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创新的儿童文学史诗书写

文学评论家、作家 马光复

在长篇儿童小说《桦皮船》中，薛涛把桦皮船的制作技艺作为小说书写的切入点，用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略带风趣的生动活泼的语言、栩栩如生的人物艺术形象，以及鄂伦春人在新时代对于古老的传统技艺的保护与坚守，将鄂伦春的千年文明和现今的时代文明相融合，从而在古老文明史诗的基础上，写出了新的历史，或者说是新时代的、具有新儿童文学特点的、创新的儿童文学史诗式的书写。

《桦皮船》选取了一个独特的儿童文学故事、独特的儿童文学视角、独特的儿童文学书写风格，写出了新主体、新思想、新故事、新人物。《桦皮船》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讲述了爷爷托布从大兴安岭来到沈阳，身上背着他亲手制作的、当今已经难得一见的桦皮船。男孩乌日对传承至今的神秘的桦皮船的制作技艺充满了好奇，对那美如仙境的鄂伦春族的家园无比憧憬，对自己的鄂伦春族的传奇历史的崇拜，历史与乡愁，文明与传统，如同激流一样撞击着他的心灵。暴风雨，呼玛河，猎犬、枣红马，祖孙二人怀着浓浓的乡愁，乘火车，坐汽车，骑马，驾船，一路上，向往与期盼，感动与欢喜互相交织。男孩乌日第一次坐上了桦皮船，亲自驾着它，划过长河，划过历史，穿越古今，驶向了早已神往的心灵家园。一部小说的成功，必须要有一个打动人心的故事、完整的结构和框架、生动的细节、能够立起来的人物艺术形象，以及流畅和精美的语言。这些这部小说都做到了。

“新时代”是我们今天的大变局、大变革、大发展历史时期的标志性概括用语，仅从儿童文学来说，新时代的儿童文学，它明显不同于过往的解放初期、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以及大家常常说的17年的儿童文学。我们党的十九大，明确地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伟大战略判断。新，是在变化过程中的产物，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所以，新时代儿童文学的特质与灵魂，就是“新”。儿童文学小说的“新”，主要表现在小说作品的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守，对于真善美的真诚敬畏与崇尚，坚持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进行呕心沥血的书写，塑造出与新时代相称的人物艺术典型，扩充创作边界，敢于触碰历史与时代的重大题材，从而创作出厚重的、可读性强的、经得起历史和时间考验的、能够让广大读者特别是小读者认可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精品佳作。薛涛在《桦皮船》中，不仅仅写出了小说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全面的“新”，甚至于在他的创作风格上，也有了新的变化。他过去的多数作品，大多是很注重隐喻与寓言式的抽象的书写，现在，他更加突出了一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表述——实实在在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活灵活现的人物、栩栩如生的环境描绘、真善美的氛围语境等，体现了他新的写作思路、新的写作格局、新的创作心态。

当代少年与大自然的精神邂逅

文学评论家 徐德霞

《桦皮船》这部作品非常有意义，它把少年读者的视野引向了山野森林。对于远离大自然、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来说，这部作品非常具有吸引力，它为当代少年打开了一扇窗，迎来了一个清新的、充满原始自然味道的新天地，让孩子们的视野得以拓展。读这样的作品，是一种认知上的补充，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重温鄂伦春人的生活，在大自然中磨炼意志，学会更多生存本领，从一个胆小孱弱、除了学习别的什么也不太会的城里娃，变成一个勇敢、自信、坚韧，甚至有点粗糙，具有阳刚之气的真正的男子汉，是爷爷托布那一辈人的期望，也是当代城市少年应当为之努力的方向。

