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本文以2021年文学期刊上发表的中篇小说为考察对象，主要从叙事诗学角度解读文本，认为中篇小说回应社会焦点问题的能力有所提升，文体边界和叙事逻辑的辨识度更加突显，同时，关于“中国经验”的理解和把握上更趋细化和深化，在对社会问题和生命个体的多向度透视中体现了中篇文体的生气和活力及其所蕴藏的可能性空间。

关键词：2021 中篇小说 “中国经验” 个体诗学

与长篇小说相比，近年来中篇小说创作波澜不惊，在平稳中前行。长篇小说创作受到更多关注，原因首先在名家效应，王蒙、贾平凹、王安忆、冯骥才、残雪、迟子建、余华、林白、李锐、阎连科、麦家、刘震云、胡学文等中国当代经典作家都推出了具有阶段性和标志性的长篇小说。其次，从规模来看，长篇小说创作繁盛的态势依然是抢眼的，在叙事艺术上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准。相比之下，在中篇小说坚持耕耘的名家并不算多，而创作主体更多是70后、80后甚至更年轻90年后，当然也不排除少数名家练笔助阵，为近年来中篇小说创作带来了多元景观。总体来看，中篇小说回应社会焦点问题的能力有所提升，文体边界及其叙事逻辑的辨识度更加突显，同时，关于“中国经验”的理解和把握上更趋细化和深化，在对社会问题和生命个体的多向度透视中体现了中篇文体的生气和活力及其所蕴藏的可能性空间。

介入姿态与“在场”写作

新世纪以来，贴近现实生活传达时代精神的中篇小说多不胜数，但事实上文学介入现实的能力一直是不容乐观的。这一说法主要是与新时期中篇小说介入生活的深度与广度相比而言的。新时期中篇小说创作之所以繁荣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学介入现实的气脉十分强劲，创作主体感受中国复杂现实的艺术触觉也相当敏锐。近年来中篇小说对我们这个时代热腾腾的现实生活抱有强烈的参与意识，文学深度介入现实的能力出现逐步恢复的迹象。近期中篇小说尤其在文学介入中国现实的方式与表达多元的“中国经验”上做出了探索。

近年来中篇小说在城乡文化视域中透视社会边缘人群，揭示他们在都市现代文明与乡土农耕文明夹缝中的生存现实与情感际遇。肖江虹《南方口音》在城乡文化视域中观察代际矛盾。两代人从口音问题引发的争端演化为两种文化的对峙。作品在现代文明与原乡文明之间的交锋中揭示“乡音”在现代语境中的尴尬以及语言作为生存常被遮蔽的世俗性与功利性。胡学文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复杂性给予持续跟进，在新作《跳鲤》中，为了在城里站住脚跟，主人公在卑微的生存中如履薄冰，在对物质的追求中陷入悖论的深渊，最终不得不以婚姻的解体为代价。作者以婚姻变奏曲的模式重新梳理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展示了农民工面对权力、金钱的痴狂心态以及陷入困境后的奋力挣扎与复杂情感。无法跳出宿命之境的小人物同样出现在胡性能《三把刀》中，外卖小哥刘文明携妻进城，扎根城市不得而反被羞辱，老杭老实本分却屡遭骗局，余庆表面风光而实则亡命之徒。爱恨情仇交织在情节冲突与人物关系之中，营造出隐秘晦暗的艺术氛围。作品以网状的叙事模式呈示了利益链条中生命的脆弱与生存的荒诞。同样是网状结构，三个人物之间利益链条关系在邱振刚《夜风已冷》的叙事中，对应为马顿、田璃月与闻一梅三个人物，而笼罩在陷于圈套的灰色人生上空的依然是上一辈人的仇与怨。这似乎昭示出后底层叙事的一种路径：聚焦于某个精神原点，由此引出灰色人物不乏荒谬的悲剧人生。作者对城乡文化视野中个体命运的理解完全超出了中国现实的表象，而在荒诞化的叙事结构中呈现出生活的多种可能性。

