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亮锐利的文艺武器——忆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战斗剧社
经过漫长曲折的革命斗争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光辉旗帜。它的伟大生命力就在于使革命文艺工作和工农兵在空前规模和空前深度上结合起来，把中国革命文艺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我在此所记述的这段回忆，就是那高潮中的一朵浪花。
1941年的初冬，在吕梁山上的一个村口外，两棵高大的白杨树中间，高高地挂着一幅巨大的广告。上面画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她幽灵似地隐现在雷电的闪光中。
不是讽刺，也没有任何的夸张，更没有任何贬低这部名剧的意思，在当时，我们确是怀着十分严肃的态度来上演它，相信观众会通过我们的演出，为剧中人物的命运流下辛酸眼泪。结果，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舞台下不仅听不到半丝啜泣，传来的却是一片哗笑声。这不仅是因为露天剧场上雪花飞舞，而剧中的鲁贵却赤膊摇扇，更重要的原因是敌人近在数十里之内；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我们英雄的八路军战士有什么闲情来欣赏这出发生在周公馆里的悲剧呢！
真正可悲的，是我们并不因此而接受教训，反而埋怨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观众“水平太低”。接着，我们又从延安鲁艺搬来了大型话剧《中秋》。这个剧本是反映抗战时期农村生活的。当时，我们认为剧中人物的心理刻画是细致的，语言是优美而精辟的，戏剧情节是波澜起伏的。总之，我们认为这剧本是有高度艺术魅力的。演出时，大幕拉开以后，舞台上出现了古槐、农舍、中秋皓月、弯弯的闪着银光的河流……这时，台下骤然响起了雷动掌声，这是观众为我们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搞成的灯光布景在喝彩。
好戏不长，第二幕刚完，一直关怀我们成长的贺龙师长，突然从观众中站起来，直率而严肃地对我们说：“你们演这种悲观失望的戏干什么？”那天晚上，戏仍然一场一场地往下演。观众呢，一队一队在“起立”“向后转”的口令声中跑步散去。事后得知：当时战士们看了不能容忍，甚至有人想把石头子扔到舞台上来。他们说：“把我们的农民演成了‘软蛋’，一点也没有中国人的骨气！”这就是在敌人残酷扫荡的环境中，我们整整花去两个月时间，严格排演出来的所谓“提高”之作，也就是我们的《中秋》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公演的“盛况”。
我们是八路军120师（后为晋绥军区）战斗剧社，是有着革命文艺传统的老红军宣传队。既然如此，又为什么会产生上述脱离群众、脱离实践的倾向呢？这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需要，经过长征锻炼的骨干，一批一批地调出剧社；另一方面，又由于剧社的需要，刚从大城市进入根据地的文化人与知识青年一批一批地调进剧社来。因为剧社的成员与领导骨干起了变化，随之工作方向也起了变化。当时，我们不少同志，确实是人来到革命根据地，而“心”还向往着上海卡尔登大戏院；念念不忘的，是将来革命成功之后，拿什么东西去和城市的观众见面。于是，不惜贬低自己在战火与鲜血中凝练出来的作品为粗糙与低级，尤其是在硬搬外国与经典的“关门提高”风气侵袭之下迷失了方向，使得我们曾经非常锐利的文艺武器，长上了斑斑锈迹。
使我们“大吃一惊”从而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错误道路上猛然回头的，是到延安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战斗剧社不少同志都是两次来过延安，大家都深深感到在延安学习是幸福的。第一次是在1938年前后，祖国危亡，国土沦陷，在四顾茫茫中，我们奔向延安，找到了救中国、求解放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第二次就是1942年，随剧社重返延安，认真地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参加了党的伟大的整风运动，懂得了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兵相结合的真理，走上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光荣道路。
但是，就在这次去延安的途中——绥德休整期间，我们之中还展开了一场拿什么节目向党中央汇报、同延安观众见面的争论。有的同志坚持要拿我们自己在敌后创作的反映抗日斗争的作品，有的仍主张搞几个名戏，才能显示出我们剧社的所谓“水平”。结果，后者的意见竟又一度占了上风。于是我们又赶排起17世纪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的《悭吝人》来了。就在此时，我们派赴延安去参加文艺座谈会的代表赶回绥德，马上根据记录传达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的主要精神，这场争论才终于得到了正确的解决。大家一致同意上演我们自己创作的大型话剧《丰收》和《打得好》《求雨》《回头是岸》等一组小戏。这样我们的演出才轰动了延安。最难忘的，就是毛泽东主席观看了我们的演出之后，亲笔写信鼓励我们。他在信上亲切地写道：“感谢你们，你们的剧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要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好戏。”
经历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我们进一步理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就更加努力地去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我们创作与演出的、为根据地军民喜闻乐见的新秧歌和歌剧《刘胡兰》，即是其中代表性的例子。
最初上演的《刘胡兰》，是魏风同志创作的五场话剧。那是在解放文水战斗前突击出来的，演出效果很好。后来，话剧改写为大型歌剧《刘胡兰》，在整个解放战争过程中演出。它所起到的巨大的政治动员作用，至今还让我们为之激动。每次演出，全场都沉浸在悲痛与愤怒的情绪中。战士们观剧后，往往热泪横流，举枪高呼：“为刘胡兰报仇！”记得有几次正演到敌人以铡刀杀害我们女英雄的时候，台下竟有战士猛地站起来，拉开枪栓，要向扮演敌人连长“大胡子”的严寄洲同志开枪，被及时制止。后来，为了防止意外事件发生，连队进入剧场前，连长、指导员们都要先检查一遍战士们的枪槽里是否压了子弹。
后来，我们剧社的战友们有的为了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不惜献出了自己年轻的宝贵生命，如剧社编辑股（后为创作组）的丁基、赵鹏、刘昭平等同志，英勇地牺牲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的战场上。而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同志，在1943年从延安返回晋绥解放区后，就离开剧社直接到区村工作，和根据地人民在一起进行艰苦斗争，并数十年持之以恒地不断深入生活。他们后来的作品充满了山西老革命根据地和农村的浓厚乡土气息，以“山药蛋派”独树一帜于我国文坛。剧社的其他许多战友，如成荫、王炎等同志当时经常深入部队、活跃于前线（成荫同志在解放战争期间也离开剧社去战斗部队任团政治主任），因而使他们后来所导演的反映我军英勇斗争生活的影片《钢铁战士》《南征北战》《从奴隶到将军》《西安事变》等获得了卓越成就。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教育了我们这一代文艺工作者，也激励了我们剧社在革命战争中成为真正为人民战斗的剧社。
（摘编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简介：赵戈，笔名沙征，上海人，1922年出生，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于延安抗大。历任八路军120师教导团宣传干事，战斗剧社创作组组长，鲁艺晋西北分院党支部书记，晋绥军区《战斗报》随军记者，兰州军区文化部文艺科长、部长、创作组长等职。著有话剧《战友》《在世界屋脊上》等，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勋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