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渴望像词语在纸上狂奔” ——路也诗歌论
路也是新世纪诗坛优秀的诗人，她的语言自成一体，诗歌风格独特。路也是形成了写作自觉的诗人，她的诗歌写作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其中既发生了重要的艺术嬗变，同时更多的是某种恒定的诗歌基因在持续发酵。对于这样一位有鲜明艺术个性的诗人，评论界对她的讨论其实远远不够，路也诗歌的精神空间未能充分照亮，她诗歌的内在特质尚未得到精准的阐发。我们只有从整体上对路也进行解读，而不是仅仅把她作为“女性诗人”来解读，方能突破障碍，获得崭新的阅读发现。
一
路也曾不止一次地回忆她年少读书时对“地理”的热爱，“中学时候，酷爱地理课，一上地理课就兴奋。我很少看课本，而是天天揣着地图册抱着地球仪，在心里暗暗地计划。”（路也：《寻找梭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48页）这种模糊的“计划”在路也后来的人生中持续地发酵，内化为某种价值情愫。“自中学时代就形成的对于地理和地图的兴趣仍在延续着，唯愿有生之年能够一一按图索骥。”（路也《地球的芳心》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自序）地理就像是一颗种子，在她的青少年时代得以植入，孕育着对诗意与远方的执着追求。地理作为某种内在情愫主导了路也的生活和写作，除了她诗歌与散文作品中频频出现的地理元素，从她硕士论文的选题《白洋淀诗群的文化地理学考察》得以窥视“地理”之于她的意义。当我们细读路也的诗歌，会迎刃而解，路也诗歌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又一个地理空间，与她的这一情愫有密切关系，成为她诗歌重要的出发点，她从“地理”出发来建构诗行，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独特的诗歌文化地理。
路也的诗歌文本呈现出鲜明的地理学标识，这些地理空间作为起点，有效激活了她的诗歌写作，路也对“山”的偏爱，使她获得了观察和思考这个世界的独特方式。在某些诗歌文本中，“山”是一个客体，是路也反观人类自身的参照物。在《山间坟茔》中，诗人表达对“无名死亡”的关注与钟情，并从死亡中洞见生存的真相：“走远之后，在一段上坡路/又回头瞭望这座小坟/我瞥见孤独的源头/天地悠悠，每秒钟都正在变成灰烬”。毋宁说，在这座小坟背后，是巨大的虚无，它通过“死亡”来粉碎一个个生命个体，使一切都变成灰烬。路也的诗彰显了她所秉持的世界观，对我们生存的世界持一种个体式的悲悯情绪，弃绝了形形色色的生命幻象，以真实的自我来面对所置身的世界。“山”已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地理空间，而具有深层的文化价值。
“山”作为一种远景，是路也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的参照物，在这里，她可以展开无尽的“神思”，进行精神的畅游。“山中”“山间”与其说是路也诗歌的一个重要空间，毋宁说是她诗歌抒情的基点，“山间”是一种姿态，是一种诗歌方式，彰显出路也的诗歌趣味。“我们正从时间里一点一点地后退和隐去/当我们从时间里完全消失之后/这一座座青山还在/星星依然在上空运转/就像我们从没来过，就像我们从没来过”(《与母亲同行山中》)路也的诗歌总是在人群之外某一个孤僻、宁静的空间展开，这些远离人群的地理空间中浸染着路也的悲伤，以及她在失落的爱情中的自我找寻，在这个意义上，路也诗歌中的地理空间都是自我的：“如今，谁也不是我的唐玄宗/我也只是我自己的杨贵妃/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是长安”。(《在增城吃荔枝有感》)在长安、荔枝、增城构成的经典历史故事中，潜隐着路也与自我、与这个世界的对话，它指向的不是对古典人物命运的感喟，或某种抽象情感的抒发，而是对自我的一种求证：“这些年啊，我总是用竹篮打水，给瞎子点灯/为的是，让肉体青未了，让精神凌绝顶”。
