义。滚月光成为小老板之后，人们尊称他一声“月总”，但袁百里的妻子、县领导等人物，仍不肯叫他一声以示平等和亲切的“月光”，这意味着他依然是县城的他者，他的融入之路也许还很漫长。由此，滚月光的身份问题内隐着城乡对立结构、民族文化概念，从而揭示出当下民族文学书写的深刻力度。

谷运龙的《鸣声幽远》，以诗意化的笔触讲述了春风从一个捕鸟人到大自然的维护者的故事。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人与自然关系异化，导致自然生态被破坏，人类尝到恶果之后自我反思这一主题的具体表现。春风们在物欲满足之后的精神空虚，使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人类对鸟、对大自然所犯下的罪行，通过今昔对比，产生了回归山林的冲动。这种内心的诉求，和秋阳的临终遗言“以生报死”，使春风付诸行动：放生画眉，出资修路、建水池，购苗木，修复凤凰山的葱茏与和谐。小说超越了此类小说通常会有的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批判与谴责，而是通过人物的自省、反思，意识到人对环境的依赖，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人不能背叛这种亲密关系，大山养活了人，人非但不爱护自然反哺自然，反而变本加厉地掠夺大山的资源。这种自省与反思，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小说具有空间地理中民族性的审美特征与经验，如人与鸟对视、对话、对歌等基于生活体验的唯美描写，这些都似乎不是一个生态概念可以一言以蔽之的。“有情”，这种对待万物的人生态度和平等意识，亦是小说的情感底色。不但那些鸟、整个凤凰山，以及与秋阳师傅的情义所代表的那种古老和谐的情谊关系，可能更是作者想要追寻的。小说在写法上也是值得称道的，整个文本以一种诗性叙述、淡化情节的方式结构，而语言所追求的抒情性与想象性，仿佛诗歌的通感，小说的艺术性有了进一步开掘。

本年度最引人关注的生态事件，大概就是亚洲象在云南的北移南归。潘灵的《太平有象》正是与此题材有关的小说。小说以朴实幽默的笔调讲述了彝族太平村的两次搬迁、人与动物的故事。正如好的小说总是从中间讲起：沙玛发现了一片狼籍的甘蔗林，并捡回了野象的胎盘。与此同时，阿嘎和木呷在雨林深处救下了被陷阱所伤的小野象。两家又是喂养又是为小象疗伤，在这个过程中，阿嘎与傣族姑娘岩香产生了爱情，可是两家的财力已经养不起小象了，阿嘎与木呷受了坏人的引诱，决定把小象卖到国外去。小说插叙了沙玛的父亲倮武买杀手要杀掉滥开矿产致使太平村生态恶化的马鸿鹄的过往，被判重刑的父亲的经历使沙玛发誓，“要把太平村和大包山建设成美丽的家园”。由于沙玛带领全村人的努力，太平村的生态恢复到从前，大片湿地引来了黑颈鹤。两只黑颈鹤交颈而死的爱情故事传遍了乡里，州上要搬迁太平村。新的太平村又来了亚洲野象，在阿嘎和岩香成亲的前一晚，扫荡并推翻了沙玛的院子，太平村又一次要搬迁到县里……小说中人们对动物的喜爱与维护令人泪目。这种感情是一种天然、朴素的推己及人的感情，比如沙玛和乌火毕摩都把小象叫作“象儿子”，乌火更是声称：大象来我们太平村，叫太平有象，是吉象，大吉之象。太平村为了黑颈鹤、亚洲象，不停地搬迁自己的家园，他们把这些野生动物当作了自己家园中的成员，为了它们，可爱的太平村展现出了人类高贵、悲悯的平等心和慈悲心。

梁志玲的《翅影无痕》，以办公室主任李力的视角，围绕着一群县文化馆人，从文化馆的会议室写到基层文艺展演，再到乡镇与城市的古老对立，中间夹叙着李力女友小皂一家经营酸菜的过往，讲述了东部沿海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文化上的差距不断增大，文化心理距离也不断增大的背景中，城乡关系的一种新动向。山东某城市女孩廖青月作为文化馆的新人，衬托出黄馆长的人浮于事、李力的随波逐流，与小皂竭力逃离酸菜所代表的乡村生活相对，廖青月却返回乡村，不但为小皂母亲和村民们编排了一出高质量的舞蹈，还最终落户村镇，当了一名乡村教师。这种反向的流动，与李力和小皂的逃离形成鲜明对比。廖青月是一股清新的力量，她的奋斗与活法，闪现着理想主义的光彩。小说称许了廖青月这样有理想、有作为的青年人，也使读者意识到廖青月这样的青年人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小说的语调平静而浅淡，像流水一般和缓，于不动声色中揭开当代生活的面和角。

