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1世纪以来，国内兴起的“非虚构文学潮流”打开了被报告文学所遮蔽的个体叙事，这股 “非虚构文学潮流”中的个体叙事往往偏于私人与消极。报告文学在处理社会公共议题与重大事件上所呈现的“非个人性”，则更能站在历史理性层面把握时代主潮，以文学方式讲述大国崛起过程中的中国故事。

关于报告文学的叙事特征，本文拟通过题材选择、叙事设计以及语言风格三方面来进行分析阐释。首先，与时代发展主流相关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大问题等报告文学写作的重要题材，是此类创作的选取对象；其次，对文学作品而言，“选题”只是初步确定了一部作品所要传递的总体观念与意义，而这些观念与意义的实现，还要倚仗具体的叙事方式来完成；此外，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最表层特质，需要与作品题材、叙事方式相匹配，激情的语言风格使报告文学的叙事特征得以强化。

重要题材选择

报告文学对重要题材选择的偏向性，与这一文体的引入与发展历程密切相关。报告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左联”引入国内时，就特别注重文体的功用性，注重对社会重要问题的迅速反映，享有“文学轻骑兵”的美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报告文学的诞生伴随着近代新闻报刊业的发展而来，这也导致了这一文体在长时间内都以“报章体”为主，少有长篇幅、大体量作品出现，因此难以对重要题材进行深度书写。进入新时期之后，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首先使报告文学的文体地位再度彰显；随后，报告文学因与时代紧密的同频共振关系，越发成为一种紧扣时代风潮的文学形式。报告文学作家的宏大叙事雄心也逐步凸显出来，诸多长篇 报告文学纷纷面世。

20世纪90年代之后，报告文学虽不复80年代的活力与广泛的轰动效应，但其对社会重大事件、时代主题的关注度始终没有锐减。进入21世纪，报告文学更是以自觉的意识承担起对中国发展历程中重大事件、重大工程、英模人物的书写。评论家丁晓原将这一类报告文学创作的独特风格概括为“国家叙事”。“所谓国家叙事，就是站在时代全局的高度，从现实社会和过往的历史存在中，选取有关国是大端、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和价值的题材进行叙事。”①面对90年代以来非虚构文学作品中宏大叙事的逐步消解与个人化的凸显，当代报告文学作家在其创作中却一直坚持着承担起书写典型问题、重要题材的责任，运用“国家叙事”的方式不断塑造崛起中的大国、强国形象。作为当代报告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少数民族报告文学的创作同样体现出这一特征。

从近两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报告文学获奖作品来看，对重要题材的选择，无疑是报告文学作家们的共识。在第十一届“骏马奖”获奖报告文学作品中，藏族作家降边嘉措的《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重述红军长征历程，书写藏族地区人民为长征胜利所作出的伟大贡献；苗族作家龙宁英的《逐梦——湘西扶贫纪事》聚焦扶贫攻坚主题，书写湘西脱贫奔小康的奋斗故事；佤族作家伊蒙红木的《最后的秘境——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报告》全面记录佤族文化传统，为民族文明留存史志。在第十二届“骏马奖”报告文学获奖作品中，彝族作家阿克鸠射用六年多时间深入关注被称为“悬崖村”的大凉山深处阿土勒尔村，写下《悬崖村》一书，以点带面地写下彝族村寨脱贫攻坚的故事；回族作家段平的《宋文骢》，叙述了被誉为“中国歼-10之父”的航空科技领域专家宋文骢铸就大国重器的人生历程；满族作家刘国强的《罗布泊新歌》讲述李守江团队深入罗布泊深处艰苦创业、开创了中国钾肥事业的壮举；土家族作家田天、田苹的《父亲原本是英雄》，追溯、还原张富清老人深藏多年的英雄故事；仡佬族作家王华的《海雀，海雀》则书写了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河镇乡海雀村村支书文朝荣带领村民改善生态、走上脱贫致富道路的光辉事迹。这些优秀的少数民族报告文学作品，不论是书写英模人物、反映国家脱贫攻坚成果，还是书写民族文化史志、记述重大历史事件，无一不体现出报告文学对重要题材选择的偏向性。

从这一系列作品中可以看出，报告文学已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轻骑兵”，而是承担了更多国家、民族、社会发展之重，这是报告文学面对当代中国巨变不得不承受之“重”。报告文学作家并不避讳自身作品所呈现出的主旋律倾向，对主旋律写作的推崇在他们看来是报告文学作家应有的时代担当——面对数十年来的深刻社会变革，文学不应该成为缺席者。

报告文学家，创作能力是必备素质之一，此外还需要有政治、哲学、社会学等方面知识的积累，如此，方能在创作的选题层面与时代政治动向、主流思想、主要社会变化更为切近，从而创作出反映时代变化的史诗性报告文学作品。对重要题材的偏好与对社会正面典型的书写是大多报告文学作家的自觉选择，或者说是他们作为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创作者身上所背负的责任使然。

由此，一些报告文学作家以众多具有“国家叙事”特色的报告文学作品，全面记录了国家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体现报告文学家的时代担当。