近些年来，中国出生率连连走低，人口老龄化问题愈来愈突出。老年人生存所面对的诸种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中国问题。在文学领域，老年人的生存现状持续成为近年来作家关注的焦点。陈仓《桃花铺》以诗化的老年想象突入人物灵魂，从陈老汉心理视角铺开关于儿子归来的虚幻之境。儿子所生活的大都市和桃花铺之间的距离在这种想象中无限延伸、放大，凸显了老人孤寂中的凄凉与自我灵魂安放的落空。与这种无望的孤苦不同，文珍《有时雨水落在广场》中的父亲不仅被孩子所接纳，而且广场舞中邂逅知音，暗通款曲，然而，发展成为伴侣的努力终究还是徒劳。如果说感情上的搁浅是老年人面对孤独的另一种阐释，那么，王手《云中飞天》、范小青《渐行渐远》的主人公则以不屈不挠的主人翁姿态积极面对老年生活。王手小说中的女主公为了摆脱晚年的空虚，试图到舞蹈团队“云中飞天”寻觅新的生活空间，然而这里绝非安度老年生活的乐园，而是不折不扣的争权夺利的场所。领舞者之间的勾心斗角在这个松散团体的世俗日常中被推向极致，而这个团体的创办人在几个女人的投怀送抱中充当“昏君”的角色。这种氛围用乌烟瘴气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如果说融入舞蹈团只是一种“误闯”，不但不能让老年人摆脱孤独，反而深陷世俗的纷争之中。那么，范小青的创作正是从中受到启发，试图在不能荡起一丝涟漪的老年生活中制造些许“生趣”。作品描写倔老头子虽年逾古稀却不愿服老的种种行经，而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举动背后是内心的反抗，而这种反抗只是一种幻觉，甚或一种“强撑”，最终成为自己或他人的“累赘”，结果当然只能是对“老去”的认命。就老年题材小说美学特征来看，上述作品突破了以空巢老人为主体的悲苦言说，通过这个群体在生活场域自我开拓中的遭遇，探究老年生活的种种可能，隐含着作者深切的人文关怀。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变革转向深层次问题，无论的国家机制体制还是社会民生问题，都出现了新情况。近期中篇小说直面新时代语境下社会问题的症结，使现实主义文学在批判立场中走向深化。熊湘鄂《后遗症》看似通常所说的“底层叙事”，但实际上包含了官商勾结、“拼爹”问题、消解崇高等多重主题。主人公莫厚实酒后英雄“救美”，铸就了他的道德光环，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反而使其家人连连受到报复性恐吓，而过着战战兢兢的日子。更严重的是，由于曾经改名，他再也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去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主人公身份的难以确证，不仅传达了作者对官场腐败的批判意图，也暗示了瞬息万变的时代语境下人对“自我”的叩问。杜斌《马儿啊，你慢些跑》聚焦传统民族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困局，以豆腐文化博物馆建设用地的迟迟不批来追根探源，对所谓优先发展高端产业而把文化产业抛在脑后的狭隘观念提出尖锐质疑，同时也照见了当前产业优化升级形势下人心的浮躁与市侩。余一鸣《请代我问候那里的一位朋友》同样显示了现实主义批判锋芒，通过昔日贫困生在非常态“成长”中心灵畸变的悲剧，表达了作者对高智商人士迷失在市场主义怪圈的隐忧。人才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滋生了不少非法商业运作团体，而那些看不见的手在暗中影响甚至操控人才评价系统。高智商人士破坏社会公正的事情在暗中进行，这个问题的提出无疑显示了创作主体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

新时代“中国经验”的多向开掘与多元讲述意味着主旋律叙事的深化，是近期中篇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上述作品关注中国问题与时代命题，直击当下生活现场，彰显了在场主义写作理念。而同时，正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揭出病根，引起疗救的注意，这种问题意识已经成为创作主体的自觉追求，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表现的深切”，也是评估文学的原创性与审美性的重要指标。

在艺术中参透生命的密码

现代文学史上，优伶和民间艺人形象在郁达夫、老舍、赵树理等现代作家的小说中就出现过。近年来中篇小说创作延续了这个叙事传统。在艺术中体验生活、开掘生命意蕴成为近期中篇小说创作的重要面向。陈集益《大地上的声音》、王松《梅花煞》就是体现这一叙事路数的中篇佳作。如果说这些作品借助传奇艺术人生的讲述激活了被主流历史所遮蔽的民间艺人身上所蕴藏的人性光辉，那么，冯骥才《多瑙河峡谷》、韩东《临窗一杯酒》、东君《零号情人》等作品也许并不直接从优伶的艺术生涯展开叙事，也没有把演绎过程当作故事的核心要素，而是直接面向当下世俗人生，在生活艺术化和艺术世俗化的双向轨道中推进叙事，在戏剧化的结构中参透生命的密码，展示一种荒谬的生命状态和人生状态。

