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搬来海边的这套房子多少有点迫不得已的意思。她并不喜欢这套房，即便到过这套房子的朋友开口就能赞出它的许多好处。比方说拉开窗帘就能看到一百八十度海景；有阳光的日子，平静的海面褶皱出粼粼金光；海鸥倏忽而过，偶尔，大船鸣笛声隐隐地伴随着海浪荡漾而来。房间内是极简的北欧风格设计。象牙色墙壁镶嵌液晶屏幕，屏幕周围是灰色砖样结构的装饰，屏幕下方被立体音响环绕。这几年多了一些她买的小东西。两个花瓶：一个是月白色，里面插着几枝金属制成的荷叶与莲蓬作点缀；另一个是类似日本某种烧制技术制成的墨绿色陶瓷瓶，零散地插着几株石榴（自然是假的），算是整个客厅中唯一的亮色。但朋友们似乎都对这几株石榴颇为不满，说这样装饰反倒破坏了房间的高级感。她也说不清什么才是高级感，或许是那种现代仪器排列组合所构建出的对于城市文明的幻想。但她只觉得冷淡。

房子装修于十多年前，那时候母亲还在，父亲也没有患老年痴呆症。十几年前，侘寂风格和断舍离理念在国内都不算流行，更不用说在他们所在的这个三线小城——这样的装饰算是前卫。这也是朋友们盛赞父亲的原因之一。她不太明确父亲如此装修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考量，她向来不了解父亲。况且她对这样的装修风格并不感冒，自然也就没有问过。

这是一套极空旷的房间。房间里只有最基础的家具和电器，颜色皆很清淡，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味道。客厅一侧临海的那一扇窗大得有些不合理。窗户正对着大门。有阳光的午后，人若是站在客厅中间，看着海浪如滑动的丝绸一般向窗的方向袭来，视线就会渐渐地变得模糊。这时候，人体的感官无处不在又无影无踪，仿佛身处一座孤岛，而海浪轻轻拍岸，像一只天然带着抚慰的手。

她以前也有搬到海边的意愿——她隔三岔五地抱怨市中心堵车之恶；到了下班时分，人潮汹涌，电动车像出巢的蟑螂一样乱窜。她站在十字路口看着乌泱泱的人流，觉得多待一刻都是煎熬。到了夜晚，本该是休息的时候，城市的灯光却彻夜不熄。有好几次，她在睡梦中被窗外摇摆的光束惊醒。她坐起身来，站在自己的出租屋中看着窗外五颜六色的灯光和高矮不一的建筑，感觉自己像是集成电路中的一颗细小螺丝。每每这时，她总是会生出要远离城市中心的想法。我宁愿每天开车半小时通勤，也不要继续住市中心了。她偶尔会在同父亲通话时这样抱怨。父亲说，来也好的，空气和景色都很好，还可以给你省一笔房租。不过她最终也只是嘴上说说。市中心的房租的确不是一笔小数，而且还随时有被房东赶走的危险。但除了过年过节这种必要的回家时刻，她很少在这套海边的房子里停留。每周末一次的例行探访，她也是蜻蜓点水一般在房子里短暂停留。她会给父亲带来一些水果和生活必需品，即使她已经交代了照顾父亲的那位保姆要给父亲保证日常用品样样充足。当她拎着大包小包敲响父亲的房门时，内心那种怪异的紧张就会消失。仿佛这些东西握在手上，她回家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只有两手满满才有话可说，而那些因履行义务的无奈情绪而增生的愧疚也会因此渐渐消失不见。

父亲。应该说是养父才更为适当。这件事情她从小就知道。刚要上学前班的那个夏天，父亲支开了两个哥哥，带着她一人开车去了高新区最大的游乐场。他们在那里玩了一整天。到了下午，他们都有些累了，在一个卖冰淇淋的小店门口歇脚。父亲给她买了一个巨大的冰淇淋甜筒。他开口说起她的身世时没有半点踌躇，似乎全然没有考虑过她能不能接受这种事，也不考虑以后会不会形成什么心理阴影。现在想来，那天父亲的状态倒有点长痛不如短痛的断腕意味：“陶月，你是我们家捡到的小孩。我就是在这里捡到你的。那时候这里还是荒地。我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是谁，他们也没给你留下什么用来辨认的东西。”还不到一百天的女婴被遗弃在工地的烂泥地上被当时监工的男人发现。天下着大雨。对方总算还有一点良心，在放置女婴的泥地上撑了一把伞，伞面和伞柄都用泥土固定住。一切都很巧合，如果不是父亲心血来潮要到工地上去看看，自己可能就不会被发现。如果她的亲生父母把她丢弃在某个土坡而不是平地上，那么她被父亲发现时就会是一具尸体了——那天下了很大很大的雨。雨接连下了三天，大得几乎没办法出门。停雨之后，工地上堆积的土堆被冲垮了一半，地面上四处是积水。如果不是这场恰到好处的相遇，接下来的一切也都无从谈起了。

