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文学的内涵构成了重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对艺术主体性的解构上。对传统文艺理论而言，艺术参与必须具备自由与创造双重属性。因为它是自由的，所以它就不能受到现实功利性的束缚；因为它具有创造性，它就拥有一种超越现实局限性的可能。因此，艺术不仅给人以愉悦，更是人类主体性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

从亚里士多德到海德格尔，艺术一直被视为人类精神的伊甸园。它不仅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更是机器所无法深入的最后堡垒。但是，这种观点在现实审美实践中遭到了巨大的冲击，人工智能已经闯入了艺术伊甸园的围墙。如果说“大作家写作软件”用编程攻克了叙事文学的城墙，小冰写诗则是进一步摘取了诗歌艺术的桂冠。

事实上，“技术问题是后人类困境的核心问题”[1]。“人类和技术他者之间的关系在当代语境下发生了改变，朝着前所未有的亲密和侵扰发展。”[2]例如，有部分学者认为，小冰写诗依旧需要人类输入图片作为它的诱发源，它依旧是在某种特定语言规则下的诗歌创作，因此，机器写出的词句游戏，并不会取代人类，它依旧是“人向人打招呼”的一种表现。但更多学者则对机器写诗所带来的挑战忧心忡忡，其表现具体如下：

一种声音认为，人工智能创作是没有创造性的，因此，它只是“诗歌创作的反面教材”[3]。事实上，从人工智能之父图灵到研发微软小冰的首席科学家宋睿华，人工智能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没有创造性的机器，他们在设计程序时虽然“添加了一些随机性，以及深度计算的技术”[4]，但它的自我驱动性只是一种错觉，这仍然不能改变机器没有创造力的事实。“从诗歌呈现出来的感觉来看，它（微软小冰）更多整合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白话新诗……的习惯用语。但正是这种过于明显的直接挪用暴露了它模拟的本质”[5]。换而言之，微软小冰未能自筹伟词，因此它所写的诗是一种没有创造性的诗，如果对其放任自流必然带来艺术的解体。另一种声音认为人工智能虽然有利于艺术民主化的实现，但仍是一种有着使人类经验陷入同一性陷阱的可能。一方面，它在肯定了人工智能创作实现了本雅明“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的承诺，有利于艺术民主化的实现；另一方面，这种机器编程视域下的创作也可能使我们陷入同一性的危机：它不仅使我们失去了艺术经验的原真性，也更容易使我们在沾沾自喜中沦为技术的傀儡而丧失了抗争意识——从表面上看，人工智能的随机搭配似乎给予了人类体验无限的可能性，但人类经验始终局限于某些固定模板与算法呈现的套话之中。久而久之，我们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而失去了感知丰富、多样世界的能力，而被异化为自身的他者。

如果说前一种观点多流行于诗人、艺术家等创作群体，那么后一种观点则流行于理论研究者之中。相对于前一种观点的激进与峻切，第二种观点则显得更为辩证与理性，因此，它似乎也更为人们所接受。但实际上二者并无本质的不同，他们都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同质化的、没有创造性的“大他者”[6]，因此，要维护人类的主体性就要捍卫艺术的创造性，就要反对机器写作的异化行为。

然而，何为艺术的创造性本身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命题。主流观点认为，创造性是一种不可复制性的个性化创造，它不仅是一种手工劳动，更与一种可复制的机器生产大相径庭，本雅明将之称为原真性。然而，这种论断与现实审美实践不尽相符。如果说当年的情书系统还只能编辑那些老生常谈的爱情套话，微软小冰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系统已经可以生成一首首令人耳目一新的现代诗句。相较于所谓那些名噪一时的“梨花诗”“老干部诗”“贾浅浅诗”，“微软小冰”这个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519位中国现代诗人的作品进行超万次迭代学习的人工智能程序所创作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在遣词造句、个人风格与整体意境都颇有可观之处。以微软小冰的名作《船的照片》为例，其风格之清新、意境之隽永，我们完全可以说它比贾浅浅的《我的娘》《朗朗》《日记独白》更具创造性。

因此，判断一首诗歌是否具有原真性不能拘泥于某种美学的教条，而应回归到诗歌赖以存在的审美情境之中。卡尔维诺认为，多数的作家只是特定情境下某种语言规则的组织者，“作家所谓的‘个性’存在于创作行为的内部，是写作的产品和方式。即使是一台已经输入了适用于这种情况的指令的文学机器，也能够在纸上创造出作者所具有的一个突出而不可混淆的‘个性’；或者这种个性能够成为一种规则，在他所创作的每部作品中得到发展或改变……小说术语中所谓的天赋、才华、灵感、直觉，会凭借经验、嗅觉、走捷径，找到一条道路”，因此，“在将文学创作的过程分解和重新组装之后，文学生命决定性的时刻便是阅读。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将创作委托给机器进行，文学仍旧是人类意识中最受关注的场所，是每个社会和每个时期符号体现中所包含的潜力的表现”[7]。换而言之，对卡尔维诺而言，所谓的原真性首先是一种阐释学意义上的效果历史，我们不能离开具体的审美情境来坐而论道；我们不能只强调文学的创作维度，而应该去关注文学创作与阅读得以实现的具体情境。

