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随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讲话》以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为群众服务为全篇的中心思想，目的是求得文艺对革命的有力配合。《讲话》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解放区文学和新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讲话》的“引言”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了一些应该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讲话》要求无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们要“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还指出我们文艺服务的对象：“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那么，什么叫作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

在《讲话》的“结论”部分，毛泽东同志强调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而且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那么，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一经发表，就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无论在1940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讲话》均是我们党制定文艺政策、指导文艺事业发展的重要纲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学理论思想，包括如何理解和处理文学的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创作中的客观真实与作家主体精神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创作中的个人追求和文艺的大众化方向的关系。在以后的几十年中，通过对这些理论命题广泛的讨论和实践，不仅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而且推动了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在文学的民族化和大众化方面的进展尤为显著。

为了实现以上目的，众多作家特别是生活在解放区的作家积极践行《讲话》精神，义无反顾地走出象牙塔，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以多彩的笔墨来反映时代气象。在这种文艺思想指导下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都表现出注重认识功能、教育功能以及干预生活的特点。比如赵树理，他的小说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采用的是适合中国大众的审美习惯、欣赏趣味，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艺术形式。可以说，内容上的干预生活，艺术上的本土风味，构成了赵树理小说的经纬之网。其他的相当一批作家的创作也深受《讲话》精神的影响。比如歌剧《白毛女》，本是一个民间口头创作的“白毛仙姑”传说，在《讲话》思想的影响下，被赋予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全新主题，再加上融合西洋歌剧与民间戏曲，使得革命意识形态与民间审美趣味获得某种统一，因而得到了观众的赞许。

从现实生活中获取创作的素材，写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这当然是《讲话》精神的直接影响；但如果我们从五四以来作家们的创作走向中来考察，会发现其中暗含的连续性的“线索”和“缘由”。

就五四新文学运动而言，作家们讲究的启蒙，必然要求文学艺术的创作要走一条大众化的道路，即五四以来的文化本身就是追求大众化的。大众化早就已经成为诸多有责任的作家所恪守的信条，在这方面也有相当多的作品和理论的阐释。五四时期诸多的优秀分子已经明确意识到要完成政治革命，必须彻底摧毁旧政治的思想基础，而这新旧思想的一立一破便成为政治革命的根本。文学作为新旧思想的重要载体，就成了这一立一破的具体对象。自晚清梁启超等人倡导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之时，我们就看到这样一条文学革命的思路：欲救亡兴国，必先新其政治（新政），欲新其政治必先新其道德（新民），欲新其道德必先新其文学（新诗、新文、新小说）。五四之后，文学研究会也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被看作“为人生而艺术”一派。随后诸多作家的创作，也是沿着这一脉络行进的。

也就是说，在这点上，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有相当的继承性和社会根基的。五四以来，那些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从一开始就自觉地将大众化纳入自己的创作考量之中，并努力使人民大众成为主要的形象和内容。因此，他们的创作与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契合的。

也就是说，新文学诞生之时，其追求的价值取向就是平民化。创造社在提出革命文学时就说，“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一项“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的议案；1931年11月“左联”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正式宣布：“为完成当前迫切的任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确定新的路线。首先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鲁迅认为：“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鉴赏”，“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郭沫若说：“须得赶快回到民众中去。深入农村，深入工场地带，努力接近人民大众，了解他们的生活、希望、言语、习惯，一切喜怒哀乐的内心和外形，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复到人民的主位。”

这些与《讲话》精神是一致的，和大众化的要求是统一的，是在向大众的价值观靠拢的。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自觉放弃了精英化的启蒙立场，将自己从启蒙者的身份降下来，这既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要求，也是《讲话》精神的要求。于是，在《讲话》精神的影响下，向人民的生活学习，写出群众喜爱的作品，成为作家创作的根本出发点。

（作者系《诗刊》副主编、《中华辞赋》杂志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