这部作品生动地反映了东北大兴安岭林区人们的真实生活和真实情感，通过一个鄂伦春少年的视角，真实呈现了当代东北的人文和自然生态景观。作者笔下的那山、那水、那林子，绿意盎然、生机蓬勃，而富有魅力；那人、那马、那狗、那狍子，都有情有义，人与动物惺惺相惜，二者共生共存。主人公托布是一位鄂伦春族老猎手，多年禁猎，猎手已经变成护林人。但他的老手艺还在，他对山林的那份依恋就是对故土的依恋。当儿子让他来沈阳带孙子的时候，他亲手做了一条通体洁白的桦皮船，背到了沈阳。桦皮船在这部作品中，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道具，它承载着鄂伦春人的命运、情感和生活。在呼玛河上乘坐桦皮船捕鱼、狩猎，就是他们的生存方式。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生存技艺，锻造了鄂伦春人的独特个性。托布希望他的孙子走近那种生活，所以他带来了桦皮船，并且教孙子学习鄂伦春语。在城里托布就是个另类，是一道不一样的风景。他的宝贝桦皮船也完全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只不过是一个稀奇的小玩意罢了。这是时代变迁造就的些许无奈。但固执的老人心中一刻也没离开这条船，一刻也没忘记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林子。当徒弟打电话告诉他，一场洪水冲垮了马厩，他的马儿红9跑了，老狗阿哈也病了，托布一刻也没犹豫就直奔火车站。对于这个老人的情感、举止，作品写得非常真实生动，从托布身上我们看到无论时代怎么变化，上一辈人对老林子的那份真挚情感都不会改变，那是他们的根脉，是深埋在骨子里东西。

而少年乌日的十八站山林之行，不仅让他认识了自然，也让他真正融入东北的日常生活。作品通过乌日的火车之行，生动刻画了东北人的性格，写出了东北人的热情、直爽和仗义。从自然景观到人文景观，作品都写得很到位；很多细节都抓得精准，那种弥漫在字里行间的烟火气，浓郁独特的东北风情也是该作的一大亮点。作者写好了这块土地上的人，也写好了他们独特的性格，抓住了他们生命中最本质的要素。第一次来到山林的少年乌日，爷爷托布对他并没有什么格外的关照，而是要和他来一场水陆竞赛，即爷爷乘桦皮船，孙子乌日骑着自行车沿着河堤前进，顺利的话，他们两天就能回到“老家”。可是，这一路能顺利吗？真要能顺利，那就低估了作者的创作水平。于是，有了一场爷孙俩时聚时散，一波三折的惊险之旅。而正因为有了这一趟冒险之旅，才让乌日迸发出作为鄂伦春人后代的潜能：他能够勇敢地面对自然，坚韧顽强地生活，进而真正体验到了山林之旅的情趣，真正爱上了这片大山林。

当代少年都应该读读《桦皮船》，与大自然来场精神邂逅。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学漂流，带领少年走向东北，走向大自然，像小主人公乌日那样，学会与山林共舞，与动物共生，从而树立起积极、健康的自然生态观和世界观。

探索新时代儿童文学的“世界性”路径

文学评论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徐妍

薛涛的《桦皮船》是一部极具探索性的儿童小说。“探索性”一词既意指它不同于已有的以北中国土地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也不同于他自己以往的文学作品。探索性对作家而言，是相当高的挑战。

在文学史的视域上，《桦皮船》探索了重述北中国文学故乡的可能性。在内容上，《桦皮船》差异于以往现代文学史上的东北作家群的苦难写作或革命写作，也不同于张抗抗、梁晓声、迟子建等当代作家的北中国土地的知青书写或古典诗化书写，而呈现出了新世纪北中国土地上的城乡新貌，提供了同类题材中不同以往的熟悉又陌生的北中国文学新质，深具新时代中国人的精神气质。

在这部小说中，呈现了微信、公园、K38次绿皮列车、船、马、面包车等现代、传统杂糅的新世纪的通讯方式和交通工具，还呈现了沈阳、铁岭、昌图、四平、公主岭、白城、塔河、十八站……一个个站名，以及呈现了鹿哨、撮罗子等物件，这些内容不仅构成了北中国城乡土地的新貌，而且构成了新世纪北中国人的新的日常生活方式——日常生活诗意化，而不是苦难化，更不是麻木化。这部小说中的中心物象和核心意象——桦皮船，更是内含了这部小说的文学新质。桦皮船制作技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固然直接指向鄂伦春族的技艺，但更隐喻了新世纪背景上多民族融合、共生的世纪中国文化和新世纪中国文明，提醒今日现代人省思：何谓现代人的原初的理想生活？