事实上，在21世纪的文学理论界，对情境的关注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对情境理论而言，真正的文学欣赏必须综合考虑读者、艺术家（作者）、艺术对象（作品）以及传播过程本身等多重维度。换而言之，情境理论可以综合上述多种理论的诸多优势：它在保证理论架构的简洁明了之时，又能博采众长、积极吸收诸多理论的合理性因素。它并不依赖于某个孤立的观点，而是以整体情境的视野来审视一切审美现象与艺术问题。这一种兼容性给予我们更为广阔的胸怀，它不仅打破了各个替代性理论各自为政、将目光局限一隅的僵局，更为我们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审美模式奠定了基础。因此，在这种理论架构下，我们不仅可以立足于作品的形式结构，去欣赏T.S.艾略特《四个四重奏》中的精美结构；也可以从艺术家出发，去欣赏奈保尔在《大河湾》中所流露出的那种午夜之子的忧郁；也可以从接受者的角度，去探究不同时代读者对于阁楼上的疯女人的期待视野；也可以诉诸媒介，去观察同一题材在不同媒介中的表现形式。因此，我们评价某部文学作品的成败得失不能单纯从作者的才气、情感等维度出发，而应还原到具体情境中，从情境的角度来阐释它的价值。

在这一种视域下，从小冰之诗《时代广场》与T.S.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获得的审美特质并无本质的差异。正如实用主义美学所强调，真正的原真性与创造性并不来自某种先验的结构，它表现为人是否可以在与环境的彼此交互中发展出一种更为丰富与敏锐、可持续的审美感知力。这不仅可以确保人们获得更多、更丰富的审美愉悦，更可以保证这种愉悦的可持续性。换言之，当人工智能创作同样可以给予人们一种可持续快感的时候，它的美学价值也理所当然得到人们的承认。

在现实审美实践，这种审美快感的无区分性早已为人们所证明。例如，“作家韩少功曾将北宋词人秦观的‘西窗楼角听潮声，水上征帆一点轻。清秋暮时烟雨远，只身醉梦白云生’和IBM公司的作诗小软件‘创作’的‘西津江口月初弦，水气昏昏上接天。清渚白沙茫不辨，只应灯火是渔船’混在一起，拿去某大学做测试，30多位文学研究生大多犹疑不决分辨不出”[8]。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与其去谴责人工智能剥夺了艺术的主体性，不如说我们正徒劳地捍卫着某种我们从未拥有过的权力。

这种权力诉求的背后蕴含着这样一个逻辑前提——艺术创作就是艺术家的创作。也就是说，除却文学史上那些名重一时的经典著作，那些普通的作品几乎毫无价值可言。但是，这种言论明显是违背现实审美实践的。一方面，它否认了文学作为一种话语组织形式的一般属性。无论是普罗普对童话的研究，还是托托洛夫等结构主义者就小说深层结构的分析，无不印证了文学作为一种话语组织形式的一般属性。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中固然肯定了生命创造力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但他也特别指出“文学艺术创造的工艺过程，有它的一般性，能用社会强大力量控制，甚至于到另一时能用电子计算机产生（音乐可能最先出现）”[9]，因此，文学来自日常生活语言，日常生活语言中隐藏着某种审美的潜质，二者并无本质的差异。另一方面，它与艺术民主化的时代却是背道而驰的。在这种权力诉求背后隐藏着一种专断的精英主义视角。在这种视域下，文学只能是艺术家施展与表现自我的舞台，一般人只能在对它们的顶礼膜拜中得到审美救赎。这种观点在“作者已死”的后现代有些不合时宜，更与大众文化日益兴起的社会趋势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从这个层面上说，所谓人类主体性不过是一种虚拟的权威，其本质上不过是精英阶层担心失去文化主导权的自怜自艾。因此，我们必须回到权力话语的角度来审视这一种对人工智能的担忧。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我们不再拘泥于创作论的角度，我们或许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到人工智能在文学建构过程中所展现的作用。在诸多视角中，现象论无疑是一个颇有价值的选择。

从现象论的角度看，文学或许可以被还原为一场语言的游戏。游戏的主体性并不来自游戏中某个游戏的单向度的参与者，而来自诸多元素彼此博弈、共生共存的具体情境。从这个层面上说，无论我们是创作者还是接受者，抑或某个借助于技术中介的表演者，我们都只是这个情境游戏的参与者。我们在这个共同的游戏中共存共生，就像人与他所栖息的星球其他生物一般的共生关系。从这个层面上看，人工智能未必就是文学发展中的拦路虎，它不仅可以降低参与游戏的门槛，使更多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得以参与到这场语言游戏中来，更可以使文学参与者摆脱“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沉重负担，在这场自由无功利的游戏中获取更多的快乐。

当然，肯定了文学的游戏本色并不意味着就要走向后人类的解构，但我们有必要摆脱人与机器二元对立的教条，我们从一个更具反思性的角度来审视艺术主体性本质，毕竟“文学艺术的形成，本身也可说即充满了一种生命延长扩大的愿望。至少人类数千年来，这种挣扎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得到认可”[10]。换句话说，文学有足够的宽容来容纳包括人与人工智能在内的参与者，也有足够的大度接纳各种水平参差不齐的文学作品。

总之，无论你愿意与否，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已经到来，与之共生已是大势所趋，文学理论也应改变既有的观念，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姿态去迎接它的挑战。

注释：

[1][意]伊洛塔·卡尔维诺：《文学机器》，魏怡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130页。

[2][意]伊洛塔·卡尔维诺：《文学机器》，第130页。

[3]谢君兰：《小冰写诗：诗歌创作的反面教材》，《中国文化报》2017年6月30日。

[4]九州连线：《CNCC 2018丨微软小冰首席科学家宋睿华：小冰是如何写诗的？》，搜狐网，2018年10年31日。

[5]谢君兰：《小冰写诗：诗歌创作的反面教材》，《中国文化报》2017年6月30日。

[6]王峰：《人工智能形象与成为“我们”的他者》，《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7][意]伊洛塔·卡尔维诺：《文学机器》，第268—269页。

[8]饶翔、刘璐：《人工智能会取代诗人吗》，《光明日报》2018年5月14日。

[9]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7页。

[10]沈从文：《抽象的抒情》，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