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经眼录—— 对话中的“学院派”声音——近期学人访谈观察
若要成就兼具深度、温度、力度的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需兼顾文学理论的高度、文学史的广度、文学感知的锐度，也需要保持与学术界、文学界的思想沟通，从不同风格的研究批评文章中激发灵感、获得验证。基于此，“文学批评经眼录”专栏试图将一段时间内目之所及的文学研究/批评文章加以记录、汇聚、整合，尝试在佳作中选出佳作，并略加评点论述。用“经眼录”的方式进行文学观察，旨在让清晰的文字更具锋芒，让相似的观点发现彼此，桴鼓相应、对照印证，并期待有更多的交流能从这里碰撞发生。
——写在“文学批评经眼录”系列之前
【“文学批评经眼录”第一期】
对话中的“学院派”声音
——近期学人访谈观察
◎陈泽宇
去年岁末，曾见学者著文，对当下被“理性的、思辨的、论证式”文字占据的“学院派”文学批评表示遗憾，并表达了对“充满个性、满载蓬勃生命活力的率真表达”的怀念之情（张维阳，《好似与老友闲聊，自在而从容——呼唤“有我”的美文批评》，《光明日报》2021年12月1日）。该文试图解剖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院批评”，认为“为了凸显文学批评的客观性与学术性，批评者普遍努力淡化作为批评主体的‘我’，使批评看起来端庄稳重、严谨客观，却消除了批评者的性情与风格，弱化了批评的激情与锋芒。”正如作者所说，学术论文样式的批评文章理论与注释详赡，却在高谈阔论间回避了艺术鉴赏与文学性表达，文学批评的感染力和魅力多有丧失。
但该文所言也多少言过其实，或者说是没有找准靶子。并非全部文学作品都适合进行艺术鉴赏，文学研究/批评宜对症下药，为不同的作品找到最合适的进入方式；考核制度下诞生的理论及其注释详实的文章，亦可葆有批评者的“性情与风格”，体现批评主体的“激情与锋芒”，魅力与严谨并存的学术文章并不罕见。用过于简化的逻辑指认“学院批评”的种种弊端，或许能对大面上最易发现的不堪之处予以警示，但若不在“学院批评”真正卓有建树的一侧谨慎推敲，则这般“指认式批评”意义甚微。
其实，上文作者所指认的，早在近二十年前就已有争论及解答。南帆《“学院派”批评又有什么错？》（《中华读书报》2003年6月25日）一文将“学院派”定义为知识团体与理论形式的两相结合，他们在从事文学的理论阐释时不完全信任所谓的“个性”与“自我”，并非逃避现实，反而“远比不少貌似狂狷的人激烈”。学院派对“未经论证的知识”无法给予足够的尊重，对那些靠“一点才情、二两烧酒、三钱想象”外加“忧郁的表情或泼皮的腔调”炮制出来的所谓的印象主义批评更看不上。在南帆看来，学院派批评要有广泛的视野、丰富的内涵、多元的思想。
文学观念的不同导致了文学研究/批评文章研究范式的不同，显然，这并非一种可堪调和的矛盾，更恰似缪斯下凡后有不同面孔。相较于其他群体，“学院派”重视知识领域中共同体的基本准则，善于戳破话语的权威与伪装——但这并非最重要的，正如南帆所说，“重要的是，这一切如何真正启动了思想，并且支持思想持续地向纵深展开。”最近一段时间赵园、戴锦华、吴秀明、於可训、吴晓东、程金城、李继凯、王春林、何平、刘大先、张莉、黄德海等学人见诸报刊的若干篇对话文章，各自梳理了他们的求学路径、治学侧重，也与各自的问询人一起就文学研究/批评的现状、问题、方案交流了看法——我想，面对“学院派批评”文风文体的争论，听治学方向不同的“学院派”们开口说话，更清晰地言明不同的文学主张，有利于公众对于文学研究/批评更深一步的理解。同时，高效、真实的思想碰撞，本身就是值得经眼记录的文学研究/批评形式之一种。
一、“一代人有一代人面对的问题”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回顾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文学研究/批评，王国维的代际观不过时。赵园记忆中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有学术共同体的样子”，同行之间能够就相关问题相互应援，是一种颇为“激动人心”的经验。在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重点在于重新发现“五四”，并与新文化运动遥相呼应。再启蒙的盛况后来不再，学界中心散点化，曾经的集聚式的学术激情也再难现。不过，赵园反对将80年代理想化，“人文知识分子的怀旧，往往出于对当下的不满。一代人有一代人面对的问题。80年代的经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复制。”赵园认为，自己一代所谓的成功与80年代文学研究的机遇有关：“文化环境整体的活跃，对‘新人’大力度的支持；荒芜已久，使‘新人’容易得到承认；同行间较少竞争的压力；体制经历了破坏来不及重建，留出了大块空间任你挥洒……”
