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栏目语：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中国文学“走出去”及域外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译介及影响值得学界更多的研究与重视。除了本公号已经推送的相关成果之外，本期推文重新梳理集合了近十年间关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译介研究的学术成果，其中既有对译介活动的整体扫视，也有关于某一民族文学的个案研究，以期进一步推进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域外传播的研究。（邱婧）

摘要：21世纪，我国对外交流主导词“走出去”给文学界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其中文学作品输出是“走出去”的重要一环。作为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母语文学不应缺席。但受限于民族地区的相对封闭，其母语文学在恪守本民族传统文化、保持文学民族性的同时，“走出去”与世界各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与碰撞显得尤为困难。文章以四位知名藏族作家端智嘉、万玛才旦、德本加、拉先加的母语文学跨出国门走进日本为例，分析了当代少数民族母语文学“走出去”的困境与出路。

关键词：少数民族；母语文学；“走出去”；日本；译介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世界各民族文化呈现出全面碰撞、深度对话以及相互渗透的局面，这势必迫切地要求我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传播不应局限在一地一国。因为中国形象、中国意义仅仅反映在汉族汉语作品中是不完整的，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对外传播的缺失无法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文学的全貌。作为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独特性的重要补充，少数民族母语文学能够给世界各族人民带来独特的、美好的精神享受，同时也能为世界文化多样性特征的显现提供丰富的素材。

然而，受制于相对封闭的人文和地理环境，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对外传播尚存在诸多困难，如何使优秀的母语文学“走出去”，这一问题值得深思。2006年4月，我国著名彝族诗人、作家阿库乌雾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彝族文学史上首部彝英对照版诗集《TigerTraces》，他的母语写作受到了美国诗歌界以及民间文学、文化遗产保护界的瞩目。阿库乌雾的成功让更多的少数民族母语作家看到了“走出去”的曙光。2012年至今，我国四位藏族优秀作家端智嘉、万玛才旦、德本加、拉先加的母语文学作品被陆续翻译成日语，在日本出版发行。这些走在“对外传播”前列的作家、作品表明，我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走出去”是可以被世界所认可的。本文通过对这些案例的解析，深挖我国母语文学对外传播的困境，探索蕴含在其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力争为更多优秀作品“走出去”提供参考。

一、藏语文学作品在日本的译介

日本藏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行脚僧河口慧海的西藏之旅，迄今为止已有百余年时间。经过日本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在国际藏学界赢得了颇多的赞誉，也奠定了日本在世界藏学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日本藏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藏传佛教、西藏历史、藏族语言文化、藏族文学、田野调查等方面。在这些领域中，藏族文学译介可谓后晋之辈。从研究成果考量，千禧年之前主要侧重于翻译藏语传统文学，包括藏族格言、诗歌、民间故事以及民谣等。千禧年之后，藏语现代文学作品翻译比例逐渐增加，呈现出与藏语传统文学齐头并进之势，硕果累累。

上世纪60年代，日本藏学界开始藏族文学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积累。这种收集整理主要来自于藏族民间人士向日本学者的讲述，其中典型代表为次仁卓玛向日本学者星实千代等人讲述诸多西藏民间故事、民谣等。步入80年代后，伴随着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密切发展，也有不少中国学者介入其中，将藏族民间文学、神话传说等介绍到日本。现今，在日本出版发行并广为流传的日文版传统藏族母语文学代表作品有《西藏密教至宝米拉日巴的十万道歌》（おおえまさのり译，1983年）、《格萨尔大王的故事——稀奇的西藏英雄传》（君岛久子译，1987年）、《智慧的语言——萨迦班智达的教诲》（正木晃译，1997年）、《萨迦格言集》（今枝由郎译，2002年）、《达赖喇嘛六世恋爱彷徨诗集》（今枝由郎译，2007年）、《翱翔天空的祈祷之舞——藏族戏剧阿吉拉姆三部》（三宅伸一郎、石山奈津子译，2008年）、《西藏佛教王传——松赞干布物语》（今枝由郎译，2015年）等等。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现代小说开始打破诗歌在藏语文坛的垄断地位，出现了所谓的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现实主义小说和改革小说等各类型作品，其创作主题有的“哀而不伤”，有的“痛定思痛”，有的“朝气蓬勃”，有的“意识觉醒”，可以说无论哪部作品都客观真实地反映了藏区的新生活。这些充满活力的藏族现代小说也吸引了日本藏学家的目光和研究兴趣。2006年，日本东京大学研究员大川谦作、东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星泉、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海老原志穗以及长期从事藏语翻译工作的三浦顺子等藏族文学爱好者组成藏族文学研究会，开始了藏语现代文学的阅读、研究以及翻译活动。由此，藏语现代文学正式走进日本大众视野，开启了在日本的对外传播。

