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江苏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文学大省，其创作一直是源远流长、影响巨大且引人瞩目的存在。特别是南京，备受江南文化之孕育与经济繁荣之滋养，更兼“天下文枢”“世界文都”之加持，近年来声誉日隆。不过有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一度困扰着不少文学中人。江苏创作的巨大影响力虽然表现在文学创作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门类中，惟独于长篇小说领域在很长时期内显得不那么相称。这与每每引领风骚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相比时尤其醒目。

如果说在整个20世纪文学史上，仅仅是中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与发达即足以在小说领域傲视群雄，那么时至21世纪以后，这种情形发生了重大的逆转。不管是否合理，也不管你是否承认，文体形式不再平等已然成为事实。所有文学门类中，小说为大；各种小说文体中，长篇至尊。

在整个文学界和读书界，这种“长篇小说崇拜”现象越来越突出。虽然从艺术表现的丰富性、审美形式的多元化以及文体门类美学平等的要求来看，这种现象存在着值得诟病之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生活的迅疾嬗变，人们内心世界的日趋复杂，人与世界以及人与自我之关系的碎片化趋势，这些方面对于艺术形式及其审美容量必然产生无限扩张的需求。由之，长篇小说以其天然的优势被人们寄予了最富创造力的厚望。

当然，理性地说，如果长篇小说仅仅是以字数多、篇幅长、故事复杂而被作家所热衷，仍然是远远不够的。仅凭长篇小说之数量的增长也不能证明文学的繁荣。最重要的在于，长篇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形式，它的叙事视角、话语流程、审美结构能否实现对于生活与人心的深度挖掘和发现，能否达到惟有这一文体才能通往的最完整的审美世界与思想创造。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与思想背景下，江苏文坛内部也有了江苏长篇小说创作“有高原无高峰”的慨叹。素有“短篇小说之王”之誉的苏童甚至无奈地将这一现象称为“长篇沙文主义”。新世纪初的时候，笔者也曾撰文以“才气有余，大气不足”试图分析个中缘由。即使在2011年毕飞宇以其《推拿》作为江苏作家首度摘得“茅奖”后，江苏文坛仍然对江苏长篇创作的这一“短板”耿耿于怀，心有不甘。

实际上在新世纪前十年间，江苏的长篇小说创作收获颇丰，像赵本夫《无土时代》、苏童《蛇为什么会飞》《河岸》、叶兆言《我们的心多么顽固》、毕飞宇《平原》《推拿》、范小青《女同志》《赤脚医生万泉和》、周梅森 《至高利益》、储福金《黑白》、韩东《扎根》、鲁敏《六人晚餐》等，都是一流水平的杰作。但为什么直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后，人们对江苏文学的印象依然没有得到改变呢？

我想这首先是因为江苏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太突出了，不但历史上经典众多，年轻作家也颇受此传统熏染。这自然容易遮蔽长篇的成就。其次，江苏大地，文风兴盛，许许多多的作家写作动因缘于内心的需求与审美的情趣，本就无意于追逐潮流。中短篇小说与地域文化的良性互动，使得江苏中短篇小说创作不但令人刮目，且势头强劲。第三，与愈演愈烈的长篇小说崇拜现象颇多关联的“茅奖情结”也日益凸显。人们视“茅奖”作品为国内文学皇冠上的明珠，几乎在最高的荣誉与最高的成就之间划上等号。在此情结作祟之下，由于江苏作家在新时期开始的三十年间连续七届“茅奖”无一斩获，更容易让人低估江苏长篇创作的实力。

许多评论家都打过这样的比方，要论团体赛，江苏作家群是全国各省区的第一名，是当代文学界团体赛的冠军。但要论个人赛，只能算是差强人意了。这种比喻其实是贬义多于溢美，偏见多于公正，误解多于事实。因为文学的本质是个体化的创造，而文学成就的高下也与桂冠无关。

面对江苏长篇“有高原无高峰”的质疑和判断，江苏作家表现出的矛盾心态也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江苏作家出于对审美个性与文学傲骨的呵护，本不愿理睬这种论调；但久而久之，当这种声音越来越绕不过去的时候，这种声音是否合理已经不重要了，更重要的是江苏作家开始正视并突然重视起来。

江苏作家作为一个庞大群体的这种“觉醒”发生在毕飞宇《推拿》获“茅奖”之后，几年后苏童《黄雀记》“梅开二度”为这一“觉醒”注入强心剂。当然，这只是外在的推力。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江苏作家的创作热情自觉地挥洒在长篇领域，无论是苏南水乡文风昌盛的江南文化，还是苏北大地大气雄壮的楚韵汉风，以及身处南北交界的世界文学之都的金陵文化，都在新时代这片审美沃土上焕发出活力空前的勃勃生机。