除了这些精彩的短诗，路也着力更多的是她的长诗写作。路也的长诗《老城赋》和《城南哀歌》包孕了更加饱满的文化元素和文化地理学价值。《城南哀歌》是路也与“山”对话的灵魂交响曲。“我一次次到来，与山交换呼吸/与有名无实的寺交换虚无与苍茫/还要温习石头缝中的历史/（水泥是没有历史的）/时间是无尽的线团卷轴，贮存在钟表里/一点一点地向外抽，抽啊抽/掩埋一个个盛世，也将掩埋我/而山峦奔放依旧”。这是山中的顿悟，也只有远离闹市，在山间独坐，才能更加真实地面对自己，并清晰地思考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在路也生活的济南南部，山峦叠嶂，路也正是在一次次与山的对话中获得了真切的生命感受，实现了对现实磨难的超越。诚如她所言，“城南，不仅是一个表达地理空间的名词，更是一个与个人生命经验紧密相关的意象，它与爱情、亲情、青春、疾病、死亡、大自然、时间以及远行有关，它可以包含并引申出更多的意味：原乡、归宿、命运，甚至信仰。”（路也：《城南记》，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后记）《老城赋》是对济南城的一次照亮，路也自如地综合着来自古典与当下、地理与文化相杂糅的语言，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城进行了一次漫长的精神游历。从中不难看出路也相对明晰的抒情指向，历史上由“泉水”裹挟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以推土机为代表的现代性强力意志中，被无形地摧毁，只剩下：“泉水在流，空空地流，空空空空地流/泉像是一个又一个空洞”。不妨说，路也以异常饱满的情感和尖锐的问题意识，唱出了一首动情而值得深思的老城哀歌。路也《老城赋》的意义在于它释放出的地理——文化之间的巨大张力，如何从个人化的情感出发，在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人文历史空间的矛盾中间找到恰适的道路，或许是路也《老城赋》的社会学价值。
自由地游走于历史与地理中的空间，不是某种客观情感的抒发，而是始终呈现出“有我之境”，以强烈的自我意识烛照那些历史故事和地理空间。路也的诗歌地理一方面向外延展，注视那些辽远空旷的地理空间，另一方面则是返回自己的身体内部，构建身体的微观地理。这在《妇科B超报告单》中表达的尤为精彩：“当时我喝水，喝到肚子接近爆炸，两腿酸软/让小腹变薄、变透明，像我穿的乔其纱/这样便于仪器勘探到里面复杂的地形/医生们大约以为在看一只万花筒/一个女人最后的档案，是历史，也是地理”。透过身体的地理，路也将自身（女性）独有的感触表达出来，就像是在茫茫人海中为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自我建立的坐标。但路也在对“身体地理”进行书写时，显然没有局限在“身体写作”“女性写作”的狭隘空间内，而是充分发掘“身体”在光怪陆离的当今世界的境遇，以及它所承载的文化、历史或政治隐喻。在《心脏内科》中，路也以其独特的语言天赋考察了“心脏”的身体—地缘—政治隐喻：“这个器官位于胸部上方，偏左/就像世上的革命大都稍稍有那么一点儿/偏左/就像热烈、诗意、先锋和人文大都集中在/左岸”。在某种意义上，“左”是20世纪政治文化的关键词，路也由心脏而延展的诗思触及身体的政治与人文学，这恰恰是她近年来长诗写作的一种突破。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路也的诗歌思维由“文化地理”这个内核不断向外延展，并不断走向“新的综合”。
二
不少评论家将路也诗歌的关键词界定为“爱情诗歌”，这其实在某种意义上窄化了路也。路也诗歌在语言的层面确乎是温柔的，它几乎有着女子所有的温婉与柔情，但只有深入到语言的深层，方可体悟到她温柔背后的凌冽。这可能与她的人生经历有关，“我一直感谢在我生命的幼年有一段乡村生活，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期中期，从我出生九个半月一直到六岁，直到被父母接回城镇开始上小学为止。虽然只有四五年的时间，记忆有些模糊，全是一些印象派的点染式画面，但它塑造并生成了我生命中某些极其重要的品质。”（路也：《寻找梭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生命中某些极其重要的品质”成为解读路也诗歌的关键入口。边缘与自我，是路也这一成长经历的重要产物。边缘，是一种观照方式，一种置身中心之外的悠闲、缓慢的人生态度，是“个人的古典缓慢情结与现代性速度相冲突”（霍俊明语）。从边缘处望去，对那些平凡细微之物充满同情，就像是《抱着白菜回家》中的“大白菜”：