最近几年，藏族优秀现代小说作品加速登陆日本。2012年11月，著名藏族作家端智嘉的日文版作品集《藏族新文学的曙光——这里也有一颗剧烈跳动的心》在日本出版发行。该作品集由12篇小说、2篇诗歌、1篇散文以及翻译组成员创作的“端智嘉作品解说和翻译解说”、“端智嘉的人生”、“端智嘉的小说与藏族谚语”等内容构成。2013年12月，藏族著名导演、藏汉双语作家万玛才旦日文版小说集《藏族文学的现代——寻找智美更登》在日本出版发行。该小说集收入了万玛才旦不同时期创作的11篇中短篇小说以及译者作品解说。2015年1月，藏语小说创作新锐、先锋派代表人物拉先加的藏语长篇小说《成长谣》被翻译成日文并出版发行，这是第一部被译成日文的藏语长篇现代文学作品。日文版书名为《等待降雪》，书后还附有译者的解说“《等待降雪》——藏族孩子们的挫折与再生物语”。2015年3月，著名藏族作家德本加日文版中短篇小说集《哈巴狗收养记》在日本出版发行，该小说集收入了德本加创作的9篇优秀中短篇小说，书后还附有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沼野充义的解说“差异和普遍性——现代藏族文学的开拓”以及译者解说“出生在草原的小说家德本加”。

二、少数民族母语文学“走出去”的困境

自2012年11月到2015年3月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端智嘉、万玛才旦、德本加、拉先加的文学作品便成功地跨出了国门，走进了日本大众的视野。这似乎显示出藏语文学的国际化传播一帆风顺，正处于黄金发展期。然而，我们仔细分析这四位优秀作者作品的“日译”成功道路，从中不难感受到我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在国际化传播过程中的挣扎和困顿。

（一）“走出去”的偶然

虽然现代藏语文学的对日输出与传播已经初具规模，但其成功的背后并非我方相关部门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对外推介，而是源于日本翻译者的个人兴趣和偶然事件。端智嘉作品集的“日译”成功，有赖于大川谦作等人持之以恒的藏语文学“读书会”。2005年，在西藏大学留学的大川开始接触藏语现代小说。回国后，他在“读书会”上提出阅读端智嘉作品，最初的目的只是与同仁分享阅读藏语小说的乐趣，并没有打算进一步翻译创作与出版。但随着对端智嘉作品的深入了解，“读书会”的成员们感受到了这位藏族作家的非凡才气和杰出成就，意识到有必要让更多的日本人知道端智嘉及其优秀作品。2008年，“读书会”成员在杂志《火锅子》上翻译并介绍了端智嘉短篇小说《活佛》。至此，由藏族文学研究会拉开了现代藏语文学作品在日本翻译与传播的序幕。万玛才旦作品集的“日译”更加偶然。2011年秋，他携带电影《老狗》参加东京国际电影节，在那里结识了负责日语字幕监制的藏族文学研究会成员之一、东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星泉。之后，他的小说才被陆续地翻译并介绍到日本。拉先加长篇小说《成长谣》的传播是起于其在日本中央大学研究生院读书的亲戚向星泉副教授的推荐。德本加作品是藏族文学研究会成员之一海老原志穗访问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时藏语系教师的推荐。

