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评贾立元《“现代”与“未知”：晚清科幻小说研究》
从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开始，科幻便搭乘着“新小说”的顺风车进入国人的视野。尽管当我们翻阅文本的时候，常常会因为其中怪异的想象发笑，但在这些充满矛盾的情节背后，却暗含着知识分子对当下与未来、衰亡与新生的思考。小说家们凭借天马行空的想象，在东方与西方、民族与世界、救亡与殖民、启蒙与守旧之间摇摆，报之以热血和虔诚，也尽显忧虑和挫败。有关晚清科幻的研究，也就不可避免地顺着这样一种思路进行下去。因此，厘清晚清科幻的文本、概念、知识来源，破除思维定势，找到科学话语与民族主义话语掩盖下的挣扎与抗衡，重新赋予晚清科幻小说时代价值，也就成了晚清科幻研究领域的重要命题。
《“现代”与“未知”：晚清科幻小说研究》
贾立元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年
一直以来，对晚清科幻的理论批评不算太多，但也绝非无处可寻。譬如，武田雅哉的《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史（上卷）》（2001年于日本出版，2017年于国内出版）给予中国科幻研究者的触动很大。作为日籍学者，武田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早期科幻的思想渊源、译介影响以及原创文本都进行了详细缜密的分析；Nathaniel Isaacson 的 Celestial Empire：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2017）追溯了中国早期科幻小说的发展史，从全球地缘政治和权力关系的角度展示了小说家们在殖民现代性下的文化认同焦虑，并对部分文本中的隐喻进行了考察；吴岩主编的《贾宝玉坐潜水艇——中国早期科幻研究精选》（2006）则收录了多篇晚清科幻研究的论文，是研究晚清科幻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贾立元副教授的《“现代”与“未知”：晚清科幻小说研究》的出版，既是对以往研究的补充，且对晚清科幻研究堪称里程碑式的存在。在这本书中，作者对晚清科幻小说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大量的考证，结合其擅长的文本细读方式和细腻的文风，构建出了一种全新的晚清科幻研究方法，对后来者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第一，它直面了晚清科幻研究一直以来所困扰的“标签问题”。这不仅是对以往究竟是使用“晚清科幻小说”还是“晚清科学小说”或是“未来小说”来命名下了一个清晰准确的评断，亦是对晚清科幻小说价值的重新评定。
进入文学理论的场域，首先要面临的元问题便是：“什么是文学？”进入科幻理论的场域，同样也要回答：“什么是科幻？”然而，这类关于本质的问题历来受到无数的探讨，却从未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后现代以来，理论家将目光投向了反本质主义。例如，福柯提出的“事件化”和布尔迪厄的“反思性”方法，它们告诉我们：只有回到历史的现场，理论才有被建构的可能。当然，“反本质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本质主义”，我们虽不需要对“晚清科幻”的概念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却不能不对晚清科幻小说的标签问题做一个梳理。
就像乔纳森·卡勒所提出的“杂草问题”那样，通过这些标签，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晚清科幻”的轮廓所在。在《贾宝玉坐潜水艇》的序言《晚清科幻小说研究述评》中，杨蓓曾不无遗憾地提出：“迄今为止，所有晚清科幻小说的研究者都没有结合晚清科幻小说写作和研讨的实际对‘科学小说’和‘科幻小说’这两个重要概念进行清晰有力的辨析。有的研究者眼中只有‘科学小说’，大包大揽，笼统论之；有的研究者虽然有明确的研究科幻小说的意识，但由于时间和资料的限制，这一工作没有真正开展起来。”[1]庆幸的是，这个问题在多年以后的《现代与未知》的绪论部分得到了解决。作者在书中对“政治小说”“理想小说”“哲理小说”“科学小说”几个标签的来源、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做了详细的梳理，揭示了求真的“科学”与虚构的“幻想”互相缠绕的复杂性，最后发现，不论使用何种标签都存在理论的缺陷，最后选定“科幻小说”一词，也绝非是以后来概念强行套入。他指出：“我们也不应该用现有的‘科幻’定义去评断晚清的作品，而应该用这些作品来定义科幻”，“晚清科幻的关键问题不在于故事中是否出现了技术幻想或者这些幻想是否符合现代科学认知，而在于一种现代目光的生成及其与未知之物的相遇”[2]。事实上，使用“科幻小说”一词，能更好地与中国现当代科幻文学连接起来，也为后文构建完整的中国科幻谱系做了铺垫。
