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切题”之“切题”
梅杰兄来信，嘱我为他即将完成的新著《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作序。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写作历来欠缺，现有的几种或著或编之书，虽也来之不易，但又有陈陈相因、人云亦云、词不达意之嫌。所以，对梅杰兄欲“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努力姿态，我是深以为然的。不过，想到自己接下来的忙乱，若是对梅杰兄的大作，无暇慢慢阅读，不能细细评说，岂不愧对，岂不怠慢，乃婉言辞谢。不想梅杰兄知我苦处，提起了周作人“写序跋是以不切题为宗旨的”一类话，允我写一篇“以不序为序”的文章，终于进退无路，只好应承下来。
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叙述，历来有两种截然反对的观点：一为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一为中国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我本人持论，不仅属于后者，而且就是中国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这一观点的发明者。
我要说的“书外边”的“意思”，就是一些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论者的儿童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对“古已有之”论者的研究方法，若是作不完全的归纳，则有其四。
其一，不管古人怎么看、怎么说，就只管自己的意见，以自己的意见为儿童文学史的事实。主张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的人往往都这样做。他们分不清文学史的写作里，哪些是历史的“事实”，哪些是当下的研究者的“言说”。
举个例子来说，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的《叶限》，古人是将其称作“志怪”的，可是今天的“古已有之”论者却一定要将其称为“童话”。其实在古代，《叶限》并没有作为“儿童文学”而被对待过。今人能够做到的，只能是效法孙毓修主编《童话》丛书，将 古 代 的《叶 限》进 行“现代转化”——变为白话文，讲给“现代”的儿童们听。那么，你说讲给“现代”的儿童听的《叶限》，是古代的儿童文学，还是现代的儿童文学？我说，任何儿童文学都是“现代”文学，根据之一就在这里。如果这时，“古已有之”论者搬来克罗齐，说什么“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没有用的，因为克罗齐说的意思，不是你想说的意思。甚至毋宁说，克罗齐恰恰在反对你们让历史研究失去活生生的生命这种做法。
其二，“古已有之”论者只将“儿童文学”看成一个个“实体”（作品），而不将“儿童文学”看作一个整体“观念”。我说儿童文学研究缺乏“理论”，这是原因之一。儿童文学史研究要拥有理论的那种“谛视”目光。“谛视”的“谛”是真谛的“谛”。“谛视”式研究为的是透过现象和经验，看穿研究对象的精义和本质。
在方法论上，儿童文学史研究有必要明确这样的认识：所谓“文学”，它并不是一个“实体”，即不是一系列具体的作品，而是人头脑中的一种观念。伊格尔顿认为，“文学”并不能作为“一种稳定的、范畴明确的实体”而存在，“文学”只能作为一种观念而存在。他说：“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个词的意思来说，是一种意识。”
还是举前面的《叶限》那个例子，“古已有之”论者信誓旦旦地将其说成“儿童文学”，是因为他们认为，《叶限》是“儿童文学”，这属性是作品本身所天生固有的，是不容置疑的。他们不知道，《叶限》自身并不能规定自己的性质是什么文学。古人将《叶限》定性为“志怪”，今人将《叶限》定性为“童话”（儿童文学的代名词），正因为古人与今人的文学观念不同。因为古人没有“儿童文学”这一观念，才没有把《叶限》定性为“儿童文学”。同样的情形，如果我们能够把安徒生的童话拿到原始部落去讲，就会出现那里的成人把它当成自己的恩物这种结果，因为他们没有“儿童文学”这一观念。
其三，“古已有之”论者将儿童文学看作可以“自在”的文学。这个问题与“其二”讨论的问题有联系。
我感到，当今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认为“儿童文学”是可以“自在”的文学。但是，文学是因为阅读而存在的。一经阅读，文学就不是“自在”的，而是交由“自为”的、“自觉”的读者了。
作为观念的儿童文学并不是“自在”于人类的头脑之中的，而是在人类的心智进化到“现代”这个历史阶段，才被自觉地创构出来的。我们举两个发儿童文学出版和创作的先声，但不是“自在”的行为之事例为证。在西方，很多学者都有共识，把英国的纽伯瑞出版《美丽小书》的1744年看作儿童文学的开端。纽伯瑞自觉地以“教育和娱乐”（写在书的扉页上）为《美丽小书》的创作和出版理念。在中国，“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鲁迅语）。叶绍钧在拿起儿童文学创作之笔以前，就有了自觉的儿童文学创作意识。叶绍钧的儿童文学创作的自觉意识，是受了西方儿童文学的直接影响。
其四，“古已有之”论者论述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时，采取“孤证”的态度。
如果儿童文学治史者有足够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感的话，就应该知道，“儿童文学”作为一个“知识”话语，必有它产生的历史。不仅如此，作为一个能与成人文学“分庭抗礼”的新的文学样式，“儿童文学”的发生及其确立，还必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事实上，我们也确实看到，中国儿童文学在五四时期发生，是来自思想、文化、文学、教育、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各种力量，齐心合力地创造出来的一个大奇迹，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奇迹。
但是，“古已有之”论者在论证中国古代所谓“儿童文学”的存在时，却用“孤证”的方式敷衍了事。也许他们也不想敷衍了事，可是巧妇实在难为无米之炊。仅仅靠“孤证”，是无法建构出文学史的。“笔下无史”，这就是我读目前的古代儿童文学史叙述的鲜明感觉。
已经说了不少“书外边”的“意思”。其实明眼的读者可以看出，这些“意思”多多少少还是与梅杰的这本《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藕断丝连。从这一点来说，这篇“不切题”的序文，竟又是有些“切题”了。看来，周作人的文思还不是吾辈所能师法者也。
（《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梅杰/著，知识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