她从此以后变得小心翼翼。自己是捡来的小孩，应该对什么都心存感激，不能得寸进尺。陶月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默默地度过了童年和青春期。母亲还有一对双胞胎哥哥都对她很好，唯独父亲对她很严——不是苛待，只是严厉。他不像别的父亲，对自己的两个儿子没有要求也毫无期待，似乎他们只要健康长大，成年后足以成家立业即可。对陶月则恰好相反。按说这不合逻辑——她毕竟是外人。外人，这个词多少有些客气的意味。但父亲似乎并不这么看。有时她偷买零食或者说了谎话，父亲会打她；补习班翘课，考试砸锅，更是免不了一顿打。父亲管教子女就算再严厉似乎也不会被过分苛责，管教居然要轮到父亲上场，可见孩子错得多么离谱。父亲恨铁不成钢，就算对她再狠，最终仍会获得主妇们的盛赞。别人家的父亲，通常女儿过了十二岁就不会再动手，但父亲不一样。读到高中那时有一阵子她迷恋韩国偶像团男星，成绩一落千丈。月考成绩下来，陶月从年级的前十掉到中游。从学校开家长会回来，父亲打了她。他当时也许只是想在她身上打一巴掌，却被陶月扭身躲转偏了，于是，一巴掌刚好落在她的右脸上。巴掌并不算疼，但她有一种很强烈的羞耻感。仿佛这不是在打她，而是把她丢到人潮汹涌的街头去示众。陶月当即便炸毛大叫：“我又不是你亲生的，你干吗打我？”父亲听到这句话愣住了，像是终于想起了什么似的没有做声。后来他走了出去，安静地带上了门。从那以后，父亲没有再打过她。

母亲去世后老房子被卖掉，他们兄妹三人各得一份。这倒在陶月意料之外。她一早就做好了准备：也许是根本不会分配到遗产，或者是她分配到了，然后哥哥们站出来大骂她不要脸。即便兄妹感情很好，她还是做了这样的揣测。毕竟在钱面前，感情这种事，实在微不足道。电视上类似的情节都在陶月脑海中过了一遍，但一幕都没有发生。哥哥们似乎认为这样做本就是理所当然。这多少让陶月觉得安慰。

过了两年，两个哥哥相继去了国外，自那之后，父亲就一个人如隐居一般住进了那间靠海的屋子。哥哥们将自己的房子交给陶月打理，她也就有了少去甚至不去父亲那里的理由。但现在她还是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出租屋，搬进父亲的这套靠海的房子。作为这个家的外人，她本应该比哥哥们更先一步离开，但最后却是她留了下来。她没想到会是以这样的方式。

大哥去美国那年，父亲毫无征兆地告诉他们自己得了老年痴呆症。这种病无药可医，患者会在疲惫中渐渐忘记许多事许多人，然后忘记更多的事。可能说话不着边际、行为迟缓，或者暴躁、易怒、尿失禁，最后等待他的就是死。死我是没什么好怕的，父亲说，年轻时枪林弹雨也经历过了，从战场下来的每一天都像是偷来的，我活得很认真，没有什么遗憾。如果最后真的变成医生说的那样，忘却一切，尊严丧失，那还是死来得更痛快。父亲说得很平静，仿佛在说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他们三个人都被父亲的淡然给吓到。大哥当即决定不去美国，但二哥和陶月都还是劝说他去，父亲即使重病，也还有两个人留在身边，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但机会错过了的话很可能就没有下一次。父亲向他们告白的第三天，大哥联系到了省内最有名的脑科专家给父亲诊断。结果医生告诉他们，老年痴呆？没有那种事。你父亲的大脑比同龄人健康得多。

他们兄妹三人得到结果，站在走廊上面面相觑。不会是装病吧？二哥说。为什么要装病？二哥笑笑，这种事我见得多了，可能是想试探试探我们，太多个案了。二哥是个律师，对许多事早已经见怪不怪。大哥皱了皱眉头，说，别再说了。他们谁都没有拆穿父亲，只当作是医院的一次误诊就把这件事淡化掉。到二哥即将出国时他们都猜想父亲也许会故技重施，但父亲一点动静也没有，二哥离开得要比大哥顺利得多。哥哥们离开之后，似乎没有要回国的意思。现在想来，父亲或许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专门挑在大哥即将离开的时候告诉他们自己患了重病。这是一场赌博，赌赢了，儿子可以留在自己身边；赌输了，无非是儿子照旧离开，自己身边至少还剩下两个，损失也不算太大。

后来这件事变成了他们兄妹三人互相调侃的一个话题。陶月拿到来自上海的offer后和大哥、二哥通电话，他们不约而同地对她说，爸不会装病吧哈哈。陶月这边也当作是玩笑地接下话题，应该不会吧哈哈哈哈哈。陶月跟父亲提起要离开这里去上海时还算顺利，她自己却觉得有些不可思议。那过程并不真实，仿佛是一场午后小憩时突然闪现的梦。惯例的周六回家，在晚餐桌上，陶月告诉父亲要去上海。是去做图书策划，工资是现在的三倍。嗯。那边的消费至少也是现在的三倍。这只是基础工资，以后还有绩效。那你什么时候走？其实已经说好了九月去报到。机票也买好了。那时候已经是八月中旬。快八点了，天还没有完全黑透。太阳的余光映在透明的胶质桌垫上，反射出一团明亮的光。她宁愿天黑一些。所以你是来通知我的？父亲慢慢地说。陶月莫名地感觉心慌，这不是在商量吗？我只是想试试看。爸——

你自己决定吧。父亲放下筷子起了身，踱步向楼上走去。没有急促的呼吸，也没有滞重的脚步，父亲应该还算是心平气和。父亲没有反对，自己还是不要想太多，就把这当作是默许好了。陶月在餐桌前又坐了一会儿。桌上摆着她和父亲都喜欢吃的炒杂菜。陶月夹了一筷子，发现菜不知什么时候变凉了。她无味地嚼着，感觉喉头凝噎，像生吞了一块猪油。她没有再动筷子，而是把菜端进厨房，用保鲜膜包好放进冰箱。临走时陶月敲敲父亲房门告诉他自己要走了，父亲说好。她下楼打车回自己的出租屋，直到关上房门的一瞬才感觉整个人松弛下来，身体像是被击溃一样彻底塌陷了。

