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人们说“张清华”的时候，知道说的是谁。但当人们说“华清”的时候，就有些模糊。不过就张清华自己来看，是非常强调二者的区别的。他认为张清华是从事诗歌理论与评论研究的学者；而华清则是进行诗歌创作的诗人。他希望人们既注意到研究者张清华，也注意到创作者华清。但现实往往充满了讽刺，即使是人们在讨论诗人华清的创作时，也更愿意说是张清华如何如何，而忽略了华清。因为这二者本来就是一个人，这是一个难以分割的现实。我们很难用形式主义的语词来区别华清和张清华，因为他们共有一个诗歌的花园。

实际上，要给华清或者张清华的诗写点评论性文字也是很危险的事。因为你没有像张清华那样做过长时间的关于诗歌年选的工作，也没有像他那样研读过古今中外的诗歌作品以及诗歌理论。在这样的情况下，张清华随便拈花一笑，都会有强大的杀伤力。就诗歌创作而言，张清华的内心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很脆弱，甚至“害羞”，似乎不想承受或者有点承受不了人们对自己诗歌的批评。正如他在诗集的后记中所言，请欧阳江河作序，原因之一即是认为欧阳江河作为兄长“存心仁厚，不肯多说人毛病罢了”。这说明他对自己的创作还是很有保留的。而另一方面，他的内心深处又充满了自信，甚至是骄傲。他是不是希望通过创作来证明诗歌的“神性”？或者在潜意识中希望告诉人们，看，诗歌就是这样的!

无论如何，我还是决定来写一些关于华清诗歌的文字。之所以如此，除了张清华那一头并不太长的长发比较生动地体现出诗人的气质，很好玩外，还基于这样两点：一是批评具有自己的独立品格，并不需要得到作者的认可、准许。无论你想说什么，只要基于事实即可。至于说得是否到位，乃是批评者的成色够不够的问题，并不是批评者可不可的问题。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张清华关于诗歌的认知，具有某种神圣感。正如他所言，“诗”是“言”与“寺”的合一，“是必须要信守的诺言和神性的话语”。而伟大的诗人——在他看来，这是诗人中的至上者——一定是创作出了伟大的诗歌者，其中必然包含了诗人不朽的生命人格实践，大多为自己的理想奋斗甚至付出了生命。在这样的境界之中，诗人的诗与诗人的人格践行统一起来，且是一次性地、不可复制地统一起来。这种统一往往因了诗人的超凡脱俗而显现出世俗意义上的悲剧性，如屈原，他用生命来完成自己诗歌国度的理想性，并使二者得到了统一。从这样的意义而言，伟大的诗人又是诗歌神圣殿堂中的幸运者。毕竟，很少有人能够达至这样的人生境界。简单地说，在张清华看来，伟大的诗人是用命来创作的书写者。他们，特别是那些具备了伟大品格的诗人，并不是在写诗，诗只是其生命理想的形式，是表现其生命追求的寄托。他们是在写命，文雅一点说，他们是在写由具体生命所践行的命运；或者这样说，他们是在用自己的命运来完成诗歌的再现。诗歌，只是这种命运实现的一种形式而已。张清华这种关于诗歌意义的理解至少让我肃然起敬。因为，在今天这样喧嚣功利的时刻，很少有人如此严肃地讨论诗歌，讨论文学，讨论创作，当然也很少有人把诗歌——文学神圣化。相反，更多的是世俗化——作为名誉、地位、利益与虚荣。因而，作为一个评论者，有责任对这样的诗歌——文学观表示道义上的支持。

现在，我还很难断定张清华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他关于诗歌的认知。毕竟，我们虽然可以说张清华或者华清是一个诗人，但他的诗作还不够多，还缺乏相应的影响。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张清华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努力体现出创作者关于生命意义的追寻。仅从这一角度而言，张清华的诗已经给了我们很多审美的启示。他长于从大时空、长跨度中来感受生命的意义。在《看客》中，诗人借助一具木乃伊的视角，看“一路蜿蜒的车队的华盖/看着那些伸向空中的旗幡道具/看着你们威加海内的无边的威仪/那些依次驶过，碾压一切的马蹄/你们横扫六合，所向披靡/让一切对手发抖的胜利”。但是，所有这一切又怎样了呢？“最终化为了一堆冲天蔽日的尘土”!而这曾经不为人知的，很可能是微小生命甚至无名无姓的“木乃伊”，却在最后“化为了一块磐石”。生命的意义在张清华这里发生了逆转。那些曾经是浩大的、威严的、拥有力量的事物，在历史，或者说时间的长河中消散。那些曾经所向披靡的生命在时间无情的过滤中已经找不到踪影，留下来的只是后人的传说——这传说并不是具体的生命，而是一种历史现象或事件。与此相对应的是被时间锤炼为“木乃伊”的曾经的弱小者、无名者，却因跨越了时间而得到了永生——生物学意义上的、考古学意义上的，乃至于标本学意义上的……。这就是说，当生命个体在不同时空中出现时，其价值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体现出与当时存在截然不同的形态。

