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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创作是一项与想象、情感、智慧永久捆绑的艺术创造活动，好的诗歌必会让人的视觉、听觉乃至味觉等诸种感觉都大受震撼，让我们内心世界的时间感、空间感得以无限延展和更新。从这一层面看，赏阅诗歌意味着一种参与行为，人们渴望在诗歌中找寻那些引发共鸣的意象或哲思，渴望在富有律动的文字中收束日常的沉闷与乏味。

华清（张清华）的《镜中记》正是这样一本饱含能量、智慧与情感的诗集，自前言《密涅瓦趁夜色降临》开始，它就为我们开启了一段意蕴丰富的奇幻之旅。在诗人的头脑中，似乎存在一种独特的装置，既可以广泛地捕捉繁华世界中的万千意象，又可以迅速将它们与那些美妙的辞藻融汇在一起，组合成令人振奋的诗句，黑格尔将这种杰出的本领称为掌握“现实”的资禀和敏感。这种资禀和敏感赋予了诗人在面向时间和生命向度时的积极与主动，他们不肯轻易放过任何一个灵感迸发、才思喷涌的机缘，在他们的笔端，形色各异的事物均被赋予生命，附和着多样的情感，让语言生发出摄人心魄的魔力。

翻开《镜中记》，那份跨越时空的壮阔与丰饶，犹如热风扑面而来。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不是一张酥黄的纸/而是一纸符咒，一场照亮中古之夜的大火”；对智能机器人从构造到标示意义的描述，蕴含着诗人对人类主体性丧失问题的隐忧；在恐怖气氛弥漫的中元夜，诗人想到的却是月光下透明的魂魄中，是否有“孤困中单行的落伍者”。文物、亡灵等沉闷意象的出现使诗集富有历史感与厚重感，却又不足以代表整本诗集的风格，诗人显然拒绝了那种单一的狭隘的定性和规律的桎梏，尝试在更广泛的物象中投放自己的审美情感。无法驱除渺小蚊虫的狮子有时是无助的；前往屠宰场的猪也可以生有充满柔情的黑色眸子；那首以兔子为题的诗歌更是充满了生活气息，让人捧腹不止，“……那时我的怒气/已经彻底压过了撸兔者的和善与仁慈/我的暴政瞬间化作了数枚/气势汹汹的脑瓜崩……”在凝重与轻快交织的语调中，我们看到诗人敏锐的观察力以及飞跃的想象力，他抵制刻意晦涩，抵制肆意夸张，他警惕让诗歌创作沦为黑格尔所谓的手工业式的熟练，他试图捕捉万物最灵动的细节，编织一幅永葆光泽的画作。

华清建构的诗歌艺术世界，无疑是闪耀夺目、灵觉飞骋的。《镜中记》中尤其让人倍感惊喜的，是一首首以鸟类或是具有飞行本能的昆虫为描摹对象的诗作。它们异样的姿态无不触动着诗人敏感的神经，凌空跃起的白鹭让作者陷入关于千古英雄的沉思；炫耀吸血的蚊子让作者不禁感叹：“胜利属于嗜咬者”。它们又是难逃死亡魔爪的，高贵、神秘的黑天鹅早已被暗中的枪口瞄准；死于流感的花喜鹊会有蚂蚁列队为它哀悼。某些常规现象通过修辞手法上的推陈出新，也让人眼前一亮，比如蝴蝶效应，比如飞蛾扑火。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然要数出现在诗人梦中的那只海鸥，与它的自由翱翔相对的，是诗人年少时因“发表焦虑症”而表现出的苦恼与执着。创作时灵感的消失，完成作品时的欢欣喜悦，类似起伏的心绪都曾在诗人的梦中翻涌着，组成一个个荒诞的梦境，同时，诗人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代际性的伤疤唤起读者共同的感受和体验，以期与读者之间达成一种不可言喻的交流。沃尔特•佩特曾强调艺术的目的是为个人提供一个最强烈的审美体验的时刻，他高呼道：“让我们和这强烈的、宝石般的火焰一起燃烧吧，让我们保持这种热情洋溢、心醉神迷的状态吧。”[1]可以说，这些带有翅膀的精灵给予我们的正是强烈的审美体验，它们汇聚在这雅致的诗集中，是因为飞离地面，意味着对边界的突破，对束缚的抵制？还是，飞行本身就意味着一场远行，思绪的远行，心灵的远行，暗示诗人对无限广袤世界的执着探索？但无论何种原因，精妙的语言的确让这些盘旋在空中的生灵将我们从实用主义中解救出来，奔向一个由灵动思维搭建的奇异场域。