然而，艺术在小说中并不具有本体地位，而是探察人物命运之可能的窗口。冯骥才说，可能性是生活的本质，生活充满变数与无常，谁都有可能稍不留神就会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多瑙河峡谷》就是对人所面对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所限定的诸种可能性的探讨。女主人公肖莹待人处事全凭感觉，犹如她跳舞绝非只是表演，而是为了释放身心的能量和对美的感觉。在男友是否去国外发展的问题上，她也是全凭一时的兴致顺水推舟，以致葬送了一段美浪漫的爱情。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她又不免轻率地选择嫁入豪门，把感情的天平转向世俗，走向另一极端。小说用舞蹈语言暗示了这种戏剧性的情感裂变：一只失群而落寞的白孔雀在一片虚幻中化为一种“孤独的美”，情感变故之后没有了“痛苦的挣扎”，而是陷入了失魂落魄的迷茫与彷徨，落入俗套，流于肤浅。正如上面所提到的，肖莹的舞蹈是一种本色表演，当然也是其思想裂变的自然显露。从故事演进模式来看，如果说冯骥才在情节设置上所遵循的是艺术人格的演变逻辑，那么，韩东则把人物的言说方式作了诗化处理，抑或是在小说中生活本身被诗化了。小说中齐林是当代诗歌权威，毛医生是诗歌发烧友，而齐林岳父生病住院让两个人有了交集，毛医生用诗歌语言暗示病情，而齐林自然也能领会其中三昧。诗歌语言的暗示性既回避了对生死敏感话题的直接言说，又能诱发读者微妙的联想。同时，父亲最终的死亡成就了玫玫在诗剧中的本色表演，她仿佛在与亡父的灵魂对话，能自如地出入疯狂与清醒两种状态。她的艺术灵感来自失去亲人后精神陷落的状态。这也正契合了诗剧主题：个体的毁灭并非死亡，而是人还活着，内心却已经垮掉。很大程度上，玫玫的本色表演是缘于失去亲人之痛，这种情感体验也如同齐林向毛医生透露诗歌创作的秘密，在于从自己的经验中挖掘素材，方可写出具有个性和审美辨识度的作品。玫玫把自己的情感体验投放到演艺中，也是一个将生活艺术化的过程，换句话说，世俗的生命最终在诗剧的表演中获得升华。

行为艺术在东君《零号情人》中不只是作秀的花招，也不只是为小说营造一种艺术气氛，而是切入一种人格，深入人的灵魂。所以，解读这样的小说不但要通晓行为艺术的发生学，同时也从心理学视角去把握人物心理形成的深层原因。确切地说，控制与反控制是这部小说中行为艺术的发生机制。小说主人公苏教授的控制性人格源于她的初恋，也就是小说中指称的“零号情人”，一个艺术系的女学生。她患有深度抑郁症，异于常人之处在于，需要一种基于强迫症的被人施虐，才能获得生命的平衡。初恋女友的畸形心理需求为苏教授控制性人格的形成提供了原始依据，被他戏谑地称之为“灵魂附体”。他需要异性伴侣充当一个可以受到操控的机器人，随时等待接受他的指令。苏太太就强烈感受苏教授这种控制性人格，而且深受困扰。基于这种病态心理，小说接下来的情节就似乎顺理成章了。苏教授需要借助艺术的力量，使自己获得精神自救。一次行为艺术展让他结识了艺术系女生树懒小姐。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把他们的交往和互动看成一次普通的“艳遇”，而是把苏教授与女性的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被他称作“一次与艺术的邂逅”。艺术与现实界限的混淆让他完成了一次致命的行为艺术表演。别有意味的是，小说中提到两个“协议”。一个是行为艺术意义上的协议，一个是现实中情欲意义上的协议。第二个协议最终也未能签订，但在他的意识中，树懒小姐忽然“变身”为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德尔沃作品中的裸体女人，这种形象被赋予了机器人的精神特质。这使他在一种灵魂附体的状态下混淆了自我与他者、控制与被控制的疆界。关于初恋情人受虐的回忆性演示中，树懒小姐就像机器人那样，接受其指令并按住其颈动脉，致使他在性爱的战栗中死去。无疑，这次行为艺术回应了初恋女友生前的精神诉求：在性与死的边缘游走。