最近十年的时间，江苏长篇小说创作几成井喷式爆发之势，每年都有上百部之多。年轻作家迅速成长，业余作家十分活跃，行业作家引人瞩目，名家名作更是频频问世。这里不仅仅是文学的高原，而且山峰林立，奇峰突起，令人目不暇接，从根本上扭转了由来已久的长篇小说影响力逊于其他文体的现象。从历史题材到现实题村，从乡土文学到都市文学，从现实主义到先锋实验，从文体形式到人性探索，从战争书写到成长叙事，无论从哪一个维度上，近十年江苏长篇创作都构成了一个完整丰富、立体创新的强大谱系。更重要的是，每一创作类型中，均奉献出了个性与创新兼备的名作。

二

以上诸多方面多有交叉，如果围绕历史叙述、当代史叙述、当下写作以及百年史叙述四个基本面向展开，似可更加直观地显示其谱系性。

首先，从现代史叙述的角度来看，有四部长篇特别引人瞩目。作为一部架构于现实与神话、现在与历史、罪恶与抗争、真实与寓言之间的奇书，赵本夫的《天漏邑》层层剖视天漏村这样一个与世隔绝、天象诡异、人行古怪、历史久远的古代东方文明的标本，围绕这个神秘村落发生的奇奇怪怪、是是非非，小说探寻、展现了大自然幽远奥秘的本源与文明人性的最深层秘纹，深入至道德、文化、审美、历史等领域的内核，对读者的审美体验产生了巨大冲击，堪称当代文学中最出色的文明史寓言。叶兆言的《刻骨铭心》则着眼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风云变幻中活跃于南京的个体命运、悲欢离合、家国情怀，其精神力量与审美超越性的确令人刻骨铭心。

张新科的《远东来信》以八封信为线索首次将二战期间犹太难民远逃中国并得到保护的历史事件进行了文学再现，其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填补了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在此领域的空白，也不仅在于其揭密探源的史学价值，而更在于它在战争叙事与底层叙事之间、在人性的灭绝与人性的迸发之间所营构的巨大的思想张力与审美空间，这一空间的所有细节和偶然、所有方向和可能性都证明了一个道理：任何东西都是相对的，惟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不可磨灭。徐风的《国壶》则通过一把小小的紫砂壶，凝结了“器”与“道”的关系，容纳了那小至个性大至民族的情感纠葛、价值矛盾与信仰冲突，更蕴藏了国运人心与世事沧桑。在复杂的冲突之中，尤其令人难忘的是人性战胜了家国，审美战胜了文化。

其次，当代史题材，介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在新时代的今天似可归为一种特殊类型。急速变化的社会文化生活让人们目不暇接，与传统的断裂意味越来越强烈，曾经被视为现实题材的东西越来越表现出历史的性质。有些作家越来越倾向于将现实与历史结合，将当下的潮流与前人的遗产结合起来，以过去推演现在，对当下追根溯源。近年来，江苏长篇历史叙述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当代史”意识凸显，主体性冲动强劲。

而“当代史”意识凸显与作家审美观念的更新，特别是与人性探索意识的加强分不开的。苏童《黄雀记》在叙事上进行了别出心裁的设计，以三位主人公不同时期的心理视角形成互补互文性的立体式结构。在这种“有意味的形式”的展示中，延续了二十多年的青春故事与转型时期的文化迷乱、个体惶惑紧密结合。所谓“黄雀记”，实际上在暗示小说的特殊结构用意在于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解套手法，一层层地剥落外壳，展露故事背后的故事，揭示真相背后的真相。关于罪与罚、关于自我救赎的主题亦由此深刻地流露出来，给人以灵魂的震撼和启示。王尧的《民谣》描写了上世纪70年代初短短几年间一位名叫王厚平的少年在家乡江南大队的生活片段。匠心独运的追忆式叙述、带有鲜明的“小说革命”锋芒的文体创新，使貌似简单的小说故事容纳了极为厚重的生活容量和让人挖掘不尽的审美意蕴。

叶弥的《风流图卷》对于当代史的体验和挖掘、小说对于成长叙事的独到追求与作家的自我成长构成了多重的交织和张力。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主人公孔燕妮经历了十余年内心充满着惊涛骇浪的成长过程。对立的母女关系，遭遇侮辱和欺骗，革命名义下对个体尊严的剥夺，情与欲的纠结，等等。这一切构成了孔燕妮如一个“精神孤儿”般成长的内在和外在生态。经历生命煎熬和心灵历险，经过对于时代与人性深刻思考，甚至在度过自杀危机之后，孔燕妮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自由，获得了“重生”。小说以自成体系的人性话语解构时代思想话语与宏大历史叙事。一方面，这些人物形象以通过经营自己理解的应该有的生活方式，建立一道少受或者不受外界冲击的生命屏障，从而回归内心，并回到自身存在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当外界的冲击力强大到足以将任何屏障都扫荡殆尽时，他们只能以极端的方式保持住人格的最后完整性，以悲剧的形式来对抗社会对人格的撕裂。《风流图卷》以其深广复杂的时代与人性内涵，将“成长小说”推向一种更为新颖开阔的审美境界。

