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创作的原则之一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我也不能例外。

我长期生活、工作在祖国北方，尤其是西北和华北，虽然也在南方多地工作生活过，但很少写那些地方的故事。某个地区的短时间经历通常只能看到当地文化的表象，其生活体验写写诗歌散文随笔杂谈游记尚可，写长篇小说还是有一定难度，除非作者对一陌生之地有了充沛的情感活动，则可另当别论。

2021年6月的一天，云南晨光出版社的编辑打来电话，问我是否关注到一群原本生活在西双版纳一带的大象长距离向北移动的消息。我说注意到了。她又问，有没有兴趣写一本关于大象的书？我竟然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此前，我多次去过云南很多地方，但并未见过野生大象，对当地民风民俗也不过是有些粗浅的见闻，但要写一本关于云南大象的书的念头却早已在心里扎根，且做过漫长而充足的准备。

一

在中国，关注大象的人，恐怕很少有人不知道版纳。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它的故事。1971年，上海动物园经有关部门同意去云南捕捉到一头七岁左右的小象。这就是版纳。此事后来被拍成电影，改编成了小人书等多种文艺作品。我就是通过电影和小人书了解到版纳的故事的。此后多年，我潜心收集关于大象的信息，去云南多地考察，列出了详细提纲，静待时机。这群大象的北移，点燃了我蓄积已久的创作之火。

2021年6月，我在先期采访了亚洲象研究和大象北移处置小组的专家后，和几个编辑从昆明驱车一路沿短鼻家族的北移路线调研，抵达西双版纳后，又反向顺着它们的足迹扎扎实实地走了一遍，采访了更多的大象专家，先后去了曼掌村，大象食堂，香烟箐等多个地方，现场考察观象塔，发现了很多大象活动的遗迹，走访了很多当地村民，听他们讲述他们和大象的故事。

尤其值得记录的是，一天下午，我们在山里一个茶园中看到很多大象留下的新鲜足印和粪便。我们正准备撤离，同一个山头的不远处突然出现了几头大象的身影。大象早就发现了我们，它们侧着身体，安静地站在原地，硕壮的身体在夕阳里闪着砖红色的光，如同几块巨大的花岗石。

我们一时忘记了恐惧，在相距三四十米的地方对着它们拍照。或许是大象太过安静，我们得寸进尺又向前走了几步。大象终于失去耐心，焦躁地呼扇了几下蒲扇样的耳朵，转过身，扬起鼻子，在空中做了几个勾手让我们过去的示意，随后咆哮一声，朝我们走来。我们仓皇撤退。途中，我和一个编辑还被茶树绊倒，受了些小伤。所幸，大象见我们不是来攻击它们，而且已经主动撤退，因此没有真正放开追击。第二天一早，我们驱车离开，在公路边再度遇到一群大象，估计有二十来头。隔着一片田野和一条河流，大象们悠闲地行进着，不时还停下来，彼此游戏打闹一番。一头小象上坡时摔了个跟头，它的妈妈站在一边看着它，它爬起身，上了坡，继续往前走，母象密切地跟在身后。没有一头大象朝我们这边哪怕只是瞟上一眼，好像我们分别在各自的家里，互不相干。

考察结束回到北京，我又收集查阅了大量云南民俗民风和大象的资料，将原来的提纲进行了天翻地覆的修改，确定了新的书名《拥抱大象》，开始了创作。

二

最初的写作并不像想象得那么顺利。写作过程中，那群大象几乎每天都还会出现在各类媒体上，但社会上普遍流行的一个问题干扰着我的思路——大象到底有什么生态意义？我密切关注着专家的各种答复，似乎都不太满意。这严重困扰着我的创作进程。忽然有一天，我凝滞的大脑闪过一阵波涛，一个截然相反的问题澎湃而出——人到底有什么生态意义？

刹那间，眼前豁然开朗。地球从最初形成到现在大约46亿年了，大象和很多动物都在地球上生活了千百万年，鳄鱼等有些物种甚至已经繁衍生息了上亿年，而人类的生物史不过百万来年，文明史仅仅万年左右。记得有一次，我在讲座中说，地球是我们和所有动植物共同的家园。一个小读者问：也是蚊子的吗？我反问：假设地球上的蚊子灭绝了，会是什么后果？答案非常简单：食物链是环状的，如果蚊子灭绝了，所有的生物可能就灭绝了。因为很多动物以蚊子为生，而有些动物以吃蚊子的动物为生。那种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立场，正是大自然遭受厄运的根本原因之一。

科学研究证实，距今一万年前，地球上大约有10种大象，广泛分布于五大洲，如今只剩下了三种，非洲草原象、非洲森林象和亚洲象。这一演变恰好和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吻合。也就是说，是人类活动导致了大象，或者说长鼻目的衰退，而不是相反。这一结论大概还能用在很多别的物种身上。

读者们可能都听说过黄河象，以及曹冲称象的故事。大量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证实，大象曾经几乎遍布中国各地，4000年前的北京就有大象的足迹，如今只在云南有它们的身影。

短鼻家族的北移一度被认为是离家出走。大象没有固定生活区域，它们是动物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短鼻家族此次北移，更多的恐怕是回家的味道。它们的北移，说明在云南，在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在得到改善，它们用行动见证着中国近年来生态保护取得的成绩。我在采风中，领略了云南优美奇崛丰富的自然景观，感受到了当地民众对大象的热爱甚至崇拜。

科学家提供的数据也支撑了我的观点：近年来，云南的野生大象已经由1980年代的一百多头发展到今天的三百多头，栖息地也从曾经的碎片化变得完整，特别是大象食堂和大象走廊的建设，为野象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保障。

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并非单纯人的退让。采访中，我也听到很多人、象冲突的故事，有些村民因家里遭受过大象的袭击而对大象有所抱怨。我曾问过专家这样一句话：大象数量最终达到多少才是故事的终点？专家没有正面回答。我也知道，目前这个问题可能还无法得出准确答案，甚至永远也不会有。

傣语里澜沧江的含义是“百万大象之江”。在云南，无论宗教还是世俗生活场景，大象的故事和形象随处可见，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人和大象之间虽然偶有冲突，但始终相克相生，相互依存。

我小说中虚构的故事发生地叫澜掌箐，旨在暗示，这片土地过去是，未来依然是亚洲象的家，同时也是我们和众多生物的家。说透了，这里是“咱的家”。这便是万物存在的生态意义。

（作者：刘 虎，系高级工程师、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