1978年赵园师从王瑶先生攻读硕士时，吴晓东还在上小学五年级。“记得是一个大雪天，父亲对我说，你将来要上北大中文系，帮我从小就树立了一个具体的努力目标。”幸运的是，他能从父亲的书架上翻阅“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和10卷鲁迅译文集，还有不少现代文学作品。”吴晓东也将80年代概括为“人文主义的时代”并受惠于此，在一种延承五四、渗透西学的总体性文化氛围之中，文学仍然停留在具有重大意义的时段之中。“文学真的构建了一个时代的社会认知、历史认知，甚至精神结构，而对个别人来说，影响的还有情感结构。”当时知名作品《晚霞消失的时候》让吴晓东印象深刻，一种新的历史观和宗教感在对他完成了文学启蒙的同时，也完成着思想启蒙。在上世纪80年代的北大，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阅读具有前沿性，加缪、萨特等存在主义文学大师对那一辈学子影响深刻，“现代派文学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催生了文学界对‘纯文学’的理解。”借助文本细读的过程将现代派文学中理论、思潮、阐释视野呈现出来的过程，对吴晓东代人解读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产生了积极作用，而在不断更新的观念洗礼下，他们很快经历了从存在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解构主义的思潮转向。
与吴晓东在朦胧的选择中选择走上文学研究道路不同，王春林在80年代曾经“狂热地做着文学梦”，“迫切地渴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小说家”。他说自己曾经大量追踪阅读当时小说家的最新作品（这一点已经成为顽固并令人叹为观止的习惯保留至今……），并炮制了不少“自以为是”的小说，还“乐此不疲”地四处投稿。何平也有文学青年的经历，他自述“文学青年期是蹩脚的诗人加拙劣的先锋小说仿写者”，但这段野蛮生长或自由写作的经验对日后的文学批评生涯至关重要。在何平的80年代里，张贤亮、张洁、王蒙、铁凝、贾平凹等同代作家伴随着他的精神成长，“包括青春期爱与性的启蒙也是从《小月前本》《祖母绿》《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说获得的”。这也是一代“学院派”的特色，成为批评家之前漫长的前创作史，使他们对文学从何发生、怎样发生更有心得，能更好地庖丁解牛，从而在“解牛”的积累上善于发现，不断找到新一代文学的可能性。
2022年，《名作欣赏》杂志的“第七代批评家访谈系列”由“80后”青年批评家周明全主持，他与年龄相仿的“青批”同道们进行对话，在已经见到的三篇文章中，他分别向刘大先、张莉、黄德海询问了新世纪学术培养机制与青年学人成长之间的关系。这一提问背后有着肯定性的预设，事实上也如此。回忆自己所经历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培养机制，刘大先说，“文学馆的培养机制则是将不同背景和学术倾向的同代人聚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情感、思想与观点上的交流与碰撞，并且带有引导性地让大家对某个重大议题展开讨论，从而形成一种争鸣交锋、取长补短和彼此启发的良性生态，我觉得这一点对保持批评与研究的活力和创造性非常重要。”黄德海则就《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对他提振信心、展示自我所起到的作用感慨万千，“通过这个栏目，我借机回顾了自己算不上成熟的批评观，也从师友的文章中意识到自己存在的短板，有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启发。”《南方文坛》的优秀论文奖、青年批评家奖也是他开始写作后“获得的头两个奖项”，对他的信心有着“极大的鼓舞”。
从赵园到黄德海的几代学人，入行时都有着独特的际遇与经验，也都面临着不同的危机与挑战。随着学术评价机制的日益苛刻，赵园一代学人日益远离有关文学现场的学术生产，面对当前高校学者“项目化生存”的问题，她“只能庆幸自己已经退休”，“我不知道如若还在文学研究所，以我的工作方式，该如何生存？” 王春林曾长居太原，近两年才主持西安的《小说评论》杂志，远离京沪等文学繁盛地的经历让他对“边缘化写作”有着认同，“距离拉得开一点、边缘一点，可能观察得会更客观、冷静一点，判断可能会更准确、到位一点。”面对当下文学朝向中心之外远行，吴晓东也感慨道：“如果一个时代选择读当代文学的研究生少了，那这个时代的文学甚至时代本身肯定是没有生机的、死气沉沉的。”
