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写作、AI评选与批评家的使命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与突破，文学创作不再是专属于人类的创造性活动，而是延伸到了机器算法所架构的文本世界。2017年，智能机器人小冰“出版”了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它被冠名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机器人撰写的诗集。“小冰”被设计团队看作是“IQ与EQ的综合体”，它“创作”诗集被当作是一种类似于人类的创造性行为。[1]这种观点显然不仅仅是将小冰当作写作工具，而是将其视为有一定创造能力的“拟主体”。严格意义上说，机器的自主性意味着摆脱人类这一“第一推动力”，但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是无法做到的。不管是通过何种高级算法，机器写作活动仍然无法完全脱离人类而独立完成。因此，机器创作的实质是人机合作所生成的产物。
从当前人工智能写作领域来看，交互式的人机写作模式可谓是AI写作的重要发展趋势。2019年，陈楸帆出版了小说集《人生算法》，其中就有不少小说是人机合作的产物。细读作品可以发现，小说的主体内容、结构和主题以及创作风格都是由陈楸帆本人所决定的，只不过在一些段落和篇章采用了机器所生成的文字。而这些文字也是程序根据设计者所输入的陈楸帆风格的小说文本所模仿出来的符号组合。由此来看，AI实际上只是起到一种极为有限的辅助功能。
总的来看，交互式的人机写作模式仍然处于实验阶段，尚不具备大规模推广的技术条件。但也必须肯定，机器的介入为写作带来了另一维度的创新之可能。这一创新点率先表现在智能机器对文学作品的评选上。2019年，由上海作协主办的《思南文学选刊》发布了一个AI评选的文学榜单。该榜单是由一个名叫“谷臻小简”的人工智能系统所评选得出的结果。AI榜单的候选名单包含了全国最有影响力的20多个纯文学刊物（如《收获》《十月》《钟山》《天涯》等）上所刊发的771部短篇小说。此次机器评选的基本依据是“小说叙事曲线的优美度”[2]。AI排行榜显示，排在第一位的是陈楸帆的《出神状态》，而莫言的《等待摩西》居然排在第二位。该榜单一出，就立即引发了文学界的热烈讨论。
不可否认，AI对于文学作品的评选能够最大程度上避免评论家的主观因素，但AI评选的“客观性”是否能够真实地反映出文学作品的水准呢？要保证这一点，至少面临两个棘手的问题：首先是机器算法是否能够有效评价文学作品？当前的AI显然谈不上感知或理解文学文本，它甚至无法“明白”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一些极为简单的常识性问题。其次，AI的设计团队所生成的算法是否公正？他们是否会有意或无意制造出一系列“算法偏见”？如果这两个问题无法解决，那么AI评选文学作品的合法性将很难得到主流文学界的严肃对待。
AI创作与评选作为一种带有实验性质的创新活动，它的仪式感远远大于其实际意义。但需要正视的是，机器对于文学领域的介入已经呈现出一种不可逆的演进过程。尽管在当前看来，机器创作或机器评选仍然处于极为初级的状态，但对于专业的文学批评家而言，AI已经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代表了一种基于计算主义的美学思潮。
从计算主义视角来看，貌似深不可测的文学创作活动也可被还原为一套精密的算法。尽管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尚不能做到自如地创作具有一定深度的故事或复杂的长篇小说，但按照计算主义的思路，随着技术的更新和迭代，AI写作将越来越深刻地嵌入到人类曾经所独享的文学创作领域。照此逻辑来看，既然文学创作可以最终通过计算来实现，那么文学评论也必然可以被量化，并成为极具可操作性的模式化程序。
与文学创作者一样，作为个体的批评家必然无法摆脱主体性，这就意味着批评家所作出的文学评判不可能如机器一样“客观”与“公正”。这种主观性时常成为批评家被人诟病之处。不过，若与机器相对比来看，假设批评家的任务就是像机器一样，尽最大努力削弱自身的主体意识，并企图达到没有任何主观性的纯粹客观评判，那么这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与此相反，批评家抱有强烈的主观性，正是展露其个性锋芒的表现。批评家所面对的文学文本原本就不属于科学范畴，要求批评家像医生拿解剖刀一样来剖析文学作品本来就是一种“反人文”的做法。由于不同的批评家拥有迥异的品质和个性，因而不可能像机器一样按照特定统一的标准来对文学文本进行评级。因此，将计算主义的观念植入到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领域实际上违反了文学的本质。因为文学从来不是科学，它与生俱来的人文价值正是基于极其鲜明而多样化的主体性。如果去除了文学创作者或批评家的主体性，那么这种可量化、可计算的文学活动实际上是一种“买椟还珠”的行为，早已偏离了文学的真正内涵所在。
但必须承认，AI借助大数据和深度学习，可以轻松便捷地处理和分析海量的文学文本，这显然是任何文学评论者也无法企及的超级计算能力。而且随着技术的演进，在可预见的时间范围之内，AI算法和算力还将取得指数级的递增和跃升。不过，AI演进的逻辑背后却存在一个难以攻克的缺陷，那就是自主意识。机器评选文学作品的“客观性”建立在缺乏自主意识之上，而它的致命弱点也在于它无法具有超越于数字世界之外的自主意识。因此，专业批评家的优势正在于发扬和凸显机器所难以奢望的自主意识。