在很多时候，张清华通过对具体生命的描写来表达自己的感悟，并力图把微小的生命存在与永恒的时空统一起来。诸如《疯子记》，有谁会顾及一个疯子呢？或者当人们在描写疯子时往往会赋予其某种社会含义来进行同情或批判。而张清华则在“我”偶遇疯子并与他对视时，发现了疯子所拥有的世界——疯子个人的世界以及疯子所面对的世界——“我看见他褐色的眸子——/他褐色的眸子在雨后的霞光中愈发幽深/澄澈，微黄，仿佛一张古老的图画。//湖泊一样的图画，琥珀一样的光泽”。这是什么？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遇所见所认知的疯子吗？疯子，只不过是与不疯的人不同的人而已。他们有自己的光彩、尊严、世界，有自己的天地与追求，自己的幸福与欢乐。在与他对视的瞬间，“只几秒钟我就心慌了——”，因为他们的世界更纯粹、更俭朴、更自由，“他从那里掏出什么/将它们放进嘴里，如咀嚼美味，像最诚实的劳作者/从诚实中，从血和命里，掏出食物……”。在张清华的诗中，具体的疯子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存在，而是穿透时空宇宙的世界的存在。在这个运动不止无边无际的世界之中，疯子把世界演化为一个属于自己的自足的天地。在这样的世界中，一种生命形态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但是，就张清华而言，对生命的悲悯并不仅仅表现在人——生命的最高级形态之中。在《一车旅行的猪》中，他通过对送往屠宰场的猪的描写，来表达诗人的生命体味。在诗人的眼中，猪并不是轻贱的畜生，而是具有生命灵光的存在。尽管我知道他们旅行的意义，但他们“像沉默的义士，一群奔赴来生/和刑场的英雄”。“我的目光遇见了最年轻的一头，他黑亮的眸子/真的非常之美，年轻，俊俏，充满柔情/还有旅行中的悲伤，侥幸的憧憬。”有这样描写猪的吗？我们不能不说，这是张清华人性之光的表现，是诗人艺术感觉的独特发现。而这“无辜的生灵/总是奉献于我们既轻且贱的/嘴，还有无比贪婪的胃”。这里，诗人把不同物种的生命置于同样的地位，并赋予其人道的意义。

总的来看，张清华是一个感伤主义者。在他的诗中，散落着对生命的悲悯、伤怀。这种情感状态的存在，乃是源于对生命的尊重，以及感悟到生命存在的不易。就具体的生命而言，最终均难逃消亡的悲剧。无论你生前多么辉煌，亦不可改变。但是，就群体的生命而言，正是在这样的不易之中得到了延续，并在延续中升华。从这样的过程来看，生命的意义又是乐观的。因而，不论生命的最终结果是什么，他总将在自身的旅程中闪光发热，争香斗艳，如同绽放的花蕾，构成了生命花园万紫千红、生机盎然的生长状态。因而，生命又充满了乐观，充满了意义。但是，从诗人——主要是那些优秀的、杰出的，甚至是伟大的诗人个体的生命来看，张清华认为，其命运总是不好。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诗人大多有着格外纯粹的灵魂，与世俗力量之间保持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诗人，特别是那些优秀的诗人，用生命承担了理想性的东西。且因为他们谦卑、柔弱、逆流而动和必然的牺牲而使人尊敬。这就是说，优秀的诗人不仅坚守着与世俗不同的理想，并且还要为这一理想而行动，具有突出的“实践性”。在这样的理想与现实的悖忤、冲突之间，诗人往往是一个世俗的失败者。但是，那些优秀甚至伟大的诗人们并不为了获取世俗的胜利而觉醒。他们是一些痴迷于超越世俗理想的想象者加实践者。当然，这样的诗人是指那些真正的诗人，而不是仅仅会写诗的诗人，或者通过诗来得到世俗利益的诗人。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诗人对人的生命感悟均带有深切的感伤。即使是张清华，在他张扬的长发之外，仍然在眼神中流露出某种忧伤——对世事，其实更主要的是对生命意义的忧伤。在他的诗中，这种情绪弥漫四散。生命，在时间的考验中消逝——物质肉体形态的，抑或是精神气质形态的。“那一双宝石的眼睛/早已熄灭。两盏灯也从童年的黑夜暗了下去。”(《小玉》)但是，生命又是乐观的。因为生命只要存在就已经完成了其最根本的价值。因而，尽管生命最终将消亡，但即使是消亡也要闪射出自己的光亮。尽管生命已经进入“干枯”的过程，但还有“水”。即使自己的一半“慢慢倒了下去”，但“另一半晃了晃，最终又慢慢站起”(《枯坐》)。感伤主义者并不等于绝望主义者。生命无论如何脆弱，但生命仍然是生命，还要坚守成自己的样子，并严守着生命的道德律与伦理尊严。所以诗人警醒自己，“挺直了，不许坠落/天空中仍然横亘着你的翅翼，羽毛零乱”(《中年的假寐》)。他清楚，“谁的命里没有一场大雪？/早上起来，推开从未见过的世界/一行诗在小路的尽头向上升起”(《生命中的一场大雪》)。尽管生命必会遇到“大雪”，但生命仍然可以坦然而对。

