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回眸中国当代文学的风雨历程，1992年面世的《凤凰琴》绝对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文学事件。尽管刘醒龙在很多场合表达过对《圣天门口》的格外钟爱，但文学史是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作家本人也不例外。其实文学史上存在很多类似的错位，一个作家最喜欢的作品不一定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而大众读者最喜欢的作品也不一定能得到专业读者即批评家的青睐，反过来，批评家高度评价的作品也不一定能得到大众读者的认同，而无论大众读者还是专业读者对作品的好恶也无法改变作家自身的喜好。所以作品一经产生，它的命运就不再掌控在作家手里，当然最终也不会被批评家所操控，而是取决于文学史的选择。文学史的选择虽然一时也难免会被主观的文学史家所拨弄，但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真正能够构成文学事件的作品是不会被文学史所永远埋没的，而且愈到后来愈能彰显其独特而内在的恒久价值。这就是文学经典的力量，它能够战胜个人的偏见而赢得历史的永恒。想当初，《凤凰琴》在30年前诞生时也遭遇过大众读者与专业批评家的错位评价，即使是在根据《凤凰琴》续写或再创作的《天行者》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之后，依旧存在《圣天门口》优于《天行者》的说法，这对于刘醒龙而言当然是值得骄傲的事情，毕竟有多部作品被拿来反复比较遴选对于很多作家来说是一种奢望。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凤凰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价值还需进一步彰显，尤其是在当前新时代文学处于开创性的历史关口，重温《凤凰琴》及《天行者》的创作风范，可以为新时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提供新的艺术路径和文学启示。

从新时代文学的发展趋势而言，《凤凰琴》及《天行者》正是新时代文学所亟需召唤的那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人民史诗”型作品。众所周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中国文坛商业化写作之风劲吹，私人化或个人化写作盛行，当代中国文学的人民性特质不断被削弱，而此时的刘醒龙仿佛横空出世，他以《村支书》《凤凰琴》《分享艰难》《挑担茶叶上北京》《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等一系列“新现实主义”作品给当时的中国文坛带来了巨大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而《凤凰琴》更是其中的精品力作。其实这场“新现实主义”文学潮流的本质正在于重新恢复被各种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思潮所削弱的文学人民性特质，重申了中国作家直面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的社会现实、重建文学与人民生活的血肉联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回过头看，当时的先锋批评家们过于执拗，他们沉浸在各种西洋化的文学理念圈套中不能自拔，满足于从理论到理论的“主义旅行”而忽视了文艺之树长青的秘密在于生活之水永不枯竭的真理。作为当年“新现实主义”文学领头羊的刘醒龙，他以巨大的现实主义勇气向整个主流文坛发出挑战，即使遭到各种误解与激烈的批评也从未放弃自己的人民立场与现实主义人文关怀。刘醒龙一直坚持书写黄冈革命老区大别山一带的底层人民生活，他的笔下出现过乡村民办教师、农民革命英雄、乡村基层干部等众多系列人物典型形象，在整体上具有鲜明的“人民史诗”艺术品格。这种“人民史诗”继承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英雄史诗”的革命现实主义宏大叙事传统，同时又吸纳了八九十年代以来“新写实主义”的日常生活叙事资源，将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相融合，将人民性与人性相融合，从而成为了“新时期文学”过渡到“新时代文学”的历史桥梁。站在新时代文学的发展高度来看，当年刘醒龙及其《凤凰琴》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作家主动回应人民的呼唤和历史的召唤的必然选择。这也是我们在30年后重读《凤凰琴》依旧能兴致勃勃的重要原因，因为这部经典作品的背后埋藏着巨大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奥秘，需要我们不断去破译。

借助《凤凰琴》及《天行者》的艺术成功，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流问题，尤其是探索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道路问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长期占据主潮位置，即使是在那些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风起云涌的特定历史时期里，现实主义依旧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但现实主义确实需要不断与时俱进，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艺术发展策略。有人说《凤凰琴》是“问题小说”，但问题小说并非不能产生艺术精品，在五四问题小说创作潮流中，鲁迅和叶绍钧的问题小说就明显高出时人一筹，成为了一代现实主义文学经典。而在革命问题小说创作潮流中，赵树理的问题小说力作同样构成了新文学经典。所以《凤凰琴》有社会问题意识不是它的错，而是构成了它成为文学经典的重要前提，因为历史上众多文学经典都具备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还有人说《凤凰琴》是“主旋律文学”，但问题在于反映了什么样的主旋律和怎么样反映主旋律。如果是简单地把文学变成时代精神主旋律的传声筒那自然是庸俗投机之作，而《凤凰琴》及《天行者》并非如此。刘醒龙在创作中超越了民办教师行业题材的限制，跃进到了反映人民心声和民间疾苦的永恒主旋律境界，而且这种主旋律境界是通过细节精妙的写实技法和含而不露的反讽技巧达成的，这就让人不能不佩服作家在新现实主义小说叙事形态上所作出的宝贵探索。事实上《凤凰琴》及《天行者》并非天上掉下来的无根之物，而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和中国传统的现象级文本。许多人在重读《凤凰琴》时将其与鲁迅的《孔乙己》、叶绍钧的《潘先生在难中》、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路遥的《人生》等现当代文学经典文本进行比较分析与阐释，就此重构了《凤凰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谱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这无疑是多少显得有些迟到的文学史褒奖，也是任何文学奖项所不能取代的文学荣耀。这也证明了现实主义精神接力代有新变，它昭示着新时代中国作家必须深切关心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与历史命运，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现实主义精品力作。我们的作家要大胆创作新时代的“问题小说”，要勇敢而深刻地揭示时代主旋律和精神正能量，不要被众说纷纭的话语纷争迷惑了自己的心灵和眼睛，如此方能有力地回答时代之问与人民之问。

从文学传播与接受的角度来看，《凤凰琴》及《天行者》的经典化进程正在阔步前行。这也给新时代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文学样板。《凤凰琴》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具有独特而内在的经典性或经典特质，因此能被大众读者与专业读者反复阅读与多样阐释，由此构筑了“凤凰琴精神”这个耐人寻味的文学意义世界。这是一个具有无穷魅力的文学地理空间和文学话语空间。它在人民大众的传播中、在专业批评家的阐释中、在电影电视剧编导的改编中不断地拓展自己的意义世界和话语空间，真正实现了於可训先生30年前的文学预言——“一曲弦歌动四方”。30年后《凤凰琴》依旧弦歌不绝，以底层人民奉献为核心的“凤凰琴精神”早已传向了祖国的四面八方。如此深入民心的文学经典化力度，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是不多见的，也是不可多得的文学奇迹。在全媒体和互联网语境中，刘醒龙的《凤凰琴》及其《天行者》作为一个经典文学IP实际上已然成形。这是一个闪耀着底层人民德性之光与人性之美的纯文学IP，它不是那种世俗化和商业化的文化工业IP，它的出现与存在，彰显了新时代所亟需的文学力量。琴声依旧三十年，不老凤凰意绵绵。《凤凰琴》是说不尽的，刘醒龙也是说不完的，我们期待着宝刀不老的刘醒龙为新时代文学创作出更多具有思想含量和艺术力量的新现实主义力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