接下来的几天陶月都在出租屋里收拾东西。需要带走的已经打包先行寄去上海的朋友家，带不走的那些，她也已分门别类地装好，计划着要不送给本地还算要好的朋友或是同学，要不就干脆直接扔掉。大部分家具都已处理掉，到最后，房间里只剩下一桌一床供她休息。屋内空空荡荡，陶月盘腿坐在小桌前喝开水。阳光从窗外流淌而入，铺满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窗子内侧的不锈钢护栏反射着点点金光，纱窗的纹路也在阳光下渐渐变得透明。她之前从未发现这间出租屋也可以这么通透明亮。光束之下，屋内浮尘飞舞，让这间出租屋意外地又多了几分温馨感。陶月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像是失重一样松懈了下来。她漂浮在半空中，却感到前所未有地放松。

接下来的事就像所有庸俗电视剧的情节一样。陶月站在机场候机厅里等待起飞，却不料因为台风的关系，飞往上海的飞机延迟了。她倚靠在椅子上打瞌睡，结果等来了父亲的电话。她以为他还有什么要交代，没想到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你是机主的什么人？机主在等车时差一点被撞到，问他事情他跟我们说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不知道。再接下来，是机票取消赶往医院，一个人在偌大的充满消毒水的清冷医院里来来回回奔跑着，交费等号取检查结果。看到检查报告的时候，身体溃不成军，让她变成一个被抽空了灵魂的干壳。脑子里有一个声音不停在问，父亲怎么办？上海怎么办？几年前的装病此时看来像是一场预演。陶月想打电话给两个哥哥，却想起来他们那和这里有十多个小时的时差，彼时还是午夜。她只得给上海方面的负责人打电话，请求推迟一个月再去报到。对方很体贴，答应多给陶月一个月时间。就这样，陶月搬进了这套靠海的房子。她安慰自己，只要一个月。再坚持一个月，装好监控，找一个令人放心的保姆，一切又可以重新开始了。

面对着落地窗时陶月偶尔会想，不知当初的设计师是如何考虑，才会设计这种一百八十度全景大窗。台风天到来时，风将窗玻璃吹得砰砰作响，陶月身上的寒毛也跟随着被吹得竖起来。她不敢看那扇窗，感觉窗子随时都有可能被吹破掉。冬天时，屋子里的空气几乎要凝结成冰。房间的阴冷渗入骨髓，人在房里待上一会儿就会觉得关节痛。这也是陶月不大喜欢这套房子的原因之一。但父亲对此似乎不知不觉。有阳光的日子里，父亲会将躺椅移到窗子旁边，静静地晒太阳。阳光将他映照得全身发白。父亲躺在那儿，一动不动。有好几次，陶月要走到跟前去才能确认他依然在呼吸。刚查出毛病时，父亲的状况时好时坏。陶月常常在工作时接到陌生人的电话，内容通常是让她来接父亲回家。有时父亲会走得很远，她甚至不明白他是怎么走到那个地方去的。为此，陶月不得不主动提出降薪，以换来一个能够不坐班的岗位。幸好前几年她因为基金赚了一笔钱，再加上父亲的退休金，即便现在薪水少了，他们二人也还能维持一种比较富余的生活。

换药之后，父亲的状况变好了些。虽然偶尔还是会忘记一些事，但至少他没有再走失过。陶月跟踪过父亲几次之后，渐渐放下心来。父亲每天去的地方都很固定，路线也再简单不过。早上他会在与家隔着一条街的青马路吃早餐。吃完早餐通常已经是九点之后了。接下来，他会步行到社区图书室看报。中午回家吃饭，睡一觉，在房间里待到快吃晚饭的时候才出来。有时他也在下午出门。陶月午觉醒来时，父亲就已经不见了。大约四点时保姆李姐会来给他们做晚饭。晚饭过后，他会到海边坐一坐。夏日的傍晚，阳光仍然残留着中午遗留的高温，但那种灼人的感觉已渐渐退却。有一次，陶月看见父亲坐在海边摆放的沙滩椅上，他把拐杖放在椅子旁边，整个人仰在椅子里。还有一次，她看见父亲蹲在地上，一动不动地盯着沙滩。银白色的沙滩上不断地堆起小指大小的沙球，那是沙蟹正在进食。父亲蹲在那儿，手停留在半空中，偶尔快速地将手伸进沙滩里，很快又沮丧地将手收回来。后来他还买了一套儿童沙滩工具，将沙子铲进桶里，然后又倒出来。但她从来没看见父亲从海边带回什么。那套他用来铲沙子的工具陶月也只见过一次而已。

这些日子父亲回来得很晚。这种状况持续了快半个月了。当父亲终于到家时，他身上充满了热腾腾的咸腥味。那和这座城市里每一个盛夏的清晨闻起来是同一个味道。潮热的街道，隔夜的海鲜壳，湿润的泥土。那味道像厚实的海水一样涌进了陶月的房间，有种挑衅的意味。他的脚步声很响，仿佛是故意的。他似乎完全不在意陶月有没有睡着，或者能不能睡着。不过陶月没有睡，她只是把灯熄了。她听见父亲把水壶架在茶桌上，按下烧水键。没多久，水壶叫了起来。不锈钢的壶子被他拿起来又放下。过了一会儿，父亲的脚步声渐渐靠近了陶月的房间，停住了。很快，房门被打开了。陶月屏住呼吸。在黑暗中她听见父亲滞重又浑浊的呼吸。父亲身上那股隔夜的海鲜味冲进了房间，仿佛那就是他呼吸的味道。他并没有进屋，只是短暂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很快又把门掩上了。通往二楼的木质楼梯吱吱呀呀地响了起来。随后，是雨声和窗子被撼动的声音。

