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路翠江

《袒露在金陵》是一部堪称教科书的文化散文。历史人文掌故纷繁而饶有趣味，构成每一篇、整本书充满张力的“文化场域”；作者王彬在历史与山水、与自然、与文化、与风物、与人性接合处、在历史、审美、人性的多重维度间频闪灵光，细腻、新颖、独特，兼具广度、深度、厚度和宝贵的温度；行文舒徐自在，收放不拘，看似散漫淡泊，实则源于一颗知识分子自主、自由、开放、活跃的灵魂的自在徜徉——闲步俯仰于开阔天地，却时常于无心处意外寻宝探幽。这样的文字里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方法，不局促不造作，是敞开的、多层次的、大气的。它接通张岱等明清文人小品的气脉，延续周作人等现代文人散文韵致，又借鉴西方随笔与叙事理念方法的理性与洒脱，因而，是在开放与吸纳中发展与拓展着文化随笔艺术。

对这样的文字的阅读，必然兴味盎然；读完，心旷神怡、通体舒泰而余味不尽。

一 我游我思故“我”在的记游

《袒露在金陵》随着作者行踪的“袒露”，与那些知名的或者不知名的天地山水、地理风物、见诸史册或者不见诸史册的人文掌故、人与物相逢相识，建立起独有的关联，触生诸种思与问。其中，《野狐岭》《翡翠湾》两章，无疑是全书五部分中作家个人骋怀最少、而单纯游踪描写最为集中的篇章。即便如此，再平凡的出游，都含有作家的独特发现。随之，一个漫步宇间、思接今昔，身心无拘无束的“我”迎着读者款步而来。

即如《袒露在金陵》篇。因南京小住，作家对城市的历史风物有了更多接触更深了解：燕子矶、中华门、扫叶楼、还阳井、清凉山、石头城、鸡鸣寺、胭脂井、中山陵、明孝陵，它们并无关联，作者谈及它们亦无深意，仅仅是作为足之所至触目、入心的历史遗迹与外部景观，先后将之原样“袒露”在读者面前，正如它们一览无余袒露于自然天地间。《月令杨家埠》将作家的传统文化底蕴与对民俗的熟稔、对民间艺术的热爱，结合在杨家埠一游，思路随时令节气进行的场景还原。这使杨家埠年画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顿生热腾腾的烟火气，结尾对灶君的揶揄更添生活气息。跟随流连于最自在本真状态的景观风物的作者进行无目的、无压力的周游，不知不觉中，不是人的“旅游”造成节奏，而是自然将人带入它的节奏。当下的、小小的个体舒徐松弛地滑入廓大错综纷纭的时空中，也便脱离开现实生活日常内容的捆绑，呈现对外、对内无遮拦“袒露”的生活情态——而这，是当下社会中多么稀缺的精神状态。

《瓦当，或涂满蜜和腊的蜂房》因为追索鲁院前身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具体情形，踱步四合院，在苍老的角门、建筑间的错位与变形、时代刻痕的对照下，讲究而保存完好的瓦当与滴水触动了作家，令他难以释怀，并由此联想起在辉煌、苦难、挫折之间屡屡起伏的文学研究所，并最终瞩目于第一任所长丁玲的命运遭际。虽如此，行踪-发现-触动的思路里，行踪的第一位，随之展开与还原的那个时空中“中央文学研究所”的概况与点滴决定了这探寻必然不仅作为思路延续与反思展开借由的路径，更架构出独立的文化场域，赋予文章在游记形式下，文化随笔的根本属性。时隔九年，作者专程去丁玲纪念馆参观。又是这一行程自然呈现丁玲与冀中平原上这片土地的相互成全，自然而然牵带出对丁玲一生的幸与不幸的唏嘘与讨论。《高峡平湖》借船行长江，在秭归屈原祠、三峡大坝、巫山神女峰、白帝城几处游踪，首先串联起有关屈原、神女峰、杜甫的轶事，与目下形成的今昔反差中，传达作家对传统文化与精神消散与遗失的遗憾。