在思想意蕴上，《桦皮船》探索了新时代儿童文学的“世界性”路径。《桦皮船》是一部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北中国土地进行地道书写的精到之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知识考古性质。但作者显然并不满足于从地域文化来讲述新世纪北中国土地的民俗史和风物志，而是更着力于探索新时代儿童文学通向“世界性”儿童文学的一种路径。这一路径如果概而言之，便是以新世纪中国儿童为方法，以世界多元文化为目的来写作新世纪中国成长小说。由此，《桦皮船》固然是一部标准的成长小说，但更是一部现代人在失乡后意欲返乡的哲性小说。在哲性小说的意义上，这部小说虽然选取了鄂伦春族的都市少年乌日作为小说主人公和叙述视角，讲述他追随猎神爷爷托布一路成长的故事，但在成长故事中内嵌了回返故乡的现代小说的哲性母题，其意蕴具有新意和深意。进一步说，这部小说不光讲述少年如何从“胆小鬼”成长为有情有义的勇武者的成长历程，而且承续了鲁迅的小闰土、沈从文的傩送等20世纪中国文学中经典少年形象的精神血脉，并寄寓了今日现代人对未来少年的理想化期许——祛除现代人的怯懦，重新成为有文化根脉的自然之子。为此，这部小说让猎神爷爷托布成为少年乌日的精神导师——托布看上去虽带有鄂伦春族的浪漫主义的传奇特质，但根底上则是对整个现代文化偏执病的反思性和建设性的一位智者和仁者。此外，这部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李阿哈、豆腐匠、胖刘，黑狗阿哈、小狍子等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构成了乌日的成长课，也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一种参照、一种治愈或一种陪伴。经由这些探索，这部小说超越了城乡、民族、国别的边界，进而以儿童文学的样式提供了理解、关爱、差异、多样、包容、接纳、告别、再生的多元文化的现代价值观，也提供了一位新世纪儿童文学作家抵抗逆全球化趋向的哲性的现代性思考。

当然，《桦皮船》中的小说探索建立在对中外小说经典文脉承继的前提下。薛涛小说素有刚硬与细腻相互结合的力与美。这与他的个人气质和个人抱负有关，也与他对中外经典文学养分的汲取有关。鲁迅、萧红、迟子建、海明威、契诃夫等经典文学作品都化为这部小说的骨骼和思想。正因如此，这部小说的艺术探索也值得称道，其流动性的诗化的叙事方式、传奇的回忆的倒错、对话的多义、智性的悬疑、情感的留白等艺术探索共同交织成了一个哲性的小说世界，也叙写了新世纪北中国土地上的鄂伦春族群的再生史，由此传递出现代文化的危机与新生的可能性。

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界而言，如何通过中国故事的讲述探索出独属于自己的“世界性”路径，是一代儿童文学作家的时代使命。薛涛的长篇小说《桦皮船》深思并承担了这一时代使命。

