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以五年甚至十年期限看当代文学，似乎是静态的，并无显著变化，但是把时间拉长，以文学史的眼光看待，却是另外一番光景，它向前发展的路线图，脉络清晰，波澜壮阔。以小说为例，仅截取晚清至“五四”这个时间段，几十年间，小说文体的演变由渐进模式转换成突飞猛进式的飞跃，从语言、形式到内容都在发生巨大变化，读者在晚清读的是白话小说，民国初年又出现文言小说，到“五四”时期，读的则是现代白话小说了。正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梁启超曾在20世纪初期发起“小说界革命”，而在当下，新的“小说革命”再次被提及。2020年的一次文学活动上，倡导者王尧说，相当长时间以来，小说创作在整体上处于停滞状态，尽管我清晰和坚定地意识到小说再次发生革命的必要。小说发展的艺术规律反对用一种或几种定义限制小说发展，反对用一种或几种经典文本规范小说创作。所以，倡导新的“小说革命”恰恰表达的是解放小说的渴望。

王尧新“小说革命”的倡导与2014年李陀在深圳做的一场题为“重新发明文学”的演讲遥相呼应。李陀指出，现代主义在世界各国造成了纯文学的追求，一些作家迷恋语言实验。20世纪的文学观念和经验怎么可能和21世纪的文学相适应呢？所以要非常艰苦、充满批判精神地去试图创造一种适合于我们今天的生活、适合于我们今天的时代的新的小说。2001年，在《漫说“纯文学”——李陀访谈录》中，李陀曾经更加具体地触及了这些问题，并指出了可能的突破路径。李陀谈到，80年代纯文学的出场，是对旧有形式的一种反叛。但是当“革命”的对象土崩瓦解后，纯文学本身便成为一种常态。伴随着90年代市场化大潮来袭，纯文学越来越以其自赏的姿态退缩到一个小圈子。如果文学作品既失去了回应现实的作用，又不能以故事性吸引更多读者，那它还剩什么？严肃文学应该向古典小说和通俗小说汲取营养，在大众文化消费时代为严肃文学探索一条新路，应该试着写一种“既严肃又通俗的小说”。李陀与王尧对文学未来的论述不完全相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当代文学现状的忧虑。

当下严肃文学的不断边缘化与网络类型文学的繁荣已经形成巨大反差。我们将如何面向未来？一些不同的文学观念也已在作家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体现，比如邱华栋近几年创作的武侠小说，蒋一谈、王威廉等等作家最新的科幻小说。李陀、王尧，以及这些作家，他们代表了文坛内部一种思考未来、如何求变的力量。

钟求是的短篇新作《比时间更久》则以作家自己的方式迎接这一正在酝酿中的文学思潮。他试图在形式和内容层面创新，打破并拓展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文本，同时强调了小说的可读性。他曾明确表示，小说就是对王尧新“小说革命”的呼应。

作品分为虚构部分和非虚构部分，语言、情节、细节，也是按照两种文体的叙事方式展开，结合在一起，竟产生奇妙的阅读感受。虚构部分，读起来与钟求是此前的小说风格并无二致，主人公周一忆七十九岁的父亲一反常态，要求周一忆想办法去派出所为他改回年轻时的名字，因为实在难以办到，周一忆最后只得找礼品公司做一张改名的假身份证，用善意的谎言了却父亲的心愿。

非虚构部分，钟求是写的是他的中学老师周庭起，以及周老师年轻时的恋人婵老师的往事。周老师早年追求进步加入中共地下组织，1949年随部队进入杭州，后留杭做公安警员。婵老师是中学体操队员，留校做了体育老师。因婵老师的家庭成分问题，周老师选择爱情，脱下警服，去小学做了教员。第一届全国体操比赛举行，体操项目得到重视，女友被挑去上海体育学院学习训练，周老师也考上杭州师范学院。后来周老师被“精简下放”分配到钟求是的老家平阳县城，而婵老师因成绩上佳留在上海体育学院，但两人终究没有走到一起。三十多岁时，在一场电影正片放映前的《新闻简报》里，已娶妻生子的周老师偶然看到一则中国大学生体操队去东欧比赛的体育报道，他吃惊地发现，女教练就是他的前女友。十年前，早已退休的周老师来杭检查身体，饮茶时将自己的情感故事透露给了钟求是。春节后的一个周五，钟求是得知老师去世。为老师送别之后，作为主编的钟求是确认有一个作者在上海体育学院工作，他决定托作者打听婵老师的消息，得知她已于上世纪90年代退休，并在五年前去世。婵老师当年眼里只有工作，终身未婚，留下一个养子。

依照非虚构部分的铺垫，作家为小说结尾：婵老师在离世前一年，将她保存了五十多年的与初恋交往的信件全部烧毁，那些信件只属于两个人。养子希望留下他喜欢的信上的邮票，婵老师说：“我有些东西可以留给你，有些东西不能留给你呢。”

作品陌生化的形式令人眼前一亮。虚构和非虚构两部分在文本中融为一体。小说的结尾，五百多字，是对碎片化的、看不出任何意义的非虚构部分叙事的升华，也是一次简约的形而上历程。父亲改名是因为婵老师，他想以与婵老师相识时的名字在另一个世界与她相见。而婵老师因为周老师（父亲）终身未婚，她以烧掉信件作为仪式，为自己坚贞不渝的情感画上句号。虚构部分与非虚构部分的通约性建构，在作品的结尾找到了精神指归。

虚构部分，“父亲”是作品的主角。“父亲”的反常在非虚构部分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叙述的主角也发生了转移。在钟求是对人物的不断发掘过程中，婵老师人生的传奇性凸现出来，结尾更是强化了这一点，充满了形而上色彩，特别是烧信的情节，让小说的叙事得到了升华。

钟求是坦陈，小说最初的构思，确实跟张艺谋电影《一秒钟》的《新闻简报》情节有撞车。而他将撞车情节放在非虚构部分，则解决了这个问题。非虚构部分也消解了作家幕后创作者的身份，直接向读者敞开了作家的个人生活细节。这样的叙事本身不产生意义，但作家的叙述，为第三部分结尾的虚构做了最充分的情节铺垫。

作品还有一个“副产品”，那就是钟求是“透明”的小说“操作”。我们也再次认识到，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现实生活不会直接提供艺术。非虚构部分作家耐心的铺陈，为将生活艺术化做了充分的准备。周老师与婵老师的过往，只是一个不完整的故事，只有一个扫兴的结果。它没有脉络，缺乏形式，情节也是无序的，看不到完整的发展，看不到过程中的意义，只能看到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在《比时间更久》中，我们眼见着钟求是从日常零散的情节中提炼出意义，他为读者呈现了这个创造性过程的全部。《比时间更久》的价值在于，它颠覆了传统小说文体的形式，以一种全新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

小说是一种非常自由、包容性极强的文体，小说该怎么写，从来没有边界的限定。而《比时间更久》正是一个实验性很强的小说文本，相较于上世纪80年代早中期的先锋文学，钟求是的实验又是温和的，他以故事性和传奇性，以及“透明”的操作，让作品贴近了普通读者。

文学可以有超越性的审美探索，时代和社会有足够的包容空间，但文学作品与普通读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融洽的，这是文学现场的主流。先锋文学的经历提醒我们，如果超越时代的艺术性不足以挽留更多的读者，在坚持小说的精神高度和艺术高度的前提下，强调小说的叙事高度，拥抱普通读者，将成为必然选择。文学如何面向未来，小说如何“革命”，钟求是以他的创造性实践，为小说文体的发展打开了更多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