这种靠外国学者赏识、参加活动偶遇、亲戚朋友推荐等各种偶然事件催生的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对外输出，其成功具有明显的“运气”成分，民族文学“外译”的长效性、持续性令人担忧。由于缺乏有效的、系统性的“翻译”机制，那些“运气”不好的优秀母语文学有可能被人“遗忘”，而无法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其光彩，也使得国外民众与这些优秀作品失之交臂，从而不能全面地、系统地欣赏到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魅力，这无法从根本上满足我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需求。

（二）翻译途径单一

从翻译的方向性和译者的语言隶属关系上来看，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外译”大致有“顺向翻译”、“逆向翻译”以及“汉译中介”三种途径。“顺向翻译”（naturaltranslation或directtranslation）是指从外语译入母语或从非常用语言译入常用语言的翻译模式；“逆向翻译”(inversetranslation)是指“从译者本族语言或常用语言译出的翻译模式”；“汉译中介”是指通过中介语——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文本转写，然后在汉语文本的基础上再进行“外译”。在上述翻译途径中，“顺向翻译”似乎更加理想。因为译者所具有的母语语言文化知识和能力要高于其自身掌握的外语语言文化知识和能力，“顺向翻译”译作的可读性、准确性、可接受性更强。但是，“顺向翻译”也存在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过多地受制于“他者”，即目的语国翻译人才的意愿和能力。由日本藏族文学研究会主导的现代藏族母语文学的“日译”就是“顺向翻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翻译的主导性，还是翻译的数量，甚至于内容的选择等都有赖于日本学者的意愿和能力。这难以满足现阶段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对外传播的要求。

（三）软环境支撑不足

在分析现代藏语文学登陆日本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母语文学对外输出的软环境支撑力量薄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内媒体对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对外传播的关注度不高、支持度不够。端智嘉等四位藏族作家日文版作品集出版发行的消息仅仅在“西藏文化网”、“青海作家协会”、“青海湖”等寥寥几家公众网站上查询得到。媒体宣传的缺失无法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民族文学“走出去”的重要性，没有牢固的群众基础，即意味着失去了群众对外推介少数民族母语文学优秀作品的机会。

其次，没有读者的翻译便是无效的交流，成功“走出去”并不代表实现了真正意义的对外传播。查询日本亚马逊购书平台贩卖记录，我们发现四位藏族作家日文版作品集销售状况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在于国外普通读者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阅读还停留在猎奇心理上，他们更多的是对中国少数民族神秘性的向往，还远远没有意识到我国少数民族母语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

再次，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研究者和译者严重不足。虽然我国非常重视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但文化沉淀需要一定的时间，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性的工程。现阶段，我国仍然缺少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和工作者，精通外语、能够承担起对外文化交流以及翻译推广工作的外事学者型人才更是少之又少。在国际性学术研讨会等场合上，我们没有能力掌握话语权，这便导致国外学者无法通过学术途径了解我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发展状况。

最后，项目支持不足。由于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对外传播是国家软实力的提升，短期内没有或很少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出版商、文化企业等民间力量对设立相关项目兴趣不高，仅有国家政府层面以及各高校的寥寥几个研究项目，不足以提升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对外传播的力度。

三、少数民族母语文学“走出去”的出路

（一）“走出去”的必然

仔细阅读日本各位学者对四位藏族作家作品的解说和评价，我们发现少数民族母语文学“走出”国门是“偶然”中充满了“必然”。首先，国外学者已经意识到引进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必要性。例如，东京大学研究员大川谦作就曾指出日本学者更多关注的是汉语藏文学，这便导致在日本藏语藏文学和汉语藏文学长期以来的非对称性发展，原汁原味的藏语藏文学被人遗忘是件憾事。在此层面上讲，近几年日本藏族文学研究会的译介活动意义深远。