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也充满了艺术。从思维特征上看，两部小说都打破了传统的日常化和生活化的叙事思维，而是在艺术逻辑与日常逻辑的对接和交织中展开叙事，丰富了小说的精神空间，提升了小说的美学品格。

以“物”观“道”的小说美学

就小说美学而言，葛亮《瓦猫》和孙频《天物墟》不能不说是异常惹人注目的作品。两位作者都是近年来文坛实力派小说家，但读者或许首先对标题感兴趣，它给人的陌生感，指向的是写作过程中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两部作品都在人与物的关联中切入叙事，在关于“物”的探究中呈现人与自然的神秘关系。然而，两部小说与近些年流行的以“物”来运思的小说不同，如王安忆长篇小说《天香》和《考工记》。虽然长篇小说与中篇小说在文体上有所差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小说另一种极端走向——“物”化叙事的艺术感知。严格来说，阅读《瓦猫》和《天物墟》，不啻于“观物的过程”。在这里，“物”与“人”融为一体，成为小说中的双重主体。主流批评总是把“文学是人学”奉为金科玉律，并把这种认知和界定不断本质化，无形中对“自然”在文学中的呈现构成一种遮蔽。这使人类中心主义在文学领域的渗透变得畅通无阻，变得理所当然。在这种理论背景下，“物”依附于人类进入审美领域，而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基于这种传统认知，笔者认为：文学是“人学”，当然不错，但同时，文学也是“物学”。小说的志向不仅在人类本身的自我关注，而应把“人”与“物”、人类与人类自己创造的文化贯通起来，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某种精神联系，使小说史成为昆德拉所说的勘探“存在”的叙事体系，以此打开一个小说探索精神场域的新空间。

葛亮近期致力于匠人系列小说的创作。《书匠》《飞发》在“人”与“物”的关联中开启叙事，承续了当代文学中探寻传统文化氛围熏染下的生命张力的叙事传统。寻根小说就是从审美的角度对民族文化与本土经验中人文精神的审视与挖掘。葛亮寻此脉络进入文学想象，在与传统文化对话中发掘人情伦理与精神风骨。作者以匠人生命体验作为审视传统文化的切口，从中发掘某种精神品格与人性光辉。作为“匠人三部曲”收官之作，《瓦猫》的叙事延续了小说审美中的“物学”思维，关注“人”与“物”的精神关系，然而与前两部作品又略显不同，这部小说审美视野更加开阔，历史现场更加鲜活，人物命运更具传奇色彩。它以“圣器”瓦猫作为连接民间与知识分子的链条，沟通以工匠为代表的民间文化与高层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家国情怀。瓦猫是神兽，具有神性，是威严和辟邪的符号，关乎人间生死，神秘地影响到世俗生态。小说以采访者视角讲述故事，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不断切换，容易让读者产生一种恍若隔世的审美效果。昆明龙泉镇文语所的学者就是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这里留下闻一多、冯友兰、金岳霖、梁思成、林徽因等大师的足迹，他们为大后方捎去的不只是文化知识，更是一种人格精神，一种人文风度，一种家国情怀。作者力图以点带面复现抗战期间大后方知识分子的生活史，他们的人格魅力鼓舞着军民的斗志，闪现出知识分子的生命光辉。同时，随着采风者“我”的视线以及对瓦猫制作过程与文化传承的解密，读者不但感受到民间文化的魅力，也能领略到少数民族的精神信仰。而匠人精神、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趣味、爱国情怀之间的勾连中，瓦猫制作传承人荣瑞红起到关键作用。她与研究生宁怀远的传奇姻缘为小说中有关历史的宏大想象填充了人间烟火味，冲淡了冗长追述的枯燥与单调。

