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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进程”理论是詹姆斯·费伦在经典叙事学和经典修辞学的基础上提出的，旨在凸显叙事过程的动态特征和叙事行为的交流性质。费伦认为，“进程指的是一个叙事建立其自身前进运动逻辑的方式，进程可以通过故事中发生的事情产生，即通过引入不稳定因素（instabilities）。进程也可以由话语中的因素产生，即通过紧张因素（tensions）或者作者与读者、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冲突关系”[1]。因此，对文本叙事进程的讨论能够有效突破传统批评中存在的作者定见的束缚，以文本自身的叙事运动为依凭，通过引入文本动力和读者动力来解读作品叙事的多层次性，为作品拓展出更加广阔的意义阐释空间。

一

家族叙事进程：超越家族的生命叙事

按照胡学文写在小说后记中的话来看，《有生》叙写乔氏家族百年历史命运变迁的过程，首当其冲成为小说叙事的主要进程。“祖奶”乔大梅作为家族历史变迁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其一生先后有过三段婚姻，生育了九个子女，作为接生婆共接生一万一千九百八十余人。小说名为“有生”一方面恰切地呼应了祖奶的“接生婆”身份，乔大梅正是通过“接生”这一行当与宋庄及其周边地区的人物建立了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另一方面，生命的赓续是小说情节发展得以有效进行的连接器之一。因而，生命的往复循环以及生命的消弭或扩散都是作家重点描写的对象，而以家庭作为生命孕育的基本社会单位，以家族变迁尤其是以“接生婆”乔氏的家族变迁作为小说叙述的主线，更加具有强烈的典型性和象征意味。

社会学视域中，“家是以特定的婚姻关系为基础，并以一定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相维系的社会组织或社会群体”[2]。家族，则是由一个家庭中的成员分化、扩大与另外组成的其他多个家庭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态。家族成员间本身所具有的亲缘关系、彼此居住点相邻的地缘关系以及相互间经常来往走动的人情关系，都促使“家族”这一关系复合体不同程度地承担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些职能。在有着宗族制度和家族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本身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意蕴，经常成为小说摹写的重要对象之一。

《有生》中家族叙事进程的建构，首先表现在小说的文本动力层。按照费伦的观点，文本动力来源于故事中的不稳定因素，即“人物之间或内部的冲突关系，它们导致行动的纠葛，但有时冲突最终能得以解决”[3]。胡学文对乔氏家族内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间矛盾冲突的描写，推动着小说情节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家族叙事的动态过程。小说中，乔大梅出生于世道初有变象的1900年；满十岁时，她随父母北上逃荒，途中母亲难产而亡，那年年仅三岁的溥仪成为了清朝的宣统皇帝；十三岁时，父亲想送她去宫廷当锔匠，但他们还未进京“皇帝没了”。继续北上的途中，乔大梅成为父亲的主心骨后，二人在放羊人李贵的影响下最终选择定居宋庄，而宋庄也因此成为了乔氏家族的诞生地。乔大梅先后嫁给了李大旺、白礼成、于宝山，并分别生育了李春、李桃、李夏、白杏、白果、白花、于秋、于冬、于枝（于姓子女后改姓乔）。李春出生后乔大梅成为了接生婆，开始在塞外各地奔走接生。此后，乔氏家族经历了日军攻打沽源、张北城被日军占领、伪蒙疆政府成立、1949年金圆券作废、公社运动、粉碎“四人帮”等多个历史重大事件。期间，李夏被高粱军所杀、李春在陪同伪蒙疆政府主席逃亡的路上中弹身亡、乔冬参加公社劳动时被炸死、乔秋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偷食土豆而死、乔枝被下乡青年钟青抛弃后选择自杀，乔冬之子乔石头则成为了宋庄的头号传奇。事实上，普通人的生平境遇和家族历史同样是“巨型历史景观中的微型历史，因而具有历史阐释的小历史性质”[4]。乔氏家族百年间所经历的一切兴衰浮沉、生死变迁都与20世纪的中国历史息息相关。