《翡翠湾》《冬天的树木》《次第花开》是对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日常行踪所见的平静陈述，其中流露的淡薄自适、自洽自得的生活情态，同样真切动人。《背篓里的桃花》中，散记日常散步之际所见所思，借莫里茨、圣人开文及将家门口的桃树背走移栽的三峡移民，呈现与赞叹人类超越性的生态共情品质与能力。整个第五章，记录了当日常步履所至与特定自然相逢时，现于眼前、耳侧的那些小生灵带来的启示或感悟：当人类伦理与生态伦理、自然伦理、动物伦理相遇、互证，世界的丰富与生动，就建立在众生平等、而非人类高高在上的预设之中，诠释的空间与意味，不仅仅在于带着房子向暖迁徙的蝈蝈、穴蜂举起的毒针下的或者四野里交响的蟋蟀、传说中诺亚放出去的“愚蠢”的乌鸦、建别墅式小型山庄的喜鹊、落日下奔跑的秧鸡、被排挤和污名化的垃圾鸟、笑眯眯的羊驼、青铜峡那只来路成谜的猫……更在于人类是否能以敬畏、平视、谦恭、同理、善意祛除俨然自傲、自我封闭、俯视万物的人类中心思想。“我思”在此时，就深化到了“思我”。

王彬的记游，不是为游而游、为写而游，而是周游中，自然生发出对自然向人之“袒露”的感喟，人此时也回报以同样无关功利得失的自然敞开。超然于世俗，却关切于生活中细碎的感动。无论游兴浓郁、自得其乐，还是无可无不可的信步所至、品评指摘，都让读者被深深吸引而紧密跟随。相较而言，王彬行文，不似余秋雨那样目标性明确地在线性游踪推进中烘云托月凸显主题；更未有余秋雨有章有法善于经营，于《文化苦旅》之后生产一系列游记散文。《袒露在金陵》也不似郁达夫《屐痕处处》《钓台春昼》之类写景为主的地理景观游览，以个人行踪代替和带领读者纸上游览。《袒露在金陵》无目的性的行踪、偶然触发的个体感受，蕴涵它的独特存在价值：在人被欲求主宰、一切上弦紧绷的时代，这样的文字流露的恬淡舒徐的心绪，实是最可贵的缓解紧张、调剂心灵的有效方剂。在用脚步丈量的时候，目光落在世界的角落与细微处，自然就耐下性子、调慢节奏，心自然沉静体会那些自然风物可能传递给我们的复杂与多味，世界也就具体而多彩起来。

二 真相与复杂情味的还原，个体体味的大胆如实“袒露”

看上去清晰的历史，实则混沌。我们以为明白的关系，也许另有玄机。一直被供奉在神坛上的名人，当把他还原在他的生存空间与心理维度，也许你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袒露在金陵》全书五章，编排按照主要关注点归为五章：《六诏》七篇，透过男性社会史的缝隙，苦心孤诣地透视与触摸形形色色的女性悲欢。《兄弟》七篇，旨在慢慢梳理、层层寻访历史深褶皱藏处，男人们那些被折叠的讳莫如深的真相。《野狐岭》是本书中最中性、最耐心的文字，漫步那些不会开口的历史留存物间，也居然可以追随随风消散的故人旧事影踪。《翡翠湾》五篇，捕捉大自然带来的激动与神奇，借此打通今人与前人的感受。《乌鸦》七篇，透露作家在小昆虫小动物身上寄予的悲悯心。作家秉持“怎么想就怎么写”的原则，眼前缤纷的真实世界，那些史书、文献、资料、文学、艺术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作家自身心中的回响，以“我”之视角、于平和中，交织为汩汩流淌、静水流深的动人文字。作家下笔“如流水之源”，如实“袒露”自己，因而行文带着真诚催生的亲近感、而非刻意端着的高姿态走近读者，这样的文字自然易于激起读者心灵的回应或共情。