二、世界芜杂美好，也得磨合文化、警惕失语
文学的外部环境变化往往会引发内在治学方式的变化。随着上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在中国文艺界的广泛传播，戴锦华的影视研究中也增加了这一维度。恰巧的是，戴锦华的成长困惑与女性主义的相关解释互为表里，更加普遍的性别遭遇让她意识到“‘女性’并不是一个自然生成的事实或状态”，她很快便将阅读经验沉浸于女性主义研究中。近几年，通过对“耽美”网文的阅读，戴锦华发现在这一题材写作中，女性愈发能举重若轻地再现男性逻辑，这让她更清晰地意识到文艺作品中过于清晰的性别特征的自我设限性。戴锦华观察到，互联网上的性别获取仅是对一个ID的性别勾选，人的性别角色变格为需要扮演的角色。“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折的到来吗？”面对新的外部环境，她正开始尝试新的探索。
作为后起的知名女性文学研究者，张莉常被采访者问询相关命题。“今天强调女性文学的意义在于拓展、在于反拨——因为女性的生活、女性的表达在此之前是被严重低估和忽略的。”结合大量阅读，张莉认为尽管今天中国当代女性写作有所进步，但较之韩国、美国以及欧洲国家的女性文学来说，尚不尽人意。面对当下网络文学女性作者群庞大的现实，张莉有着质疑。“数量上的增多并不能代表真正意义上女性写作的蓬勃，真正的蓬勃在于出现能引领女性精神和女性气质的、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女性作品。”同时，对于针对中产阶级女性写作遮蔽真正女性意识的言论，她也持不同观点，“中产阶级女性写作并没有对其他女性写作构成权力关系”，“一些女性声音没有被足够宽广的人群听到，我想是发声的渠道没有那么广阔，这导致我们只是看到了所谓的中产阶级女性写作。”
“这个世界多么丰富、芜杂、辽远和美好啊，它从来就不是黑白分明、男女对峙。”在对女性文学如何参与文学生态多样性进行解释时，张莉作如上言。“丰富、芜杂、辽远和美好”背后，是各种文化/文学的交流、磨合与汇通，同样可以形容一切多元多姿的文学研究/批评面貌，即便它们看似如此不同。李继凯近年来从文化视野观照文学，从文化思潮角度观照文艺的发展变化，提出以“文化磨合论”辩证看待文化的互补、平等、对话与共享等为要义。李继凯认为，中国的人文学科自五四时期以来，就有着在众说纷纭中崇尚独立思考的传统，“新文学”从内容和形式上看，也是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磨合”中诞生的文化产物，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整体追求。
当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亦在文化磨合之中，这一结论或许在文学历史化的研究范式中更为明显。吴晓东认为，在文学性的描述方式耗尽了自身的能量之后，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型本质上就是一种由文学性研究范式向历史化研究范式的转向，其中包括关于心态史、文化史等方面。当然，历史化的文学研究范式不满足于纯粹外在于文学的历史阐释，它实际要求“形式化的历史”，即有意义的、“内在化为文本世界中的、真正决定了文本的形式和文本内文学图景的具体生成的历史形式”。只有这样，文学研究才能避免在范式转型的冲击中丧失学科自律性，沦为其他平行学科的附庸。但即使如此，随着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蔚为大观，“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本身的确是被忽略或者被放逐的。”面对重回文学本身、强调新感性的声浪，吴晓东对现代性装置生成的所谓的“内在的人”亦保持着距离，并对长时间远离历史远景保持警惕，面对人类社会突如其来的格局变动，大叙事能确保可以言说的可能。
历史及历史化研究在本质上由不同个体的叙述构成，所以个人叙述必然参与着历史叙述。在一则对话中，吴秀明认为，既然“进入历史的文本是人创造的，我们便不能不将探究的眼光穿越文本而指向人”。真正的历史应该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双向互动中，达到阐释学意义上的视域融合，但这并不意味着所谓的研究者的亲历经验对研究有着决定性作用：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当时的波拿巴政变的阶级分析那独步古今的历史经验总结一样，“同时代人”往往能够跨越所处时空，以超越时代的理性审视避免时代进程中不易详查的局限性。“我们需要有属于自己的方法论”，吴秀明说。