在80后作家阵营中，孙频是颇具潜力的写作者，也是审美辨识度很高的作家之一。《天物墟》充分显示了孙频叙事在同辈作家中的审美异质性。叙述方式上，这部小说与《瓦猫》都采用了第一人称视角讲述故事，在叙述者身份以及由身份所决定的叙述语态却颇不同。后者是以学者视野观察战争年代的历史现场，揭示“物”之神性对人的精神辐射，而前者叙述者是一个失业了的落魄中年男子，他的视线把读者带到一个神秘老人的身边，目睹了那些在“人”与“物”对话交流中产生的精神奇观。从人物形态看，如果说葛亮匠人系列人物属于技术型人格，那么，孙频的小说人物属于冥想型人格。在《天物墟》中，“物”都是有生命的，属于有灵之物，而小说主人公就生活在关于“物”的冥想世界中。在小说开头，父亲关于“玉壁”的讲述，就是把玉石当作活物看待的。小说主人公老元更是沉浸在关于“物”的演化史的冥想中：

古玉虽美，但大多来自枯骨和腐尸身边，有的古玉进过地下不止一次，出来，再进去,再出来，再进去。有的还沁有人血，不要对它们太过痴迷，就能破除迷障。古玉的美其实是很可怕的，是用幽玄之气和漫漫时间一点一点堆出来的,像古玉上的牛毛纹，很是珍贵，可那需要几千年的时间才能缓慢形成。器物本身不过是种障眼法，不要想着用这些器物来换钱，因为值钱的其实并不是器物，是住在它们里面的魂魄和时间。破除了迷障才算真正和它们有了缘分，你养它们，它们同时也在养你，就是有一天它们离开你，去了别人手里，你们之间养出来的气息还在。它把你养出了一点尊贵气，你把它养出了最温润最美好的玉色。

在这种冥想中，一个奇异的审美空间被打开了。看似沉默、静止的物件，经过老元的阐释变得生机勃勃，变得充满玄机。物随人走，埋入地下，又被后人挖掘出来，反反复复，轮回循环。老元的冥想机制表现在他与“物”的对话，在对话中建构一个“地下的世界”。小说写到老元几次生病，都要把油灯点亮，对着一堆文物絮絮叨叨，面向文物虔诚作揖。阅读这样的作品，不能不让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感油然而生。通过这个人物的书写，孙频不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别样的生命标本，借由老元精神自守的人生形式展开形而上的存在主义思索，而且通过老元对待“物”的态度及其精神信仰，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私、卑俗与狭隘。

女性书写中的性别诗学

一般而言，关于小说中的女性书写，女性作家侧重于女性自身生命体验的感性书写，体现出鲜明的女性主体的性别文化意识，而男性作家则更多从宏观的政治经济视角观察女性的命运，性别色彩处于潜隐状态。当然，由于时代语境的差异，这种概说很难囊括有所女性书写的特征，难免让人给出反例而受到质疑或反驳。池莉、王安忆、张辛欣、铁凝、范小青等50年代出生作家的女性书写就属于这种情况。就近期中篇小说来看，写作的性别差异固然存在，我们不能截然否定这种差异，但至少可以对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在女性书写问题上的固有成见做出某种修正。笔者试着从文本中找到关于女性书写视角和模式的差异，进而从创作主体性别差异的角度探寻导致叙事诗学不同形态的深层因素。

在女性书写中，鲁敏《味甘微苦》、杨映川《没有你之后》、姚鄂梅《背风处》等作品把女性的个体命运放在家庭伦理中阐释，关注婚姻家庭中两性关系在极端化情境中如何变异的过程。无论是弱势女子在感情骗局中的陷落，还是被困于猜忌中坚韧又不免狼狈的生存，抑或是怀孕在身却痛失爱人后的人生选择，创作主体把自身的生命体验灌注到人物意识中，并在家庭伦理的维度中无限逼近人性的边界。她们可能面临重重陷阱而不自知，需要背负精神重压，或在委曲求全中寻找生命之光。女主人公直面生活的不安感与危机感某种程度上来自女性作家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命体验，而男性作家则更看重女性之为女性的个体性，以超越传统世俗的视角探讨性别主体异于常态的生命形式。