其次，国外学者对我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文学性、艺术性有了初步的认知。人们通常认为属于边缘化、小众化的民族文学很难被国外读者接受并认可。但通过日本学者对四位藏族作家母语作品给予的充分肯定，我们了解到这种认识在学者层面已悄然改变。例如，大川谦作认为端智嘉文学中充满了批判社会、宗教、旧习的现实主义精神，能够激励同时代的年轻人，让他们敢于面对时代的变化，努力生存下去。星泉副教授将端智嘉视为现代藏族文学的播种人，称他从传统文学中突围而出，构筑通往现代藏族文学之路；将万玛才旦等优秀藏族作家视为继任者，充分肯定了他们将现代藏族小说发扬光大的文学创作。东京大学教授沼野充义则直接指出德本加的作品既传播了藏族文化又极具文学欣赏价值。通过上述日本学者对我国藏族母语文学艺术性的认可，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我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期待在逐渐向文学艺术欣赏方向转化，而学者态度的改变必然带动普通读者认知的转变。

（二）丰富翻译途径

为加快少数民族母语文学“走出去”的步伐，我们在“顺向翻译”的基础上更应重视“逆向翻译”和“汉译中介”两种模式。“逆向翻译”是由源语国即我国译者译出，这样便可摆脱我们对国外译者的依赖，掌握“走出去”的主导权，变被动为主动。此外，“汉译中介”模式也是“走出去”的另一条可行性道路。人们通常认为这种由民族语言转写成汉语，然后在汉语语境下进行“外译”的翻译模式，会不可避免地改变某些语言的介质和内容，甚至破坏原作独特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所谓翻译过程越多，离原文的距离越远。诚然，这种认识有其合理性，但在当前缺乏精通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的翻译人才背景下，“汉译中介”模式虽然是一种权宜之计，却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翻译途径。

（三）改善软环境

作为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对外传播有赖于软环境的改善与提升。首先，国内媒体要给予充分支持和大力宣传。电视、电台、报纸以及互联网等各媒体应积极正面宣传优秀少数民族母语文学作品的相关新闻事件，改善国内民众对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认知，使群众在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能够主动推介其心目中的优秀作品。

其次，增强国外读者对我国现代民族文学的认知度。我国在对外推介民族文化时，大都集中在传统民俗文化的输出，文学作品则局限在传统民间故事、诗歌上，而更能承载现代少数民族精神的现代作品往往被忽视。这样便导致国外民众对我国少数民族的认知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传统上，改革开放后我国民族地区的新变化、新面貌无法被国外知晓。为此，我们应加大现代作品的输出力度，可以不定期地在国外举行宣传活动，与国外读者互动，让更多的人了解我国现代民族文学作品承载的现代文化精神。

再次，重视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翻译者的培养。译者是文学作品能够“走出去”的灵魂人物。正如波科恩研究所示，译作效果如何并不取决于译者的母语或翻译方向，而是取决于译者或合作译者的个人能力、翻译能力和翻译策略、对源语和目的语及源语和目的语文化的掌握。也就是说译作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人”。因此，我们要加大培养翻译人才的力度，可以在高校推行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双语专业，并创造机会让优秀人才“走出去”到国外学习，“人”走出去，作品才能“走好”。

最后，母语文学的对外输出离不开项目的支持。译介活动能否成功除了翻译实践外，还需要大量的国际交流。例如，国际校际间合作、国外出版洽谈、国际性学术会议、文学研究者互访等等，这些活动都需要项目资金的资助。我们了解到“台湾现代小说英译系列”的成功便是在蒋经国基金会的支持下，哥伦比亚大学与台湾大学通力合作实现的。

优秀的母语作家文学中，永远流淌着母体的血液，永远充满着浓厚的原乡气息。透过其作品，我们能够深深地感受到民族的魂魄；领悟到作者在诗篇、小说的山水人文中抒写的情感来自何方、去向何处，即民族人性之根本。因此，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是世界了解中国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素材。政府、专家学者及民间力量需要通力合作变“被动”为“主动”，努力改善母语文学软环境，构筑我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走出去”的顺畅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