三、调试敏感的公约数，在“破”与“立”之间
世界正在变化，文学研究/批评的范式也在历史与个人的互动中调试着“破”与“立”之间敏感的公约数。
意识到个人叙述的意义如此重大，就意味着对个人叙述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在被问及近年来诸多资深批评家也发表、出版小说作品时，张莉援引欧阳江河的话回答道，“一个人应该是一群人”。不愿作“庸常之言”的张莉在研究中不仅有纯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还有大量的作家对话与重读文学史经典文本。从编选中国女性文学年选到小说与散文二十家的年选，再到《小说风景》中以极具个性化的方式踏上文学审美之旅，张莉悄然间重新塑造着她的批评方式：“福柯有一段话，大意是说好的文学批评不是下判语，而是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好的批评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我喜欢那段话，那是我一直渴望的文学批评的境界。”
在一定程度上，批评范式的转型与文学自身的承载能力息息相关，从文学现场中生发出来的批评话语会辐射到相对远距的文学研究场域中去。何平在接受关于其新著《批评的返场》的相关访谈时，就自己为何、如何“返场”谈得很细，也对时下成为舆论显学的文学“破圈”提出了一些质疑。何平认为，更多写作者对出圈或破圈的想象非常狭窄，可能连自己的朋友圈都出不去、破不了。但是，文学却经常在事实上脱离自己的朋友圈，不是落落大方地走出去，而是“脱离”——资本以IP市值取代审美定义文学经典性、披着专业文学批评外衣的惯性营销软文覆盖大众传媒的全媒体平台、被买通的顶流网红无视读者的分层和分众的平权，导致“各种刺激读者购买欲的言说和阐释成为脱离作者文本的第一文学现场。”何平说，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文学批评仍然且必须要敢于说“不”。“它的前提并不是否定文学被资本和市场认可，恰恰是意识并正视资本和大众传媒参与并定义文学的复杂性”，“重提文学批评置身复杂文学生态的自由思想、独立判断的现代传统。”显然，这条艰难的路上少不了冒险、反叛、活力和勇气。
关于研究领域的破圈或跨界，老派学人们并不执着。赵园说，文学研究者最好应该处在职业与业余之间，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之间，但她“不敢轻言跨界”。专业壁垒确确实实地存在着，“我们的有些研究者还谈不上在‘舒适区’里……真正进入了学术研究的状态，做到了轻车熟路，才要警惕所谓的‘舒适区’”，即便如此，赵园也不讳言确实存在着的专业壁垒。面对年轻学子，赵园鼓励他们就时代最活跃的文化保持喜好，并保持“斜杠化”生存的能力，保持自由奔涌的创造力。“从事学术工作要求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却不意味着你必须牺牲其他东西。……你可以在学术工作者之外扮演多种角色，志愿者、先锋艺术实践的参与者，等等。只是无论有多少身份，你都应当是合格的学人，除非你放弃学术。”
寻求学术疆域的自洽，再探索与其他学科边缘的触碰，这个过程中既要有视野融合、互补激发的必然，也往往需要面对自我放弃、自我牺牲的必然。《中华读书报》的资深记者舒晋瑜与戴锦华的对谈中注意到她在学术生活中的“任性”与“代价”。追问下，戴锦华的回答很真率：“若想任情任性，必须有对付代价的自觉——你是否乐意付代价，你是否承受得起因之而来的损失。不按常理出牌，不依规则游戏，无疑意味着资源不会向你聚拢，会与某种社会公认的成功、利益失之交臂。我知道，可是我不愿改变。”说到底，文学研究/批评进行“破”与“立”的第一步就是研究主体先突破自己的“勉强”。
四、文学价值重建，或何为良好批评？
一些旧的概括方式正在失效，比如过于简易的“xx后”命名方式，又或新时期文学这般“准政治”术语，文学价值的重建是与瓦解现有学科结构同步发生的。
吴秀明坚信，未来的文学史将越来越薄。要将文学学科“纳入更大的学科之内，或者重建新的学科，实现几千年中国文学一体化和学科化”，这当然意味着文学史对作家的选择将愈发挑剔。事实上，所谓的思想资源绝非先验存在，它的成立与历史评价的需要相关，也游离于不同的阐释体系。日本当代理论家柄谷行人在著作中以“终结”伴随“起源”，旨在强调二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吴秀明对此高度认同。他反观文学界对“世纪末”的描述与命名，对比1980年代的“新时期”起点，前者多被涂抹上苍凉的意味，而后者的浪漫美好之下，隐藏着学术史中潜在的意识形态。对于80年代的“浓重怀旧和乌托邦想象”，直到近年来才发生变化。相比之下，文学史的重写、文学观念的重建中不复初次言说时的激情，谨慎、克制、冷静的色调明显。吴秀明认为，“作如是这般重评时，我们也要谨防对世俗化的现实过于沉迷，而失去了对它的批判和介入的能力，失去了作为一个作家对人文精神和理想应有的追求。”