黑格尔尝言：“通过渗透到作品全体而且灌注生气于作品全体的情感，艺术家才能使他的材料及其形状的构成体现他的自我，体现他作为主体的内在的特性。”[2]在《镜中记》中，我们有幸领略到华清真挚情感的流溢。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婶母的逐渐“忘我”的过程，让诗人沉浸于人世无常的玄幻命题；时髦新词“吃瓜群众”的风靡，让诗人深陷对外祖父的无尽思念之中；与亡友最后的道别，让诗人的思绪重返那些悲喜交织的旧时光；对父亲背影的勾画，让诗人笔下的代际关系包孕着一种深沉而又克制的爱意。生命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倚重自身独特的感知亲情和友情的方式，诗人对生命进行了富有诗意的阐释。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定律，相关讨论也多触发着对生命意义的追问，诗人心痛生性温和的婶母没能抵住病魔的吞噬，他也奢望已逝的友人能闻到祭奠花环的芳香。每一声叹息都是来自生命最深处的感悟，感叹生命的短暂易逝，感叹衰老的不可抗拒。充满回忆的文字，既是寄托自己的思念之情，或许也是诗人对诗歌精神价值的一种维护。诗歌从来都是情感语言的最高形式，深切、真挚、崇高情感的注入，使《镜中记》传达出尤为可贵的真实感，一种在“文学堕落”的贬损声音中光芒四射的宝物，一种用以对抗喧嚣和虚浮状态的神奇力量。一首首诗歌有如低沉浑厚的乐音，飘荡在宁静清幽的氛围中，使人的心灵得以净化，远离做作与可笑。

诗歌自心灵而发，亦是慰藉心灵之妙药。新冠疫情的爆发，让越来越多的不确定因素弥漫开来，人们更加注重向内求索，希冀从精神层面找寻更可靠的庇佑。《镜中记》同样对疫情笼罩下人们的多种形态进行了观照。口罩遮住了我们的面目表情，让冷漠、压抑成为人们的日常体验：“隔绝病毒的口罩/同时也隔绝了悲伤与沮丧的口吻。”世界也因疫情而停摆：“人都去了哪里，似乎已让坏消息的棉被裹紧。”贴切的表达描摹出我们对病毒的恐惧，对负面信息轰炸的焦虑，然而诗歌不只是简单的复刻，它还要铺设一条通向远方的道路，于是，积极与乐观在诗人内心尚有留存的空间，他向天空问候“新年好”，也向那料峭寒意中的黄色小花倾吐自己的悲悯心境；于是，宽慰的表达变幻成抵挡噩耗的盾牌，诗人向上苍祈求，放还那拥挤不堪的春意；诗人更满怀期待，一场夏日的烈火，可以将口罩悉数焚烧。疫情的冲击，是对人类生存的考验，也是对文学前景的考验。疫情之于文学，不仅需要用文字再现痛心的瞬间，凝固悲苦的记忆，更需要帮助人们挖掘自我救赎的精神资源。从这一层面看，《镜中记》中疫情主题的诗歌正是一种治愈的声音，它让人们从惊恐不安的阴霾中心有所悟，让人们有勇气继续眺望远方。

谈及诗歌创作，华清曾指出：“我也希望能够处理一些虽然渺小，却也有潜在价值和可能的当代感的词语、事物和现象。”美国女诗人简•赫斯菲尔德也有过类似表述：“诗歌是一些‘小东西’，可以放在口袋里，也可以存放在心灵之中。然而，路过的旅行者的‘渺小’却能唤醒并改变他们周围山脉的‘广大’。”[3]或许，渺小与无限的辩证关系是诗人共有的创作情结，也是诗人久已迷恋的创作境界。无论这种猜测是否成立，《镜中记》借助渺小之物，借助充沛的情感，借助不竭的创造力，像遥远古代的炼金术士那样化腐朽为神奇，一个广袤无际、神思浩荡而又澄明纯净的幻化世界，有如大地一般毫无遮蔽地涌现在我们眼前。

注释：

[1][英]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63页。

[2][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59页。

[3][美]简•赫斯菲尔德：《十扇窗：伟大的诗歌如何改变世界》中文版序，杨东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

（李延佳，青年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