《故园的女人与花朵》《兄弟》两篇，都是围绕鲁迅、周氏兄弟旧事而作，各有侧重而各生摇曳。《故园的女人与花朵》的题记，摘引巴尔扎克“那蔷薇，就像所有的蔷薇，只开了一个早晨”，从开头就在字里行间以对稍纵即逝的美丽的叹惋抓住读者的心扉。“一”部分，无论作者细究周氏兄弟的打猫、还是追查院中的树木究竟为何，都似乎离题甚远了。然而，“那些白皙的小虫子、那个自缢的女人呢”一句，着重点出男权社会里、即使如现代文化先驱的鲁迅，也存在着对身边人与物污名、或无视的情形。在具体历史时间的推演、事件的罗列、尤其鲁迅与许羡苏书信的分析中，作者极力让我们看清，大众所熟知的历史轨迹下，有那么多细密的却显著的褶皱。爱情双方当事人背后的阴影中，可能藏着其他女孩子（许羡苏）的梦碎与被遗弃者（朱安）的卑微。文末的补充，又显示在无法辨析的是非清浊和真相之外，既有鲁迅的愤懑，也有羽太信子相夫教子服侍婆母的尽职的主妇生涯。这样拂去尘埃、拨云见日的思路与见解，呈现着作者寻访真相、不为名人讳饰、却为弱者与被辜负者心生恻隐的不同俗念的悲心。他叹息朱安自比蜗牛的心酸及其随着时光的流散，他把每个人曾经鲜活的生命在时间河流中的迅速远逝与故园花朵绽放留香对应，心生人不如花的慨叹。在此，读者之前对名人故事的理解，可能会得到理性的矫偏；当用人道与悲悯光芒烛照历史中的女性时，每个人自身的生命体认也不可避免有调整与更新。《兄弟》的题记，引《诗经》的手足相亲，与杜甫诗歌的两相厌弃形成巨大反差与张力。行文中，又以大量日记、文献、作品解读做强有力支持，还原周氏兄弟从兄弟怡怡至兄弟阋墙、至死不见，以至鲁迅逝后周作人的难以释怀。将鲁迅《伤逝》爱情中的生死两隔、因逝而伤的追悔之情，移至忖度周作人与逝去的兄长之间的遗恨，并不违和。当作者猜测周作人向人提起“家兄”时，“他心底的幽曲是否会如残夏的流萤一样断续浮动呢”，读之，怎能不动容？

《瓦当，或涂满蜜和腊的蜂房》中，唏嘘丁玲的人生起伏与遭际，渺小个体与廓大时代的巨大反差以及在此之下个体无法自控的命运，“我是一只灰色的鸽子，只有在飞翔的时候，偶然露出红色的羽毛”诗句的寓意本就够深切了，作家又进一步以假设，倒逼人们沉思“如果是一只红色的鸽子，在哪里都放射炫目的赤色光焰，又会怎样”？是啊，又会怎样呢？在隐晦与明了中间的大片的空缺，谁人能够给出明示？

《袒露在金陵》与《故乡的野菜》《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之关系》同样，都具有如此真切的心灵袒露与明确的价值观取向。但不同于周作人言个人之志的文人气的冲淡，也不同于鲁迅曲笔通幽的通透洒脱，《袒露在金陵》是新世纪眼界开阔、反思甚深的文人之心、人文情志的抒发。看似轻描淡写、云淡风轻，实则触目骋怀、动辄关情。走心的文字与有趣的灵魂合体，因而动人。

三 文化品质与反省意识

王彬主张作家应该有文化，他提出文化是滋润作品的营养液。《袒露在金陵》何止是以文化为营养液，它直接就是文化的袒露，历史文化（正史的、野史的）、思想文化（正统的、离经叛道的个体的）、民间文化、地理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在林林总总的丰富的文化的堆叠里，我们的来路的丰厚廓大、纷纭杂沓、起落辗转、正伪高下，纷纷浮现，令人沉浸于古今交融、天人合一而来的活色生香。从这样洋洋洒洒的《袒露在金陵》，我们看到：“中国当代散文作家不再简单地拒绝中国古代散文中的辞赋或骈文传统，转而积极地在中国古代散文中的古文和辞赋双重传统中寻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这就不免跟余秋雨形成对照。余秋雨在那些古人一定站过的地方的思古，从游踪出发、目标在文化。他总怀着雄心与抱负，在以建设者自居、凌驾于文化之上的姿态指指点点。王彬则在思考人。王彬的文化援引，毫无疑问也是一种铺垫、罗列，但不说教、不端着、由此引发的感触是亲切、实在、个体的，而且很多时候甚至是对主流、或者对传统、定论的质疑，甚或是提出完全相反的感受或见解。这样的个体思考，是自由的和纯粹的、独立的和难得的。