从更高的站位俯瞰，目前迫切需要的文学价值重建仍立足于中国近代以来几次文学价值嬗变的延长线上，它呼应着以往对文学价值的重大探索，也环绕着当前时期的重大历史变革。“文学价值重建不是创作模式的规定，不是具体的题材范围的限定和创作方法的束缚，而是坚持文学属性多样性、价值关系多维性和价值结构开放性前提下的整体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程金城敏锐地察觉到目前文学价值重建中的特殊性：相较于处于“非常态”下的过往文学价值重建，今次的价值重建则在“常态”之下。轰动效应与存在感的旁落，导致颠覆性的价值阐释过程将不再上演。此外，“后人类社会”也要求着文学价值的重建发生调整，在全球化、互联网、新媒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时代”的叠加语态中做出深刻、重要的调整。程金城的对话人，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邱田认为，避免文学价值体系混乱需要关注“赛博朋克”“脑机接口”“元宇宙”等学科边际话题，也需留意“内卷”“躺平”等当前社会发展中的新现象。这些不纯粹指涉文学的现实问题，在当下与文学联系紧密。
这种多样、多维、开放的整体价值取向的建立需要平衡理论与文本的关系。单说理论不脱离文本，不故弄玄虚，亦不过是重申常识的问题，但这背后易被忽视的可能是好的理论在当下尚未成立。对理论的创造性阐释，有赖于学院派在学术史的基础上支撑并建构知识、思想和美学。於可训认为，文学批评近年来存在着“刻意标榜宏观视野和滥用跨学科知识的倾向”，很多文学批评生产之前都未完成对文学作品的细读，这“不是理论与批评脱节，而是‘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脱节……在文学理论失语和缺席的同时，也导致了文学批评的失语和缺席。”对“无边的视野”和“跨界的议论”的抨击，是真知灼见。刘大先、张莉、何平也都在对话中不约而同提到，量化考核下翻模出来的所谓成果、天花乱坠花里胡哨的西学套娃，与真正的“学院派”批评毫无关系。与“光明俊伟的人”相遇，和自我内心虚荣搏斗并获胜，以文学现场、社会现场为工作现场，在学理化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和实践——综合几位学人的谈话，我们能得出一个理想的学院派批评定义。
但这样概括还是过于零散感性。我想，不如用王海龙与於可训毫不保留的问答来为本期经眼录收尾——
“一个好的文学批评的标准是什么呢？”
一，好的文学批评要合乎文学批评规律，把文学作品真正当作文学文本来读；二，批评家的文学批评要通过必不可少的理性提升、在参互比较中达到恰如其分的阐释与评价，并作用于社会；三，批评主体的阅读需广、需博，善于“在个别的现象里去探寻并显示该现象所据以出现的一般精神法则，并且要确定个别现象和它的理想之间的生动的、有机的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
附：本文中所涉学人对话文章一览（以刊发时间倒序为序）
黄德海 & 周明全丨《就改善你自己好了》
（《名作欣赏（上旬）》2022年第3期）
何 平 & 陈 曦丨《文学需要有效地参与公共生活》
（《现代快报•读品周刊》2022年2月27日）
张 莉 & 周明全丨《做学问的魅力在于与世界上最有趣、最有生命能量的人对话》
（《名作欣赏（上旬）》2022年第2期）
程金城 & 邱 田丨《文学的半径与跨界的可能》
（《当代文坛》2022年第1期）
吴秀明 & 周诗寒丨《“九十年代文学”，需要重视的一个“年代”研究》
（《当代文坛》2022年第1期）
刘大先 & 周明全丨《飞鸟型学者》
（《名作欣赏（上旬）》2022年第1期）
戴锦华 & 舒晋瑜丨《为了读懂一本好书，我们需要多读》
（《中华读书报》2022年1月12日）
李继凯 & 张旖华丨《文化磨合视域中的文学研究》
（《当代文坛》2021年第6期）
於可训 & 王海龙丨《批评始终在场》
（《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12期）
吴晓东 & 李国华 刘 东丨《文学、1980年代与重建感性学》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6期）
王春林 & 王 凡丨《一个批评家的“傲慢与偏见”》
（《现代快报•读品周刊》2021年12月5日）
赵 园 & 程 凯丨《朝向“历史”与“文学”的学术探求》
（《文艺研究》2021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