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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梦与生活的别裁:华清诗歌印象
来源:《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4期 | 罗振亚 胡清华   2022年07月07日16:27

有一种想象力,它触角朝外,远离我们,在陌生中寻找惊奇;还有一种想象力,它向内探索,在我们身心中,深挖存在的本质和永恒。它们在华清的诗中共同交织,成为一片梦境。形式的想象赋予梦变幻的生命,物质的想象则使梦更具分量。

“梦”在华清的诗中频繁出现,有时,它作为一首诗的部分出现,“他梦见自己身体里的水/在减少”(《枯坐》),“炊烟点起安详的梦境/梦境在一片黑暗中闪着就要熄灭的光焰”(《生命中的一场大雪》),“光线里有慌张的飞虫/蝙蝠的跳蹿阴鸷而轻薄,时光机/哔哔地响着,被嵌入了情节和/梦境”(《露天电影》)。有时,它就是一首完整的诗,如:兄弟的《春梦》一如他酒醒后的讲述,《梦见》中的他上演了自身的坠毁,玻璃屋随着《梦境》逐渐消失,祖母的亡灵潜入孱弱时的《梦境》(另一首同名诗)。还有时,它没有被显性标明,却成为诗歌的支撑:《中年的假寐》做了一场关于命运的梦,《从诸神的方向看》在梦中观望人间,《蜘蛛》成为我在梦中的化身……华清的诗,经由幻梦的形式,对生活进行重构和别裁,无论其中的事物是具体还是抽象,都经常呈现迷惑和恍惚的气质,指向着不安和神秘。

一、梦境中意识的楔入

梦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它不像树木、金石等有形的固定物体那样坚实可控,而是朦胧,甚至可能荒诞,它的质感通过感觉的接受传递,形体无法对其提供全部佐证。它的内部信息量庞大,瞬息万变,仿佛一团混沌裹挟着无重力的迷雾或雷霆万钧的闪电。然而,正是这团无法明确分析的混沌,反而却更容易包容驳杂繁复的内涵,生发可能性。

在《枯坐》这首诗里,华清结合两种方式制造了一场梦境:第一,即为显在说明,“他梦见自己身体里的水/在减少”,为梦的编织预先做铺垫,当然这只是一个引入,第二种则是将梦境的特征隐藏在诗写中,使一场梦境的开展和完成过程贯穿于整首诗中。

首先,具体形象是意识在梦境中的代表,在处理抽象意识时,华清的想象表现得既开放性十足,又如在梦中每一种形象都连接着自我认知,认知的内容不为人所知,但意识改变的具体过程却清晰可见,这样一种明确的模糊性既增加了诗歌的深度,也生发了可能性,让在幻觉状态的梦中实现感觉的转移,呈现他者与自我融于一身的哲学命题。

其次,不合理的对俗常物理规则的悖反是梦的常态。看见身体里的水,听见血液的流动,看见人形沙漏的流逝,看见自己的一半倒下、另一半站起,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这些都只能发生于梦中。形象的动态演变实际朝向自我指认,实体物像虽然具体可观,但在一开始的引导就不在于真实,它们的存在并非要让阅读者确证“他”身体中真的有这种变化,因为显然,他无法看见现实中自己血液的流动,所以直截了当地告诉阅读者:这是一场“梦见”。一方面,梦的场景表现出于不合理;但另一方面,梦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它被允许将不合理叙述合理化。跳脱的想象的漫游皆具备真实性,内部象征世界和对生命意识的重新立像,个人的内视与旁观奇异地被理解了。

