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世宗：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一
那是1965年，我还在长白山脚下一个步兵连队里当班长。因为写了好多部队生活的短诗，我被选为代表，去北京参加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11月23日，我在一个座谈会上见到了贺敬之。那天，我记得他特别称赞了部队近期创作的一些反映基层官兵生活的话剧，并未谈诗。那时我只知道贺敬之是人们喜爱的诗人，并不知道他在剧作上的成就和贡献。那一年，贺敬之41岁，我22岁。啊，这就是初中课本里《回延安》的作者！能见到我仰慕的诗人贺敬之，我是多么的幸运！
1972年冬，我正在北京出差。那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贺敬之的《放歌集》。书店一售而空，我很想得到一本，便给他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没想到第二天，他就派人把书送到了我的住处，还附了一封信。可以想象，我收到这信、这书时，是何等的感动！这本书里的许多诗，如《回延安》《西去列车的窗口》《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还有《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那样的长卷，我都反复吟咏和背诵过。
此后数十年，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曾数次到贺敬之寓所拜访，有时是携老伴，也有几次是带着儿子。2021年秋天，我还曾专程到他的故乡山东枣庄市台儿庄参观了“贺敬之柯岩文学馆”。
在那里，我更加深入了解了贺敬之漫长的革命和文学生涯，并深刻感受到1942年延安那场透彻的春雨，对他来说是多么珍贵——仿佛使他幼苗时期的根芽茎叶倏忽间蓬勃、舒展、挺拔起来。
二
1924年11月5日，贺敬之出生在山东省峄县贺窑村（今属枣庄市台儿庄区）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1940年12月，他在延安写的一首题为《雪，覆盖着大地向上蒸腾的温热》的诗中，写了他出生时的凄凉情景：
……一九二四年，
雪落着，
风，呼号着，
夜，漆黑的夜……
在被寒冷封锁的森林里，
在翻倒了的鸟巢中，
诞生了一只雏鸟……
这只“雏鸟”的意象指向贺敬之本人，也指向当年全中国众多劳苦大众。1938年3月，震惊中外的台儿庄战役爆发了，贺敬之家乡的一些学校搬迁到湖北郧阳和均县。13岁的贺敬之和村里几个同学决定远离家乡和亲人，奔赴湖北找学校去。临行前，父亲送给儿子一本中国地图。战火纷飞，兵荒马乱，他和几个同学历经千难万苦，在汉水上游偏僻的均县找到了自己的学校，却丢失了父亲给他的那本中国地图。
1938年冬，日寇向湖北地区大举进攻，贺敬之所在的学校也不能安稳读书了，师生们又辗转2000多里路，搬迁到四川梓潼。在这一个多月的跋涉中，贺敬之沿途看到太多从敌占区逃出的饥寒交迫的人。想到祖国的命运、人民的苦难，他深感肩头担负着无比沉重的责任。
日寇的残暴肆虐，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让贺敬之对黑暗的现实极为不满。这激发了贺敬之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1939年7月、8月和1940年1月，他在报纸上发表了《诗人的出游及归来》《失地上的烽烟》《夜》等文章，呼吁：“流浪的人们呵，勇敢些，等候着明天吧，停止哭泣，永远要坚强地活着，永远扬起你那灼热的仇恨构成的脸庞！”这是他15岁时写出的作品。在这之后，他又有《我们的行列》组诗等作品在报刊上发表。在烽火岁月里，贺敬之就是唱着这些向往革命、追求光明的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的。
贺敬之后来回忆说：“‘到延安去！’……这是曾震响在无数革命者的生命中的一个巨大的召唤声。怎么能够忘记，当我们还是少年或者青年的时候，在大半个中国的黑暗天空下，我们曾是怎样地在心中高呼着这句话！那时，我们还不敢说‘延安’这个名字，我们说，‘到那边去……’是的，从此我们就开始了我们人生经历中最珍贵的一页，生命就变得如此壮丽了。”
贺敬之从均县到梓潼的流亡途中，读到了大量描写延安生活的书刊，包括《活跃的肤施》（延安古称肤施）和《西行漫记》。在决心奔向延安的学生们中，贺敬之年龄最小，不满16岁。为了安全，他们都用了化名，贺敬之化名为“吴明”。他们还设计了接头暗语：“上级”称“父母”，“同志”称“兄弟姐妹”，“黑暗的国统区”称“这边”，“光明的陕甘宁边区”称“那边”。他们沿着嘉陵江，顺着川陕公路开始了翻山越岭的艰险跋涉。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
“看，
这是奴隶！”
在贺敬之和几位同学千里徒步奔赴延安时，他把田间这首诗和田间整本诗集《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冈卫们》全部抄在自己的小本子上，放在自己的衣袋里，在艰难的途中随时拿出来念着、背着、走着。
