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代一同成长——近十年文学“新人形象”略论
自“五四”以来，“新人形象”一直是观照和把握一段历史时期文学发展的窗口，新人形象所体现的作家对于社会生活的深度感知，其背后的情感结构与审美转化，构成了文学史写作的重要主题。尤其是新时期以降，对于新人形象的吁求，既合乎主流意识形态关于文学规划与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文学纵向传承递变中作家呈现新鲜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自觉。从上世纪80年代的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陆文婷（《人到中年》）、李向南（《新星》）、隋抱朴（《古船》）、高加林（《人生》）、金狗（《浮躁》）、孙少平（《平凡的世界》），到90年代的岳鹏程（《骚动之秋》）、李高成（《抉择》）、张大民（《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何碧秋（《万家诉讼》）、段启明（《车间主任》）、白大省（《永远有多远》）；再到新世纪头十年的孔繁花（《石榴树上结樱桃》）、刘高兴（《高兴》）、曹双羊（《麦河》）、宋长玉（《红煤》）、宋家银（《到城里去》）、钱小红（《北妹》）、何开来（《陌生人》）等等，这些典型的“新人形象”或逐浪而上，携带着改革初期和深水期矢志不渝的“开拓者”基因；或者随潮俯仰，用疼痛的个人体验铭刻急剧的社会变迁，无论胜利还是失败、欣喜还是沮丧，时代之于他们都非客观的时间计量，而是为了主体的确立进行思考、挣扎、奋斗的无数瞬间的汇集。新人的意义恰在这里，从这些人物身上，读者能够获得超于日常生活的更深的洞见，能够从他们经历的看似偶发的事件中获知关于社会人生的更广阔的理解。
近十年来，中国文学界又贡献了一批新人形象。在考察这些新人形象之前，必须明了一个前提，那就是新时代十年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历史性变革，随着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的胜利，乡土出现了本质性的转型，以产业转型、科技赋能和消费升级驱动的城市也有日新月异的变化，人民群众置身其间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生活感觉也随之发生巨变：一方面，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另一方面，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全球化、民族主义的议题让人民实现民族复兴、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心声成为紧迫的现实要求。此外，电子媒介技术的崛起在为人们提供了崭新的资源和机会的同时，也在建构一种新的流动的复杂的现代主体性。正因此，对于近十年文学作品中的新人形象，我们既要开掘他们身上所蕴含的社会具体性，着眼个体与时代互相生成的历史语境，更要在结构性的转变中倾听他们心灵的震颤，尤其是瞄准他们生活与情感中的矛盾性因素，因为那些隐晦的意绪往往链接着时代更深沉的脉动。本文拟从代际角度对于近年来的新人形象略作解说，以期望呈现不同代际的作家对“新人”理解的异同，并尝试在对比中，探究新时代新人形象精神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一
虽然新人形象的大多数是青年形象，但塑造新人却并非青年作家的专属。十年来，一些“50后”“60后”的文坛老将，继承并发扬柳青以“表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为职志的新人塑造的传统，以遒劲之笔绘刻时代新人，深描时代精神。他们笔下的新人扎根大地、投身浪潮，确实带有鲜明的主题写作的印记，是大时代光谱里一道道绚烂的光波；另一方面，这些新人又具有一种“广谱”性，通过对当下各种经验的层叠，作家把人物“生活的细碎的切片”，投放到“广阔的社会和深远的历史的大幕上去”，力图整体地呈现社会新变和新貌的同时，写出这种变化的辐射之广和入人之深。
