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宏伟实在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一个严肃的“纯文学”作家。但是在写作技艺的层面，他却有意挑战纯文学古老的界限，更青睐于采纳类型文学的手法，如《并蒂爱情》《欲望说明书》《冰激凌皇帝》等作品中类似童话与寓言的纯粹幻想，或是如《现实顾问》《国王与抒情诗》中的科幻表达。《引路人》显然属于后者。尽管小说并没有足够的自然科学原理作为叙事支撑，只在有限想象的基础上设计了超现实的社会结构，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科幻写作，但正如有学者讨论科幻文学时指出的，“‘科学’当然不应仅仅包括自然科学，也应该包括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那些未必涉及自然科学，而在人类政治经济组织方式层面展开批判式想象的作品……也应被视为科幻小说之一种”。本文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关注《引路人》中的“科幻”因素，探讨科幻写法的效用与限度，也由此观察当代科幻书写的可能性。

一 “科幻”的效用：总体性的诱惑

之所以借鉴“科幻”，在相当程度上恰恰是因为李宏伟对传统“纯文学”的不满：“我们所谓的纯文学，关注的东西有时候并没有类型文学或流行文学更本质。作为个体的人，作为相对小范围的集体，作为整体的人类，在面临抉择时，所体现出来的人的脆弱与尊严，这些脆弱与尊严对人性的激荡，这是文学的本质命题之一，但是现在的纯文学很少处理或者说基本上不处理这样的问题。”李宏伟对“纯文学”的这一判断可能未必准确，但也的确指出了“纯文学”的问题所在，在“告别革命”多年后，时下流行的书写已多少丧失了为“整体”代言的诉求与能力。而在《引路人》中，李宏伟的关注的恰恰是“作为整体的人类”，他野心勃勃，试图重启尘封多年的伟大传统。

在构成《引路人》的三个中篇《月相沉积》《来自月球的黏稠雨液》《月球隐士》中，完成最早的《来自月球的黏稠雨液》显然是整部小说的枢纽，也是李宏伟“丰裕-匮乏”社会结构的最初呈现。在这一结构中，由于人类过度开发自然以及滥用核电带来污染，年满三十五周岁还未得到女性青睐完成婚配的男子要移居到环境恶劣的“匮乏”地带，以便节约资源维持“丰裕”社会的运转，延续人类文明的火种。这一未来世界的灾难图景，流露出李宏伟深深的忧虑和批判意识。事实上，社会文明批判与人类灾难书写从来都是科幻文学源远流长的传统。不管是追溯至中国现代科幻起源的晚清梁启超等人的作品，还是新世纪以来出现的被学者称之为“新浪潮”的科幻热，不同代际作家的创作都在兢兢业业地为人类未来“把脉”和“开方”，“丰裕-匮乏”社会结构正是李宏伟以人文社会科学视角对人类社会既有危机的整体认知和因应。

在小说中，来自丰裕社会的22岁青年实习生在监控匮乏社会精神领袖的过程中首先发现了这一社会结构存在的问题，初次具有了主体性的反思，并最终实现了精神和行动的双重背叛，完成了谏言性质的实习报告。这是一个可以在此结束的故事，来自丰裕社会的批复基本解决了单一文本中的所有疑问；这也可以是一个未竟的故事，“丰裕-匮乏”社会结构是如何形成的？青年实习生的未来又会如何？李宏伟经受不住前因后果完整性的诱惑，于是有了《月球隐士》，这是《来自月球的黏稠雨液》的人物前传，也是故事与矛盾的前情提要；也有了后传《月相沉积》，有了一甲子之后矛盾与问题的进一步推进。和其他科幻作家对“幻想”部分的大力开凿不同，李宏伟更着重于“（人文社会）科学”部分的铺垫，于是我们看到李宏伟对人类未来资源稀缺的忧虑，对性别比例失衡的痛心，对核电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反思，对文明乃至人类即将灭绝的焦灼。

某种程度而言，李宏伟是在和《1984》对话。对人文主义者李宏伟来说，这不合乎人道，并终将导致人类的灭亡，是绝对不可接受、必须批判的。于是，他以繁复精巧的小说结构和真实绵密的细节全方位地勾勒了“丰裕-匮乏”社会的图景，这让《引路人》成为一部《子夜》式的“社会剖析派”小说——作家以“社会科学家气质”“用科学态度去分析、解剖社会”，从而指向宏大整体的“结构性难题”本身。