70后作家王棵的女性书写不失细腻，在叙事语言上精细、准确，有趣，活色生香，他能敏锐捕捉到女性灵魂的冲撞与撕裂，以及女性逐渐走向觉醒的心理轨迹。《小小的火》中的母女关系是整部小说的审美视点。作者以南慕美在失踪20年后贸然闯进女儿陶樱樱的视野开篇，而把过去20年母女各自的生活及其矛盾暂时搁置起来。对陶樱樱来说，母爱基本是缺席的、甚至在儿时也没有给她留下多少好印象。所以，作者从代际矛盾出发，消解了母女团聚所应有的温情，以别开生面的人物关系设置开启了情感清算与自我辩解的叙事机制。从叙事视角看，小说采用了变动性视角，由南慕美和陶樱樱交替视角展开叙事，与此相对应的是“女人看女人”结构模式。一方面是南慕美对自己风韵犹存的姿色自我欣赏自我把玩，处心积虑捕猎有经济实力的单身男性以求安顿之所，同时，她祈求陶樱樱的接纳，开始新的生活，却发现自己在女儿心中的地位竟然不如一只宠物猫，只能悲哀地再次离开。另一方面，对陶樱樱来说，母亲在“泼妇”与“琼瑶女主”之间随意切换的形象让她无法接纳，她对母亲采取了回避、抵制和质问的态度，盼着母亲按照协议在十天之后从家里搬出去。当然，在这种对峙中，双方也不乏寻求和解的念头，并将之付诸实践：

昨晚，南慕美就体会到了陶樱樱的表里不一。表面上，她不错过任何一个可以鄙薄南慕美的机会,内心里,却关心着南慕美:她为南慕美放了满满一浴缸水，并调到最适宜的温度;她让南慕美睡主卧，还换上了不久前她在单位抽奖得到的一套昂贵被套;半夜,南慕美做了个不好的梦，大声把自已喊醒，次卧的陶樱樱飞快地跑过来查看……

如果把这种和解姿态解释为一种血缘关系的作用，不免有失片面。笔者更倾向于把它作为心理学阐释的案例来分析。换言之，母女之间和解更是出于一种心理上需要，一种彼此取暖的向心力的作用，因为母女都陷于各自情感困局中。南慕美抛夫弃女，远走他乡，风流成性，享受彻底“放飞”的感觉，却以情人旅美华侨死后被其家人扫地出门而收场，这对骄傲一世的南慕美无异于致命一击。而陶樱樱在母亲出走后受到继母的虐待，在男友关爱下抵御生活中由亲情空缺所面对的孤独。这种孤独以及母爱缺失所造成的心理阴影，又为隐含作者展开人物的心理分析提供了审视的视角。陶樱樱的自卑与其聪慧的天质是不相称的，而这种自卑主要缘于母亲私奔的绯闻在幼小心灵投下的黑影。这使她总是以否定的眼光看待周遭一切，陷入一种阴郁的状态，正如男友不经意间透露的评价：“她真的太没活力了，整天死气沉沉，一点精神劲都没有”，“叫她说句俏皮话，她都得使出吃奶的力气”。小说以人物心理视角展开叙事，以陶樱樱的眼光打量母亲的形象，发觉母女之间的鸿沟原来如此之深，在个性、习气、思想观念上几乎是两个极端。一个活得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不厌其烦地通过舞蹈来向男性展现自己的魅力，而另一个静于思索，如“一堆灰烬”，表现出女性精神畸变后所特有的阴鸷。这种反差的存在，意味着母女相聚之日便是再次分开之时。对人物的心理分析体现了王棵小说极端敏感的叙事特征，他洞悉到两种人格纠缠与碰撞的种种可能：

她难道对南慕美还有不舍吗?不!她跟南慕美已亳无感情，对她有一一点点依依不舍的念头，都是可耻、愚蠢的。陶櫻樱扯了扯头发,用力、快速地把头摇晃了几下，想迫使自己不去想旁边卧室的南慕美。居然做不到。南慕美的即将离去，让陶樱樱想到了过去二十一年来南慕美的漫长失踪。它如同个黑洞，深邃而辽阔，一日陶樱樱被它吸附进去，便立即有种没着没落的感觉。现在，南慕美即将到来的离去所带来的未知长度的新的消失，在陶櫻櫻的想象中，是如出一辙的另一个黑洞，同样让陶櫻櫻心慌。毫无疑问，她害怕这个新的黑洞诞生。