关仁山的《金谷银山》、赵德发的《经山海》、老藤的《战国红》、陈毅达的《海边春秋》是近些年乡村振兴题材类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这些小说的主人公范少山、吴小蒿、陈放、刘书雷的身上，叠印着梁生宝等前辈的影子，他们是投身民族复兴大业、推动新的山乡巨变的奋斗者和奉献者，共同构成了当下时代的“开拓者家族”。以《金谷银山》里的范少山而论，这是“一个有情有义、有决断、有魄力的民族新人物形象”，这种“新”充分体现于他“在新的躁动、分化和聚合中”，拥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范少山是一位农民，像新世纪头十年中很多选择“到城里去”的农民兄弟一样，他有在城市生活浮沉的经历，但他义无反顾地回到故乡白羊峪，以现代的市场理念推动土地流转，带领乡亲坚持走绿色生态发展的道路；他坚持物质与精神两手抓，努力把濒于崩溃边缘的乡土伦理带回正轨。范少山身上所沉淀着的丰富的“政治经济的内容”，让他和他的榜样梁生宝一样，在充分沐浴了生活和人性的苦难之后，倔强地成长为一个“有风骨”的新的典型的农民形象。赵德发在《经山海》里塑造的吴小蒿有异曲同工之妙。小说以“基层政治中的女性在新时代的表现”为聚焦点，吴小蒿虽然是农民家庭出身，但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做了区政协的公务员，她不甘心安逸，考取楷坡镇副镇长的职位，一头扎进头绪纷繁的基层工作中。小蒿是历史专业毕业，面对现实事务常有纵深的思虑，她虽感性丰沛，但不乏思辨的理性自觉。此外，小说还有意通过“历史上的今天”的穿插，强化小蒿所代表的基层干部的历史情怀和使命意识。可以说，小蒿的“新”体现在她的自省，体现在她能在时代的变化中妥帖地运用知识积累找到链接传统、开出新意的关节，体现在她能把自我经受的“情感教育”放到现代生活的整体格局中理解，体现在她个人的成长里浮动着一代基层求索者的气息。
当然，前辈作家塑造的新人形象并不尽是弄潮儿，也不必然与梁生宝、孙少平构成平行的仿像关系，孙惠芬《寻找张展》里的张展和张柠《三城记》中的顾明笛，就在“开拓者家族”的新人叙事范式之外，兀自辟出另外一条精神的求索之路。张展和顾明笛的相似处在于，他们都代表着前辈作家对新时代青年理解的渴望和想象——“60后”的孙惠芬和“50后”的张柠并未驾轻就熟地从自身代际取材，而是尝试与青年一辈平等对话，尊重他们个体选择的差异，把过来人的经验变为一种对后辈生活和精神体验的包容。所以，读者在张展和顾明笛的身上能读到一种毛茸茸的生命感，他们并未经历宏大的历史，不追求对具有社会幅度感、体积感的大事件的投入，他们也不追逐风潮，甚至抗拒父辈在他们身上实现规训的内在化形式，但他们把读者带回到个体心灵体验的起初，在对自我价值确认的孤旅中，凸显了新一代主体性的深度，是另一种“真正具有内在力量感的青年形象”。
二
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进入不惑之年的“70后”作家从“夹缝中的生存”状态里彻底突围，普遍迎来创作的爆发期。“70后”是伴随改革开放成长的一代，对于社会转型的体认像是镌刻入生命的基因，就如徐则臣说的：“全球化和网络时代完全改变了世界，正是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所以有一个对比，而且会比较集中地出现在我们这代作家的作品里，会让我们的作品跟前辈作家不太一样，跟后辈也有所区别。”在经历过早期对成长疼痛的倾诉、浮夸的抒情和对城市符号化的处理阶段之后，他们中的佼佼者沉静下来，转入对这代人深层经验的叙述，并在当下关怀中寄寓历史意识，把富有组织力的思想熔铸进个人的记忆和观察之中，让个体的经验获得锐利的穿透力；他们是时代的幸运儿，但他们与时代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他们用独属于他们这一代的一系列新人形象展开与时代的对话，勇敢地潜进舒适圈之外的困境空间，直面转型带来的巨大挑战和心灵压力，像策兰说的那样，在深层的困境中获取更大的自由。