第二，它试图颠覆以往对中国科幻文学源头的认知，从整体上打破晚清科幻研究孤立的壁垒，从而构建出一条完整的中国科幻谱系。
将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研究放在第一章，既承接了绪论，也是作者试图重建中国科幻谱系的努力。这篇未完的小说畅想了六十年后强盛的未来中国，并从“未来”开始追忆“革命往事”，在时间跨度上极为复杂。叶永烈将1904年荒江钓叟的原创科幻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定为中国科幻文学的诞生之作，而非1902年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背后是以“科学技术”作为衡量的标准。确实，《新中国未来记》在严格意义上不算是科幻小说，而是政治乌托邦小说。作者则认为，应把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作为中国科幻谱系的起点，依据之一便是《新中国未来记》中的时间观。《新中国未来记》中出现的时间换算错误，是其观点得以立足的关键。这表明，传统小说中的时间叙事在往“未来”这一问题上行进的艰难。这一点，在他的论文《“爱”在“末日”开花——梁启超与〈世界末日记〉》中也曾详细论述过。梁启超对“未来”的想象，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和大乘佛教生死观融合在一起，体现了当时的知识分子渴望在群治事业中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感。这些先觉者们的呐喊，背后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时间观、民族观、宇宙观。其实，问题并不在于其“未来主义”的时间观。张治就认为，像《新中国未来记》、《新纪元》这类对时间历法的关注表明，“晚清时候的科幻小说家，执于究竟以基督诞生还是以黄帝或孔子生辰纪元的末节问题，却看不到时间纪元的根本在于历法制度的先进性，妄议以不知究竟的技术和军事强势就足能力挽天行，实在未能窥破‘天机’。”[3]事实上，将《新中国未来记》视为政治乌托邦小说也未尝不可。毕竟在西方文学史上，乌托邦小说对科幻小说的影响可见一斑。
第三，通过对晚清科幻经典文本的重新细读，本书为我们展示了殖民阴霾下的民族主义话语下部分晚清知识分子“乌托邦之梦”的群像图。它驳斥了以往利用后殖民理论强制阐释晚清科幻的种种结论，力图将晚清时期的思想放置于整个中国思想史中进行考察。
第二、三章最重要的部分莫过于对吴趼人的小说《新石头记》的分析。如果说，黄锦珠最先发掘了《新石头记》的价值，并将论述的目光放在了小说中出现的三次“补天”情节上，作者则另辟蹊径，发现《红楼梦》中的“梦”与“镜”落到了《新石头记》里。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贾立元借用了帕尔塔·查特吉的“问题-主题”框架，构造出了“镜-像”的理论架构。这面不起眼的镜子，“既是用东方古镜照射西方文明的真与幻，也是用西洋宝镜照见古老东方的生与死。”[4]当西方的先进文明伴随着殖民侵略传入中国，原本的“天朝上国-蛮夷小邦”的关系发生了逆转，许多知识分子抛却旧观念，试图通过向西方学习来救亡图强。然而，暴力血腥的殖民入侵也使部分知识分子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分裂和混乱，这也是研究晚清小说中的一大难题所在。对于很多作者来说，通过学习西方富国强兵，进而殖民征服，主宰世界，正是复兴“天朝上国”的必由之路，但也有不少人将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视为超克西方现代性的重要资源，这使得诸多小说文本充满张力。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堪称晚清科幻研究中极其重要的文本，正与他高度的叙事技巧以及背后展现的复杂性有关。借助“镜-像”的隐喻，“文明境界”在“现实中国”与“未来中国”之间反复摇摆，吴趼人同样在理想与现实、文明与野蛮、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透过作者的文字，我们仿佛看到了吴趼人在怀疑西方批判工具的同时，还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上，试图将西方知识融入本土文化传统，构造一个充满本土文化的乌托邦的努力。哪怕这份美好的愿景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意识形态和道德诉求。