玻璃被风吹得砰砰作响。陶月在黑暗中看见海水正逐渐退去，沙滩露了出来，父亲像沉寂了多年的古迹一样浮出海面。他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这像是一个梦，但陶月的脑子却很清醒。人怎么能在梦里保持清醒呢？父亲就在那儿静静地坐着。云在海面上翻涌，然后消失。似乎有一两只白色的鸟飞过来停在父亲的膝上。过了一会儿，父亲转过了身子。他看着她，目光是凝滞的。也许父亲看的并不是她，而是透过她去看她身后的什么地方。当陶月注视着他时，他就把目光停留在她身上。父亲的眼睛在黑暗中亮得像两团跳动的火焰。他像是面对着一个长久未见的熟人一样仔细端详着她，然后恍然大悟般地笑了。

陶月回过神，眼前的这一切就消失了。她没有睡着的感觉，也无法说明刚才是否真的就是做了一个梦。她感觉有点渴了，于是坐起来，准备到客厅里倒一杯水。打开房门时，陶月听到父亲巨大的鼾声从楼上传下来。鼾声中那种沉闷的感觉就好像它们本来就有重量似的。她走到楼梯口往楼上看了一眼，发现房门开着。父亲睡觉时总是不关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腥气，和他刚回到家时的那股味道一模一样。陶月仿佛看见他将双手放在胸前，嘴张开着向外呼气。他的呼吸像是有了轮廓一样清晰可触。

一切看起来都已经步入正轨。监控已经装好。保姆李姐也令人放心。是时候离开了。哥哥们也同意她离开。你还年轻，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反正有监控，让陶泽三天上门去看一趟就好了，我们给他开工资。陶泽是父亲的侄子。一切都准备好了，但陶月总有些犹豫。挣扎了两天，她还是决定向父亲坦白自己即将到上海的事。她做好准备，父亲也许会大发脾气。自生病以后，父亲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陶月咨询过医生，医生告诉她这可能和病症本身有关，也有可能是父亲曾经犯过脑梗所引起的。但他并没有发火。父亲听罢她的话，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像是孩子遇到了一道无法解决的习题。他们就这么静静地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客厅里，电视独自响着，父亲并没有在看。他靠在沙发上，双手抱住臂膀。这种姿势让人感觉到一种不容分说的拒绝意味。这让陶月想起父亲年轻的时候。在她的印象里，自己和父亲商量什么事的时候他总是这个姿势，比如陶月想去省外参加游学，或者想问他要点钱买磁带什么的。父亲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不表态，也不看她，像一块沉睡的石头。陶月知道，父亲其实要表达的就是拒绝的意思，但他就是不说，他想让你自己意识到，然后识趣地走开。

过了一会儿，父亲问陶月，你要离开我，把我一个人放在这儿？你要抛弃我？对，你要抛弃我。陶月的心被“抛弃”二字扎了一下，但她还是努力保持镇静，怎么是你一个人呢，我跟李姐商量好了，她会来照顾你的。买菜、煮饭、洗衣服，这些都由她来做。我和哥哥每个月给她开工资。陶泽也会来。李慧娟？她只会偷东西。上次那块手表——

陶月打断父亲，说，爸，你又来了。手表明明是你自己收起来忘了。父亲没有看她，眼睛只盯着电视，是她偷的。她是看我们在找，才会放回来。你有证据吗？你看见了？陶月听见自己的声音提高了。我没有看见，但事实就是这样。

听到这话，陶月知道谈话该结束了。父亲口中的手表确实是被他自己收起来的，当初这么做，大概也是怕李姐会偷偷拿走。她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念头。那块表看起来也不值什么钱。李姐是个手脚勤快的女人，很细心，每天买完菜后都会把菜价列出来发给陶月。陶月去菜市问过，也悄悄给那些菜称过重，李姐没做什么小动作。陶月给父亲买的水果和营养品她也从来不碰，哪怕她当面对李姐说过她可以吃。上一次父亲怀疑她偷东西的事情被李姐知道了，她哭了一场，提出来要走。陶月劝了很久她才同意留下来。她想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李姐可怜她——那种母亲对孩子特有的同情和可怜，她知道陶月想离开这里。

其实陶月也并不太清楚自己为什么很想离开这里。这和自己的身世是否有关？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即便六岁就知道自己不是这个家的亲生女儿，但一家人待她都和亲生的没什么区别。父亲即便严厉，也并没有苛待她的地方。小学初潮刚来时，她不敢告诉母亲，只得自己顶着羞耻去学校上课。傍晚父亲顺道接她放学。原本惯常步行回家的父女二人那天破天荒地打了一辆出租车。因为路程很近，司机满心的不情愿都写在脸上。父亲在座位上垫了报纸让陶月坐下，她立刻心领神会，耳根辣辣地开始发烧。到家后没多久，母亲就轻轻敲响她的房门，给她拿来卫生巾和新内裤。她一边学着母亲的样子将卫生巾粘好一边双颊发热。换好衣服上桌吃饭，父亲端过来一碗烫手的红糖姜茶。无以名状的羞耻侵入脑中，随之而来的是疏离感。她合着滚烫的红糖姜茶一起吞下眼泪。她自己甚至不知道是怎么喝完的，只是在回过神的时候房间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找亲生父母这种念头也不是没有过。父亲对她严厉的时候、每年过生日的时候。她的生日不是真的生日，是自己被父亲捡回来的日期。有那么一阵，陶月疯狂地想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但又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做DNA登记。后来总算知道了，却又失去了当时那种欲望。想想还是算了，她的出生本就不受欢迎，何苦要回头去找不痛快。再长大一点，寻找亲生父母的意愿也就更为淡漠，这种念头就像牙痛，不受刺激的话也就不会再被想起了。