2014年出现了两部现象级的小说，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和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前者被誉为“‘70后’的成长史”，而后者则表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里一类典型人物的命运”。两部小说的主人公初平阳和陈金芳，都有“京漂”的经历，也都怀着“到世界上去”的更宏大的梦想，然而潮流波折之下，他们一个借由返乡展开精神自救，一个短暂盛放后迅即凋零。在初平阳身上，读者能读到一种鲁迅式的还乡者的反讽和批判；在陈金芳身上，读者则见识了一种拉斯蒂涅式悲喜剧的复现。初平阳和陈金芳的意义正在于此，他们都不是胜利者，但他们遭际的背后是一代人承付的责任压强，他们勇于自剖或在孤注一掷的自救中皆有令人珍惜的精神光芒。三年之后，石一枫的《地球之眼》又塑造了一个骨子里与陈金芳相似但更有理想主义气质的安小男。小说情景化地呈现了AI时代中技术、道德与资本惊心动魄的博弈，出身底层的安小男如蝼蚁一般无力，他不是一个阶层的逆袭者，但他庄肃的道德良知激发的勇气却让他挺身而出，“在那钢铁洪流一般运转的规则之下”，这只蝼蚁“通过某种阴差阳错的方式”“钻过现实厚重的铠甲缝隙，在最嫩的肉上狠狠地咬上一口”。初平阳、陈金芳和安小男，还有弋舟笔下的刘晓东、张楚笔下的小镇青年、路内笔下以端木云为代表的青年工人等等，他们都是站在时代的召唤与个体的觉醒之间、站在社会历史的大阵仗与人心的微渺之间、站在巨大的无奈与局促的可能之间的人，是阿甘本说的那种“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合时代要求的人”，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状态，“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
一般来说，急剧的社会转型会给个体带来一场大的“脱嵌”，既有的共同体溃散，人们从传统的时空秩序中被抛出，急需“再嵌”，以解决个体安身立命的困扰。相比于前辈，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迭代所连带的生活步调的加速和人际交往的异化，“70后”一代经历的“脱嵌”和“再嵌”要复杂很多，每个人都要进行复杂疼痛的调适。从对此的关怀出发，讨论成长中的自处问题，构成了“70后”作家新人形象塑造的另一维度。我们可举鲁敏的《奔月》和付秀莹的《他乡》为例。《奔月》讲述逃离，《他乡》讨论回返；两部小说的主人公，《奔月》中的小六和《他乡》里的翟小梨对各自的生活都有“巨大的异乡感”：小六借一场车祸摆脱了原有的生活轨辙，她的主动“脱嵌”源自自我对被僵硬的生活降格和去个性化的生命流程的抗拒，选择生活在别处之于她而言，虽然未必能“再嵌”成功，但至少意味着重新恢复自由的某种可能。看起来，翟小梨像是小六反向的镜像，在由芳村到城市的兜兜转转之后，她最终还是回归了家庭，但她的回归显然并非妥协的同义，对于城乡差别、女性处境和中国式婚姻的洞察让她经历了真正的成长，她其实和小六一样，也一直在抵抗社会控制与习俗的惯性在青年女性身上施加规训的种种内在化的形式——她们的行动都包含着“关于人对自我身份可能性的假设与追问”。
三
