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健灵：我为什么要三次写留守儿童？
受访人：殷健灵（媒体人、作家） 采访人：江玉婷（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2022年初，新蕾出版社推出《云顶》，这是殷健灵第三次写留守儿童。上一次还是10年前，在读者“蚊子”的提议下，殷健灵进入贵阳大山，随后写下“甜心小米”系列。再往前，2009年《蜻蜓，蜻蜓》出版，这是殷健灵第一次关注留守儿童的生存状态。“说到底，那时候写这个题材，是胆怯的，底气不足的。”她在《云顶》后记中如此写道。
为了写好《云顶》，殷健灵两度深入贵州和四川的大山深处。在四川南江县黑潭乡元顶小学，她一住就是10多天，和孩子们一起生活，为他们擦洗。这些孩子身处的苦难是多样的：小石头没有母亲，有了继母以后，一到晚上继母忙于打牌，把小石头关进柴房；舒柳曼的父亲儿时掉进过粪坑，记性变坏、脾气变坏，妻子生下女儿后就走了；水冬的爸爸失踪了，也没有妈妈；金锁、金枝的父亲失踪，母亲改嫁……
与10年前相比，当下乡村留守儿童在物质上已经有了很大提升，但生活中的困境仍然具体而黏稠。正如殷健灵在书中写道：“好端端的可爱的孩子，走着走着，丢了妈妈，又或者丢了爸爸……爸爸意外离世了，坐牢了，妈妈在孩子身边守不了多久，就将孩子托付给爷爷奶奶，自己寻找新的依靠了，重组了家庭，又有了新的孩子。”殷健灵将真实的生活进行重构，写成了《云顶》。这部作品入选了“商报一月严选好书”。在写作过程中，一旦遇到瓶颈，殷健灵就开始阅读——读书，看电影、话剧……当然，在她看来，最重要的是读生活，是读人。
《云顶》来自于真实生活，这是一部纪实文学吗？您怎样处理虚与实的关系？
写《云顶》，我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摆脱真实新闻事件和人物的无形束缚，提升作品本身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因此，确切地说，《云顶》不是纪实文学，而是一部儿童小说，有人物原型和事件原型，但更多的成分来自虚构。文学和新闻一样，都是现实世界的反映。文学又和新闻不同，新闻告诉你世界的真相。但是，当新闻形成文字之后，新闻的意义也就终止了——我们很少会在10年后去谈论一条当年的热点新闻。但文学不同，文学即便来自某件新闻事件或是某个新闻人物，但它是生活的提炼，是诗性的、人性的、精神的、终极关怀的，经由写作者的艺术创造，会带给读者强烈的审美感受，它的声音可能会在你心里余音不绝。
现实生活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素材，这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能支撑起一些作品的细节；另一方面，也束缚了作者的创造力。因此，创作《云顶》的过程，和我先前创作《野芒坡》《象脚鼓》等取材自真实历史事件或是真实人物的作品一样，是将大量的散沙一般的素材重新打碎、变形、切割、揉捏、整合、打磨、再创造的过程。只有将琐碎的素材重构为不失真实的“故事”，才可能离“小说”的模样近一些。
《云顶》不仅仅是一对模范乡村教师夫妇以及“童伴妈妈”的写照或者赞歌。他们是普通人，我想写的是他们的心路历程，他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生活，他们的骄傲与愁闷，困惑与无奈。《云顶》描摹的是失爱的乡村留守儿童群像，他们的父母迫于生存的压力或者因为各种原因暂时离开他们——脱离了残酷的生活现实，任何道德判断都是无力的。幸运的是，他们在“云顶”得到尽可能多的情感补偿。我想写倔强的童年在暗淡中盛放，写生命和希望，写梦想与渴望。
我想，同样的写作素材到了不同写作者那里，会呈现不同的样貌。这和写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审美取向都有关系。到我这里，我希望呈现的《云顶》是童真诗意的，是直面真实，又启人思考、燃点希望的。
《云顶》里有两组对照关系，杨果和小石头，春晓和金枝。他们是师生，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父子”“母女”，还是“我”和曾经幼小的自己。这是两代人的对话，也是两代人的救与赎。您为什么要写云顶小学教师的过去？为什么找回他们的童年如此重要？