她像是要弥补什么似的对父亲说，爸，我希望你能理解我。这工作对我来说很重要。如果你实在不愿意一个人，要不你就跟我去上海。但她知道父亲不会去。去上海？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去那里干吗？父亲站起身，摇了摇头，去吧去吧，随便你。他说着走回自己的房间。这一次父亲看起来很平静。陶月终于松了一口气。

下午四点，李姐照常早早地来到家里准备晚饭。晚饭吃得沉默，气氛虽不尴尬但也绝不自然。父亲很快就离席回房，然后就没再出来。吃完了饭，陶月帮助李姐一起收拾饭桌。等送走了李姐已经快七点了。往常这个时候，父亲已经提着拐杖独自出门到海边去了。但今天房间里没有动静。多少是受了点打击的吧。两个儿子去了国外丢下他不管，而身边这个原本最有理由留下来照顾他的养女如今也提出来要走，真是没良心。生气就生气埋怨就埋怨吧，即便她不走也不能改变什么，父亲的病不会更好，而她走了父亲的病也不会更坏。长痛不如短痛。父亲告诉她自己是捡回来的小孩那会，心里或许也是这么想的。

陶月在客厅看了一会儿电视，没什么意思，又关掉了。她泡了壶茶端进房间。靠在床头玩了一会儿手机，渐渐地有些困了。陶月看了看时间，还早。茶香弥漫，房间里毫无声响，这种氛围让人觉得懒散又安心。父亲的房间就在楼上。陶月竖起耳朵听了听，没发觉什么动静。这样也好。她提了提精神，打了几个电话，然后计划了未来几天内需要做的事情。工作她已经交接完毕，接下来的几天都是空闲的。也许她可以在每天晚饭后陪父亲一起到海边散散步，也算是弥补她心中的最后一点愧疚。睡意再一次袭来了。陶月放下手机，关了灯。时间还早，但她想先睡一会儿。

眼皮渐渐地合上了。身体自然舒展，陶月的意识也渐渐变得模糊起来。她在朦胧的睡意中看到自己站在一条幽深的走廊上。走廊的尽头是一面高耸陡峭的楼梯。楼梯上方有一团黑影。陶月仔细看了看，才发现那是父亲坐在那儿。她叫了一声爸，但父亲没有应她。她说爸你就坐在那里不要动啊楼梯太陡了你一个不小心就会摔下来。她说爸你等我上去你不要动。父亲却好像什么都没听到似的。他看着陶月，或者并不在看她，只是两眼空洞地看着别的什么地方。爸你不要动啊。她看见父亲站了起来。不要动不要动。她向父亲摆着双手但父亲没有听她的话。他伸出左脚，带着一种恶狠狠的感觉一脚踏了出去。楼梯在这时候突然消失了。父亲一脚踩空，如同一块硕大而笨重的石头一样地向陶月扑了过来，发出隆隆的巨响。陶月躲也不是，接也不是，惊声尖叫。于是双脚一阵痉挛，踢到床沿。陶月猛地醒了过来。她听见自己在大口呼吸，头一侧的太阳穴剧烈抽痛起来。她坐起身，按住太阳穴光脚冲出了房间。打开门她愣住了。父亲倒在一楼的楼梯口，身体痉挛着。他弯曲的样子像一只烫熟了的虾。父亲的右脸贴紧地面，瓷砖上清晰可见从他口中流出的涎水。不知道为什么，陶月突然感觉胃部一阵翻滚。她冲进厕所吐出了当天晚上吃过的所有食物。呕吐物还未来得及消化，条理分明，散发着一股发酵过的酸臭味。但她没时间去管那些。她打了急救电话，跟对方说了地址。在救护车抵达的那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陶月坐在地上一动不动。直到有人砰砰敲响房门，她才重新反应过来。她眼睁睁地看着几个穿着或白或蓝外套的人把父亲抬起来放在担架上走出门去，她还待在原地一动不动。直到有人在门外大喊，家属呢？家属哪里去了？陶月这才从解离感中回过神来。她没换衣服，踩着拖鞋就冲出门去。

他们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开始的：父亲起得早，陶月会稍微晚一些。闹钟响起后，她起身进浴室冲澡，然后洗漱，简单地给脸扑上一层爽肤水。接着出门买早餐。附近的一家蛋糕房每日六点上新，这个时候出门，她可买到极新鲜的全麦面包。回程经过青马路，给父亲打包一碗牛肉米粉。牛肉和汤都多要一份。走到楼下，买两杯甜豆浆和两个茶叶蛋。回到家，各种食物一一摆到桌上，父亲和她边吃边看新闻。父亲看电视，陶月看手机。饭后她推着轮椅和父亲到窗前停住，锁定轮子，在窗边的小桌上沏一壶红茶。有时也沏普洱。小桌上放着一个呼叫铃，以便父亲有需要时可以叫她。安置好父亲，陶月就回房间工作。上海的工作自然无法再去。她在本地新找了一份工作，以社交障碍为由在家干活。当然，工资要比其他人少上三分之一。十点钟左右李姐买菜回来，陶月也跟随着休息片刻。这时候父亲通常也需要大小解。她和李姐两个人合力将父亲架到马桶上。父亲摆摆手叫她们出去。两个人就站在厕所门口等待。她们两人随意地扯些与天气、生活相关的话题，虽不尴尬，但也绝不自然。听到冲水声，陶月首先推门进去。给父亲穿裤子，搀他起身。李姐随即进门。两人再合力将他架回轮椅之上，重新回到窗前。

一切都如同齿轮一般配合得严丝合缝。他们两人都很默契地没有提父亲从楼梯上跌下来摔倒的事。陶月跟哥哥们也没有提。提了也没什么用，他们无法立刻回国，到了最后，事情也还是会委托给她。父亲变成了这样，李姐也不同意在家里没人的情况下继续照顾父亲了。我没办法负责，李姐说。说得好像她就能对一切负责一样。但又能怎么办呢？

