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4年夏天，我去参观汶川县城地震遗址。八年过去了，那里保存着人间地狱之原貌。某个偏僻角落，一幢楼房下陷了三层，在露出地表的一家严重扭曲变形的凉台上，在断壁残垣那已变旧了的裂缝和折痕之间，有一盆花竟然还活着。它吸收室外的阳光雨露，叶子绿着，小白花儿开着——那是地震之前那家主人栽种的，天崩地陷、墙倒房塌人去也，这盆花却活了下来。它盛开的背景如此惨烈，但它自己似乎无知无觉，完全不像经历了大灾大难，更不像已经多年无人照料了，它自在自然自得，就打算这么开下去了。

“江心洲”组诗于我，就像这盆废墟上的花。眼看它起朱楼，眼看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已逾十年。十年过去了，我又写出许多新作，尤其写了我个人认可的《心脏内科》《木赎镇》《兰花草》《老城赋》《城南哀歌》等长诗，而这组与江南有关的组诗仍被当成代表作高频率提起，以至于额头上粘了一个“江心洲”的标签，想撕也撕不掉，想用后来作品覆盖它，也不那么容易。最近在一个朗诵会上，听到有人朗诵《木梳》，声情并茂，我却如坐针毡，想逃跑，后来我真的逃到走廊上去了，去外面透透气。不是悔其少作，而是此一时彼一时矣。“江心洲”组诗毫无疑问是我这个“正常人身上的疯子部分”，在年逾四十的理智之年，想到自己曾经那样过而且又展现在大庭广众之下，我感到害羞。当然这组诗是自然的、真实的，它好就好在毫无做作毫无虚饰，而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更加地感到害羞。

我反对把“江心洲”组诗“仅仅”定义为爱情诗——虽然它们的确写了爱情；我尤其反对将里面的内容“仅仅”解读为幸福——虽然主人公看上去的确是幸福的。类似只停留在片面意义上的“正确”解读，差不多等于把我看见的汶川县城凉台上那盆侥幸活下来的小花非常主旋律地解读成了“多难兴邦”“众志成城”“大爱精神”一样。

“江心洲”组诗写了近百首，发表出来的有六十首，它们当然写到了爱情，爱情无处不在。写爱情，既不伟大也不渺小，一个从来没有写过爱情的诗人，其生命至少是不够丰盈的，作为诗人，甚至是十分可疑的。某位高大上诗人在某个场合大肆批驳爱情诗，正义凛然到似乎要把写爱情的诗人统统拉出去枪毙，当时我很想站起来反驳：“你父母是穿着裤子怀上你生下你的吗？”还有比这更难听的不提也罢。历经沧桑依然纯真的人永远相信爱情本身没有错，如果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哪怕整个事件都错了，从开始到结束都错了，那也是人在犯错，与爱情本身无关。

我个人更愿意将“江心洲”组诗看成是探讨人与大自然关系的诗作。这个国家当前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都过于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了，却忽视了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与宇宙的关系、人与上帝的关系。这组十年前的旧作里最突出最醒目的背景是大自然，是有着独特人文意味的大自然，这个背景很重要，它过于重要，甚至延伸成了诗的内容本身。这里对于大自然的关注，采取的是一个恋爱中人的视角，在表达人关于大自然经验的时候，爱情在这里起到催化剂作用，使得大自然每一部分都被放大、被强化了。或者，也许，以下说法才更确切：现代技术用“偏光原理”来制作全息投影，而一双爱情的眼睛则干脆如同一台神奇的3D打印机，可以完整地——从总体到细节都充满质感地——打印出一整座长江中的岛屿：江心洲。甚至，再加上时间概念，可以达到全方位的4D效果。这样讲并非夸张，事过境迁多年以后，我又陪同一位朋友去了几次江心洲，还在那里住了一夜，再也没有找到过去的感觉，岛上景物在眼中大打折扣，感觉变得迟钝起来，如果再去写这个小岛，句子落在纸上，顶多只能呈现2D效果。

爱情如流，往事如烟。

在个人生活的地震废墟上，竟还摇曳着这样一些小花——一些劫后余生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