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北文学”写作及其可能性
2019年，在一次关于东北文化、文学的学术研讨会上，王德威曾强调“东北学”研究及当代东北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后来，他发表《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一文，再次论及“文学东北”研究的特别意义。此后，他还有关于双雪涛小说文本的阐释文章发表。在他看来，“文学东北”已经成为“东北学”、东北文化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谈论有关双雪涛、班宇、郑执写作的时候，我觉得自然也可以将他们纳入到一个更宏阔的东北学的研究视域之中。黄平则尝试将读者引领出惯常“地域文学”的简单界定的误区，认为，“这一次‘新东北作家群’的主体是辽宁作家群，或者进一步说是沈阳作家群。如果没有东北老工业基地1990年代的‘下岗’，就不会有今天的‘新东北作家群’。我们经常望文生义地理解地方文学，过于简单地将文学地方化。在文学的意义上，‘东北’不是‘地方’概念。”他同时还提出近百年“东北往事”的独特视角，认为双雪涛和班宇们讲述的“是一个迟到的故事”：90年代以“下岗”为标志的“东北往事”，它不是由下岗工人一代而是由下岗工人的后代所讲述。因此，这就决定着“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主要是从“子一代视角”出发，讲述父辈的故事，如双雪涛的《大师》《无赖》《光明堂》《飞行家》、班宇的《逍遥游》《盘锦豹子》《肃杀》《空中道路》以及郑执的《仙症》。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以这几位青年作家为代表的“新东北作家群”，率先开始了“新东北文学”的写作。
提及新东北作家群，我首先想到关于班宇、双雪涛和郑执“铁西三剑客”的命名。实质上，这是一个不很理想的概念界定。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命名对于三位作家的写作宽广度来说是一种限制、限定。应该说，几位年轻作家的写作是不可规约的，是不受任何定义约束的，尤其双雪涛的写作更显示出其自由性，或“第三地写作”特征。三位年轻作家最初的“写作发生地”以及写作环境、创作题材、叙事风貌等固然有相近的特征，即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但是就三位的个体创作而言，则呈现出独自的个性和“异质性”。我们认识一位作家，发现一位好作家就是要把握住其鲜明的写作个性。发掘出他们的异质性美学特征和风格，这毋庸置疑是当代文学批评的责任。我想，参与、沉潜到由以上三位年轻作家引发的有关“新东北文学”的思考和探讨，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文学史价值。
那么，“新东北文学”之“新”在哪里？它的写作及其文本有无新的元素？又具有怎样的文学精神？无论怎样讲，在一定程度上，近五六年，至少打破了十几年来当代东北文学创作的沉寂状态。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双雪涛、班宇的写作横空出世，为东北文坛乃至当代中国小说界带来新的气息和活力。他们具有较新的文学理念和叙事执着性。的确，它为我们今天的写作增添了新的元素，从而成为今天“东北叙事”新的生长点。
如果从叙事层面，或从叙事语言内在的调性看，他们骨子里尚且存有当年王朔叙事的影子。也许，他们并没有借鉴王朔什么，但是能看到，当年王朔直面现实的叙事姿态和文本的美学形态，像影子一样伴随着他们，我们也能隐约听到崔健摇滚乐的特别节奏。只不过王朔的“痞”变成他们对人生困境略显“倔强”而又隐忍的悲怆。他们尤其表现出自己特别的情感担当，有着使命感的生成。这不仅源自与前几代作家叙事伦理上的差异，更在于他们有自己的叙事节律。我们看到，双雪涛、班宇们的叙述语言，都有鲜明的地域性，但并没有夸大文学叙事中方言的倾向，而是有限制地吸收东北方言土语，节制地采用“沈阳话”。他们追求的只是语言中所蕴含的东北文化气息，整体上还是采用靠近普通话的现代汉语书面语。
主要是，班宇、双雪涛他们这一代担当起对大东北在共和国这一段历史上最悲壮、沉重的一幕，他们以当下的生活为自己叙事的坐标系，打通与所谓历史创伤的联系，勇于呈现它、反思它，进而寻找自己的来路，同时，也反思着两代人的命运和人生走向。而且，他们这一代以文本呈现出一种“被唤醒”，被唤醒的他们立足于当下，重新审视和清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心理的“后遗症”或者沉疴，他们用文学来承担这些历史遗存。当然，对于今天而言，重返时间、重返记忆，保持记忆、反抗遗忘，这是非常可贵的。密切关注现实与当下的他们，心中隐隐作痛的，还是父一辈在自己的神经里、血液里留下的、积淀下来的人生经历和体验。班宇、双雪涛、郑执等，更多地，是要找到此在的意义和价值。