人物的真实可感，在于他的所作所为符合他的性格逻辑和生活逻辑，如此塑造的人物才是有根基、有说服力的。而童年是一个人人生最重要的根基，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性格养成和人生选择。
杨果的回来，来自童年这块土地给予他的哺育，来自做教师的父辈给予他的人生方向的指引；而春晓的选择，除了对丈夫杨果的“跟随”，更来自于自身童年爱的缺失，才会对当下留守孩子感同身受。她付出的同时，也是对自己童年缺憾的补偿。
包括小说中的儿童群像，小石头之所以胆怯、缺少安全感，是因为他从未得到过母爱，有过被关柴房的心理阴影；幼菊之所以如此渴望与手机亲近，是因为她被外面世界表面炫目的光彩迷醉过；金枝让人怜爱的懂事和善解人意，是因为她耿耿于怀自己和哥哥对春晓夫妇的亏欠……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为逻辑，即便那些行为不可理喻，依然可以找到他们之所以这么做的理由。一个宽容的写作者，对善与恶都能一视同仁，并且用同情的目光关照人和世界——这也是我一贯想用自己的文字向成长中的读者传达的观点。
生活中的一切高尚常常以平常的面目出现。高尚应该来自一个人内心自觉的选择，却又从不以高调示人。取与舍相辅相成，奉献的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实现和满足。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比舒适的卧榻、豪华的屋宇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富足而高贵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强大到足以为别人发光发热。
和10年前相比，当下留守儿童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发生了哪些变化？他们更需要什么？
10年前，留守儿童除了缺爱，还缺物质。10年后，脱贫攻坚显见成效，乡村生活状况极大改观，加之有了“童伴妈妈”之类切实有效的公益项目，留守儿童有很大一部分已经不缺物质，但仍然缺爱，来自社会的关爱不足以弥补亲情的缺失。同时，网络发达，交通便利，他们还要面对复杂世界的诱引，这比10年前留守儿童的境遇更加复杂。
我在《云顶》里提出了一种“最好的生活”的设想：走出去，是为了更好地走回来，一家人完整地生活在一起，这便是最好的生活。听上去特别朴素简单，但是，实现起来也许并不那么简单。
《云顶》里写到了学生的苦难，有的孩子自小被父亲或者是母亲抛弃。这类现象会让您感到困扰吗？
被妈妈抛弃，这是我近年在乡村生活体验中很受冲击的现象。年轻一代的妈妈，更加自我，在贫困面前，母爱、责任都变得虚弱无力。这确实是让我困惑的一个问题。传统家庭结构的牢固性也面临挑战——这不仅是山中家庭的问题，这是现代社会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
“留守儿童”这个主题为什么这么牵动您，愿意一写再写？
一部作品带给不同读者的感受是不同的，对自己的任何作品，我都没有什么预设。读者会在阅读中将文本再创造，他们甚至会带给作者意想不到的惊喜和解读。《云顶》出版后，在有限的2次与大小读者面对面分享中，都有大人和孩子被打动、流泪，甚而有孩子回去跟家长宣布：要把自己所有的“财产”捐给那些缺少爱的孩子。无论是同情也好，被作品中人物的高尚感动也好——假如这部小小的作品能让人沉思，或者心灵颤动，或者激起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这大概就是阅读文学作品和新闻的最大不同。
“留守儿童”牵动我的，不是这个话题的社会性。它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在国外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类型的“留守儿童”。我在作品里一向关注成长中的心灵，留守儿童无疑是遭受心灵风暴的一个群体，因此也更能引起我的关注。
您怎么看待阅读与写作的关系？
写作者如果不大量阅读，持续性的写作是无法进行的。事实是，我用于阅读的时间比用于写作的时间要多得多。不仅阅读各种类型的书，也包括影像、戏剧、舞台艺术，扑面而来的有选择的资讯，最重要的是读生活，是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