向本贵的《业委会主任》是一篇直击日常生活现场、近距离展现城市生活细节的小说。家，“是我们在世界中的一角”,是“我们最初的宇宙”。家宅关系着人的安定幸福，是人的藏身之所、休憩的港湾，是存储记忆与历史的空间,是隐秘的心理生命的存在。因此，小说因其独特的场域问题的揭示，而具有浓郁的人间烟火味道。也因之显出小说题材的可贵。小说开出了社群关系的新处方，提高了社区生活的文明度。而这一切，都有赖于一位退休老干部——业委会主任。当业委会主任一个一个地解决业主与小区的矛盾，读者感受到了人间生活的明亮与暖意。而在此过程中，一位可亲可敬的老人形象也跃然而出。

三、爱情的定义

本年度小说中还有一些令人或激动感喟或沉思倾听的爱情故事。如《捕蜂人小记》《爱情蓬勃如春》《沙沱里的暖霞》等。

郭雪波的《沙沱里的暖霞》讲述了一个残疾人与疯女人的爱情故事。主人公腾罗锅是一个典型的“生活赠予他痛，他回报以爱”的人物。他有着重度残疾，成日背着山一样的罗锅活着，与他丑陋的外表形成反差的是天使一般的心灵。周围那些健全人对比于腾罗锅，反而显得自私、渺小：旗医院的见死不救、有关部门对疯女人的漠视、村民看笑话一般把收留疯女人的机会硬塞给腾罗锅。疯女人在腾罗锅的悉心照料下，渐渐有些正常意识了，两人也产生了生死相随的感情。小说的结尾是善有善报的大团圆结局，多少有些理想主义的传奇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篇具有净化功能的小说。处在生活最低处的人们，“蚯蚓”一般地生存着，紧挨着土地。但他们同样拥有着高贵的人性的尊严与爱的能力。

尼玛潘多的《提亲》，是众多小说中最具差异性表述色彩的小说了。叙事精妙、细腻地展示了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美学张力。小说通过提亲的诸多细节，昭示出主体性身份的流动性与建构性、传统与现代的嬗变。直到最后，小木匠才明白，琼珠拒绝提亲的理由竟然是：“连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还想娶媳妇？”以及他听任父母安排、慌张胆小、鬼鬼祟祟的样子。原来，小木匠在琼珠那里活成了没有主体性的存在。他不明白，“自己一直顺着父母的意愿，却成了不干正事”。小说的冲突与戏剧性焦点在于，琼珠母亲本来觉得嫁入木匠世家是荣耀，而琼珠也并不是老木匠夫妇的首选，实在是本地的女孩都出去打工了，才不得已向琼珠提亲。在他们印象里，琼珠一心想去拉萨，是个不安分的女孩。令人意外的是，提亲却以失败告终。木匠世家的光荣与尊严，被提亲失败击得粉碎，极大地打击了老木匠一家的自尊心和面子。提亲这一情节，将老老木匠、老木匠、小木匠的三代生活，折射出来。而小木匠天天喝着可乐，看起来现代，却只是有着外在的现代标签，内里仍然是一个没有完成主体性建构的前现代人物形象。而琼珠与顿旦兄弟，显然比他更现代，小木匠与他们在意识模式上已经产生了鸿沟。比如小木匠误解顿旦与琼珠的关系，使他即使与自己的同龄人，也产生了文化心理上的距离。

李约热的《捕蜂人小记》演绎了爱的另一种定义。这种爱的定义，基于乡村宗族的亲伦关系，像土地一般厚实、朴素。正是这种爱，使赵桃花愿意重新接纳背叛过他们婚姻的赵洪民，“被同一颗石头绊上两回”。赵桃花是这样解释的：“说老实话，我也希望他跟钟老板的女儿成家，赵洪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他真当上钟老板的女婿，有了钱，他不会不管我……”这在城里的李作家看来是大有深意的，因此他记录下这个故事。赵桃花象征着接纳一切、可承重的乡村，是赵洪民们的归宿。赵洪民在城里打工的时候，产生了对资本的现代性冲动。因为“我们太穷了，一片树叶飘在头上，都希望它是钱”。冲动失败之后，把精神重新安放在赵桃花的乡村。赵桃花则亲眼看着马巧枝成了精神病，因此觉得每天能清醒着上楼下楼，其实是一件幸福的事。赵桃花变得豁达。她对爱情的设定也许并不高，仍保有着乡村的情感结构，爱情也许就是彼此帮衬、原谅和宽宥的情义。值得称扬的是作家的写法，令人联想到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作为“精准脱贫工作组”的李作家，走村入户，喝他们的酒，听他们的故事，既是观察者，也是参与者。他以见闻录的形式、精练的语言及独特的视角，呈现了这个最新版本的乡村爱情故事。

马金莲的《爱情蓬勃如春》，这个表面看来并无“民族”色彩的小说，在其深层底里，其实暗隐着对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性本质化、固定化的文学意义上的突破：正因为作家的民族、女性身份，使她有足够的激情把这个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故事描摹出来，作家试图通过精准还原故事流程解决自己的震惊或疑惑。心目中的父亲形象、父亲与母亲的爱情神话，在小说最后其实有某种意义上的坍塌，小说的主人公面临着关于爱情信念、关于父女亲情模式的现代性的重建。这篇小说也寓意着少数民族女性写作的观念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