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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集《大雪封门》中， 那个曾经在以往的诗中“带上一把木梳”“在年少轻狂的南风里”执意向南的诗人路也，终于回返到北方，回到了其自幼生长并且一直生活和处身于其间的济南的“南山”。她在堪称其代表作的《木梳》一诗中所曾表达的爱的向往——“我们临水而居”，“过一种名叫沁园春或如梦令的幸福生活/我是你云鬓轻挽的娘子，你是我那断了仕途的官人”，也代之而为一种毅然决然的一个人的世界、一个人的生活。所以说，《大雪封门》，无疑体现和代表了路也诗歌的最新转型。关于这一转型，诗集中的《转变》和《南部山区》这两首诗，以及诗集的自序《诗和家门口》，写得都很明确。比如在《转变》中，她就写自己“人生最大的转变：/越来越不喜欢人，而喜欢石头//常常远离人群，去往郊外山中/跟岩石待在一起/一待一整天”；而在《南部山区》中，她也这样来说自己对“南部山区”的“回返”——“这是我的出生之地，也将是我的死去之地”，“别问我中间去过哪里//中间的那些时日/已像一块手帕那样丢失”，“请让我离开人群，请让我独自一人/跟我的童年在一起”，“这么多年过去，群山还在原处/等我从冒牌的人生回返”。

所以，正如诗人在“自序”中所说的，她在“2020年的一整个秋天和半个冬天，以及2021年的半个春天和半个夏天”，“在山野里漫无目的地行走”——“我似乎第一次定睛端详起了自己的家门口”，“我对这片自以为早已熟悉的土地有了更深的认知和更多的发现”。而且，“在行走的过程中，胸中的苦闷渐渐消散”，“南部山区，我在中年的病痛和孤绝之中，独自徒步，翻过了那一道道岭，走过了那一条条山路，途经一个又一个村庄，每一座古旧的石头房子看上去都像我的老家，都想把我挽留”。因此，构成《大雪封门》主要内容的相关题材的诗作，既是路也对其“南部山区”的重新“发现”，同时也是诗人个体自我的重获“新生”，是“南部山区”与诗人“个体”的互相发明。

于是，我在路也的《大雪封门》中，第一次了解到作为泰山余脉、同时又被称为是济南“后花园”的“南部山区”，并且又通过路也的诗作，借助网络地图，进一步了解到了其中的“梯子山”“七星台”和“黄巢水库”等景区……基本上，“南部山区”的山水地貌、花草树木，特别是它的多泉特征，在路也的诗中得到了充分和突出的书写。我们知道，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诗歌历史转型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便是地方性的自觉。像雷平阳诗中的云南、沈苇诗中的新疆、哨兵诗中的洪湖、阿信诗中的甘南和江南诗群的诗人们所经常书写的江南，都是这些年来中国诗歌中的著名“地方”。很多不同的“地方”，也都通过诗人的作品得到了书写和表达。在这样的意义上，济南的“南部山区”，又通过路也的诗作得以凸显，不仅使其在地理学的意义上具有了“可见性”（段义孚语），更是使其具有了诗意，得到了一次诗的“发明”，从而也很自然地成了中国诗歌中的又一个著名的“地方”。

不过，正如我在诗歌中的地方性问题上所一贯主张的，诗歌对地方的发明，虽然有其不可忽视的上述意义，但是在根本上，还是要看在地方性的诗歌写作中，有无坚持个体性原则；要看诗人的个体主体对地方的深入、超越和个体性的对话与理解，以及在最终，要看这样的诗歌实践有无创造出一个独特的诗歌主体和个体诗学。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以为路也关于“南部山区”的诗作——姑且称之为“南山诗篇”——在对一个地方凸显与赋形的同时，更是“发明”出了一个相当重要与独特的个体主体。

在路也的“南山诗篇”中，无论是写她在山间的行走与漫游（《夏日》《职守》《进山》《理由》《徒步》《走在山间公路上》），还是写其山间所见的人（《洗衣人》《卖核桃的老妇》《旋柿饼者》）与事物（《手扶拖拉机》《山货摊》《山间坟茔》《大坝》）与地方性的历史遗存（《黄泥小屋》《深秋，齐长城》《到崮上去》），或是更多地写山区的自然，凸显的，都是一个独特的女性主体。这一主体，亦如其诗集中的另外几首诗所写的，“刚刚与相爱多年的人永诀”（《登楼记》），“弄丢了爱情/只剩下独自一人，越来越孤零”（《草原》）。随着生命的进入中年，她甚至很享受这样的“独自”、这样的“孤零”，确幸着自己的“中年多么寥廓，有不必合群的喜悦”（《泉池》）。所以，她一再地在诗中写“近几年，我总是只身出行，偏爱独处/一个人常常像一支部队”（《去梯子山》），写她总是独自地“跟着自己的影子/上路了”（《职守》）、“一个人占有一条公路/一个人从清晨走到傍晚”，“一个人不知往哪里去地走了一程又一程/一个人用双脚走完这个秋天”（《走在山间公路上》）

路也“南山诗篇”对自然的书写篇什最多，南部山区的群山（《群山》）、远壑（《远壑》）、山垭（《山垭》《垭口的云》）、岩崖（《岩崖》）、山溪（《彩石溪》）、山泉（《偶遇》《泉池》）与河流（《暮色中的河流》），以及那些野花野草（《野菊来函》《野棉花》《紫花苜蓿》《壑谷野花》）、动物（《慈悲》）与昆虫（《早春的蝴蝶》）在被路也以诗的方式予以发明的同时，更是与诗的主体深度融合，进一步发明和凸显了主体。比如在这些诗作中，路也时常注目和触动于“野”的事物，“野菊”“野花”“野棉花”和“野泉”，不时地会出现于她的诗集。像在《偶遇》中，路也写她“在山中，偶遇一眼野泉/正举着肥硕的银色酒盏/跟天空碰杯……//野泉藏身于一个山洼的沟壑/用汩汩之声把我召唤/这里的工作，便是写诗/一株开花的紫堇正以泉为镜//泉有一个核心，从不离题/上升，仰面，设置自我堤岸/也许它是大地的一只陶罐/底部却有一个无穷或无尽//水并不流失，全给了本身和蓝天……”。野泉的藏身于沟壑和隐没山野，非常类似于诗人“偏爱独处”的个体状态，野泉对“自我堤岸”的“设置”和对“核心”的清醒自持，以及它的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也正如同诗人的精神坚持，所以她很惊奇地感叹道：“我偶遇野泉，真是一个奇迹”。因此在这样的意义上，恰如段义孚先生在谈到人们的“恋地情结”所说的：“恋地情结并非人类最强烈的一种情感。当这种情感变得很强烈的时候，我们便能明确，地方与环境其实已经成为了情感事件的载体，成为了符号”。 果不其然，路也《大雪封门》对“南部山区”的地方与自然的书写，无论是如上所述“南山诗篇”中的广阔山区，还是其中的长诗《大雪封门》所写的风雪中的居所，均都成了诗人精神与情感的符号与载体，非常强烈地发明着主体，从而也使路也诗歌的最新转型因为对于地方自然与个体主体的双重凸显而引人注目，而具有了非常重要的诗学意义与价值。

注释：

1、路也：《大雪封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11月版。

2、段义孚：《恋地情结》，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36页。

（何言宏，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