不知是否觉察出什么，有一段时间大哥经常打电话给陶月，问她在上海工作如何，生活能不能习惯。他问陶月现在在上海哪家公司，公司在哪条路上，住在哪里，去公司要坐哪一班地铁需要坐多少站中途是否需要转车。她只得编造出一个正在上升期的小公司，公司在一间写字楼的1602室，公司包含老板在内只有员工四人。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在各种网站论坛上发现新作者，包装他们，将他们的作品推出去。大哥嗯嗯地答应，好像在听，又好像没有。她怀疑大哥其实已经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去上海，但他没有追问。这样的电话往复循环了半个月。最后大哥还是主动开了口。他说，小月，我想看看你的房间，我想看看你住得好不好。

陶月愣住了，良久没有说话。眼底漫上来一种酸酸胀胀的感觉，眨眼的那一瞬，泪水破堤而出。大哥在电话那头说，陶泽都告诉我了，但你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说？陶月自己也想知道。我们是亲兄妹，大哥似乎有意加了重音，亲兄妹有什么不能说的？我们是不会把爸爸丢给你一个人的。你不要有负担。在那一瞬间陶月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原因——就如李姐认为的那样（也许她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无论是出于道义还是情感，她才是最应该对父亲负责的那个人。

天气好一些而陶月工作又比较空闲的时候，她会念书给父亲听。一开始是念报纸，当地新闻、娱乐八卦、家庭小妙招……起初父亲还会听她念。她知道父亲在听。父亲的耳朵轻轻抽动着，像刚出生的小猫小狗一样因畏寒而颤抖。后来也许是听腻了，她再念报纸时，父亲的脸上偶尔会露出一种牙疼似的表情。他像被刺激了肉身的贝壳一样紧闭双眼。通常这时候，父亲呼吸的声音就会加重，仿佛是在用声音告诉陶月他已经听得不耐烦。那么该念些什么呢？陶月翻出自己的藏书，给父亲念莎士比亚。

念戏剧要比念小说好，人物不算太多，但是对话的内容会很多。而且莎翁戏剧转折多变，念起来不会太无聊。唯一的不便就是里面的人物名字有时候太绕或者太长。什么奥菲莉亚、葛斯特罗、考狄利亚，陶月直接改成小菲、小葛和小利。于是莎翁的剧本在她嘴里就变成这样：“小利说，我是个笨拙的人，不会把我的心涌上我的嘴里；我爱您只是按照我的名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但老李很生气。老李说，怎么，小利！把你的话修正修正，否则你要毁坏你自己的命运了。”陶月这样将台词念出来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想笑。莎翁几百年的戏剧人物一旦变成了小利、老李，仿佛就变成了一出日日都在发生的家庭伦理剧。她念这些台词感觉自己像是在透过不太隔音的墙偷听邻居家吵嘴，很亲切，很日常。父亲虽然闭着眼睛，但陶月知道他正在听。他的眼球在眼皮之下微微颤抖着。太阳穴的位置，血管将皮肤高高顶起。她曾经看到某本书上说，这是因为那一处的肌肉正在变得越来越薄，而与之相应的是两颊开始变厚下垂。陶月在念书的间隙偶尔会抬头去看父亲的脸。或许是因为已经长久没有运动的缘故，他的两侧脸颊下垂得厉害，身体也日渐臃肿，不复患病之前的那种紧实了。

关于从楼上摔下来这件事，父亲没有提起过半个字。不是不愿提，而是再也不能提了。年纪大了，再加上摔伤的位置不太好，于是，两腿瘫痪，也不能再开口讲话。失语可能是摔倒的后遗症，医生说，但也可能是心理原因，不太好判断。每天利用语言刺激大脑也许对恢复开口说话有好处。陶月告诉他自己每天都念书给父亲听，医生说你这样做很对。

她更愿意相信父亲的失语是心理原因。有时她站在通往二楼的楼梯前向上看去，十五级台阶达到楼层的一半位置有一个转角，再往上还有十五级。父亲应该是从楼梯的中间部分摔下来的，如果是从二楼摔下，父亲的身体应该会卡在转角位置。算算高度，从转角位置到一楼，应该也就是不到三米的高度，按道理来说，这样的高度应该不会摔得这么重才对啊。

有许多疑问无法解决，但她决定不再追问。事已至此，就算通过追问得到了结果，也不会改变目前的状况。摔倒后，父亲的卧室从二楼房间搬到一楼，而她则把东西收拾上二楼。虽然父亲的物品大多已经搬到楼下，房间里留下的，无非也就是几件多年不穿的冬衣，但他的味道仍然深深地刻在这里。刺鼻的烟味、浓重的头油味，还有一种飘散不去的类似鱼腥的味道。父亲的房间是一个小复式，房间套着房间，正房一侧的小偏房里杂乱不堪，里面堆的大多是父亲的杂物。整个套间只在卫生间和偏房里有窗，因此光线很暗淡，即使在白天也需要开灯。偏房的窗子位置很高，几乎是开在天花板上。如果想要看到窗外的景色，还需得爬上折叠梯才能看得到。