三
1940年7月，贺敬之踏上了延安这块热土！延河水、宝塔山，一孔孔窑洞，一块块田园，多么的新鲜，多么的迷人！这里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所在地呀，是革命者心中的灯塔和火炬呀！8月，16岁的贺敬之经鲁艺文学系主任、诗人何其芳的面试后被录取。陕北的冬天是相当寒冷的，但在年轻的贺敬之的心灵世界里却是无比温暖，他写道：
好啊，同志们！
请不要叫我凑近炭火吧，
让我说，
“我不冷！”
在我们这里，
并没有冬天。
贺敬之考入鲁艺还不到一年，即1941年6月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他才17岁。那个夜晚，他曾与几个年轻的同伴，来到毛主席的窑洞前，看到窗纸上清晰地映出毛主席的身影，主席的手里握着笔……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在会上，毛主席对文艺服务的对象进行全面分析后指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工作者必须同人民群众、工农兵相结合。他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后不久，即1942年5月30日，贺敬之在鲁艺的篮球场上，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给鲁艺师生作的重要报告。他的座位靠得很前，毛主席在一张桌子前，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生动地论述了文艺与生活、作家与人民群众、普及与提高等一系列文艺创作的根本问题。这让贺敬之的思想和创作都有了“腾跃”的升华。这一年，贺敬之从延安鲁艺文学系毕业。他曾说：“我在延安生活了6年，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从少年到青年的一段时间，我是194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片欢乐声中离开延安的。”
在延安期间，贺敬之创作了大量诗、歌词、歌剧。丰厚的生活，丰实的作品，彰显着贺敬之从内心深处迸发出的革命热情和耀眼才华。《白毛女》这部新歌剧的诞生，标志着贺敬之在延安时期的创作攀上一个新的高峰。
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晋察冀边区就流传着“白毛仙姑”的故事。这是一个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故事。为迎接党的“七大”，组织上成立了一个有贺敬之参加的“白毛女”创作组。这是一个精干的创作集体。在这部新歌剧中，贺敬之年轻的诗意的构思和表述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在贺敬之早年创作的诗集《乡村的夜》里，他就描绘过被地主逼迫得走投无路，不得不抱着儿子投河自尽成为“水鬼”的五婶子，还有遭侮辱后变为在风雨中奔跑的“披头散发的女鬼”的夏嫂子等旧中国妇女的形象，以及小敏子、黑鼻子八叔等青壮年农民自发的反抗与斗争。这些人物的故事都曾闪现在他笔下“喜儿”“杨白劳”“大春”的形象之中。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一直“吹”到了现在，“飘”到了今天！新歌剧《白毛女》成为几代人共同欣赏和称赞的革命文艺经典。
新歌剧《白毛女》是实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的重要成果之一。《讲话》让贺敬之升华了对人物命运构成与深远走向的本质认识。
在延安，每一位文艺工作者都是革命的参与者和实践者，无一例外。我曾拜访过《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听他讲过当时《黄河大合唱》词曲创作的情形。他说，那时延安正开展大生产运动，作为鲁艺的老师，冼星海当时除了给学生上课，还和大家一起上山开荒。在生产间歇期间，冼星海才得以在小窑洞里日夜赶写《黄河大合唱》的曲谱。贺敬之也一样参加过延安开荒种地、砍树烧炭等生产劳动。1943年春节过后，鲁艺秧歌队准备同延安文艺界组成劳军团，一起去南泥湾慰问。当时359旅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赴延安以南四五十公里的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开垦荒地20多万亩，把个“烂泥湾”变成了米粮川，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为延安等抗日民主根据地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供应。贺敬之听到359旅建设南泥湾的生动事迹后，激情涌动，提笔写出了《南泥湾》这首歌词：“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从“处处是荒山，没呀人烟”到“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夸赞了这个“鲜花开满山”的“陕北的好江南”。这首歌经马可谱曲后广为传唱。除此之外，还有另一首传唱不衰的《翻身道情》，也是《讲话》后贺敬之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创作的。过了许多年，贺敬之在《放声歌唱》长诗中，仍激动不已地抒发自己的情怀：“而我的/真正的生命，/就从/这里/开始——/在我亲爱的/延河边，/在这黄土高原的/窑洞里！”