这一“结构性难题”，成为赵一不可逃脱的命运。22岁的赵一或许已经忘记12岁那年目送叔叔远去时的困惑和沮丧，但从此对个人和群体始终面临的处境保持着敏锐的体察，让他在73岁的高龄召唤出杀手司徒绿，为其提供了“行者计划”与“使者计划”。事实上，这也是李宏伟在试图解决自己亲手创造出的问题，这个看似荒谬的死循环，恰恰是李宏伟的执念所在。哲学系出身的李宏伟自陈深受加缪影响，有“个人面对世界那无法治愈的疏离感，但是同时一定要对世界进行积极回应（我称之为有所作为）的人道主义热情”，因此即便是借用类型文学去触碰文学的本质命题，最终也落脚于存在主义式的现实选择：“行者计划”是在科学的计算模型下，以绝大多数人的死亡换取文明残存的火种，是“行动起来，拯救人类”；“行者计划”的对立面是以人类整体共同面对厄运，坦然接受自然的安排，集体退出地球舞台。这是会长赵一为人类寻找到的“救赎之路”，也是站在“作为整体的人类”立场的李宏伟在有限的科幻设定里所能提出的最有效的解决之道，是对未来人类世界往何处去的总体性判断。

写作《引路人》的李宏伟积极操演了如此宏大的整体性关切，如果和他的早期习作《平行蚀》相比，读者一定会惊讶于他的变化之巨大。但是在这一个人写作风格的转变中，却暗藏着近几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脉络、危机与渴求。在早期的《平行蚀》中，李宏伟还是个忧郁青年，因为错过了时代的盛宴而耿耿于怀，研究生毕业后又执拗于个人与社会的精神龃龉，在写作上醉心于描摹一代人的精神贫瘠，这其实是李宏伟这代作家典型的创作起点。自1980年代各类文学思潮风起云涌之后，文学的“向内转”成为时代大势，“作者都在试图转变自己的艺术视角，从人物的内部感觉和体验来看外部世界，并以此构筑起作品的心理学意义的时间和空间”，这被视为多年来奉现实主义为圭臬的中国当代文学真正“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顺势而动的50后、60后作家掀起了诸多重要的文学思潮，也哺育了缺少历史共同感的70后一代。对后者来说，写作的道路从一开始就是从精神和内心开始的。虽然1990年代以后新写实主义潮流来袭，但这一思潮关注的“现实”是小人物的家长里短，和关切宏大事物的“现实主义”已不可同日而语。书写那样的内心和现实，当然都不需要什么“科幻”的辅助。但进入创作旺盛期的70后写作者李宏伟似乎已厌倦了成长道路上的内心苦闷与精神孤寂，更为关注外在的社会与历史，但卢卡奇早就指出，“小说形式的中心难题就是从艺术上弄清深深扎根于自身的存在总体的完美形式，弄清一切自身内在完美的形式世界。而这不是出于艺术的理由而是出于历史哲学的理由：‘现在已没有自发的存在总体了’”，在“存在总体”已然坍塌的时代，接受总体性的诱惑便意味着要寻找到新的建构方式，“珍惜重大的任务，并努力学会与重大事物交往”。“科幻”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发挥了自身的效用，依靠科学与想象力帮助李宏伟回归了全面呈现、认知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总体性视野。

然而，李宏伟对“科幻”的借用真是其来有自吗？借用了“科幻”的效用之一种，是否就意味着全面掌握了“科幻”的独特价值？李宏伟又是否对科幻写法有独具特色的贡献呢？

二 操练“科幻”的限度：想象力的边界

李宏伟公开发表的第一部小说是《哈瓦那超级市场》，尽管创作时间可能不如《平行蚀》早。在这部小说里李宏伟最早显示出了非现实的路数与追求。在A类叙事中出现了三种科幻性质的“哈瓦那超级市场”：一个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一个提供情感定制服务的科技公司，以及一个摆满可以存放记忆的摊位的市场。但不管哪个，都是李宏伟在借以探索可以于何处容纳受伤与挫败的灵魂，而这处所又该是何种模样。此时的李宏伟显然更贴近《平行蚀》中的自己，更多关切着大时代之中的个体与精神。小说穿插的私家侦探故事便是这种关切的人间呈现，正是他们接触的人和事在一遍遍证实“哈瓦那超级市场”存在之必要。科幻手法也由此提供了超越于当下生活世界的乌托邦的建构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个乌托邦里的生存与价值观念与当下世界截然不同。李宏伟初次尝试“科幻”，表现不俗。

