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们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年后要重新感知《讲话》蕴含的思想能量，前提之一在于突破文艺论“小坐标”，努力将其回置到历史与现实的难题、挑战与辩证关系中，重建《讲话》理解的“大坐标”。在重建《讲话》解读的“大坐标”时，如何理解《讲话》中一再重申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必要性实居于枢纽的位置。因此，这里想特别围绕这一命题在革命主体论和文艺实践上的意义展开一些讨论。

回溯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转型所遭遇的系列挑战，其中贯穿性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养成作为中国现代转型引导、支撑力量的“新人”，这些新人应具备怎样的意识准备、思考品质、精神气质和行动能力，以及他们如何发挥广泛的社会作用，如何与其他社会力量互动。《讲话》所发挥的中枢作用之一是努力将“五四”式的“新人”转化、改造为革命队伍和普遍的社会改造所需要的“新人”。从这个角度看，《讲话》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主体论文本。但这个主体论弃置了哲学意义上的主体论讨论，它不像早期“无产阶级文学论”那样将观念性的意识转换（所谓“转向”）作为主体改造的充分条件，而是把阶级意识的突破、主体的重塑看成一个必须经由身心机制、情感机能的变化才能达成的状态。因此，首先，它必然是长期的（《讲话》中所说“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其次，它必须通过与工农兵“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结合才能达成。为要实现这种“完全的结合”，为从“了解人熟悉人”递进到思想意识上“打成一片”，再递进到阶级感情彻底起变化，就必须在检讨、批判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习性的前提下重新认识革命工作、认识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全力投入置身于工农兵之中的群众工作，通过与工作密切结合而与群众结合。这也就是1943年“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所认定的要通过“深入工作”来“深入生活”的工作与创作道路。这样一种主体改造路径是《讲话》重点指示的方向，而它能够实现则特别依托于当时触及了整个革命队伍的“整风运动”。《讲话》发表后能激发出创作上的丰富创造力，《讲话》所指示的改造文艺生产的方向——打破现代文学生产的自律性倾向和小圈子状态，使得革命文艺“再嵌入”社会实践过程作为其中一个有机环节发挥作用——能行之有效，与“整风运动”后“群众路线”工作意识、工作方法的全面铺开、拓深大有关系，是基层工作实践本身的改造、新变为文艺的改造、新变打下了地基。毕竟，“深入生活”也好，“及时反映现实”也好，其有效性很大程度上依存于革命实践的良好运转。当革命政治本身有创造力时，那个被革命打造、穿透的“生活”就会被激发出超常的活力，而沉入、结合于这个“生活”的创作者就此可以生成同样有活力的社会感与政治感。

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一度流行的思潮认为“五四”主潮是以“人的发现”、个人觉醒为核心的启蒙主义。但实际上，五四的启蒙立场并不单系于知识阶级的觉醒，它更进一步诉诸民众的启蒙与解放、全体社会的启蒙与解放。五四先驱者提出的“走向民间”、“民众的大联合”乃至组党、革命化都应视为五四启蒙主义立场的深化与延续。从这个角度看，“革命启蒙”很大程度上是五四启蒙的拓展。由于革命启蒙将解放的主体不仅放在自己身上，同时将解放的使命寄托于无产阶级、工农大众身上，因此它能够突破个人主义启蒙那种将知识阶级的思想意识过于优位化的潜意识，关注到工农大众身上蕴含的革命潜力、自我解放的可能，从而使得他们在启蒙工农大众的同时受到工农大众的反向教育。这使得五四式的单向启蒙有可能变成一种知识阶级与工农、民众之间的双向互动的启蒙。（贺照田《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如果我们把“思想解放”的含义界定为不断突破、颠覆趋于僵化、教条的现实认识与自我认识，那“革命启蒙”对趋于固化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言就具有新的“思想解放”的意义。

相较于五四式的启蒙，《讲话》的关键推进之一是诉诸“普遍的启蒙”，意在造就工农群众意义上的“新人”。只是，这种工农的提高不可能完全依靠工农自己完成，工农提高的前提恰好是五四式的新人、新青年纠正自己的单向启蒙意识，克服与工农在思想、感情、心理、表达上的隔阂，使得“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构成双向互动的辩证关系，使得工农群众自我提高式的“新人化”和知识分子自我改造式的“新人化”融汇成一个彼此促生、有机结合、又不可分割的实践过程。由此产生的“新人”才是既在文化、思想、价值上占据进步立场，又高度结合进社会机体，能在社会最基层发挥组织、构造、带动作用的社会改造力量。以此为基础的革命政权、革命国家方能获得稳固的根基。因此，这是《讲话》原则中最富创造性的部分。

众所周知，《讲话》发表后的30多年是其特别具有塑造力的时期，这种塑造力在新时期之后的某些解读中越来越被窄化为一种政治的单向塑造力，由此导致这一时期的文学被笼统地冠以“政治文学”的帽子。然而，这种特定时代状况下的“政治文学”具有怎样复杂的构成和张力，具有怎样的在摸索一种新的文艺生产机制上的抱负、尝试，以及由此激发出的丰富且富于实验性的创作经验，尚未得到充分认识与挖掘。而不真正深入剖析这些《讲话》在历史展开中形成的系列后果，我们对《讲话》所蕴含的价值、能量就难以有切实的体认。《讲话》所开辟的文艺经验固然带着“政治文艺”的色彩，但其中也蕴含着激发重新思考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社会、文艺与生活这几重关系的可能，蕴含着重新理解、想象现代中国所期待的主体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