“我抱着一颗大白菜/匆匆走过一个又一个高档饭店门口/经过高级轿车，经过穿裘皮大衣和高筒靴的女郎/我和我的白菜似在上演一出歌剧/天气越来越冷，心却冒着热气/我抱着一颗大白菜/顶风前行，传递着体温和想法/很像英勇的女游击队员/为破碎的山河/护送着鸡毛信”(《抱着白菜回家》)
白菜，是日常、平凡、低贱的象征，路也在这首诗里表达置身社会边缘的某种真切感受，并表达着坚定的对抗决心。正如路也在散文中所言，大白菜“已经成为一个意象、一个符号，一种文化和象征。”（（路也：《寻找梭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大白菜这一意象，是路也的情感投射物，是她的边缘身份的真实映射，是她用以抵抗中心与主流的精神依托。
长诗《随园》从某一空间出发，从中演绎出历史、文化乃至种族的驳杂内涵。《随园》以历史上的著名园林为写作对象，重温了1937年那段血腥残酷的历史，路也以此重新激活记忆，叩问历史和人性。显然，这是路也最有精神重量的一首诗，具有某种深层的精神冲击力。总体上看，路也的诗是非常个人化的，她处理的多为私密化、个人化的情感与经验，但当她将目光投向那段残酷的历史或惨痛的生存现实，我们从中看到了某种强烈感情的抒发，以及诗人在个人和历史之间游弋的精神重量。
在路也的诗歌中，书写自身在国外的见闻与经历，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乐章。路也游历过欧美许多地方，并撰写了大量诗歌，在这些诗歌中，抒情主体像是一个精神的流浪者和寻觅者，更为关键的是，路也在这些诗歌中书写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以国外游历为题材来表达中西文化差异与融合的文学作品非常多，但路也的诗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首先是抒情视角的独特性。路也是从个人情感的基点出发，她首先将自己放逐，投掷在浩大缥缈的异国他乡，让自己在孤独中品咂体悟，“我爱生活，但要跑出三万里去才能爱/我爱中国，却要在西半球爱/我深爱着汉语，偏偏要在英语里爱得最厉害。”(《80号公路》)其次，路也对西方文化的品味并不是目的，她诗歌中始终伴随的是对内心自我的找寻。或可说，路也以古典之心面对西方，她的诗歌中始终回荡着古典/西方的某种对话，而不管是古典，还是西方，都潜藏着路也对“远方”的找寻，饱含着理想的力量。“一个中国女诗人倚坐窗前/那不是有棂格的小弦窗，是尖拱的花纹石窗/她穿着红色方口布鞋和有盘扣的印花衬衫/她的心是唐朝的，她一直在找寻她的长安/而在这里，只有微笑是四海通用的/这个春天对于她来说页码繁多/大约相当于一册最新版的《英汉双解辞典》”(《奥马哈的春天》)中西文化之间的纽带是语言，路也的多首诗提及“英语”——她在海外游历过程中的内在语境，但路也没有对文化本身做更多的探寻，而是执着地书写着她个人化的、女性化的情愫。遥想1990年代，欧阳江河在《汉英之间》中写到：
“一百多年了，汉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如此多的中国人移居英语，/努力成为黄种白人，而把汉语/看作离婚的前妻，看作破镜里的家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独自一人在汉语中幽居，/与众多纸人对话，空想着英语，/并看更多的中国人跻身其间，/从一个象形的人变成一个拼音的人。”
彼时正值“英语热”，欧阳江河以他特有的文化敏感与雄辩气质对这一文化问题展开质询，而在20年后的路也这里，西方/英语不再成为一个棘手的文化问题，而变成诗人个人化抒情的一个背景，成为诗人烛照自我心灵的一面镜子，成为诗人构筑她诗歌地理的重要部分，显然昭示着诗歌语境和诗歌生态的某种转变。
