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动而微的社会转型史“画传”
长篇小说《金色河流》中角色不少，但核心人物应该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称“有总”的穆有衡。这个在小说中一出场便已中风偏瘫、口垂涎水的老派企业家，是主导整个故事走向，决定情节进展，甚至奠定小说精神基调的人物。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资本家或企业家形象倒不是没有，比如茅盾的《子夜》、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甚至还塑造出了吴荪甫、徐义德、乔光朴等经典形象。不过，和上述资本家或企业家形象相比，穆有衡仍然是有其社会和历史独特性的。
从作品透露的信息来看，穆有衡生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困难时期，后来当兵，退伍后进入国有机械厂，90年代在战友何吉祥的鼓动和襄助下辞职下海……据此估算，穆有衡应属“50后”一代。而他从底层起身，靠当兵改命，后进入体制又离开体制，至最终发家……可以说见证了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转变，又在90年代以来的社会急速转型中亲历——甚至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性巨变。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艰辛、奋斗、欲望，乃至罪恶，构成了他波澜起伏、混沌多面的一生。而鲁敏以别致的结构和叙述方式所描绘的这个创业者或企业家的一生，完全可以看做是她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历史所作的一幅生动而微的“画传”。
当然，穆有衡的特殊性，并不仅仅在于他所身在或负载的社会历史之特殊。而更在于他对待这段历史的态度。这段历史更准确而言，即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发展史。如前所述，这段历史也是穆有衡本人的发家史。但这段发家史于穆有衡而言却既是荣耀，又是一笔沉沉的精神债务。其中，战友何吉祥是他最大的“债主”。这个跟他有过命的交情，对他不啻有再生之恩的战友和兄弟，当年一手把他拖出即将下岗的深渊，并亲手把他扶上了创业之路，然而在帮助他去外地洽谈业务时却不幸发生了车祸。在抢救苏醒之后，何吉祥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全部身家予以托付。可是，在巨大的恩情压力之下，穆有衡却做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他辜负了兄弟的信任，挪用了其家产，以其托付的基业为基础，穆有衡开疆拓土、建功立业；但同时，他也悄悄做着对死去的兄弟的“弥补”——寻找其女友沈红莲，不动声色地资助其遗孤河山。
如果说资本积累和扩张，确有其某种“原罪”的话，那么穆有衡的原罪，甚至其最大的原罪，消极处置何吉祥之死，并挪用何吉祥的家产。而穆有衡打探沈红莲下落，找寻并资助其遗孤，所显现的当然是穆有衡的一种赎罪态度。这态度，在穆有衡来说，很难说有多么深刻和强烈的道德自觉。但是当我们想到这一态度是鲁敏所赋予他的时，我们便不会怀疑：作家在此是试图通过创造这样一个背负着罪恶，某种程度上也在进行着一定忏悔和赎罪的人物形象，来表达她对于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态度。
这个态度，鲁敏其实从一踏上文坛，便表露出来了。从乡村题材的“东坝系列”，到城市题材的中产和底层生活描绘（《小径分叉的死亡》《镜中姐妹》《荷尔蒙夜谈》等），再到更倾重叙事实验的《奔月》等，鲁敏的小说总体所表现出来的，便是对于急速社会转型的一种批判和反省态度。《金色河流》一定程度上也延续了这种态度，但是相较于之前的那种较为纯粹的批判，这里的态度有新的变化。
纵观近三十年来的社会转型叙事，大致能分辨出三种比较突出的“态度”：历史化的呈现，道德化的批判，建设性的思考。前两种更常见，也常混溶一体。第三种态度则比较稀缺。原因应该也无他——相对于呈现现实，或对其作道德批判，提出建设性思考的难度和挑战性显然更大。但鲁敏在《金色河流》中却做出了尝试。
90年代社会转型以来，有很多社会性和文化性的议题出现，它们虽纷繁复杂，但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根本性的焦点，即如何看待金钱（财富）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如何看待和处理金钱（财富）与人的关系问题。由这个角度甚至可以说，近三十年来社会转型所出现的问题，那些社会性的矛盾、纠葛，那些个体化的焦虑、烦恼，都是处理这个关系失当所致。症结如此，该如何开解？《金色河流》有所暗示。
穆有衡以极其“穆有衡式”的方式将其全部遗产捐赠社会，这是“暗示”之一。但这个“暗示”未免还是有些戏剧化和理想化的成分。这种理想化的“暗示”， 还在穆沧（穆有衡的二儿子，从小患有精神病疾却纯洁浑朴如婴儿）身上，在凹九、昆曲身上。相对而言，在浑浊肮脏的“福利院”长大并沾染着浑浊肮脏的河山（何吉祥的遗腹女）；事事与父亲作对、一心摆脱其控制的王桑（穆有衡大儿子）；在名存实亡的婚姻中心理扭曲的丁宁（王桑妻子）；甚至还有“潜伏”穆有衡身边几十年的谢老师（穆有衡助手）——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暗示”似乎更为切实一些。因为他们最终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一种自我的反思、颠覆和成长。在这个过程中，穆有衡不自觉地成为了具有决定性的力量。所以最终我们看到，穆有衡的遗嘱被执行，携带着河山、王桑、丁宁等人的转变与成长，以及穆氏“梦想基金”的成立（穆有衡遗产取之于社会终用之于社会），这条由金钱和财富汇成的“金色河流”终于有了它健康合理的流向。
所以，这则名为“金色河流”的故事，有着极强的寓言意味。它的“暗示”是普遍性的，但它叙述的却是中国的故事，记录的乃是当代的历史。而这故事和历史，本就是我们曾经且一直置身的生活。每一代作家都有其生存和扎根的历史。对于鲁敏这一代作家，特别是“70后”作家来说，9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发展史便是其独有的“生史”。他们与这段生活和历史之间，相较于其他人，可能有着并不相同的构成关系。这也决定了他们认识、书写和记录它的方式。《金色河流》是鲁敏又一次自我突破的尝试，也是这一代作家对其“生史”的回眸与铭记。
（李勇，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