在这部小说里极为精彩的“简达的故事”中，李宏伟首先使用了“监视者也是被监视者”的叙事模式，正是《来自月球的黏稠雨液》的前文本。虽然简达追求的是个人的安定感，江教授需要的是对社会问题的直接反馈，但两篇小说经过漫长的铺垫和迂回，最终都呈现了“一切都是套路”的叙事结构，李宏伟的万能“金手指”开始发挥作用。这一类似结构在之后的长篇小说《国王与抒情诗》中再次得到强化。

《国王与抒情诗》发表于2016年，斩获不少奖项，备受好评，这也是李宏伟自然科学幻想元素较为充足的作品。小说以205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宇文往户的离奇死亡展开故事，生动呈现了人类在2050年信息技术极致发展时代的生存状态。“意识共同体”“意识晶体”“移动灵魂”等名词概念成为现实，即便只是顾名思义，读者也大致可以根据今天的技术状态推测它们的所指，而一个名叫“帝国”的巨大企业对所有人生活的介入和影响成为不需要正面解释的隐喻。李宏伟显然是对当下信息技术的宰制存有高度忧虑，在努力以文学的方式做些什么。“科幻”当然是最合适的手法，因为此时唯有“科幻”可以提供技术在未来控制人类的想象图景，也唯有“科幻”可以生成超越技术控制论的可能。可惜的是，这是又一个“金手指”操控下的“一切都是套路”的故事，在整个事件中穿针引线揭示真相的黎普雷最终被证实是一个“天选之子”，是一个凭借年轻时的一份意见纲领便获得“国王”赏识的幸运儿，是下一个掌控“帝国”之人，之前近似探案悬疑情节的一切不过是“能力测试”和“岗前培训”。即便颇为自重地铺陈了种种前提，黎普雷显然还是决定接受这一“天选”。也就是说，在科幻广阔无垠的世界中，我们的主人公终究决定臣服于现有“体制”。老国王和宇文往户的肉体都消亡了，但他们意识永存，“帝国”精神延续。

同样的逻辑也被应用于《引路人》。“帝国”正是“丰裕-匮乏”社会结构的另一重镜像，带着极端化的困境标志，也带着困境理应被打破和超越的潜在需求。来自团契的杀手司徒绿，和黎普雷一样历经多重磨难后，终于抵达真相，最终发现自己不过是早已设计好的程序中的一步，不过是庞大机器中的一根螺丝钉。作为曾经传递过消息的“使者”，73岁的赵一决定放弃选择权，以自身的死亡消息召唤世界的偶然性，而新一代的“使者”司徒绿却以自己即是偶然性的说法消解了赵一的计划。这本该是小说最为关键之处，因为之前所有漫长铺垫和详细描摹都是为了此刻的答案。然而，面对赵一心思繁复的一番宏论，司徒绿的回答却只是：“有一个女人……生活在桥洞里……她维护着自己的尊严……但她过着她力所能及的生活，不需要改变……”于是，一切回到最初的起点，杀手司徒绿没有履行杀手的责任，只是成为和22岁的赵一一样的见证者，却又没有赵一的反叛行动；贵为会长的赵一经过22岁至73岁间五十余年的思虑，一朝抉择，却无法实现左手、右手或者交付偶然性中的任何一种计划。最重要的人物兜兜转转，却都只能原地徘徊，和简达、黎普雷一样，他们都只能对既有的社会结构缴械投降。