再如李新勇的《风乐桃花》，独到地表现了当代史上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系统解体的长期过程。李凤群的《大风》则以六十余年的家族史与人物命运的沉浮为主线进行了一次完整的当代史叙述，透射出“当代史诗”的气象。姜耕玉的《风吹过来》通过追忆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悲剧，令人震撼地写出了一代人的当代心史。假如说《风吹过来》刮来的是一阵凛冽到让人颤抖而清醒的大风，那么修白的长篇近作《金川河》则涌过来一条刺骨到让人悸动而晕眩的河流，小说所述个人成长的悲剧来自于亲情、恐惧与憎恨的奇特纠结。另如杨鹤高的国内第一部全面反映下放户生活的长篇小说《下放户的女儿》，小说叙述于大时代与小人物的纠葛之中，既体现为一段独特而完整的成长史，又透射着弘扬人性价值的人性史色彩。

再次，江苏作家对于当下生活表现出了相当突出的叙述热情和探索精神，充分展现出文学苏军锐意进取的责任感和强大的审美创造力。继《黑白》之后，储福金的《黑白•白之篇》以更为尖锐的挑战生活与自我的自觉意识，开辟出了新的艺术境界。人道与棋道的暗合，使小说所叙的那场富有象征意义的搏杀染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几年之后，储福金又苦心孤诣中推出了《念头》。小说主人公经由一番复杂的心路历程，人的物质存在和人的社会性价值被压缩至最低限度，而一种自我定义的人生，一种自我实现的人性价值，一种道德生活的纯粹性，被建构起来。

范小青的《桂香街》出版后被评论界视为当代“小巷文学”、“街道文学”的重要收获，堪称当代中国“第一部社区文学”。小说独到地打开日常生活化的审美空间，通过琐细的矛盾纠葛和情节冲突，有力地显示出解决问题的真正路径是了解人心、深入人心、改变人心。如果说《桂香街》是以回归日常生活的方式打开通往审美世界的广阔通道，那么黄孝阳的《众生•设计师》则是在挑战汉语想象力的相反方向上，勇闯出一条小说表达的新路径。在小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彼此纠缠之中，在三个维度的故事环环相套的非线性逻辑链中，读者不能不由这些新的路径产生对人与生活本身更深层面的思索。

当代生活迅速变幻，都市乱像目不暇接，人们内心恶疾丛生，如何把握这个时代的人生情态与内在肌里，对于长篇小说作家来说是最富挑战性的课题。鲁敏的《奔月》在把握当下时代的生活与人性现状方面，表现出了强大的思想驾驭能力和超常的美学天才。在我看来，它追问的不是带有身份意味的“我是谁”，而是致力于解决更具哲学本质意义的“我是什么”的问题。鲁敏的创作属于21世纪的。不仅是因为新世纪以后，她才开始写作，更因为她的小说在许多层面上与传统保持了很大的距离。她的几乎每一部每一篇小说都会有一种新的东西带给大家。姜琍敏的长篇新作《心劫》是情感婚恋题材不可多得的重大收获，小说在真情与扭曲、荒诞与救赎的叙事交织中充满了人性挖掘的坚硬力度。

得力于读者接受的罕见热情与推动，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使“人民”的主题凸显为长篇审美的重中之重。小说虽然没有着力采用现代性的表现手法，但其对官场、社会个体精神心理层面以及人性人情的刻画入木三分、十分到位，人物形象复杂饱满又个性十足。

江苏长篇在底层叙事与社会问题小说方面也有着显著的收获。王大进以底层女性形象为主人公的《眺望》是重要代表。应该说，从走出《欲望之路》到写出《眺望》，经过近二十年的观察思考和审美历练，王大进对于人性与土地、社会与文学的关系都有了极深刻的认识上的变化，敏感而理性的强大审美张力灌注于《眺望》的字里行间。

最后，打通历史与当代的长时段叙述，姑且称其为百年史叙述，这种史诗式写作在近年亦极为活跃，令人瞩目。赵本夫《荒漠里有一条鱼》以百余年来黄河故道荒漠中的鱼王庄的变迁为背景，以老扁、梅云游、螃蟹等为主人公，描写了一代代鱼王庄人屡经磨难，顽强不屈，始终坚守种树信念以改变生存环境和延续后代，终将荒漠变为绿洲。小说以生命尊严的建构刷新了大地书写的浩瀚境界，以自由精神的重塑开辟出苦难叙事的崭新路径，并在二者相结合的意义上完成了一次划时代的跃升，可视为当代文学该题域之内的扛鼎之作。张苏宁的《枕河人家》则可谓一部集百年苏州地域文化史、风俗史、家族史、个体心史与民族史诗于一身的审美结晶，是“中国故事”与“中国讲法”的成功尝试。

十载辉煌，江苏长篇小说成功地实现了逆袭，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