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十年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等国家重大战略的相继推出，以京津冀文脉为依托的京派文学研究迎来了一次新的历史机遇。在这个背景下，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京派文学研究不能再局限于传统形态的地域文学研究，如何建构一种根植于地域但又超然于地域的“大京派”的视野和体系成为十年来京派文学研究的新方向与新视点。

还原：从“地域流派”到“文化群落”

京派文学研究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地域文化热潮之后，在近年来也开始逐渐陷入困境。一方面，“京派”的命名使这个流派从诞生起就带有着强烈的地域性特征，怎样认识京派与北京的关系，长期以来是京派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问题的另一面是，仅仅从地域层面对京派进行研究，有些问题是难以解释的，比如说大多数的京派作家并不是北京当地人，沈从文、废名等人书写的题材跟北京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京”对于“京派”而言，显然并不是简单的地域影响，仅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判断谁是京派、谁不是京派，不仅无法使得京派的边界更加清晰，反而割裂了京派之间其他的有效联系。为了打破这一困境，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纷纷跨出地域文学的圈层，试图在一个更广大的社会历史的范围里来重新审视京派文学的问题，而文学地理学理论的提出、“大文学观”理念的深入以及京津冀文学资源的共生与相融，都为京派文学研究的这种转向提供了先决条件。

严格来说，京派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文学流派，它的人员聚合、组织方式和文学理念，都是很松散的。因此学者们发现，在考察京派的群体性特点时，与其在作家作品的风格特色上寻找地域性某种对应，不如把目光投向生成京派文学的复杂机制和外部文化形态更加合适。在这种趋势下，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为核心的学院交际圈、以《水星》《骆驼草》《大公报·文艺》《文艺杂志》为纽带的报刊平台，以胡适、周作人为精神领袖的老京派与沈从文、废名为代表的新京派之间的代际师承等因素成为重新理解京派的入口。在这种研究趋势下，“京派”的定位逐渐从一个地域属性明确的文学流派，被还原成一个错落有致的文化群落和文化场域，在形态上获得更加自由、松散的生成性。不同于鲁迅与绍兴、沈从文与湘西这种先天式的原生牵连，京派文人与京津地区大学教育的关系、在北方都市空间的生存体验、与出版平台的合作，甚至还有他们在诸如公园、沙龙、会馆这样文化空间的活动，共同构成了一种后天的社会文化关系力量，这是京派在地域性上所体现出的独有特征。这种文化群落性质的还原，也解决了一些京派作家在“京”这个问题上的身份犹疑，如果我们不把“京”理解为纯粹的地理空间，而更多指向一种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的空间，它可能来自于学院之间的师承，也可能来自于私人之间的交际，或者也来自于报刊平台的集结，那么一种生态学意义上“京派群落”便可以以更加错落多元的形式存在，这看上去似乎对京派的“地域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消解，但实际上是一种更加复杂形态的地域性，一种更加贴近京派本来风貌和内在机理的“地域性”，也更能抵达京派生成的深层机制。

破圈：京津冀文化资源的多维联动

虽然京派文学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但客观而言，在地域性研究方面，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太过于集中于京派之“京”。但如同上文所言，京派的文学形态是无法用单独、封闭式的地域结构进行阐释的，在京派的主体构成上存在着大量的非“京”元素。特别是在京津冀一体化的战略背景和历史契机下，京派文学研究更应该突破一时一地的时空限制，扎根于京津冀千年文脉谱系，以更丰富的内涵、更深厚的底蕴、更宏大的气象呈现出一种“大京派”的全新面貌。

京津冀文脉资源的疏通与盘活。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文化有着共同的母体燕赵文化，又有着各自的文化个性和差异，如何理清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如何梳理京津冀文脉的流脉与“枝杈”，是当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京派文学本身就交织着一个时代的政治、历史、社会、经济等多重元素，这股力量对京津冀文化资源的重启和调动无疑是强大的。以刘勇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以建构“大京派”文学疏通京津冀文脉谱系的学术构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的一次努力尝试。而“大京派”文学想要构架出属于自己的历史、文化、社会脉络，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把京津冀的文化根基、文化特点、文化联系搞清楚、弄准确。因此建立在京津冀三地文学资源的整合之下的“大京派”文学体系是整体认识与综合研究三地文学特征和演变的有效途径。以京津冀文脉谱系为基础建构“大京派”文学，以“大京派”文学为着力点推进京津冀文脉谱系的疏通与连接，不仅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有着切实的促进作用，而且也进一步拓展了京派文学研究在当下的空间。