小说由此呈现了李宏伟操练科幻手法的限度，“科幻”的想象力成为情节结构的重要辅助，但由想象力建构的文学世界却没有得到有效的逻辑支撑，且不说极端控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协会”为何不能直接进行人口管控或优生优育计划而非要流放青壮年劳动力，也不细究为何女性如此重要的社会结构中依然会有“团契”的诞生，最明显的逻辑问题便是花费重要篇幅渲染和罗织的巨大谜面和最终揭露的轻薄谜底并不相称。作为幕后主宰的赵一历经半个世纪的推敲琢磨，本应该对整个社会结构有通明晓畅的盘点，对困境出路有详细周密的部署，但最后却需要全部依赖没有什么可控性的年轻“使者”。科幻手法在此惊险时刻也没有发挥任何有别于传统写法的作用，全无想象力意义上的认知反转或逻辑飞跃，只能眼见先前设置的庞大叙事网收束于绵软无力的落脚点。李宏伟以科幻的想象力将人类置于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承诺一个熟知交通规则的“引路人”，最终提供的却是一个极不科幻的、茫然无知的过路者。小说根基摇晃，如大厦将倾。

和《哈瓦那超级市场》中带有先锋精神的乌托邦构想相比，《国王与抒情诗》中关于技术、文学与人的关系的想象虽然准确却缺乏创新性，最终也需要寄托于现有结构来实现“最后的抒情”。而到了《引路人》中，想象力在帮助小说详细呈现了人类未来的灾难图景后便止步不前。想象力提供了危机结构，提供了危机结构中的人和人性，提供了李宏伟渴望的“面对抉择”的时刻，触碰到他所关心的“文学的本质命题”，但或许也正是这种创作初心的实现，扼杀了想象力生长的空间。作家“知足常乐”，甚至忽视了需要提供让结构和人性得以正常发展的完整逻辑，遑论在此基础之上的认知危机的新视角。“我说的也不是一个女人，而是……像她那样的生活，她对尊严的理解和自持……”；“不，我说的就是一个女人，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女人……”那个关切整体人类命运、接受了总体性诱惑的作家再次回到了具体的个人。回归并非问题本身，不管是对总体性还是对具体的人的体察都是重要的；问题在于，不管是哪一种路径都没有带来科幻意义上的新思考，始终在传统纯文学的范围中踟蹰，想象力在急切需要它的地方触碰到了坚硬的边界。

三 “科幻”的可能性：可不可以告别“最后的人”？

虽然想象力触碰了边界，李宏伟的科幻操练还是完成了人文科幻的基本职责，即对人类未来极端状况的预测和忧虑。在《引路人》的第三个小说《月球隐士》中，李宏伟以奇幻故事的方式讲述了人类种族灭亡的前夜，末兽横行，人类朝不保夕，来自月球的隐士前来拯救：

“末兽的搜寻、屠杀下，没人能熬得下来，不是说人的寿命短暂，而是没有那么一群人熬得过来。如果不能成群，人会完全灭绝。”

“真的不行吗？一个人都不行吗？”

李宏伟也终于必须面对“最后的人”。自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出版，“最后的人”的概念在当代学界便流传开来，伴随科幻小说再度迎来热潮，这一概念俨然有了被滥用之势，早已偏离福山的本意，但也丝毫不影响该词的象征价值。在科幻叙事中，“与‘最后的人’相关的有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死亡’的问题。因为‘最后的人’是最后的，所以这个人的死亡就会牵涉到更大的问题，比如人类文明的存续。……这种‘最后的人’的形象，在《三体》里有罗辑、程心和云天明；在飞氘的《去死的漫漫旅途》中有阿木法长老，还有一个没有名字的上校……与‘最后的人’相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人性’的问题……也就是当人类面临被取代的可能性的时候，在一种极端的条件下，更能显现出来的人性。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人和机器或其他生物相区别？”《国王与抒情诗》中黎普雷、宇文往户是在第二种意义上希望可以保存“最后的人”；而在《月球隐士》中，李宏伟面对的是第一种意义上的“最后的人”，事关“人类”这一种族的存续。为了拯救人类及其文明，李宏伟设计出一个不破不立的方案，必须等到末兽和人类全部灭亡，“月球隐士”才能凭借曾经搜集的资料和记忆重返地球，重建人类社会。“月球”因而并非是一个可以开疆拓土供人类生存的新世界，仅仅是“人类基因冷冻库”和“人类文明记忆库”，“月球隐士”也就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为人类服务的“职业”。

李宏伟如此不遗余力地践行着“人类中心主义”，即便是在想象力触碰边界的时刻，在对结构进行妥协的时刻，也依然不忘为自己的故事中“最后的人”留有“光明的尾巴”。就像《国王与抒情诗》中黎普雷即将接掌帝国时发表过一番关于“抒情”的宏论，李宏伟也让司徒绿在决定放弃抉择时进行了一番内心自白：

