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是一个“小冰”继续写着诗，而人却不一定能体会诗情画意的时代。

这是因为，在网络时代，终日受到信息、影像、视频、手游乃至弹幕的冲刷，人的感受力已如海边的石头那样，被拍打抚摸得毫无棱角，圆滑而迟钝。而接通人与周遭世界的感官，又无法忍受如是的匮乏与无感，不断要求更为强烈且鲜活的刺激。在此过程中，眼耳鼻舌身不仅被分而治之，且其中的视听二觉，更是被过分倚重。在很大程度上，这既构成今天这个时代各类“伪新奇”源源不断涌现的原动力，也成为真正的新颖得以孕育和必须扎根的社会条件。

对于写作者来说，这一状况成为创作过程中必须时时辨析的难题。对于科幻作者而言，更是如此。自达科·苏恩文将科幻文学的特质概括为“认知的陌生化”以来，为这个庸常而钝感的世界书写新奇，已经成为科幻作者的使命。很少有人提及的是，前赴后继的科幻写作者们，如何蹚过这一条越来越稠腻的充斥着“伪新奇”的时代之河，奋力完成自己的使命。

就此而言，“微像文化”所投身参与的当代中国幻想小说国际合作项目，是一次重要的行动。在最终结集的作品《春天来临的方式》里，尽管被选中的单篇作品并非为此专门创作，而是中英双方的编辑与作者们反复沟通选取的结果，但当它们会聚到一起时，呈现出来的却是一条颇为明确的建议。那就是，在过分地依靠某几类感官，人们的感知系统日益闭塞，展开想象变得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通过串联和沟通不同的感觉类型，重新启动人们的感官系统，由此开启想象的空间，是一条值得重视和尝试的路径。换言之，在这本选集中，被主张和实践的想象方式，是一种经由通感而来的想象。它指向更积极地调动起各类感知能力，使之交错重叠，在并置共通中冲击，进而打开被过度信息闭塞起来的感受系统的一种综合能力。

在这一意义上说，选集中的《狐狸说什么》，不啻是对这一建议的前因后果一次睿智而明快的勾勒。当这篇作者与搜索引擎、翻译软件合作，拼贴起那些事关狐狸的段落，使之串联为一个新故事的时候，其试图逼近的问题却是，作为人类的你，在读了之后，能否为之会心一笑？无论这会心一笑，是心底的柔软，是略带距离的幽默，是淡淡的嘲讽，还是通体的释然，需要调动的都不仅仅是某一类搜索与感知的能力。尽管人人都知道，这是人与搜索引擎的区别。然而，当人们的身心受制于既有的文化工业，变得难以匹配，各种感觉之间也越来越不搭调的时候，简单的会心一笑，恰恰最难。

于是，在这本选集中，那些仍然将科幻与未来固执地等同于技术奇想和社会翻新的读者，大概是要失望的。因为这17篇故事中，既没有技术狂想，也少有末日展望。然而，考虑到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技术与末日想象都过度膨胀的时代，通过拓展通感来催生和传递想象，恰恰构成了它们的新颖之处。它们试图唤起的，是会心一笑所需要的协同感受的能力。无论是春天还是死亡，无论是令人唏嘘的人生还是宇宙万物的流转，当它们被文字细细描摹，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我们收获的不再只是即视的画面感（不得不说，如今有太多的创作者过分沉溺于此），而是一种由几类感知力彼此互通后方能出现的综合感受。

这种综合感受，是一颗经历人世百态的年老的心，重回少年的身形之后，在飘雪的湖上尝一道外冷内热的芋泥（《宇宙尽头的餐馆·太极芋泥》）；是未成年的星星以它的飞翔与微光，在若即若离的漂浮中，与少年一起面对充满敌意的冷酷世界（《逃跑星辰》）；是生前遭人欺凌的女孩，化为年画中的无脸仙姑，以她特有的好意与自卑，为世人化险，希望人们可以看到她的存在；却也将这个世界打在她身上的“无脸”的特质，传递给每一个被她救护过的人（《年画》）；是形似普通蚯蚓的物种，让阳台上的植物排出独特的舞剧，诉说着相爱里的寂寞、拖累与决绝，这是仙人掌和金盏草们一样懂得的缠绵与困窘（《嗜糖蚯蚓》）；是顽石虽在若干年后仍要恢复和坚持本相，却在蓝田半人的抚摸中暂时作为美玉，化入人间（《蓝田半人》）；是养老院里，停留于老与死之间的老人们，时时化作黑色絮状物的老气，试图缠绕人们，躲过黑鸟的探视（《黑鸟》）；是某个村子里，住着的掌握世界万物运行的人们；一年四季的更替，白昼时辰的转换，晚霞与春天的行迹，都来自他们的辛勤劳作。在这样的劳作中，小鱼、鲲鹏与最平凡的人类，彼此化形转生，完成各自的使命（《春天来临的方式》）；是看似无知无觉的女人，终日背负着同样无知觉的尸体，一路接受着人们的提问，尸体则在她的背上开花结果（《背尸体的女人》）……正是在这样的叙述中，沉积得近乎麻木的触觉味觉，甚至于嗅觉，都被重新调动起来，以便和被使用过度的视觉与听觉一起，彼此调适，充当人们重新把握和理解世间冷暖的中介。

可以说，由通感而来的想象——通过捕捉不同感觉之间的相似性而来的联想过程，是女性作者群的长处所在，却也构成这样的创作难以归类的根本原因。这自然是因为，人们往往将奇幻和科幻的界限，落在它们对于现代理性迥然有别的基本态度之上。只是，在经历了现代理性对人的全面规制和充分利用后的当代社会，对现代理性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似乎已不再是那么重要的文学任务。此时此刻，更为重要的是，在整个被算法和技术日益占据主导性地位的社会环境中，如何重申身体发肤之间的关联，建立由不同感觉的互换、联动与共通而来与幻想的联系，重获会心一笑或怅然若失的能力。

如此一来，在这个春天里，通感与幻想，也就成为人类与万物一起被重新唤醒的方式。也是在这一重心的转移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也好，民间传说也罢，它们在科学幻想中，摆脱东方主义嫌疑，获得在符号层面之外的重要意义。因为这一次，它们终于不再仅仅是现代理性的装饰物，也不是用科学理性的眼光回访过去时有待被重构的对象，更不是因不同的文化系统而显出异国情调的他者；而是成为帮助人们调动与打通既有的感官系统，使之以不同于一般的方式重新集结起来，形成新的感知结构的新媒介。而能否在这一意义上把握和确立中国文化与新的想象路径之间的关系，也就构成了后续探索的新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