当诗人着意建构的乌托邦与当下的现实正面相遇，我们可以看到路也诗歌鲜明的现实批判锋芒。就像《在印刷厂》这首诗所写的：“那些以饭碗为己任的论文，冒着热气/使一页页白纸失去了贞操/被污的纸，深陷复制粘贴阴谋的纸/多想变回纸浆，变回森林/诵《白桦》，吟《陌上桑》，在春天重新抽芽萌长/而窗外，沙尘暴漫漫，从西北向东南/正吹过人类的头顶”。这首诗写于2012年的春天，在雾霾弥漫、黄沙飞扬的空气中，路也对机械复制时代的抗议夹杂了对生态破坏的激烈抗拒。“人类”在路也的诗歌中是一个稍显突兀的词，但恰可从中感受到路也在“温柔秀丽”之外“金刚怒目”的一面，这是一个诗人的良心，浸透着生态关怀和人类同情。
三
路也的诗呈现出大量的古典情境，对古典的向往与迷恋，恰恰隐藏着对当下的某种拒绝。路也的诗有一种强烈的“回到古代”的情感倾向，这在其代表作《木梳》中有典型的体现：“我常常想就这样回到古代，进入水墨山水/过一种名叫沁园春或如梦令的幸福生活/我是你云鬓轻挽的娘子，你是我那断了仕途的官人”。在语感上，路也的诗歌培植了类似于“赋”的语感特色，而其内容则多奇特的组合，是对古典的征用抑或戏仿。“赋”所秉承的诗歌传统，是《诗经》、汉乐府的重要脉络。在路也这里，诗歌可能带有随手记的特征，语感流畅，日常生活带有较强的叙述因素。路也在很多地方运用了戏仿，造成一种诙谐的艺术效果。张清华形容路也的写作“像是一种自由的奔泻和天赋的挥霍”，“她的几近无限的繁殖与生长力，这种能力可不是谁都有的，看起来是轻巧和漂浮的，直接呈现于经验层面的，但这正是路也的不同寻常之处，她能够轻易地使语言充满着‘自动生长’的趋势，犹如音乐旋律本身的绵延能力，在不经意中使词语充满感性与气味，发散出令人惊讶的机智与俏皮，同时还要合着自然的弯曲招摇而酣畅淋漓的节拍。”（张清华《灵魂的蛇行——解读路也的两首诗》，《诗探索》2005年第1期）这可能是路也诗歌最显著的风格。路也貌似天然地拥有卓越的语言嫁接能力，她在古典与当下之间自由穿梭，充满张力的修辞有效保证了她诗歌意涵的立体结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戏仿的腔调有一种游戏精神在里面，它和“赋”的诗歌方式有效融合，相互促成，成就了路也自成一体的诗歌风格。“赋”的艺术形式一方面承续了《诗经》中“赋”这一诗歌手法，另一方面则是对古典文学史上“赋”这一文体的发扬，路也诗歌中的铺排到处可见，但路也的铺排又是有自己鲜明的风格的，她是在尝试一种反讽性的并置，将古典与现代并置，在“扭结”的组合中淋漓尽致地施展自己的语言天赋，不断塑形自己的语言风格。在这个意义上，路也的诗在新世纪的诗坛是异常独特的，在新世纪诗坛对“断裂”“新奇”“口语”的主流追求中，路也形单影只地返回古典传统，走进孤身一人的山间，以唤醒、释放内心真正的自我——这同时也是诗性的回归，自然的回归。
与“赋”这一文体高度吻合的，是路也诗歌中无处不在的“互文性”现象，就像克里斯蒂娃所言，“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许多文本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路也在文本的编织中随意引入古诗文，制造一种独特的语感或意境，正包孕着一种新的诗歌融合动向。但路也显然有她的深意，“古代”在路也的诗歌中更多是文本的编织，起到“互文性”的效果，与之相关的内涵是，路也对现实的某种抵御，我们姑且称之为古典乌托邦。在古典与日常之间，我们看到了路也截然不同的两种情感：向往与拒绝。路也的诗歌更像是多重文本的编织，特别是那些文学典故被她自由随意地镶嵌在诗歌中，在赋予诗歌明朗的语感的同时，诗歌的表现力也得以极大提升。但路也的诗在给人流畅明丽的感觉之余，很容易造成语言的自动延展，在这个过程中荡涤掉诗歌应有的浓度。
路也称诗歌“是一种偏执的、纯真的、彻底的艺术，有时候它简直是奋不顾身的”，这是真实自我的一种实现形式。她以非常柔软的方式固执地拒绝着，坚守着自己心灵的乌托邦。在这个意义上，“山间”“江心洲”等等都是路也在自然化的、古典化的空间中所构建的心灵乌托邦。“旁边是横跨的公路大桥/一架波音737从空中掠过/整个时代都在汽车上，我偏要行船/整个民族都在飞机上，我偏要行船/我的慢，使我脱离数学和经济学的原理/成为诗人”（《镇扬渡口》）不难读出路也的执拗与反抗，慢，是一种对抗，一种姿态，更是一种诗学。
纵观路也的诗歌，我们看到了“一个边缘化位置上的人所感知到的世界”，这是一个哀伤而深情的世界，又是一个柔弱与坚强交织的世界。路也用诗歌抗拒着命运，就像她诗中的那些蒲公英，渺小而轻盈，却“渴望像词语在纸上狂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