毫无疑问，历史、地理和语言，这几个因素决定了文学、作家和文本的归属。同时，如何才能使文学在我们的时代，产生真正的精神、灵魂的冲击力，的确需要作家情感的担当。所以，对共和国历史的反思、打捞，继往开来，是时代赋予“80后”一代作家的责任与使命。因此，他们作品里的那种略显忧伤、哀婉、悲怆的情绪和基调，同样能张扬、激发起一种向上的斗志。
谈及“新东北文学”及其叙事路径，我想，这不是双雪涛、班宇、郑执的问题，而是说为什么有这样的机缘和巧合，仿佛宿命般的安排，让他们三位都从铁西区出发。但是，我更相信，他们的回返地可能不再会是“铁西区”了。他们被刻意命名为所谓“铁西三剑客”，但这显然无法实现对他们的恰当界定或定位，对于文学来说也不涉及审美层面的意义。所以，不管他们将来各自走向何方，就像当年苏童、余华、格非一样，在“先锋小说”的背影之下，他们都是对所处的时代做出富于个性的担当和书写，共同对一个时代做出自己的具有个性的思考。
有趣的是，当许多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作家，已经渐渐开始遗忘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北，甚至放弃了对时代书写的时候，班宇、双雪涛这一代作家具有的反抗遗忘、保存记忆的那种激情，令人震撼。虽然他们沉思、反思的能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逊色于前几代一些作家，但是他们骨子里还是深入发掘出了他们父辈和他们之间那种延续至今的默契或对峙。所以，他们不只是活在当下，也是指向历史的。他们的写作是一种反思的“新东北文学”，一种努力和超越性的、重新建构的“新东北文学”。
在一定程度上，班宇等沿袭了莫言式“我爷爷”“我奶奶”的叙事角度。叙事人总是回到“目击者”“在场”的空间置入状态，“子一代”身份被不断凸显，“我”的目光始终在场。可以说，他们的叙事及其文本结构基本上还是沿着写实主义的道路前行。他们的叙事不乏灵动，而且整体上都显示出处理经验的老到。他们似乎不太屑于那种喧嚣、骚动、嘈杂的日常生活现场，就像当年莫言写作《红高粱》，在开始的时候用了“我爷爷”“我奶奶”这个非常个人化的角度，压住了种种驳杂的声音，彰显出叙事的个性特质。这样，就体现出一个小说家必须具备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也是一个叙述的伦理，这种伦理直接影响写作的姿态，也决定着小说的形态和结构。
最重要的是，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里，如何讲述新的东北故事，以自觉接续《呼兰河传》《生死场》《额尔古纳河右岸》《伪满洲国》《候鸟的勇敢》《年关六赋》《索伦河谷的枪声》等东北文学的叙事传统和风格，这是新一代东北作家的责任和使命。东北经历过重大的时代变革，但是，在文学作品中，“与时俱进”、随波逐流的“速写”、白描式文本居多，真正缺乏的，是从新的视角或新的叙事伦理出发，发掘大东北的当代现实，贴近当代人的命运，呈现人在这段时期的情感、心理沉浮和复杂变化的作品。
现在，我们从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作家身上看到了“东北叙事”的新路径、新面向，以及新的写作可能性。在一定意义上，他们的文本，表现出的不仅仅是我们时代的某种精神内里，更是一种超越了“代际”的、对于整体性的时代和社会精神状况的清醒认知与深刻呈现。这或许也是东北文学叙事与“北方”的某种特别的精神、情感链接。可以说，他们在这种独特的东北语境中，感受、捕捉并表达了最具个性品质的“东北气息”，并且在这种气息的氤氲里，耐心诊断出两代人的心理、精神痼疾。就是说，“东北故事”已在班宇这一代作家的笔下，形成了新的叙事形态，并重构时代生活的记忆，逐步走向对20世纪“荒寒”“悲凉”“沉郁”“强悍”美学特征的贴近、接续和延展。毋庸置疑，他们写出的是东北，同时更是我们这个时代历史和现实的沧桑与厚重。而且，他们的写作显示出一种新的气度和活力，充满了青春的文学气息并彰显出逐渐走向成熟的写作精神。在班宇身上，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王朔、苏童、余华、格非严肃的“青春写作”的影子和气息，有着沉思后的成熟，没有丝毫的“少年暮气”以及年轻写手的率性、随意和任性。而令我特别感到惊异的，则是班宇等叙事所呈现出来的整体性语境、情境、氛围的特征，包括渐显深入到文本内里的“荒寒美学”。在他们的多篇小说里，还有令人惊异的意象呈现。这些意象，已成为对其叙事文本破解现实之谜的隐秘偈语。
为此，我们对这个年轻的“新东北作家群”的写作，怀有更大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