京津冀文化资源协作机制的互动。学界虽然常常将京派定义为上世纪30年代活跃在“京”、“津”等地的作家群，但在考察京派与城市的关系时，研究的视角又被逐渐倾斜在北京一城之上，在“京”的强势文化光环下，“津”的元素总是被忽略的存在。事实上，“京派”的出现和发展离不开“津”的支持，天津活跃的市民文化、丰富的民间艺术形式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都对长期活跃在天津的京派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作为通商口岸和九国租界的地理环境，更是促进了商业尤其是报刊文化的繁荣，形成了自由独立的话语空间。更不用说沈从文在《大公报》上发起的“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系列争论，萧乾在《大公报》上设立“文艺奖金”并评选获奖作品、专设“书评专刊”、邀请作者读者和评论者共同针对一部作品开展讨论交流。这些活动搭建起了文学生产、传播与消费的链条，推动着京派的主体建构与圈层形成，使得京派更加以整体的姿态走上历史舞台。以陈平原为代表的学者就曾提出重视京派崛起过程中京津两地之间的文化配合和资源调配，并且认为建立一种“双城记”的视野，才能立体地考察文学的生产、交流与消费。过去的十年，我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实现区域协同发展，不仅是各种经济产业的综合发展，文化更是重要的一环，京派曾经涉及的京津冀三地文学的互动联系，可以作为实现区域文化协同发展的重要参考。

京津冀文学地图的重绘。既然北京、天津、河北始终处于这种同根同源的文化聚合力下，那么从京派到大京派的研究转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将以往分散的京派文学、京味文学、白洋淀文学、华北红色文学等京津冀三地的文学资源重绘为一个相互贯通的大文学地图。事实上，京津冀文学资源的割裂和各自为阵，不仅会带来概念上的混淆，更掣肘了各自研究的推进。因此，只有超越京派文学具体的历史时期，超越京派文学的空间局限，这些相互牵连、难以分割的文学现象才会在一种整体性的关照中凸显自己的文化特性。而除了以上各种文学板块之外，将其贯连起来的大运河文化带也尤其值得关注，研究整合大运河沿线的文学文化资源也是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应有之义。不少学者对于运河文化、运河文学、运河叙事进行了研究与思考，新京派的刘绍棠、徐则臣也在这个意义上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关注。

铺展：打开地域文学流派的生态光谱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个文学流派、一种文学理念想要在文学史上获得一席之地，首先取决于它的独特性。如果失去这种独特性，就很难在文学场域中获取自己的话语权和立足点。比如五四新文学的“新”是建立在传统文学的“旧”的上面；创造社“为艺术”之所以能异军突起，在于它针对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当这种独特性投放到地域性上，则会显示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比如京派和海派，正是在南与北、京与海、官与商的二元对峙当中，彼此文学形态才得以最大程度的彰显。这也是文学流派能够称之为“派”的核心所在，一个流派如果含含糊糊、兼容并包，是不可能确立起自己独特的文学形态和美学风格的。这是文学流派在自我建构的过程当中，为了确立自己的合法性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策略。但作为研究者的我们却不能把这样的“策略”当作全部。京派是田园诗意的、海派是现代摩登的，这是一种后置式的总结。如果以这样的思路进入文学历史现场，认为北京的孤寂造就了京派的古朴悠远，上海的摩登造就了海派的颓废感伤，这样的理解不仅使得作家自身的生命体验、艺术感受被很大程度地简单化，而且文学现场复杂的生态联系也被切断了。

更何况，文学一旦形成自己的个性与特质，就不是某一个流派能够简单给予阐释的。而奢求一个作家始终属于“一地”、“一派”，这更是一个天真的想法。师陀作品中对人性美的向往，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使他的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与京派趋同，但是他对现实的关注和思想倾向又和左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自己与京派的关系，师陀曾经含蓄地表达：“可以追随流派，但不应排斥其他流派。”这实际上是师陀对于文学流派的一种深层次认识。不同的社团也好、流派也罢，都并非是截然分明的，且不说各自在文学活动、创作题材、文学观点、人事关系等各方面都有交集，同一个作家、同一个流派在不同语境下对相同的对象都会差异较大的态度，更不用说在血缘关系、同乡关系、师承关系等人际网络下，一个作家思想立场所能体现出来的复杂性。沈从文批判海派，却始终与最“海派”的施蛰存保持着很好的关系，靳以、萧乾虽然长期以京派为阵地展开活动，却因为巴金的关系在后期创作中越来越倾向于左翼。现代出版机制也让作家常常突破流派的限制，比如说沈从文和朱光潜多次批判小品文，但并不影响他们在《论语》《人间世》上发表文章，鲁迅和茅盾也曾为《论语》写过文章，唐弢、曹聚仁、徐懋庸更是列名《人间世》长期撰稿人名单。沈从文批判《良友画报》是新海派的刊物，但他的《从文小说习作选》《记丁玲》等著作也都是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在复杂的文学生态场域里，多个流派曲折争流、分合流动，无论是京派也好，海派也罢，都绝非凝止之物，更不是铁板一块，它们在各自的浮动、碰撞、衍变、分裂和重组中，展示自己蓬勃、复杂的生命历程。如果我们仅从地域的差异、理念的分歧去看待每个流派的个性，很容易陷入“只见苍蝇、不见宇宙”的偏颇，在文学研究越来越走向“大文学”式的今天，或者说在更加悠远的下一个十年，我们更应该召唤一种开放性的、流动性的姿态来看待这些文学流派之间的历史延展性和内在精神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