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去年年底，一位名叫陈直的年轻农民工在网上发起求助帖，希望出版自己翻译的哲学专著《海德格尔导论》，这引发了社会的广泛热议。在大众的印象中，“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无独有偶，湖北籍农民工吴桂春因为失业离开东莞时，在东莞图书馆留言 “书能明理，对人百益无一害的唯书也”，他的阅读故事同样打动了很多人。如今，越来越多的默默无闻的人因为自发创作、出版小说、诗歌，翻译理论书籍而引起大众的关注，他们热爱文史哲，在其中找到精神的寄托，并且自己拿起了笔，用独一无二的亲历者视角讲述自己的故事，记录他们平凡无奇的生活之下惊心动魄的瞬间。

近日，世纪文景“文学在生长”线上系列活动第四期中，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家梁鸿，作家、学者黄灯，皮村文学小组的成员，身兼育儿嫂和写作者双重身份的范雨素一起探讨当下小人物写作的意义，以及对未来写作的启示。

“底层写作”从何开始？听听她们说

无论是梁鸿创作的“梁庄三部曲”、黄灯笔下的回乡见闻和二本学生，还是范雨素的《我是范雨素》，都通过记录普通人的经历透视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谈及是什么样的缘起和动力开始关注这一数量众多但相对边缘的社会群体，梁鸿和黄灯不约而同地表示，最开始的写作是完全无意识的，源于自发的、天然的情感。二十年的农村生活在梁鸿的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种天然的情感力量强大，它促使梁鸿开始创作，并怀抱着热情不断地重返梁庄、书写梁庄。

黄灯真正的写作始于《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发表。这篇文章所引发的社会讨论让她发现文学也可以跟现实产生如此紧密的关联，由此开始看了之后一系列写作计划。进一步深挖，她的写作包含了一种自觉的“心理审视”——黄灯始终以自己为坐标，与周围人进形成一种参照，她更愿意通过这种参照来表现自己感性的思考。写《大地上的亲人》的时候，她经常想如果没有读书，而是和亲人一起南下打工会是什么样子？如果后来没有考取研究生，那么和身边二本学生的命运是否一样？人生存在无数种可能，一个偶然的因素就会改变一生。

最开始，范雨素和一起干活的工友们一样冷静务实，对文学没有任何功利性目的，也不觉得能靠文字赚钱。在皮村上课的时候，被因为张慧瑜教授默默奉献的精神所感动，有一种被重视、被看见的感觉，她在某节课后交了第一篇文章《名字》。范雨素觉得生活不易，人如蝼蚁，但是如果拿显微镜放大看每个人的一生，又都是波澜壮阔的，不如把自己的半辈子放大了写。于是，那篇“破圈”的《我是范雨素》应运而生。

打破“老板、育儿嫂、工人……”的身份，文学才能真正浮现

梁鸿、黄灯和范雨素的写作都与农村的变迁、底层民众的生存现状有着密切的关系。农村在城镇化进程后的无所适从，“农民工”进城为城市注入活力的同时又囿于自身身份的尴尬不得不时常陷入各种冲突，如何在避免自身偏见的同时克服外界对笔下群体的刻板印象，以及避免写作中带有的“二元对立”惯性思维成为她们时常思考的问题。

在梁鸿看来，任何一种写作都是偏见的产物，这种偏见囿于写作者的出身、生活经验、教育背景等等，是必然产生的结果。虽然自己如今的生活和农村有一定距离，但并不意味着写作就没有根基和理由。“不管哪一个阶层的人，你只要看到了、感受到了，都可以写作，哪怕写作带有偏见。至于书写对象的生活跟农民真正的生活有多远，我觉得跟作者的能力有关。”她谈到，黄灯教书多年，跟很多二本学生都有密切的交往，她能够观察到生活中细微、真实的东西。而范雨素作为育儿嫂则可以从亲身经历来写，这两种写作是关于一种生活现场的两种角度。写作者真正需要的是不断拓宽自身的生活经验、打破自身局限，比如范雨素的写作就让很多人意识到，育儿嫂是有血有肉的人，而并非一个完全平面的符号化职业。写作没有界限，任何一种身份都不能成为写作的障碍，需要努力的只是写作者自身有多大能力坚持创作、理解笔下的人物。

对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梁鸿始终保持一种警醒的状态，不断地敲打自己避免陷入这种窠臼。她认为，每个人都是普通人，都有不完美的地方，无论是范雨素写雇主，还是自己写农民工与工厂的关系，都要从平等的角度出发，而不是被某种社会观念牵着走。大众之所以对农民工翻译海德格尔这件事感到惊讶和好奇，是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固有的观念，即这一群体不可能持之以恒地读如此高深的东西。这些观念来自生活内部，只有打破它们，才有可能把每个人还原为一个普通人，写作者才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新的文学元素。当然，梁鸿也承认这只是理想的文学状态，“我们打破他是一个老板、一个育儿嫂、一个做鞋工人的身份，去看他更为开阔的内在，这时候文学才真正出现。”

“很多时候，我不仅是作者，也是笔下的对象，比如在《大地上的亲人》里，自己就是笔下人物中间的一分子。像我们这种从个人经验出发的写作模式，从来不会预设偏见。”黄灯谈到，所有的写作都是有限度的，但写作之所以有魅力，恰恰来自于作者的主观性。无论作者自身有多大的局限性，只要站在个人的视角和立场来写，那就有价值。她还谈到，群体之间的遮蔽性越发严重，通过写作将被遮蔽的东西展现出来，创作的思路和格局也会被推向更广阔的地方。黄灯很少将二元对立当作思维的禁锢，也不会觉得城市和乡村、二本院校和重点大学是对立的，这不过是观察世界的两个不同维度。事实上，它们内在之间具有整体性。在创作非虚构作品《大地上的亲人》的时候，她发现城市和乡村这两者产生的困境是互相交融的。正是这种不同维度的交融给她带来一种莫名的兴奋感，成为她笔下真正值得挖掘的东西，也推动她的写作生涯继续向前进行。