同时,梦想的诗是想象因素与现实因素相结合。“当人们处于异相睡眠期间,如果将其唤醒,被唤醒的人往往会说他们正在做梦,所以人们一般认为,做梦是异相睡眠的特征之一,研究发现,人人都做梦。”(1)现实与梦境重叠,意识半朦胧之时,自会扩展,华清的梦就包含了这一刻。梦应该是轻松舒展,但这一刻,是清醒的意识与无意识拼力争夺的点,似乎身体的精神全聚焦于大脑最顶端,意识被极细的丝线尖锐拉扯,即将顺着“梦想的斜坡”分散。入梦的自由和放松使意识得以扩散,想象力舒展,但诗人在造梦时,也在阻止向更深处的做梦状态的行进,可以说,一首梦想的诗,并不完全是陷入深度睡眠的状态,而更类似于进入或醒来的瞬间,这一节点的发生联结了想象世界与存在世界,仿佛一股不可抗拒力将二者同时拉向这一点,这是力最饱满的时刻,也是矛盾对冲相撞的瞬间,这一瞬间被放大成一首诗的长度,在《枯坐》中,描述成对出现:“他更静下来,终于听见耳边有轰鸣的声响”与“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有相似之处,“他听见那塌陷无声的/巨响,以及更深的静寂”,无可避免的颓势让人在面对倾倒时,挣扎和恐慌的感觉通过形象传递到极致。

我们无法确切得知,倒下去的一半是谁,站起来的另一半又包含了什么样的特质,或许是作为学者的张清华,或许是作为诗人的华清,抑或是其他,但我们看到了一场自我指认的完成过程,它通过一首梦想的诗作传达,而更令人惊诧的是,“所有的感官都在诗的梦想中苏醒,并形成相互的和谐,”(2)自然形态的梦境生长在在记忆的边缘,经常模糊不清,总会滑至消散,但当诗人在模拟梦的状态,或将梦付诸笔下时,做梦的“模糊”在某种意义上从意识转接到了想象力的自由组合与排列,诗歌的魅力亦在于此。

华清在诗歌中所展现的“梦”,或许与他对于“把创造力看作精神现象的认知方式”(3)的认同有关,在于作为学者时对“酒神”的推崇,“所谓‘酒神’状态……酒神创造了艺术,也引发了精神上的癫狂,或者反过来,精神的癫狂也类似于酒神状态,癫狂的人也类似于诗人……人只有在其生命达成了与世俗理性相抗衡的状态的时候,才会接近诗,或接近于一个诗人。”(4)在梦中,变换的想象、流动的意识、开放的所指、悖反和无理都在成就着华清诗歌的“酒神”气质,也是在如梦一般的诗写中,精神的“癫狂”愈显自然和游刃有余。

二、梦与深度意象

华清既是诗人,又是学者。思路清晰敏锐,编织精密合理,这是学者特点,在他的诗中自然有所体现。但,作为诗人的华清,更像一个做梦者,梦幻气质浓郁。梦,体现为不确定,不讲理,一再冲破感觉的界限。比如他对意象的使用,就十分具有原始冲击力,甚至,对巨大意象的使用也能随手使转,展现出“浩瀚感”。事物有牢固的恒定性,在这一类物质的想象中,个人能够意识到微不足道的自我,然而“浩瀚感”就存在于人的体内,当人们参与外界现实时,经常被现实生活钳制,从而使个人意识萎缩并顺从于微小,然而,当孤独一人,陷入冥想,沉入梦境时,它就复苏了,庞然的意识感就开始运动。

《中年的假寐》无疑就是中年人在做梦。诗中,风中“遮天蔽日”的“尘埃”令这个梦一开始就浩大而又错杂,“稀薄的空气”仿佛扼住咽喉,令“命运”痉挛,紧张感在弥散,“剧烈的咳嗽”则加快了诗歌节奏,隐含的急迫被打破,揪住心脏,诗行开始承受撞击。接着,横在天空的“羽翼”将这份重量在面积上大范围扩展,再以“羽毛零乱”阻断情绪的沉降,看似有轻有重,实则都是在不断加重。在这些意象之间,是人的“挺直了”的精神告诫。倔强浸透落寞,失重的悲哀感令人晕眩。然后,大的意象出现了,深海般的晴空不仅拥有大面积的本体,还撕裂了海洋与天空,拉远二者距离,延展诗歌的视觉和想象空间:深海是幽暗、诡谲、清晰度低的,它从四面环绕着裹覆、挤压,制造恐慌,令人窒息,置身其中,仿佛被掐脚踝,拉拽入深渊,无法挣脱。晴空高远、辽阔,本来应该是明媚、爽朗、使人见之心生愉悦的,然而此时却如同深海,如此一语,在视觉的想象中同时晕染出海与天反向背离的诡异状态,同时又共同交织成阴沉、浓重的低压环境。