比如《红粉》。由少年时期对白居易诗歌的熟稔切入，足以验证白居易诗歌以“人民性”而流传之广。而援引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课堂描写形成的相关对比，托出对少年胡闹不自知与当下反省的憾恨，也将前文托举白居易的思路拉回至时下日常书写。九江之行，又结合游踪交代、《水浒传》相关内容摘引分析、及白居易代表作内容，将白居易的历史影响进行了新一轮的客观呈现之后，作者提出对其自称老妪都解的通俗性的质疑，此举可以说是初次尝试把白居易这尊神拉下神坛。在洛阳香山寺游览的游踪里，作者先后以对其诗歌解析、相关野史援引、民间轶事传闻等推测，真正从正面到侧面将“神”拉下神坛，还原了一个以七八十岁高龄玩赏十七八岁侍妾“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的荒唐、与以腐朽的男权社会的封建道德观强行绑架关盼盼致其绝食而亡的伪善残忍。唯有如此观照白居易，十七八岁的侍妾、守节十多年的未亡人，才脱离之前被视作附属物的地位，被作为应被尊重的独立生命个体。王彬这样的文字，不是宏大高阔的，却在对文化的反观中，对我们的“文化”和文化中的“我们自身”提出质疑，格外振聋发聩引人深思。杜甫之死的凄恻、恶浊之世岳飞的遗恨、赵孟頫辩不白的辩白、八通碑背后的功过是非，无不如此。

侧重文化品味传递，容易给人造成闲适雍容的误解。但作家自觉的反省意识，使得《袒露在金陵》常以推翻成见与定论的批判锋芒，总在呈现成长，可以说行文就如同生活本身，甚至可说是作者个人精神成长史、民族文化精神成长史的“袒露”。《故园的女人与花朵》《红粉》都有这种心史的留痕。即使《桃园乡梦》这样较为平静的文字里，王彬也借新近“不为五斗米折腰”之“五斗”为五斗教而非指生计的考证成果，引庄子混沌凿七窍而死句，表达他对有时不追究反而可保美感、很多历史认知经不起细究的感叹。《野狐岭》中，辨析亡灭宋朝的金与元实力抗衡与转捩，主要慨叹的是野狐岭战役重要性的被无视，然而又延伸出对历史中一个并没有意识到自身重要性、却起到重要作用的有胆有识的女性郑氏——这一“宫壼隙罅”的赞叹。又是对女性智慧的关注，作者将之喻为“花朵凋落时一丝微渺的叹息”。进而，作者还直接承认自己读《金史》未生对金戈铁马的关注，却关注于这样的女人之怪异——何谈怪异呢，这是稀缺的女性认可与崇拜意识使然。