那是一扇狭长的窗户。或许不能称之为窗户，因为那上面没有可以打开的地方。玻璃因为长久没有擦拭，上面已经染了一层的灰。午休时间，李姐已经回家休息而父亲也已经睡下的时候，陶月就一个人走回房间。无法入睡时，她就走进偏房，爬上折叠梯。从那扇长方形的玻璃看出去，她能看到方块般大小的海。海的无垠被缩小为眼前的一个窄小方块。海水就在这巴掌宽的视野中轻轻荡漾。偶尔，空中会有一两个黑点倏忽而逝。不知道为什么，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海水不是蓝色而是灰色。她想起自己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一个小男孩从小被抛弃在一艘客轮之上。他没有出生证明和护照，养父害怕他被那些警察带走，只得让他躲在船舱之中。船舱内有一扇长方形玻璃可以看到外面的大海。船舱外，海面如摇篮般晃动，粼粼金光在他脸上留下与海水相同的纹路。他的一生都是在船上度过，从未下船。

每次她站上折叠梯时脑子里就会冒出一个自己不敢深入的念头：父亲为什么会摔下来？

他们的每一天都和前一天没有太大的差别：父亲起得早，陶月起得比他晚。她起床后冲澡洗漱完毕，会到父亲的房间里将他搀扶上轮椅，推着他走出房间。然后她独自出门买早餐。陶月的早餐通常是全麦面包。路过青马路时，她会为父亲打包一碗牛肉米粉。走到家楼下，再到流动餐车去买两杯豆浆和两个茶叶蛋。回到家里，她将餐点一一摆放在桌子上，和父亲一道边吃边看新闻。陶月通常只吃两片面包，喝一杯豆浆，茶叶蛋是十点左右的加餐。但父亲能吃很多。早餐过后，陶月会把父亲推到靠窗的地方，为他泡一壶茶，同时也打开电视。然后她就进入书房开始工作。十点多李姐买菜回来预备饭菜，陶月就停下手头的工作去为父亲念一段书。开始是新闻，父亲厌倦了之后她就开始念莎士比亚。《李尔王》里的考狄利亚因此变成“小利”，而李尔王也被她简化成“老李”。

她念道：“小利说，父王陛下，您好吗？老李说，你们不应该把我从坟墓中间拖了出来。你是一个有福的灵魂，我却缚在一个烈火的车轮上，我自己的眼泪也像熔铅一样灼痛我的脸。小利又说，父亲，您认识我吗？老李说，你是一个灵魂，我知道；你在什么时候死的？老李以为小利早就已经死了。”

她念毕，看向父亲。父亲的两条腿无力地搭在轮椅上，小腿处，裤管空荡得像是没有腿。刚摔伤的时候医生曾告诉陶月，如果下功夫复健，父亲的瘫痪是有机会好起来的。虽然不能保证和摔倒之前一样，但至少生活可以自理。可父亲就是固执地不做复健，每次带他去医院仿佛是要他的命。就算真的把父亲带去了，他也绝不下轮椅。他像是长在轮椅上一样。无论医生和护士怎么好言相劝，他就只是坐在那儿，仿佛什么都听不见。陶月觉得难堪。她带父亲去了几次，后来就放弃了。如果不复健的话肌肉会萎缩，医生说，到时候只会更麻烦。那还有什么办法呢？按摩吧。经常按摩对恢复也是有益的。但父亲对按摩也很抗拒。他发脾气，两手在轮椅的扶手上不停拍打，喉咙里发出呼噜噜的低吼声，仿佛野生动物警告入侵者。每当这种时候，陶月就会生出一种怪异的感觉。父亲好像是在有意地维持某种现状。难道他想就这么一直瘫痪下去吗？

好在父亲的双腿无知无觉。肉体的现实让他不得不屈服。

作为一个不专业的瘫痪者看护，种种琐事都需要陶月像游戏通关一样一件一件去解决。按摩每天两次，下午和睡前各一次，每次半小时。陶月不通晓任何按摩技法，只得跟着网络视频里教的步骤，顺着父亲腿上肌肉的纹路一点一点按压下来。父亲的双腿因为皮肤干燥而微微发白起皮，显出开裂般的纹路。如果双腿尚有知觉，他一定会觉得腿部瘙痒不堪。父亲腿上的肌肉已经很松弛了，皮肤耷拉着，看起来像是在腿上积累了一层厚厚的烛泪。陶月在床沿上坐下来，从瓶子里挤出厚厚一层乳液涂在手上。然后，她将沾满乳液的双手均匀地摩挲在父亲的双腿上，像工匠将腻子均匀地涂抹在墙上。父亲腿上的白鳞片渐渐褪去了。陶月捏起父亲腿上的皮肉，从大腿一路顺延往下，经过膝盖，到达小腿。然后在脚踝处轻轻打转，抵达脚掌。这么多年，她才第一次见识到父亲的脚掌。父亲脚趾处的皮肤红中透紫，紧绷发亮，感觉随时都能从里面挤出水来。这看起来不对劲，但陶月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对劲。

父亲的脚是凉的。陶月一只手在父亲的脚底来回摩挲，试图使它们变得热些、更热些。她不知道自己下手的轻重，父亲无法告诉她。下手太轻，无法刺激到腿部神经，或许只是在浪费时间。有时候又下手太重。下手重仿佛是一种瘾。父亲躺在床上毫无反应，她就捏得更重一些。脑子里也有一个声音在对她说，更重些、更重些。有好几次，父亲的腿被陶月捏出了片状的瘀青。血液不畅，瘀青长久不褪。陶月看着父亲无力的双腿，羞愧于自己的残忍。她后来用李姐试验，终于渐渐摸索出一套不轻不重的按摩手法。但父亲对此不知不觉。按摩时，父亲的眼光总是飘渺地落在某个地方。她不知道父亲在想些什么。或许他什么也没有想，只是听之任之。