这段文字描写陶樱樱面对母亲再次离开的矛盾心理，在一种张力结构中把心理分析引向深入。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把道德优势毫无保留地赋予心灵受伤甚至扭曲的陶樱樱，而在小说接近尾声之际抛出了让读者颇感意外的隐情：表面逍遥自在又放荡不羁的南慕美竟然是胰腺癌患者！但为了保持一种体面的生活姿态，她最终也未向前夫和女儿透露这个秘密。这就对其痴迷于动态的生命体验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只有保持动态才能让她活在此刻，不必思考那些形而上的终极命题。

在传统认知与想象中，母亲是仁慈、奉献、宽容与爱的代名词，在潜意识中赋予某种神性色彩。在对母亲这个名词的理解上，艾伟《过往》与王棵《小小的火》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把镜头对准一个“不靠谱的母亲”试图解构普遍意义上的母亲形象，颠覆传统的神格化想象。与70后的王棵相比，艾伟在人物处理上显出60后作家不同的艺术追求。与南慕美相比，作为母亲的越剧演员戚老师似乎更绝情，在丈夫失踪的情况下抛下儿女，以便追求自己爱情与事业的“双丰收”。如果说南慕美是为爱而生的女人，那么，戚老师则更兼艺术细胞，伴侣的频繁更换是在艺术的掩护下进行的。但作者的悲悯情怀没有让这位母亲落入南慕美式的悲惨结局，而是让她在重病中迎来了亲子时光，也让读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同样感受到母性的光辉。

在艺术表现上，如果说艾伟和王棵对女性的命运不乏细腻而独到的感知，某种程度上刷新了我们关于母亲的认知，那么，葛亮则从文化的视角进入生命维度的，在传奇命运的书写中展现女性的信仰与情怀。《侧拱时期的莲花》。与民间匠人系列一样，这部小说依然取材于民间生态，聚焦于文化视域中的生命书写，追溯传奇女子文小姐与一种叫“黄壳齐眉”的香稻之间的神秘渊源，不乏学者化写作的特征，但叙事内核上又不同于匠人传记系列，而是把人物的传奇书写无限贴近世俗烟火，透着丰盈的生命血色。在所有稻谷类型中，“黄壳齐眉”特别娇贵，按说早被历史淘汰，但因聚居在莲花庵里被生活放逐的女子的耕作而神秘存活至今。逃难中的少女刘仙枝因为这种贡品级稻米才得以救活，之后融进了莲花庵的生活。通过刘仙枝的视角，作者把叙事导向一片世外桃园，一个偏离女性生活常道的空间。莲花庵主人文小姐本是逃婚到此的落难女子，但在良田的多年经营后被尊称为“十四夫人”。“黄壳齐眉”的丰收为她乐善收留投奔于此的伶仃女子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同时她又凭借独门“医术”替人治病。这种人生追求与其文化修养相映成趣。小说写到文小姐用钢琴弹奏出欢快而悠长的旋律。与文小姐优雅淡定的气质不同，刘仙枝出身寒门，带有与身俱来的俗气，在遇见后生李亦武后还动了俗念，甚至托周师奶“买俾”以满足智障养子阿咒的生理需求。葛亮把镜头对准一群非同寻常的女子，将她们的故事置放在类似于庙宇的世外之地，而这里没有菩萨，没有佛，也没有香火，更无善男信女，也无暮鼓晨钟，这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场域，生活在那里的是一群别有信仰的女子。作者以无限贴近世俗和日常的笔触，勾勒出女性独立于男权世界的生活镜像。

结语

文章合为时而著。新时代语境下的文学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需要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的新实践做出个人化的审美阐释。与新时期之初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需要文学去书写和表达，这个意义上，中篇小说创作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近期中篇小说创作显示了七八十年代之交文学回应现实的勃勃生机，但如何把握和提炼鲜活的“中国经验”，寻找与众不同的视角去呈现，又如何在“中国经验”书写中体现一个作家的智慧和识见，并对社会关切的问题做出回应，恐怕是每一个有志于以审美的态度洞穿历史与现实的作家还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注释：

a冯骥才:《把人物交给读者》，《小说选刊》2021年第12期。

b周保欣：《“名物学”与中国当代小说诗学建构———从王安忆〈天香〉〈考工记〉谈起》，《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

c艾伟：《没有普遍意义上的母亲》，《小说选刊》2021年第2期。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