儿童性与精神还乡

文学评论家、 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 郭艳

《桦皮船》是一个真正从儿童阅读出发的文本，相对于当下普遍全知视角的儿童文学创作，其独特之处在于对限制视角的精彩运用。在人物的限制视角下，文本叙事获得了极大的腾挪空间。在表现托布、乌日和李阿哈等人物的对话时，经常是写他们的自说自话，各自说着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陈述各自所理解的“真相”，由此才会发生一系列充满误会和谐谑意味的事情。比如爷爷托布总是用自己的猎人思维和鄂伦春语言来表达对世界的认知，他是个背着桦皮船到处行走的爷爷，是个对于过度作业很愤怒的爷爷，是个处处表现自己是个好猎手的“老小孩”。孙子喜欢这个天真未泯的、有趣的爷爷，他们成为好朋友。又如李阿哈以行骗为生，他看待周围的方式显示出了黑色幽默。他一边后悔帮助乌日，一边不断替乌日支付各种费用和开销，做着自己最不可能做的事。文本令人信服地呈现了真诚而单纯的孩子信任一个骗子，而因这种信任，骗子又一直扮演着一个好人，做着好事。正是因为作者对限制视角的精准拿捏和出色运用，小说从不同侧面映射了来自生活的真实情境，塑造了富有个性的人物。作者对诸多人物的生活方式、文化身份、地域特质，乃至看世界的方式进行了还原性摹写，在还原生活的同时，透视了生活的本质真实，蕴含着浓郁的民族地域文化底蕴。

《桦皮船》在运用儿童视角的同时，也非常成功地运用了鄂伦春老猎人爷爷的视角。两种叙事视角碰撞出了富有张力的戏剧性文本，产生了陌生化的阅读体验。比如爷爷一出场就背着一条漂亮的桦皮船，并告诉所有人：这条船是他背来的。船和爷爷托布是一体的，桦皮船是他的精神符码，也是整部小说富有寓意的象征——人应该自由地在河流上划行，在山野上奔跑，在山林里和动物们嬉戏。

小说文本在写实的情境中叠加了想象、夸张和变形，由此来凸显人物的个性特征和精神气质。两种叙事视角交融在还乡叙述中，使得整部小说符合儿童视角看世界的好奇，具有凸透镜的效果。比如在东陵公园划桦皮船的时候，第一次爷爷托布用力过猛，一下子将船划出了湖面；第二次爷爷随手就摔倒守湖的保安，总是和一群孩子玩得不亦乐乎。爷爷对于桦皮船的热爱与呵护，既有图腾崇拜般的守护，也有儿童热爱玩具的纯粹和天真。进入山野之后，爷孙俩在野外的经历充满着童话般的奇遇和冒险。这种写法有力地解构了现代城市生活呆板、乏味的规范和秩序。

《桦皮船》擅长写游戏精神中的儿童性，以及这种儿童性对于现代单向度人性的滋养。比如关于作业，老家来的爷爷帮不上城里孙子的忙，只能整日睡觉、打呼噜、说梦话。乌日却在爷爷的梦话里发现了丰富的词汇，学起了一个个富有特色的鄂伦春词语。在爷孙俩鄂伦春语的互动中，鄂伦春猎人的山林生活呈现于城市的公寓里。在进入乡野后，儿童性依然是文本推动的重要叙事动力，爷爷划着桦皮船在河上飞驰，而孙子则在河岸上骑着自行车，自行车上用绳子拴着一只小狍子，爷孙俩比赛谁走得更快。富有儿童性的游戏情节凸显了爷爷的好胜、要强与质朴、豪爽，也体现出孙子对于爷爷带来的传统文化观念的认同。又如乌日与李阿哈在火车上相遇，乌日请求李阿哈帮忙垫付一下车票。以行骗为生的李阿哈因一念之慈，竟然答应了乌日。至此李阿哈开始了自己作为一个好人的人设，火车上的情节也随之变得诙谐、有趣。作者以儿童性的单纯和天真去设置情节，寓意其实很深刻。对于涉世未深的孩子来说，很容易上当受骗，尤其是面对骗子的时候；而当骗子有一念之仁时，恰恰就是骗子自我更新、重新生活的开始。相对于揭露成人世界的欺骗和阴暗，《桦皮船》更多地提醒人们：善念非但是助人，更是助己，单纯善良的童真世界能够纯净成人世界的卑劣与肮脏。

《桦皮船》阐述了现代少年的精神还乡，在保有儿童性的叙述腔调中，以鄂伦春文化为符码，表达了作者对于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善念、善行和善心的呼唤。在还乡之旅中，儿童乌日获得成长，这种成长关乎人性的柔软和体恤，以及人和自然的互相观照与融合，也是乌日背着桦皮船精神还乡最珍贵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