按摩完毕，距离李姐来做晚饭的时间还早。夏日午后的阳光依然炽烈。陶月艰难地将父亲扶起来，然后帮助他坐到轮椅上。她将父亲推到落地大窗面前。阳光依随着纱窗的缝隙，在父亲的身上筛出星星点点的光斑。陶月今日的工作已经结束。将父亲放在这里自己回到房间里去，看起来也许太冷漠。她看向父亲。父亲的目光飘向窗外。窗外无风，是个晴朗的天气。再过一两个小时，炽热的温度就会渐渐退却，阳光也会逐渐由亮白色加重成橘红色。父亲还未摔伤时，到了这个时间，他通常会拄着拐杖到海边去。这时候，来海边游玩的人群已经渐渐散去。白色的沙滩上余温未散。父亲脱了鞋踩在沙滩上，蹲在那儿看沙蟹过滤沙子。有时他什么也不做，只是躺在那些供游客休息的躺椅上，任由阳光照耀着他的脸。阳光将他的脸映照得毫无血色。但如今他坐在这里，沙滩已经成了那种倏忽而逝，你甚至怀疑不曾存在过的梦。

现在他坐在窗前，双眼出神，沉默不语。因为失语，陶月甚至不知道父亲老年痴呆的状况有没有变得恶化。他不发脾气（或者只是发不出来），没有忘记更多（也许只是不知道他究竟忘记了多少），没有失禁（这是陶月唯一能确定的一点）。陶月有时候会问他，爸，你记得我是谁吗？父亲眨眨眼睛。他不摇头也不点头，她也不确定父亲是否真的记得。但她能感受到，无论父亲是否忘记了她，他对她的存在并不排斥。他们就这么静静地坐着，虽不尴尬，但也绝不自然。时光从两个人的沉默中渐渐流走，但无语的环境没有让时间变得更难挨。陶月给父亲添了一杯茶，然后走进书房拿出了那本已经读了一半的莎士比亚。她席地坐在窗帘遮挡出的一片阴影下，抬头看着父亲，爸，我念书给你听好吗？

父亲眨了眨眼睛。

“之前念到小利和老李已经被捉起来了，一个叫阿德的坏人下令将小利和老李关到监狱里去。现在是小利先说话。小利说，存心良善的反而得到恶报，这样的前例是很多的。我只是为了你，被迫害的国王，才感到悲伤；否则尽管欺人的命运向我横眉怒目，我也不把她的凌辱放在心上。我们要不要去见见这两个女儿和这两个姊姊？老李说，不，不，不，不！来，让我们到监牢里去。我们两人将要像笼中之鸟一般唱歌；当你求我为你祝福的时候，我要跪下来求你饶恕；我们就这样生活着，祈祷，唱歌，说些古老的故事，嘲笑那班像金翅蝴蝶般的廷臣，听听那些可怜的人们讲些宫廷里的消息……”

一星期前大哥曾打电话给陶月，告诉她如果顺利的话，手头的项目还有一个月就会结束。到时候他会直接回国，二哥也会整理好手头的事务尽快回来。小月，到时候你就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我们希望你能做你想做的事。不要有负担。挂上电话陶月有好一阵子没有回过神。不要有负担。这句话反而让她觉得负担。如果大哥没有说这句话，她也许可以轻松地离开家。但现在似乎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一个月后，她的生活会变回原样吗？她突然想起即将离开的那天，自己对父亲说，爸，希望你理解我。但父亲说，你是要抛弃我。陶月的心沉了下去。

她始终无法得知父亲的摔倒是否是一场预谋，像是先前哥哥们离开时装病那样。有时候她甚至想，也许连将自己从废墟中捡回家收养也是一场预谋。他在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准备。如果这是一场预谋，那父亲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了。他为什么希望自己留下来？是因为他早就知道两个儿子在身边留不住，而这个从泥地里捡回来的女儿才会是最终留在他身边的那个人，无论是出于道义还是真情；还是说，无论是谁，他希望有一个人陪伴在他身边，这样，等死亡真正降临的时候不至于那么惊慌。陶月替父亲想到了上百种理由，但没有一个能让她获得完整的答案。

“……老李继续说，我的小利，天神也要焚香致敬的。我果然把你捉住了吗？谁要是想分开我们，必须从天上取下一把火炬来像驱逐狐狸一样把我们赶散。”

她扬起头来看着父亲。他双肩颤抖，眼泪从他深陷的双眼中簌簌落下，仿佛泪腺已经弃守阵地。父亲的哭是无声的。只有眼泪滴落。他面无表情地流着泪。也不能说是面无表情，他脸上的肌肉抽动着，但看不出来他究竟是悲伤或者是别的什么。他的眼睛一眨就有一串泪水跟随着落下来。阳光将这串眼泪照得亮晶晶的。陶月不想阻止父亲。他是时候哭一场了，无论他哭的原因是什么。也许她也该哭一场。日子还长，他们有很多时间去品味对方的眼泪。

下午四点，李姐从外面打开房门。她走进客厅，看见雇主家那位姓陶的老人背对着她坐在窗前。轮椅底部的位置坐着他的女儿。那姑娘的头枕在父亲瘦弱的双腿上。他们面向的地方，是平静闪光的海面。李姐觉得，这样的场景很好。虽然说不上温馨，但就是感觉很好，让人能轻易地平静下来。她叫了他们一声，没有人回应。她将菜放在客厅一角，向他们走近了些。这时她注意到，老人的一只手正放在那姑娘的肩膀上，而姑娘睡着了。老人并没有看她，依旧两眼注视着前方。远处，有几只海鸥飞了过去。他的目光平静而深邃，向远方延伸而去：仿佛穿越了码头，穿越了海面，穿越了更远处的层层楼房，停留在某个外人无法描述的深处。

【作者简介：徐小雅，1987年生于广西南宁，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钟山》《南方文坛》《当代文坛》《广西文学》《青年文学》《雨花》等，有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转载。出版有个人小说集《少女与泰坦尼克》《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