第四，它对晚清时期“身心改造”的种种技术进行史料挖掘，既对晚清科幻小说中的“荒诞”想象的知识来源给予了有力的支撑，也进一步揭示了这些知识来源在各个层面上对时人的影响，更敏锐地察觉出了其中所包含的后人类萌芽。
第四章的内容，也是对《人形智能机：晚清小说中的身心改造幻想及其知识来源》这篇论文的深化。作者将考察的重点放在了“心-物”想象的史料梳理上，内容涉及治心免病、灵魂、催眠术、脑电等等。它启示我们：许多在今天看似荒诞滑稽的想象，恐怕并非凭空捏造，而是有着广泛的知识来源、实践活动以及接受土壤。以催眠术为例，它从西方流传的动物磁气说发展而来，又经过报刊杂志的传播，在时人心目中逐渐建立起威信。由于其控制精神的作用，又引起了革命者的重视。这些有关精神的学说，也给予了他们变革社会的信心。杨念群认为：“知识精英通过西医使中国人的身体经破损而复原再造的历程，痛楚地感受着被凌辱的命运，想象着自己的国家就像‘病体’一样受人污辱、歧视和践踏，进而又把被治愈的病体想象成‘民族再生’的符号。”[5]因此，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下，国人的身体不仅仅是生理意义上的“身体”，更是一种政治隐喻。而晚清科幻小说中对于身体改造的想象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是关乎重塑国民精神和灵魂的形象化表达。更重要的是，作者精妙地发掘了晚清科幻小说中后人类的萌芽，更进一步丰富了晚清科幻小说的价值。
我认为，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正视了晚清科幻文本中所存在的种种悖论，抛开倒置思维，试图回到历史的现场，以一种人文主义的情感去理解作者的情绪和信念。其福柯式的阅读方式既避免了构建抽象理论所导致的虚辞，也兼具了趣味和严谨。略微有些遗憾的是，文中对于译介小说对科幻小说的影响，以及中西科幻的思想方式、艺术手法在文本中的融合与发展鲜少提及。在我看来，晚清科幻小说实则是中西幻想文化碰撞下的产物，它既受到了西方科幻小说的影响，同时也保留了本土幻想文化的特征。以乌托邦为例，知识分子们的想象不仅具有西方文明的视野，亦有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的前理解做铺垫。中西方之间相似的思想，是视域融合的关键。如何从文本中梳理出这些融合，从而进一步辨别，哪些是对他者的主动吸收，哪些又不失自我的独立和抗争，或许也是晚清科幻研究需要面对的课题。
晚清科幻研究缘何重要？其中一个理由是：我们需要知道，过去的人如何看待未来，正如未来的人如何看待今天的我们。作者自己也承认，写这本书的初衷，是想弄清科幻最初为何会在中国出现。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他也见证了那些天真荒唐的奇想背后深厚的家国情怀。当过去、现在、未来连成一线，一切的问题和答案其实早有根源。一个世纪以前，面对民族危机和唱衰之声，梁启超振臂高呼：“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这或许也是晚清知识分子们共同的愿景——想象“少年中国”有朝一日立于世界之巅。他们深切地热爱着这片土地和人民，也不无忧心和彷徨。这些被掩盖的呐喊、焦虑、艰难、热忱、憧憬，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之下，如同一粒粒的沙散落在历史的壁角。《“现代”与“未知”：晚清科幻小说研究》将它们一一拾了起来，透过这些声音，我们得以观照过去的轮廓。理解了过去，也就明白了将来。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杨蓓：《晚清科幻小说研究述评（代序）》，《贾宝玉坐潜水艇——中国早期科幻研究精选》（吴岩主编），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2] 贾立元：《“现代”与“未知”：晚清科幻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6-17页、第17页注释①。
[3] 张治：《东西文化碰撞中的天人怀想——晚清科幻小说与现代性》，《现代性与中国科幻文学》（吴岩主编），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4] 同2，第68页。
[5]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导言：医疗史的另一种叙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