作者最为难能可贵，就是虽身为男性作家，却时常不惮于表达对男权社会、男性心理毫不容情的剖析与批评，和对历史夹缝中那些未被珍视的女性美好的强调。《翠屏山》中，作家先是巧妙抛出这里是史实中安史之乱的策源地，是导致杨玉环被赐死的“源点”；再接着，耐心为读者铺垫了从一本小册子得悉此为《水浒传》“三打祝家庄”导火索的发源地。“三打祝家庄是《水浒传》中最精彩的章节，人物众多，情节繁缛，但叙述者的风度却从容不迫。阅读者在开初的阅读之时是绝对想象不出，这场战争与（杨雄的妻子潘巧云）偷情多多少少有些瓜葛。”读者到此为止，完全想象不到作者原来是要为历史与时代夹缝中那些被污名或者荼毒的女性，仗义发人所未发之声。对《水浒传》有过深入研究的作者告诉我们：历来被视作英雄写进教科书的男人们，原来最擅长的，是杀害女性与草民。砍女人小脚为乐“这岂是人做的事”？美女配丑男“难道就不应该见异思迁”？这样偏激、甚至忿而咒骂，明明确确表达了作者对几千年男权思维的矫枉过正的、挑衅式的质问。《沈园香碎》则通过将绍兴相距不远的两处院落——鲁迅故居与陆游故居、鲁迅与陆游、朱安与唐婉进行对照显出：两个男人，对发妻，一个冷到极端，一个至死深情思念；两个女人，一个坚守妻位却没有得到丈夫的珍惜，一个有爱却不能相守空遗离散之憾恨。“往事如烟鸟空啼”的轻吟里，抒发对被命运辜负的女子“各有痛楚”的入微体恤。

四 形式的可读性与耐读性

熟谙叙事学原理的王彬，形容自己《袒露在金陵》的书写是一次“自我狂欢”——其实题目“袒露”二字，即已透露“狂欢”放诞恣意、可盐可甜的性质。这些大胆而有效的尝试，再次证明：“‘艺术散文’的‘跨界’是散文文体创新的可行之路。” 《袒露在金陵》几乎每一篇章均自由不拘、又张弛有度，洋洋洒洒、又收放自如，运力蓄势、又不着痕迹。

《六诏》由地名因王羲之高蹈的六辞征召而归隐得名始，以慨叹六诏并不那么“轻松、单纯、逍遥、遁世、栖隐”终。前后的巨大反差，还不是行文最为曲折所在。全文切入角度与近一半篇幅，为正面谈论王羲之的入仕之心与出世原委。在旁征博引中，推导出细细碎碎的复杂人际矛盾，牵带着揣度王羲之矛盾的个体心理，行文至此，会让读者认为这是一篇解读文化名人王羲之仕途苦闷的文章。然而，在一点因由之下，王彬就对文章实施了重心转换：王羲之认为自己与王述的悬殊，主要是源于儿辈不争气。为了印证此言，王彬举身为王羲之儿媳的谢道韫愤愤不平跟自己父亲说出为啥世间会有自己的丈夫王凝之这样的人之实例。由此，带出谢道韫这个女子。但王彬并没有立即转至对谢道韫的关注，而是又用了足够的篇幅与耐心，对王羲之几个名士风儿子们一言难尽的名士举动、极端的经典故事一一进行了细致介绍。一层层耐心铺展至此，文章蕴蓄出数种对渺茫在烟尘中的历史人物与往事的唏嘘：飘逸隽洒的王羲之面对这样的蠢儿子何其无奈，有才有识有勇有节的谢道韫奉父母之命嫁与愚蠢无能的丈夫何其无助，不得不承担丈夫与诸子为贼杀害的后果又何其惨痛！美好而有胸襟的少女谢道韫、龚自珍与贾宝玉对闺阁少女的珍爱、德莱赛对少女的可爱的由衷赞美，新一轮的蓄势后，又将蔡文姬与谢道韫两相对照，不由人对才女谢道韫人生与才华空置发出无限慨叹。“她还会遥想那样连绵丰盈的大雪，回味那遥远而闪光的甜蜜，折叠着对未来的憧憬星光吗？”文章至此，陡然以《晋书》对王羲之的传记收束，不仅历史深处那带着他的子辈遗憾的王羲之及其他的整个家族复活了，尤其是自嫁入王家再无华彩的谢道韫的身影、悲欢，沉重地萦绕在了读者的心头。而这，才是《六诏》中作者最终想要叹息的。这样的行文，令人真切体会了写作有法，写无定法；行文可规行矩步，亦可幻化无穷。