“新人”常写常新。新人形象的塑造与文坛对于“新人”作家的呼唤一直是同步的关系。2013年《人民文学》设立“人民文学新人奖”，此后，中华文学基金会的茅盾文学新人奖、《青年作家》杂志发起的“华语青年作家奖”等扶掖青年写作者的奖项纷纷设立，一大批优秀的“80后”“90后”作家脱颖而出，他们提供了与新时代相匹配的人物形象，拓展了新人形象的长廊，也丰富了新人形象的审美意蕴。读者们欣喜地看到，在作别扮酷或残酷的青春物语之后，曾经被指认为“历史感匮乏”和“现实关怀淡漠”的青年作家开始持续发力，从叛逆与否定性的叙述姿态转向价值和意义重建，他们展示了将历史与生活问题化和对象化的能力，以记忆见证、情感体验和生命实践建立一种崭新开阔的青年书写，尝试对处于矛盾中的青年心灵问题做出深度的开掘，呈现属于他们这代人的“浪的景观”。如何在转型的大时代对待个体与“当代性”的关系，如何在历史事件与“心灵的内视”之间达成平衡？他们笔下的新人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
“80后”作家塑造代际“身份认同”是通过一系列的失落者形象完成的。当然，这里的“失落”是相对世俗意义的成功而言，写作者本人未必认可这是失落，通过失落与冷寂背后的人性意志，他们真正建立了写作的精神及物性。比如，班宇《逍遥游》里的许玲玲就是一个挣扎在底层又被恋人侮辱的小人物，但她患了尿毒症的肉身之上却附着着巨大的精神力。《逍遥游》这则远足的故事，写出了许玲玲被时代甩出轨道之外的悲伤，更写出她在遭遇巨大的荒芜之后对伤害过她的人和伤害过她的世界未曾折损的善念。又如蔡东在《照夜白》中塑造的教师谢梦锦，她像小六一样也是一个生活的逃逸者，她有着决绝的拒绝与凡庸生活合谋的意志。她不愿再用媚俗的方式与学生打成一片，远离同事的酒场欢会，坚持“断舍离”。她越是远离流俗的成功学和关系网，越能唤醒自己被蔽抑了的感觉之灵。再如周嘉宁，她笔下的年轻人总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与“庞大的时代更迭结合在一起”，成为“激流中的一部分”时，他们怎样迎向潮流又不被淹没。《基本美》《浪的景观》《再见日食》《明日派对》里那些热爱艺术的青年人既珍视个人经验与记忆的本真性，也在自我身份的重建中将个体历史化。在这些小说中，随处可见一些影响人类历史的巨大事件，但是对于小说人物而言，这些事件都不具有规定的确定性，而是被人物自己感知和领悟的，叠印着他们不能被剥夺的生命印迹。
我们可以再举王威廉的例子，他曾谈到：“进入历史，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书写历史题材，而是意味着将自身获取的个人经验置放进历史与文化的现场中去辨析、理解和自省。”因此，王威廉总是着眼于从当代中国城市复杂、新鲜经验的内面入手，以对当下社会“拓扑的、非线性的复杂结构”的充分认知和潜入为前提，来构思人物以及人物与广阔现实相遇的故事。近作《你的目光》写粤港澳大湾区一对年轻人的爱情和创业的筑梦之旅。主人公何志良与女友冼姿淇相互鼓励，凭靠自传统而来的文化根性和朝向世界的勇敢的眼睛，克服家族记忆的创伤，并与时代建立起一种真正有机的共振。小说中，他们将一款新设计的眼镜命名为“新价值”，并感慨：“深圳、广州和港澳乃至整个珠三角，也就是被称作‘大湾区’的地方，就像是中国经济的巨大马达，以最大的功率在运转、在驱动、在创新。因此，新事情和新价值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渴望的层面上，而是一点一滴地融进我们的现实当中，我们必须注视那些正在生成的新价值。”“新价值”的发现无疑标志着新的历史主体的生成，而这也正体现了新一代新人形象的意义所在吧！
在论及成长叙事时，巴赫金提出，真正的成长必然是“与历史的必然性、圆满性、它的未来、它的深刻的时空性质紧密联系在一起”，成长者“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寓于他身上，是通过他完成的。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在对近十年文学的新人形象做如上的挂一漏万的梳理时，我们看到，新人形象的确在突破小时代的私人叙事，努力地进入广阔的社会历史，努力从青涩的幻想转向成熟的清醒。当然，新时代的发展也为新人形象书写提出了更高的期许和要求，我们期待更多的写作者与时代、与世界一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