范雨素回忆起自己15岁的时候，不懂装懂地看哲学书，甚至还买过一套上海三联的“学术文库”。文学之于她就像哲学之于那位农民工一样，在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时候勉强为自己建造一个生涩的虚拟空间。“他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元宇宙，在现实中赚钱吃饭是物理空间，翻译海德格尔是为自己打造一个精神空间。”

对于那位读海德格尔的农民工，梁鸿认为不要把他推崇得过高，也不要过度贬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在试图冲破自身，在生活范围之外寻求一种超越性精神的存在。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韧性的东西，我挺喜欢的。”

皮村文学小组=现实版“乌托邦”？

皮村本是北京朝阳区最东边的一个村，本地村民仅千余人，却有几万的务工者在此居住。2014年，皮村文学小组成立，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张慧瑜每周末为工友开设两个小时的文学课。曾火遍网络的文章《我是范雨素》的作者范雨素就是皮村文学小组成员。随着参加文学小组的人员增多，文学成果也越来越多，小组成员们便办了一个双月刊杂志名为《新工人文学》。最近，世纪文景从《新工人文学》里选取9位工友共14篇优秀作品结集出版，名为《劳动者的星辰》。他们希望社会大众通过文集能够看到普通劳动者如何书写自己的生活，也希望以此为契机为“新工人文学”留下珍贵且有分量的剪影。

梁鸿非常敬佩张慧瑜能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坚持去上课，这在当下社会几乎是一种乌托邦般的存在。正是这种可贵的坚持让生活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学术精英和普通农民工之间的相互影响非常重要，正因如此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才能不断地扩张、打破，每个人得以交融在一起，社会才真的有希望。谈及《劳动者的星辰》这本书，梁鸿称就如同当年读《我是范雨素》，再多的技巧都无法超越和掩盖其自身的光彩，就像一颗熠熠发光的珍珠，有种别样的文学力量蕴含其中。

黄灯去过皮村两次，其中有一次在课堂上见到范雨素，她的作文《名字》让黄灯印象深刻。文学小组的成员们为黄灯打开了另一个视野，令她感觉皮村是有内在精神刻度的。他们身上所展现的价值理念与当下流行的消费主义和成功学形成了消解与对抗的关系，这让黄灯发自内心的尊重、珍视他们及他们所做的事情。

黄灯一口气读完《劳动者的星辰》，并被文章中流露出的质朴、不卑不亢而又十分坦诚的态度所打动。在她看来，这些作者对日常生活有天生的高审视能力、提炼能力和文学敏感度，无论是语言表达还是对世界的观察都不输于专业作家。比如范雨素的《大哥哥的梦想》《北漂们的日子》，生动展现上世纪90年代北京城乡结合部的面貌，特别有价值；还有李若的《穷孩子的学费》和《红薯粉条》讲述自己为了得到学费去捉蜈蚣，她将抓蜈蚣的过程写得惊心动魄又真实，其执拗又坚忍不拔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黄灯觉得这些文字也为读者带来很多启发。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这样美好的群体存在。

范雨素谈到，自己通过阅读来化解生活的沉重。童年和少年时代，她读过很多文学书籍；成年后也阅尽各种各样的人生。所以无论现实中发生了什么，她都觉得不过如此，再苦也没有文学作品所描述的苦。文学消解了她的戾气，让她对生活没有那么多怨气。“出门打工跟文学阅读一样，一个是从物理空间走到另一个物理空间，而文学阅读则是从一个虚拟空间走进另一个虚拟空间。‘走出去’就消解了生活的苦和沉重。这就是为什么那么苦的日子，写出来也就轻描淡写了，因为在文学阅读中看到了太多”，她说。

当被问到，亲历者书写的内容是否可以看作离真实更接近时，黄灯认为，写作的价值不应只由真实这一维度决定，因为“真实”本身就值得讨论。并不是农民写农民就更具真实性，抑或皮村文学小组成员更接近日常生活的真实，而是他们作为亲历者，其文字所表现出的原始的、土生土长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和生命体验所带来的力量感，这些旁观者所不具备的，也是他们创作的价值所在。范雨素的文字为什么如此有力量？因为这些思考都饱含她的血泪、快乐、痛苦、希望。也许一句话的背后就有很多事情发生，只是读者毫不知情。这种力量是身为旁观者的写作者无法比拟的。

自从《我是范雨素》文章走红以后，皮村文学小组一直是很多媒体关注的焦点。这种关注对小组成员的创作有何影响？在黄灯看来，被过度关注一方面会带来某种压迫感，另一方面也会带来动力和机会。皮村的课堂是互相治愈的，对于她这样的任教老师而言是巨大的滋养，她从学生们的身上吸取很多力量，同时工友们也看到了大学老师并非高高在上。某一年年底天气很冷，黄灯去皮村讲课，下课已经很晚了。学生小付骑着三轮车送她到村口坐车。女孩瘦瘦小小，骑着车呼啦啦地在皮村的街道上狂飙，这让黄灯记忆深刻又十分感动。人与人之间是可以互相看见、互相唤醒、互相点亮、互相给予精神支撑的，就看每个人敢不敢走出去，敢不敢和不同的群体产生深刻的生命联结。

范雨素坦言，自己的性情很自由散漫，由于媒体的长期关注，使得自己对自身的写作要求提高了，产量也减少了。其他同学亦是如此。大家都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善意，也愿意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