絮语笔调，与言近旨远充分自由的行文结合，就有助形成亲和平易的阅读感受，将丰富的古今中外材料的罗列所可能造成的晦涩、或者高高在上感构成的隔膜扫除。对很多相对难度较大的文言摘引，王彬会以口语对话语气的白话重述一遍。读之，恰如握住行走身边的体贴的朋友默默伸来的相携之手。《故园的女人与花朵》中，摘引周作人所记打猫，“那么就应该是鲁迅，是鲁迅手持竹竿与搬着小茶几的周作人走到后檐下面”。这句话的解释，尤其“是鲁迅”三字的重复，与前后文的疑问句一起，营造出一种作者恰如跟读者聊闲天家常对话式的氛围，读者也就自然而然被带入情境，不再跟文章的话题有生疏隔膜感。这样的语句比比皆是，铸成《袒露在金陵》之“袒露”具体可感的宜人温度。也使得文笔活如自由流淌的源头水，动似有舒有卷的流云、拂面的清风。

将艺术的圆熟与沉思的深邃最为自然和完美的结合，说到底，是学者型作家的所长。高度的阅读性、圆熟而无招胜有招的“化境”艺术形式，得益于作者多年的叙事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研究。正如上世纪30-40年代，为了大学里的写作课而进行各种文学写作方法探索的沈从文那样，王彬的叙事学造诣，已经内化为他对文学创作方法与规律深入骨髓的理解；外化在行文运势中，形成渐入化境的绵里蓄势、言近意远、举重若轻、发微知著、不拘章法、充分自由的行文能力，这正是有论者指出的现代小品最高境界——“法外之法”“味外之味”“韵外之韵” 。

五 在中国散文的源流里

中国散文从先秦到唐宋到晚明这几个高光时段，各有不同的主导性文体，“五四”以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三十年代现代小品文，既继承了古典传统心忧天下的古典人文精神、晚明性灵小品的文体自觉，又浸润西方随笔的自由的渴求与沉思品质，题材小、体制短、尚真情、有趣味。张岱《陶庵梦忆》以艺术化方式安顿人生磨砺的超越意识，周作人“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以“杂糅”而致复杂的审美心理与情趣，这些努力，都使他们不做“载道”之文，以恬淡平和之“自我”为中心、将言个人之志作为散文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目标，形成“个人化”的文体、文气、文势、文味。

这一“言个人之志”的源流，在四十到八十年代的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中逐渐消逝，直至上世纪九十代的“散文热”中，较为丰实的文化散文、学者散文、历史散文对此有一定程度的衔接，但尚憾由于主流思想遮蔽，“言个人之志”的自由言说未得以完全的接续与发展。在新世纪文学对多元创作、纯粹散文精神的呼唤中，王彬的文化随笔应召而出。

王彬自称《袒露在金陵》是小众的写作。确实，几乎其中的每一篇，都有不同于前的发现、不同定论的观点、与众不同的视角、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个体之见。作者评说杜甫、梵高、高更时，用了相同的语句：不是时代抛弃了他们，而是他们抛弃了时代。这语句恰好可以评价王彬自身在《袒露在金陵》中的努力：从标题到内容的大胆超越的立场，以及细节中的自由想象——比如梵高的“渎神”行为：当神祇在星空举办盛宴，梵高也会夹杂其中纵声高歌，“用他手中五颜六色的笔，兴奋地在神祇的脸上涂来涂去，叮嘱他们今天是化妆晚会，一定要喝得尽兴”，恶作剧的梵高？还是起哄的梵高还是认真的梵高？是真实的梵高，高蹈又谦恭、偏执又自足。似这段文字这样的文体、文气、文势、文味，充满《袒露在金陵》，这得益于湖心亭看雪的张岱、品苦雨喝苦茶的周作人的引领，又有超越于他们、独属于王彬的“袒露”的身体性带来的世间温度。王彬个人健全的现代知识分子主体意识、自觉独立的追求、明确的思辨与批判精神、超拔的现代意识与创造意识，是内在于他的文化随笔的源头活水，而对“人”精神与肉身并重的真切的关怀，则是更内在的驱动精神。 

路翠江，女，1972年出生，山东招远人，文学博士，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现为鲁东大学张炜文学研究院副教授、张炜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与当代文学批评。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出版专著两部，主持完成与在研省厅级科研课题三项，获省厅级社科成果奖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