《有生》在叙事上存在两条明显的时间线索，一是前文提及的围绕宋庄接生婆乔大梅展开的对其家族百年历史的讲述，另一则是对乔大梅瘫痪在床后的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中发生的事件的讲述。由前者结撰而成的故事占据了《有生》绝大部分的篇幅，而后者无论是从叙事的容量、情节的复杂程度、涉及时间的长短以及人物的数量来说，都居于劣势。但正如作者本人所言，《有生》在叙事进程中采取的两条时间线索相互交叉的方式，正是为了使《有生》能在叙事的容量上达到“既有历史叙述，又有当下呈现，互为映照”[5]的效果。因此，尽管两条时间线中的内容所占篇幅大小悬殊，但在文本的叙事结构层面二者却并无高低之分。某种程度上，叙事容量的倍增还为小说多重叙事进程的建构提供了便利。

如果将小说家族叙事进程中的时间维度与人物形象塑造的过程结合起来看，我们就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进，介于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叙事交流行为将会同步展开，从而形成叙事的多层次互动的良性局面。由于这部分的叙事交流行为是以读者为主导进行的，因而费伦将其称为读者动力，他认为这种话语交流过程中出现的紧张因素“涉及价值、信仰或知识等方面的重要分歧”[6]，传达出的是文本的修辞意义或者说是文本的伦理意涵。换言之，与以作者叙事为主要推动力的文本动力不同，读者动力更加注重读者对文本传递的价值观、信念、情感等因素的判断与讨论。这就意味着，文本所传达的修辞意义并非是既定不变的，而是经由读者的判断处在一种动态生成的过程中。

事实上，随着叙事进程的不断推进，读者会发现胡学文对乔氏家族历史的描写呈现出一种扩散化的效果。从文本的最终呈现来看，胡学文对乔氏家族百年历史的描写既不完整也不充分，他所述的“家族”已经超出了乔氏一族的范围，延伸至广义的“生命”范畴。通常来说，有关某一家族的叙事应当包含其家族历史脉络的连贯性，对该族群后代子孙的生存轨迹进行连续而完整的记录，并进一步对家族存在的文化意义和身份认同做出说明。但小说中的乔氏家族却呈现出一种零碎的、散落的，甚至是部分人物无迹可寻的状态。1976年，乔大梅的最后一个孩子去世后，乔氏一族仅剩她与乔石头两人。从乔大梅扎根宋庄到育有九子，再到子女走上各自的人生道路，直至孙辈乔石头返回宋庄试图为其建造祖奶宫、立起功德碑，乔氏家族自始至终都没有呈现出它的完整面貌，也没有形成自己家族谱系。相比起自己家族的命运，乔大梅更在意经由她引领来到世上的所有生命。她为地主接生、为乞丐接生、为土匪接生、为日本人接生，她跟于宝山结婚仅仅是为了生育子女，她被宋庄人神化为“祖奶”也是因为她能够平和这些生命的躁动与不安。《有生》中，有关乔氏家族百年历史的叙事进程中，“生命”作为胡学文写作中群体性意识的象征始终在场。胡学文有关乔氏家族的叙事，或许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建立在普遍“生命”意义上的超越家族的群体叙事。

二

原乡叙事进程：现实主义的两难困境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起，以“寻根文学”中对精神“原乡”的想象为代表，作家们将自身对民族传统文化和乡土文明所抱有的各种复杂情绪都寄予在对“原乡”的创作之中。面对传统文化的断裂和价值感的失落，作家试图从历史过往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建立一个“原乡”以供现代人参照，莫言的“山东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以及刘绍棠的“运河”等都属此类。但诚如吴俊所言，求助于传统“表面上是一种历史思维的方式，而实质上却是静态、静止的思维方式。它把一种可能性当成了绝对性，并且无限地提升了‘失落的文化’的价值高度”[7]。除此之外，大多数作品中有关“原乡”叙事的困境更多地表现在作家对空间与时间、写实与想象之间的悖论如何处理上，其中隐含着作家创作的修辞意图与信念。

《有生》中，胡学文以“宋庄”为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展开对相关人事物象的描摹，其目的并非是向读者提供一个解决现代性进程中一系列矛盾、冲突和文化断裂的“乌托邦”形象。而是将“宋庄”作为寓言化的“原乡”而存在，作为一个承载有关回忆、欲望和人间种种悲喜剧的容器。它向读者提供的是一种和解的力量，提醒读者不论是任何时刻存在的本质从来都是暧昧的、混沌的，唯有生命赓续的力量清晰而茁壮。然而，作品的原乡叙事进程同样遭遇了现实主义叙事的两难困境。