在《形式主义的花园》中，收有一首长诗《九十年代的叙事一种》。这是张清华这本诗集，或者也可以说是他整个诗歌创作中较少直面现实的作品。通过对九十年代都市夜色街景中“用黑衣标明着身份”，被“黄昏装饰着的”“她们”的描写，体现出诗人对资本、欲望、权力之异化的强烈批判与鞭笞。“她们服务的肉体，描绘着资本滑动的方向/从贫困到富有的汇聚”；而另一些人，“已经完全忘了，昔日教科书上的教导/水深火热，痛苦煎熬，他们要用生命/去拯救和解放的受难者”。在这个大转型的时代，这个日新月异的时刻，辉煌与暗淡并存，进步与落后同在，巨大的变革也释放了无序、失轨、错位，以及更多的其他。但是，应该有人对这些现象发出以良知为底线的声音。这也许包括诗人的声音。这首诗高于一般性批判的地方在于，诗人并没有置身度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完美的道德审判者，而是进行了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的无情审视——每一个生命个体对生活的责任、义务，以及基于此的道德律。对于生活，我们并不能冷眼旁观。我们并不是脱离现实立于高岸之上的诉说者、指手画脚者，而更是一个参与者、合谋者，不能剥离责任的同行者。所以诗人写道，“我想起我不过是无数恶人中的一个/我和她调情，并在琢磨着一首诗如何下笔/当我想起了一些让人神会的句子就开始心安”。这种毫不容情的剥皮剔骨式的自我批判，不仅显现出诗人张清华的良知，也证明，这个时代仍然是一个保有良知的时代。

张清华的诗学修养是很好的。这主要体现在他对西方诗歌及其理论的熟悉以及对中国传统诗歌及其理论的认知。更主要的是，在我有限的阅读中，他是能够打通中西诗歌及其理论的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他不是用西方来述说东方，也不是用传统来排拒现代，而是在中外东西的融通中找到了，或者说正在寻找着诗歌的超越性内核。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显然表现出明显的“现代性”。但是，我认为所谓的“现代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即是对中国诗歌传统的新变——既有对中国诗歌传统的继承，又有在现代社会中的新变。同样就诗歌而言，所谓的“现代性”至少在某个方面是对中国传统诗歌表现手法的翻新，是对西方传统诗歌的革命性创新。这主要是更多地表现出诗人瞬间的感受，而不是情节；更多地表现出非连贯的意象，而不是逻辑性的叙述；更多地表现出让读者体味、品读的可能，而不是概念式的呼唤、表达。而张清华，在他的诗中，极善于表现这种瞬间的感受。如《肖邦》中“树梢的风掠过错落的屋顶，让这青年眺望/远方比夜更辽阔的黑，比黑更偏远的自由”。再如他写童年时的露天电影，并不去表现看电影的人们如何，而是用一层一层的即时景象来描写当年的情景，甚至有这样的诗句：“水。温热，压力，蒸腾的地气。女教师/环抱的窒息”等等。这似乎成为他诗歌的重要结构方式。而其语言，简单说，凌厉、跳动，以及意象的运用与夸张的想象融为一体，能够恰到好处地借用或者化用典籍中那些精辟的词语。这一切都形成了他自己的特色，并扩张了汉语的表现力。

张清华写在这本诗集前面的《献诗》，可以视为他对生命意义的一种追问。尽管生命曾经“风雨如晦，雷声隆隆”，但“谁/会记得那渐及断线的沉沦”……。个体的生命可能是辉煌的，轰轰烈烈的，但在另一些时空，其意义与价值却是一种疑问——“谁？哪里？什么？”但即使如此，也仍然要“请把我这首歌，献上，献上”。因为，我们并不能否认生命的存在，不能否认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所以，我们还是要为生命献上自己的颂歌。即使这歌声那么地微弱，甚至将被人遗忘。但是，生命在，诗歌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