四
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
小米饭养活我长大……
革命的道路千万里，
天南海北想着你……
贺敬之——这个延安的儿子，这首影响巨大而深远的《回延安》竟是不经意间的即兴之作。从贺敬之的诗风上说，他的诗作大多融入了他本人“抒情主体”的站位。这首《回延安》便是依据他自己的情感经历写成的。
贺敬之说：“从自然生命来讲，是延安的小米饭、鲁艺的小米饭养育了我，‘小米饭养活我长大’是我的真实写照；从政治生命来讲，我是在延安入的党，延安给了我政治生命。延安鲁艺决定了我的一生。”延安的这段生活，成了诗人贺敬之永生不可磨灭的记忆，他把延安比作自己的“母亲”，是最正常、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1956年3月初，贺敬之受邀参加在西安召开的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在一个雪花纷飞的黎明，贺敬之乘机从北京飞到西安，然后转乘汽车到延安。贺敬之在一篇回忆散文中写道：“呵，母亲延安！分别了十多年的你的儿子，又扑向你的怀抱中来了。”“我被紧紧地围在坑上，我的手被左右的许多手拉着……不会醉人的米酒使我刚端起来就像醉了的一样。永远的桥儿沟，永远怀念的延安的亲人们，让我们倾谈久别后的一切吧。”
在大会结束后的一个联欢会上，贺敬之想用陕北人们熟悉和喜爱的“信天游”的形式唱出这次重回延安的感受。延安的三月天还是挺冷的。在这个冷峻的夜里，他一边哼唱着一边写，一边激动地流着泪，不知不觉中竟然感冒了，嗓子都失声了。这首66行的《回延安》写出来了，可惜的是，第二天他不能上台给大家朗诵了。在晚会上，由别的表演者用“信天游”民歌那悠扬婉转的曲调唱出来，一下子感动了全场观众，掌声不绝，叫好声不绝！很快，广播电台、杂志纷纷播发和刊登转载这首《回延安》。诗人一晚上的即兴之作，成了广为传诵、好评如潮的一个新的经典。《回延安》真挚而生动地表达了诗人想要回报母亲延安的感情。它是诗人的心路历程和创作历程中的一个重要印记。
在延安期间，贺敬之和代表们参观了党中央当年在延安的各处旧址，在杨家岭山头上植树，又探访了他的母校鲁艺所在地桥儿沟的干部和乡亲。连续十多天，他那颗激动不已的心一直在剧烈地跳动着，他感到了母亲怀抱的宽厚和温暖。这首诗从“回”字落笔，循着诗人感情发展的线索，由初回延安，到追忆延安、畅谈延安、参观延安、歌颂延安，结尾又落笔于回延安上，构思精巧，浑然天成。全诗突出一个“情”字，无论是重回延安的激动和欢欣，还是对往昔成长的回忆，对团聚场景的描绘，抑或是对延安巨变的赞叹，对其历史功绩的颂扬，诗人始终把对延安的这种眷念和热爱之情凝结为对“母亲”的深深呼唤：“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这种炽热而又自然的情感贯穿全诗，既热烈奔放又真切感人，饱含抒情诗的神韵。
贺敬之说：“我这首诗之所以引起读者共鸣并流传下来，只能说是由于写了我人生经历中对‘母亲’——延安、党、祖国的真情实感，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声音。”他说：“当想到整个延安，想到这个名字标示的伟大历史内容和辉煌业绩，就不能不永远为之骄傲。想到作为它队伍中当年的一名小兵和今天还活着的一名老兵，我不能不感到无比荣幸。”
1999年9月，贺敬之途经沈阳，我们又得以相见。我陪着他参观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会见了一些诗友。一天下午，我们陪他去看望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曾写出《开不败的花朵》的老作家马加。马加重病在身，瘦得有些脱相，说话口齿不清，毕竟90岁高龄了呀！临别时，在那个离客厅几步远的楼梯口，马加突然背诵了敬之的诗句：“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这情景令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
贺敬之是我崇敬和爱戴的诗人。他创作的一部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和文学爱好者。贺敬之是在毛主席的《讲话》指引下一步一步走向当代中国新诗高峰的。他说：“诗，必须属于人民，属于社会主义事业，按照诗的规律来写与按照人民的利益来写的相一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贺敬之总能表达人民的心声，始终自觉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实践文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