《有生》的创作基本沿袭了胡学文以往惯用的现实主义手法，但由于小说叙事既涉及对具有神秘气息的人物及事件的描写，又包含对百年历史和当下现实的双重言说，因而传统的现实主义已经无法满足文本叙事的要求。换言之，小说原乡叙事进程中现实主义遭遇的两难困境在于，它无法处理写实与想象之间的矛盾关系，同时也难以解释流动的时间与固定的空间造成的悖论。有鉴于此，在部分具体描写中胡学文有意采用现代主义手法对文本叙事的罅隙进行了填补。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两相结合表现在文本的原乡叙事进程中，一方面加剧了小说故事层面的戏剧化冲突，从而形成了文本叙事的巨大张力；另一方面则为读者阅读文本留下了充分的阐释空间，促成了作家、文本、读者间对话关系的形成。

在涉及小说中的地理环境、人情风物和人物生活场景的刻画时，胡学文遵循了现实主义的写实笔法。“淖儿水呈两个半圆，状如蝴蝶，溪流则像蝴蝶的触角，弯弯曲曲，在几公里外汇成一处，向北，再向北，然后南下”[8]“来人立在当院，个不高，圆头，扁脸，脸色略灰”[9]“三下鱼的做法颇为复杂，活好莜面，搓成鱼状……”[10]小说中类似的客观细腻的写实随处可见，为文本叙事的可靠性提供了有力依据。但在部分叙事中，过度写实引起的失真同样造成了叙事的不可靠，一些本该由他人讲述的情节却经由人物自己讲述了出来，引发了叙事的漏洞。

写实与想象之间的矛盾关系，突出地表现在“祖奶”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中。费伦认为，处在不同阅读位置的读者在面对叙事漏洞时产生的反应是不同的，此外部分读者还能够对作者叙事的可靠与否做出判断[11]。小说中，乔大梅对自己出生前、年幼时以及瘫痪后发生的事件的描述，是通过上帝视角得以完成的。在此情况下，如果读者将自己视为文本叙述者的读者，他就会认为乔大梅讲述的一切是真实的，而这份真实则来源于他对“祖奶”这一具有神性的人物设定的认同。但是作者的读者，即理想读者则能够清晰地知晓胡学文在这段叙述中采用了虚构的手法，以想象的方式代替乔大梅做出了叙述，从而判断出这部分叙事是不可靠的。而当读者发现“祖奶”这一人物充斥着作家本人的修辞意图，是在刻意引领读者将接生这一职业化的行为等同于行善积德，那么“祖奶”在小说叙事中的权威地位将会受到威胁。更进一步地，当读者重新回到故事时就会发现，乔大梅这一人物的日常话语具有浓厚的形而上色彩，在面对政权变更、民族战争和子女离世的场景时都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冷静与理智，人物形象塑造具有扁平化的倾向。但胡学文又在小说结尾处，引入了祖奶与死神之间的对话，通过神秘力量的介入淡化了人物的缺陷。因而不同的读者对文本阐释不同，会影响文本叙事的最终走向，从而在作者、文本、读者之间形成循环往复的交流与对话。

空间的停滞与时间的流变造成的悖论，同样是小说原乡叙事进程中现实主义书写遭遇的困境之一。小说中，宋庄作为叙事展开的核心地理空间在百年历史变迁的过程中却没有发生任何本质上的变化，它作为宋庄人的原乡依旧停滞凝固在20世纪的乡土文明画卷之中。然而，作者对停滞的宋庄始终持有一种暧昧不清的态度。镇长杨一凡为宋庄感到自豪，原因在于“作为塞外第一大村，宋庄没什么古迹，唯有大自然的礼物”[12]。而保持宋庄良好生态环境的代价则是它发展的落后状态。乔枝模仿钟玉兰将自己打造成宋庄版的“上海人”，却依旧被钟青抛弃。她既无法成为真正的城里人又无法重新融入宋庄，最终难以摆脱心灵的围困选择了自杀。乔石头以一种“去乡村化”的姿态出现在宋庄，他投资修路、开发垴包山。然而其最终的意图是修建祖奶庙、立功德碑，他对宋庄的改变还是难以脱离落后的封建思维。当下，乔大梅曾从事数十年的接生事业早已被现代医学手段代替，她却仍被宋庄人奉为“祖奶”当做神一般供奉。如果说“祖奶”是宋庄人信奉的众多神中的一个，那么乔石头建造祖奶庙的计划就是要将宋庄人的“造神”行为落到实处。“祖奶”的存在与宋庄人对她的信仰，本身就是宋庄作为“原乡”神话存在的例证之一。

