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凯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80年前的5月23日，是中国文艺值得铭记的一个重要历史时点，尽管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战火纷飞的岁月，党中央还是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参加了全部三次会议，并留下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经典文献，由此亦可见出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做好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讲话》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仅明确了党对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创造性地阐释了文艺的源泉、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时代等一系列重大根本问题，而且也对普及与提高、歌颂与暴露、思想性与艺术性、如何做好文艺批评等事关文艺事业健康发展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科学的阐释。在8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讲话》的科学精神，对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责任使命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性。在此，我仅就《讲话》中有关做好文艺批评工作这一具体问题，并结合工作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某些现象谈一点个人粗浅的学习体会。
《讲话》明确指出：“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这段文字虽不足200字，却提出并回答了有关文艺批评三个十分重要的根本性问题：一是文艺批评工作的重要性；二是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专门的研究；三是文艺批评最基本的标准就是政治和艺术、内容和形式、革命的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在我看来，在《讲话》发表80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的文艺批评整体上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距离毛泽东同志的要求依然还存有不同程度的差距。具体来说，关于文艺批评的重要性，虽然在理论上没人否定这一点，但在实际工作中，一定程度上的重创作轻批评，或形式上“重”视、实际落实却很“轻”的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尽管在实际工作中可能存有诸如经费不足、影响力较弱、市场偏窄等这样或那样的客观因素，但这些现象程度不同地存在则是不争的事实。关于对文艺批评的专门研究，参差不齐的现象依然比较明显，系统性、关联性、统筹性不够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做理论研究的不注重对鲜活文艺现象的研究和对作品文本的细读，只是忙于闭门设计自己的话语、搭建自己的体系，做具体批评的又往往过于陷入单个具体作品的评价，视野格局时有见出狭小的局促。关于批评标准，在内容和形式两者偏于一端的现象更不少见。一方面，单纯重主题重题材，只要主题红题材重大便好便优，至于艺术上粗糙甚至明显的编造，基本上也都属于可容忍可忽略的范围，还美其名曰是看主流看大节；另一方面，一味重视所谓形式的创新与个性的张扬，满足于表层上的新奇怪，在鼓励创新的幌子下，内容的苍白、格调的平庸、格局的狭小都不重要。上述这些现象不仅在日常的批评实践中并不鲜见，就是在各级相关单位组织的各种文学评奖或作品推优活动中也时有出现，而后者因其戴上“奖”与“优”的“桂冠”，客观上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或不良导向不仅更强而且更加不良。
有鉴于此，今天我们在一起重温毛泽东同志《讲话》中关于文艺批评问题的重要论述，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性。对此，我们不仅需要在理论上学通学透，更应在实践中逐一梳理，捋清问题，明确方向，由易入难，有针对性地予以改进。要做到这一切，首先需要的是对文艺批评工作的高度重视与认真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深刻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文艺批评就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为此，我们仍需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