个人也好，整体人类也罢，意识到结局的存在而不恐惧不退缩，不回避任何的可能性，洞察在那之后的糟糕局面，却丝毫不减损对那之前的丰富性尝试，不管是洞察还是尝试，都诚恳以待，绝不假想观众，肆意表演，更不以侥幸心理，懈怠惫堕。这种对待世界，对待自己的方式，不就是抒情吗？

司徒绿恍然想到，如果赵一连她的放弃都预料到了呢？那是不是意味着，他接受任何结果，但……不能也不应该主动选择？她不是要否定自己刚才的话，她只是不确定，如果连偶然性本身都纳入了偶然呢？更坚决一点，偶然性当然是偶然的。想到这里，她似乎更理解了赵一，又似乎更不能理解他。恍惚中，司徒绿总算笃定了一点：这些现在已经与她无关。于是，她鞠躬致敬，将匕首插回鞘中。

黎普雷愿意接管“帝国”的原因在于相信在科技反噬人类的时代，依然有“帝国”无法触及的意识盲区，“人”依然保有其勇气和尊严，既然丧失语言、意识融合的未来已经不可阻挡，他执掌帝国后便要致力延缓既定结局的到来，致力在结局到来之前进行各种尝试；而对司徒绿来说，放弃刺杀计划是对“行者计划”完全丧失“人”性的计算模式的抵制，她对自身偶然性的使用本身就是对“人”的意志的认可。李宏伟自己在访谈中也曾坦陈：“整个宇宙都是要毁灭、人类也必然会灭亡的，早一点晚一点并不重要。何况，一起面对，未必没有时间里的变数，新的希望。”李宏伟如此相信“人”本身，他于此间再次呈现其传统的一面，回到了人文主义的起点，回到“人是万物的尺度”。

赵一的“行者计划”，是通过精密模型计算后的结果，是经济学视角下的资源利用最大化，通俗地说，就是牺牲绝大多数人以保存极少部分人。值得注意的是，这恰恰是我们所熟悉的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放弃个人利益保全集体利益的革命逻辑的延续，“丰裕-匮乏”社会结构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具有了某种“革命”精神。那种伟大和残酷的双重性既是“人”的恩赐，也是“人”的傲慢。倒是“行者计划”的对立面似乎才具有福山意义上的“真正的人”的内涵，每个人都得到了社会的平等承认，继而每个人也都丧失了争斗的欲望，历史进入“终结”状态，只是在这里，“最后的人”是其字面意义的（literally）真实呈现。也恰是因为这种意义，这一计划被厌弃，因为“它是讥讽，是嘲笑，是对人类孜孜求发展的否定，是对人类本身的否定”，“人”这一物种似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允许自己放弃挣扎，无法允许一种静默的生活。

但是挣扎是有效的吗？回到《引路人》的标题，“前传”中的赵一平是童年赵一的引路人，赵匀由此成了赵一；中心故事中的江教授是赵一的引路人，赵一由此成长为具有主体性的会长；“后传”中的赵一是司徒绿的引路人，司徒绿由此窥见了社会的秘密，走向个体觉醒。这些“引路人”的角色简直像是革命历史小说中的革命前辈形象，但是与革命历史小说大相径庭的是，这里的“引路人”并不能提供光明的远景，最终只不过是要“人”以残酷牺牲的方式苟延残喘，或以人人平等式的坐以待毙等待整体灭绝。作为科幻文学最关切的“最后的人”，也并没有走向灭亡或者是延缓灭亡之外的出路，而是一个“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的结局。那么，是否可以想象另一种选择？有没有可能放弃“最后的人”？