胡学文在小说故事层面对宋庄和宋庄人的落后都未加指责，而是选择在原乡叙事进程中“建立多种交流渠道，并在渠道之间构建协同作用”[13]。作者借助小说中不同人物在不同事件中形成的关联产生对话，让他们成为代理叙述者讲述那些“故事中的故事”。不同人物讲述关于宋庄的故事时产生的价值判断不同，审美判断也不尽相似。杨一凡为之自豪的宋庄，带给乔枝的却是令她感到自卑的农村人身份。因而，宋庄作为小说的“原乡”在作者构建的多种交流渠道中，其意义处在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之中，需要读者借助自身的阐释框架做出解读与判断。

三

个体经验叙事进程：困苦交织的生存境遇

在家族叙事进程和原乡叙事进程以外，《有生》以小说内部众多普通人物的个体经验为叙事依托，将他们如何以个性化的方式排遣内心的激愤、阴郁、痛苦、难堪、挣扎的场景尽数展现，撰写出一部塞外底层群众百年间对抗苦难生存境遇的心灵图景。有学者指出，胡学文笔下“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个性的、有血性的，没有被世俗裹挟、消解得成为行尸走肉”[14]。而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创作对个体经验的生动书写。诚如谢有顺所言，“经验在文学写作中的全面崛起，强化了写作的真实感，并为文学如何更好地介入生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资源”[15]。而在作家创作中，个体经验也经常被视为理解现实社会多样性和思考现实社会存在的重要途径之一。

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个体经验是建立在与个体极端私有化经验相分离的基础上，脱离日常生活经验的平庸与乏味，摆脱地域限制的个体经验。而那些单纯讲述自身的生活体验，丧失了对生活的深度体认与思考的个体经验，只能是对现实的粗鄙复制，在文学言说现实方面是失效的。经验叙事是否有效的关键在于，如果经验叙事仅仅是个人经历的现实主义式再现的话，那么它就无法获得公共性和普遍性，也就无法通过文学书写进入社会公共领域、集体话语和个体身份认同等范畴之中。这就要求在文本的叙事过程中明确以下问题：谁有权力成为经验叙事中的讲述者、被讲述的经验是否值得讲述、个体经验如何在最大程度上转化为集体公共经验等。

胡学文曾在论及乡村底层群众的生存境遇时讲到，“贫依然存在，但已退到次要位置，困则显得尤为突出。尽你的想象，不管穷到什么程度，总能适应，这种适应能力似乎与生俱来。面对困则没有抵御与适应能力，所以困是可怕的，在困面前，乡村茫然而无序”[16]。而《有生》中的塞外底层群众面临的或许是更为深刻的困境。从小说中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来讲，百年间中华民族经历了各种天灾人祸，但真正承担崩溃与痛苦的却是隐匿在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普通人。面对充满偶然性的命运捉弄的无可奈何，困苦的心灵感受始终萦绕在个体日常生活周围，奠定了《有生》中个体经验叙事的情感基调。