精巧的叙事设计

报告文学的叙事特征，不仅体现在选题方面的苦心经营，还体现在具体的叙事设计中。

语言学家塞缪尔·早川曾在《语言学的邀请》一书中提出“抽象阶梯”概念。这一概念后来被广泛应用于文学创作领域。在早川看来，“所有的语言都存在于阶梯上。最概括或最抽象的语言和概念在阶梯的顶端，而最具体、最明确的话语则在阶梯底部”②。早川还在书中列举了温德尔·约翰逊所提的“死线抽象”（dead level abstracting）现象。所谓“死线抽象”，即将个人言说停留在某些固定的抽象阶层上：流水账式的日记体写作是停留在抽象阶梯最低阶层的表现，无休止讲述一些互不关联、无法生成组合意义的事件；空洞乏味的口号式演说是停留在抽象阶梯的最高阶层的表现，只传递一些抽象概念而不对这些概念进行事实阐释。另有一种“死线抽象”现象，则常见于新闻报道中：“大部分新闻报道使用的都是抽象阶梯的中间阶段。例如，关于车祸的新闻报道比较抽象地描述受损车辆和车祸后果。它不会爬到阶梯的高层，归纳出总体车祸概率或者交通安全的趋势。同理，它也不会下到最低阶层，对事故进行分秒不差的特写报道。换句话说，大部分的新闻报道既无特别意义，也缺乏戏剧性。”③如杰克·哈特所指出的一样，当下不少报告文学作品过于偏向新闻式写作，弱化了叙事性和文学性，也妨碍了报告文学文体的自身发展，使它始终难以脱离长篇新闻报道的模式。

在过去以及当下的报告文学创作领域中，上述两种“死线抽象”现象普遍存在，导致报告文学给很多读者（包括文学研究者）留下了可读性差、意义缺失等不良印象。针对这些写作问题，早川给出的建议是“能写隽永文章的作家……在抽象阶梯的各个层面都能活动自如；他们能够迅速地、优美地、有条不紊地从高级阶层落到低级阶层，再从低级阶层升到高级阶层”④。对于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而言，需要在 实践中对“抽象阶梯”这一工具进行熟练运用：既能在“抽象阶梯”顶层创造“宏大意义”，又能够在“抽象阶梯”底层通过具体故事的讲述来落实这一“意义”，并在写作过程中不断穿梭于“抽象阶梯”顶部与底部之间——增强作品的可读性，同时“加固”意义。

在一些优秀的当代少数民族报告文学作品中，“抽象阶梯”这一工具得到了很好的运用。比如，刘国强在《罗布泊新歌》中书写了罗布泊深处“罗钾人”艰苦创业，为中国钾肥开疆拓土的传奇故事。在这部作品中，“抽象阶梯”最顶部所要传达的无疑是排除万难、艰苦创业的“罗钾精神”，但对这一作品意义的具体呈现，需要落实到“抽象阶梯”底部一个个具体生动的故事上。刘国强以乐曲形式安排作品结构，用“起承转合”四大乐章分别讲述李守江团队创业之初的艰难、钾肥试验的成功与融资投产过程、广纳人才进一步发展与工作人员的个人家庭故事、创业成功的喜悦与精神的传扬。这些“抽象阶梯”底部一个个鲜活人物以及人物行动所组成的故事序列，共同实现了作品所要传达的主题意义。

当然，全景式群像人物书写的叙述方式并非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作家也会根据自己作品的类别去选择合适的叙事方式。如在《父亲原本是英雄》这样以特定英模人物为描写对象的报告文学作品中，田天、田苹两位作家选择贴着人物叙事，在“抽象阶梯”底层叙写完整的人物故事，在“抽象阶梯”顶层呈现这一人物对于当下社会的模范意义。在《父亲原本是英雄》中，两位作家叙写了张富清老人尘封多年的传奇英雄故事。若是用虚构的方式来处理这一选题，写作者有巨大的创造空间和创作自由度，可以在现实材料基础上“创造”人物，通过设置人物面对困境的行动、变化、结局来完成写作者所要表达的“抽象阶梯顶层意义”。对于非虚构的报告文学创作而言，人物形象是不可“创造”的，但非虚构写作相较于虚构类写作的一大优势便是，这个故事在生活中真实发生过，因而具有现实世界中一条完整的“逻辑线”，这条逻辑线又是作品的故事线。写作者要去做的是抓取这条逻辑线，并尽可能围绕这条逻辑线获取信息，完成“抽象阶梯”底部内容的建构。在《父亲原本是英雄》中，作者所抓住的逻辑线是张富清如何隐藏自己的赫赫战功，六十多年时间扎根贫困地区，兢兢业业奉献一生。

围绕张富清所发生的种种动人、感人故事构成了作品“抽象阶梯”坚实的底部内容；同时，对“抽象阶梯”底层的人物故事讲述中所映射出的英模人物品质，又建构了张富清作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对当下社会正面意义这一“抽象阶梯”顶层内容。

不管是个体故事集成式的宏阔全景叙事，还是围绕逻辑线组织的完整人物叙事，报告文学作家都尝试以独特的叙事设计来提升报告文学作品的可读性，继而在“好读”的基础上传递精神价值，进一步提升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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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请见《民族文学》汉文版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