但我的理解,最大的意象并非深海晴空,而是“怀孕的鲸鱼”。这个特殊的意象,借助视觉在观察世界时的直观优先权,直击心灵,使文字衍生出富饶的想象和力度,为诗歌的生存空间开疆扩土。大海如果是生活,是时间,鲸鱼,无疑曾经是“海阔任鱼跃”的那条鱼,充满过无边的青春、梦想和力量。但时光荏苒,忽忽已是中年,梦想还在,却已胎死腹中,无力分娩。而这种深藏体内又似乎已死去的希望,无形中已转化为负担,加深了身体的滞重,让人轻捷尽失,无力再翻江倒海。这样的意象,是中年的无奈,是对人的心灵和理想的摧残。配以大海蓝色的忧郁的视觉背景,奇诡而又悲伤,无法逃脱离开现世的躯壳,自然也无法拥有广阔的自由空间,却只能在不同明度的蓝中浸染、蔓延和自身的挣扎中,映照命运的晦暗,“生出这如烟的噩梦”。中年的悲剧不仅在于假寐中的荒凉,更是注视前路时,明了却无法遏制的生命的颓势,无可选择地踏入宿命的圈套,领受必然的路途,怎不令人扼腕。

对于中年的个体感受,本都是小的,但高明的诗家,却能随手写出浩瀚感,这才是这首诗的核心所在。浩瀚,是将小的个体我寄生于大的核心,从而触发灵魂那难以言喻的瑰丽而悲怆的震荡。这种震荡,催生了悲哀与哭泣的冲动,又被心灵和意象死死压住,从而使诗歌产生了难以遏制的冲击力。道理已明了,但动人的不是道理,而是意象对情感的拖曳、固定,是情感的不由自主的再经历和再消耗。华清使用“现场之浩瀚”进行了一次精神困境和诗艺的双重探寻,当这样的梦攫住人时,诗就在视觉的割裂中、在“巨大”的“浩瀚感”中、在现实和梦境的交错中、在“剧烈的咳嗽”中,无可遏抑地走向命运的悲剧,同时,诗艺也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它的征服。

三、梦的隐性体验与指涉

梦和回忆有着不解之缘,当回想梦时,它的内容总是表现奇异和混乱,即便是做梦者也难以厘清头绪,而荒谬、神秘、不易分析更增加了梦的吸引力,引得无数人去研究和探索这种微妙的状态。诗歌体验则应当从属于梦幻体验,梦只须无作为,只要求梦幻状态,在其中,人们就会看到世界凸显出来,静穆地遐想的时间越长,就越分明。

同时,诗歌写作在某种程度上与梦的产生机制有吻合之处。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潜意识欲望的满足,人在清醒的状态中可以有效地压抑潜意识,但当人进入睡眠状态或放松状态时,有些就会避开检查,偷偷地浮出意识层面,以各种形象表现自己,这就是梦的形成。梦是欲望的替代物,它是释放压抑的主要途径,隐藏在潜意识中的欲望之火由于现实的原因遭受压抑不能满足,而潜意识中的冲动与压抑不断斗争,形成一对矛盾,进而形成一种动力,以一种幻想的形式,促使华清写出了“刑罚,苦难,死……死亡从未止息,恶从未出离/人子的血已经流尽”(《达利:十字架上的基督》)。这般不断挣扎着、呐喊着的暴力诗句,体验一种梦寐以求的宣泄的满足。弗洛伊德还认为,作家富于想象的创造正如白昼梦一样,是童年游戏的继续及替代,是通过“想象”创造出的虚幻世界,而《坎布拉》正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坎比拉是一个梦境/它将在我记忆的夜空中重现/像一盏灯,一盏由命运的酥油/点亮的灯,照耀我俗世的悲欢/身后的轮回。”虚幻的梦变得可信,诗歌呈现出了“真挚”,虚构也成为真实,作诗一如造梦,而写作者的创作实际就是在叙述自己的白日梦。在诗歌的幻梦中,虚构与真实之间相互斗争、彼此背离,而另一方面又相互靠近,传递超越事物形态的真相。