小说中，政权的更迭对个人生存境遇的影响是最为广泛而深刻的。乔大梅的父亲乔全喜，一个始终秉持着“出门三分敬”的锢炉匠，在时局动荡的清朝末年接连遭遇家产被骗、妻子逃荒途中难产丧命、谋生无望的困局。在张家口当兵的季老三兵变后就失去了消息，而那些年离开宋庄后杳无音讯的人并不少见。钱家作为宋庄首屈一指的富户隔三差五被掠抢，人丁零落的钱家最终走向衰败。伪蒙疆政府时期，张北城里大烟馆遍地开花，一群人为了不用交死后的占地税在西门外躺着等死。沦陷时期，乔大梅因为给日本人接生，时隔二十年后被同村人踢断一根肋骨。李春为伪蒙疆政府做事，在宋庄为之受过的则是母亲乔大梅。宋庄人在此期间遭遇的一切艰难困苦和生离死别，不过是当时中国社会底层群众经历的一个缩影。

历史洪流以外，底层群众的个体经验更多来自于琐碎的日常生活。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也没有波诡云谲的复杂局势为背景，只有庸常且贫乏的生活日复一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没有资格进入文学书写的范围，那些发生在平凡生活中的“有意味的细节”，弥补了文本故事性被削弱造成的叙事的平淡感，同样是《有生》中个体经验叙事进程所关注的对象。实际上，能够通过话语讲述出来的故事，经常会不同程度地陷入“重复”讲述现实的窠臼之中。但是人作为依赖感知觉存在的动物，不同主体面对相似的事件时，其身体感受和内心经验却不尽相同，具有极大的差异性。

胡学文在《有生》中，对底层群众日常生活中个人经验的书写主要聚焦于人物的感官感受和内心活动。小说中，祖奶是一个瘫痪多年的百岁老人，她不能说、不能动、不能看，却能凭借鼻子嗅出周围事物的气息，那些倾诉者的话语所具有的不同的重量反馈出她听话时不同的情绪。一只时不时在身上流窜的蚂蚁成为她与现实沟通的媒介，当她回忆中出现有关死亡和灾祸的事件时，“蚂蚁在窜”；当倾诉者向祖奶寻求支持妄图伤害他人时，“蚂蚁在窜”；当孙子乔石头想为她建庙立碑、清算他人过错时，“蚂蚁在窜”“蚂蚁在咬”。嗅觉、听觉和触觉方面的细微活动，成为祖奶讲述个体经验的特殊通道。

然而，作者并没有交代围绕着失眠症展开的杨一凡和养蜂女之间故事的结局，叙事的戛然而止似乎成为了《有生》文本的一个缺陷。但又或者，北风这样一个人物的存在本身是对“祖奶”的反抗，也就是说世界上还存在那些“祖奶”所不能理解和化解的痛苦，就如同“祖奶”不能解决窜行在自己身上的“蚂蚁”一样。

《有生》的个体经验叙事进程中，底层群众始终面临着困苦交织的生存境遇，人物的个体经验总是围绕着如何对抗苦难而展开，他们不得不用尽浑身解数来消化各种苦难。胡学文在创作上显露出的对于苦难叙事的偏执，一定程度上使得文本中弥漫着悲剧意味。但诚如金赫楠所言，胡学文同样擅长“在灰色中提取出底层民众生活中的光亮和色彩：身处卑微和庸常之中对理想的执著追求以及凡俗人生中沉淀在心底的善良”[17]。长篇小说《有生》的三重叙事进程最终试图表达的主题，或许就寄予在方孝孺的一席话中，即永远保持生命的生长属性，永远敬畏生命。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

注释

[1][3][6] [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2]陈宗瑜：《婚姻家庭制度论》，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4]丁帆、李兴阳：《中国乡土小说：世纪之交的转型》，《学术月刊》2010年第1期。

[5]胡学文：《有生》（后记），《钟山（长篇小说）》2020年A卷。

[7]吴俊：《关于“寻根文学”的再思考》，《文艺研究》2005年第6期。

[8][9][10][12]胡学文：《有生》，《钟山（长篇小说）》2020年A卷，第33页、119页、146页、251页。

[11]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3][美]詹姆斯·费伦：《作者、资源、读者：叙事的修辞诗学》，《外语研究》2020年第4期。

[14]杨立元、杨扬：《草原的守望者——胡学文小说论》，《小说评论》2019年第2期。

[15]谢有顺：《经验必须被存在所照亮》，《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5期。

[16]胡学文：《〈命案高悬〉创作谈：高悬的镜子》，《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6年第8期。

[17]金赫楠：《独特的底层叙事——胡学文小说论》，《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