《月球隐士》中，两种兽类被分别命名为“未兽”和“末兽”，一个是人类的守护者，一个是人类的灭亡者，这依然是人文主义者李宏伟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区分。在形象特征上，“未兽”是蓝色的，是人类生活的地球的颜色，“末兽”则“主要是绿、紫、金、白、黑几种，颜色有深有浅，模样各异，但都有着和蓝色未兽天然不同的凶恶”；未兽可以发送“信息”，向地球之外的宇宙力量寻求帮助，末兽却只能摧毁一切，“无论人还是动物，都一口吞下”。这样立场鲜明的二元对立塑造手法，和“未”和“末”的命名一样，代表了作者本人的价值倾向。在李宏伟的理念中，即便现实的情况恰恰是“未”在濒临绝望，“末”在统领一切，人类还是象征着未来、希望，人类的对立面注定要走向末日、灭亡。但另一方面，小说也指出，“末兽与生命是共生的，没有生命，末兽的威力缺乏见证，没有末兽，生命的活动留不下痕迹”。“从这里看，末兽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可以说，一切都是末兽”。既然生命如此互相依存，为何一定要将叙事之成立系于人类和末兽你死我活的关系？既然人类灭亡之后，末兽也无法独存，那就注定要进行生命的循环更替，乃至整个地球的生态变迁，面对如此丰富的写作图景，李宏伟，以及所有的科幻写作者，是不是可以抛弃传统纯文学对“人”的认定，提供全新的叙事逻辑？例如，是否可以以众生平等的姿态消解“最后的人”的独特性？是否可以不再执著“最后的人”的拯救，想象一个不是被灾难和悲情充斥的未来世界？

李杨在讨论《三体》时曾涉及这一问题，他认为刘慈欣的方法正是“对人本主义的釜底抽薪”，因为“人的道德、责任、爱与信仰，及其构成的‘文明’，——在《三体》中，我们目睹了这些元素被一一拆解”，“文学读者在阅读《三体》时产生的不适感，在相当大的意义上，是在《三体》中遭遇了‘人之死’”，刘慈欣仅仅用107个字便描述了地球的灭亡，“彻底否定了人类向彼岸世界寻找救赎的可能”。李杨的论述自然有其策略性的一面，是刻意将刘慈欣置于人文主义的对立面，试图以此在“一个比‘文学’更深广的时空”讨论《三体》乃至科幻写作的意义。但无论如何，刘慈欣以残酷、冷静的姿态的确开创了处理“最后的人”这一问题的新思路。相比之下，《引路人》中暴露的种种问题和矛盾，恰恰在于作者总是要不自觉地向人文主义靠拢，不断回归传统文学的叙事逻辑，正是这种靠拢和回归捆绑了想象力的翅膀，使得李宏伟总在保守陈旧中打转，永远无法抵达“人”之外更深广的时空。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李宏伟在操练科幻形成自身风格的同时，也呈现了当下科幻写作对多重可能性的压抑，面对丰富多元的浩瀚宇宙乃至物种的多样性，科幻写作却始终在文明批判的范畴之内，始终在“人文主义”的思路之中，这当然可以是作家的个人选择，却不应该是科幻写作本身的边界。作为依靠科学与想象力生长的创作手法，“科幻即真实的论述不仅是社会学式的批判而已，更是一种认识论的重新洗牌”，如果不能打破“最后的人”这一根本戒律，恐怕也就永远无法触及科学与想象力所能抵达的广阔世界。

结 语

李宏伟多年来不惜放慢创作节奏，精心打磨作品，当然已深谙文学创作的技艺。《引路人》虽是三篇不同小说的拼接，却也有着内在的同构性，其中穿插着各种隐喻细节，那是相当精巧的“纯文学”操练；就修辞风格而言，小说的字字句句都那样绵密，甚至有“为解读而生”的嫌疑，反而多少透露出一些知识分子写作的匠气。这或许恰恰意味着，希望借助类型文学的手段摆脱现有“纯文学”限制的李宏伟，终究还是心心念念地要回到“纯文学”的庙堂中去。他以70后的身份重构宏大叙事，重振总体性认知的雄风，为的是把握现实世界，体察幽微人性。在现实世界的层面，李宏伟放不下存在主义式的积极关切；但在虚构世界的层面，向“纯文学”情不自禁的回归却又让他很难在容纳现实的同时成功建构更大的虚构世界。他的科幻写法在建构完成虚构的世界体系后，不断遭遇想象力的边界，无法将宏大的结构性难题以自洽的方式进行清理和呈现。李宏伟从来是“纯文学”的信徒，也始终是人文主义的信徒，维护着“人”的意志与尊严，也始终深陷“最后的人”的怪圈，无法想象一个更为广阔的宇宙世界。这或许也是一代甚至几代科幻写作者共享的核心价值观与写作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