对于具有自主意识的文学批评家而言，他们需要妥善处理三对关系。这三对关系分别涉及创作者、文学文本以及受众。首先是批评家与创作者的关系。批评家犹如美食家，创作者则如同大厨。批评家不制作美食，但他们必须拥有极为敏锐而深刻的鉴赏力，而且要对美食提出中肯而贴切的建议。这意味着，批评家存在的意义绝不是为了炫耀晦涩难懂的学术名词和新鲜概念，卖弄学问，而是能够有益于文学创作的开展。事实上，当前文学批评的“过度理论化”却使得文学创作圈与文学研究界越来越呈现出分裂的态势。
以中国当代文学领域为例，由于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缺乏有效的互动，不少文学研究甚至无法得到作家本人的认可，或者压根就是文艺理论界的“自说自话”。当然，这并非是说唯有得到作家本人认同的批评才是合格的批评，而是说当代的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传统，而且过于沉浸在理论话语所构筑的符号游戏之中无法自拔。这实际上是批评家丧失主体性的表现。
对于机器而言，它显然无法与肉身的创作者直接对话，所以抽离创作主体这一环节而直接进入作品被打造成一种“客观至上”的假象。而对于批评家来说，如果他缺乏与创作者对话的热情和渴望，那么这种作者的缺席可能会使他的批评表现出“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遗憾。平心而论，并非所有的批评家都有幸与自己的研究对象促膝畅谈。但是，创作圈与理论界之间的有效沟通在人工智能介入的当今却更显重要。因为批评家和作者的相遇与切磋是一种真正基于具身化的“深度交流”，这是“绝知此事要躬行”的内涵所在。而这种互动是没有肉身的机器所无法胜任的。
其次，是批评家与文学文本的关系。批评家对文学作品的评论或鉴赏犹如“二次创作”，而这种基于批评家人格特质之上的重构能力是机器所不具备的。批评家的“二次创作”的确深深印刻着自身的“痕迹”，这种种难以消除的“痕迹”可能被认为是批评家对作品的主观臆断。然而，它也可能升华为批评家的一种难以复制和模仿的独有的写作风格。越是专业而合格的批评家，这种超越于机器算法之上的个人风格就越为突出。按照吴子林的话说，文学理论家应着力打造一种注重“证悟”而非“论证”的“毕达哥拉斯文体”。[3]这种文体是“没有体系的体系”，突出的是批评家所创造出来的评论风格，这显然是机器无法替代的。
最后，是批评家与受众的关系。批评家既是受众，又是受众的“向导”，类似于意见领袖这样的角色。随着AI智能算法的兴起，能够精准定位成为评判影响力的核心要素。这种“算法推荐”是建立在小众传播或分众传播的基础之上，即找到对的受众比找到更多的受众远为重要。所谓“对的受众”，就是机器依靠对用户的数据进行提取和分析来推荐与之相关的信息。假如读者在图书网站上多次点击过莫言的作品，AI算法就会假定用户是莫言的“粉丝”，并为其推送与莫言相关的一切书籍。这一方面节省了用户的搜索时间；但另一方面，这种反复强化的“内循环”会使用户局限在自我的认知视野之中，而缺乏向外探索的动力。这就是所谓的“信息茧房”。
与机器推送不同在于，批评家与读者之间所构建的是一种向导与游客的关系。在特定领域，批评家比大众拥有更为专业的知识和眼光，能够为普通读者挖掘出文学文本的深刻内涵和人文价值，这是算法推荐所无法企及的。更重要的是，专业批评家评判作家并不是依靠算法所倚重的“流量”逻辑，也不一味迎合读者群体的偏好，而是根据文学共同体所构建的“圈层”逻辑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以专业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圈层具有严格的把关人机制。一方面，把关人机制带有精英主义特质，它依托小众化的共同体，所过滤和遴选的作品不一定符合读者的个人胃口；但另一方面，作为把关人的批评家却有助于抵御过于倚重点击量和用户偏好来决定文学作品优劣的“算法偏见”。
在人工智能时代，批评家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机器或技术本身，而是面对一种去主体化、去个性化的计算主义思维模式的挑战。这种计算主义试图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还原为一种可度量和标准化的客观对象。它作为一种辅助性的文学研究方法有其可取之处。但需要警惕的是，如果批评家臣服于这种计算主义思想，企图将文学活动“科学化”，那么他们将丧失自身对于文学本身的敏锐度和内在的灵性。因此，面对缺乏主体性的机器，批评家的使命就在于全方位地展露自身的主体意识和个人的生命体验，充分展现批评所蕴涵的情感爆发力和个性化的批评风格，并以一种“知人论世”的姿态与创作者以及读者之间时刻保持一种“相濡以沫”的共生关系。
注释：
[1]小冰：《阳光失了玻璃窗·序》，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1—2页。
[2]走走、李春：《AI榜说明（附：AI榜）》，《思南文学选刊》2019年1月号。
[3]吴子林：《“走出语言”：从“论证”到“证悟”——创构“毕达哥拉斯文体”的内在机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