华清的虚构不仅在诗歌的内容中体现出来,还表现在对现有意义的溶解和新的阐释,他有很多叙事的、回忆的诗都存在这样的特性。在阅读时,这些诗歌具体内容的真实与否很容易被搁置一边,不予深究,因为它们的立足点不在于叙事的可靠性,而在于虚构却真实的矛盾气质,以及诗歌所传递的涵义。《记忆中的拔河》是一首涉及回忆场景的诗,看似与梦无关,实际上,所有逝去的场景,在回忆中都具有了某种梦的气质,因为梦是活在过去的事物,是与回忆和虚构伴生的,在记忆的回想中,“人蜷伏在世间的某个空间,在那里,人自身与自己最接近,亦即最富有真挚性。在此所谈的‘真挚’并不有任何道德含义,而是‘深入自己’……亲昵自我关系是一种回旋式的反身运动,这种反身加上‘非现实’的梦想因子,人才能获得‘深刻’……这种‘深刻’充满着诗意,也许诗人给出诗意的那一刻,正是与自己最亲昵的时刻。”(5)这首诗,正是“反身”加上‘非现实’的梦想因子抵达‘深刻’的诗。它并不复杂,只是再现了一个拔河的场景,一个小的叙事,几乎每个人都目睹过这样的场景,但很少有人去开掘其中可能隐含的意义。显然,此诗的写作建立在真实的拔河上,但不仅是记录一场冬日的比赛,不仅停留于拔河之所以存在的表面理由——胜利。诗的内容是平常的拔河,胜利,却是所有人的梦。这首诗首先描述场景,然后就犀利地剖开了“胜利”,使“胜利”从发生的时间逃逸,将重心转移到了对人造事物或人为规定事物——如成功、失败、比赛等的质疑。在此过程中,作者完成了两件事,一是设置了一个旁观者,并任其“陷入遥远的回忆”,从事件本身到事件结果都彻底否认了“拔河”作为一场比赛的存在意义,从而达成了对“意义”的消解,这个“陷入”,不是一首诗的结束,而是在质疑中的开始。二是这首诗的虚构气质,场景不自觉地服从的虚构,清醒中隐含的虚构、真挚的虚构。一首诗经由对过往事件的再体验,挣脱了具象和原始条件的禁锢,在对遗忘的刮擦和当下情绪的搅打中,悄然完成了对其内质中重要丢失成分的打捞,从而建构了深刻性。

与清晰的论说相比,诗歌永远都是一个梦。所以帕斯卡尔曾经说过,不要怀疑诗人的不清晰,这是他们的职业性。或者说,对梦境的创设,也即对心灵情景的别裁,在类似梦境的现实中,总是有异样的感觉等待被体验,有更深的无法被命名的存在等待被发现。梦是沉默中的自由,是灵魂寻求到更开阔生存空间的方式。华清是做梦者,也是造梦者,他叙述中酒神的狷狂与晃然的日光混合后产生的不稳定的内容,总是迷离恍惚,隐隐酝酿着危险的风暴,也包含着关于我们生命的深处意识和对生命的本源性探索。

注释:

(1)郝滨:《催眠与心理压力释放》,第37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

(2)〔法〕加斯东·巴什拉:《梦想的诗学》,第8页,刘自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3)张清华、采微:《张清华访谈:在诸神离席的旷野》,《诗歌月刊》2016年第8期。

(4)华清:《形式主义的花园》,第167-16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5)〔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诗学》,第4页,龚卓军、王静慧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