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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当代名作家欧阳黔森的现实主义长篇新作《莫道君行早》，为武陵山腹地的“精准扶贫”历史现场，铺写了一卷巨幅的、气势恢宏的新时代乡村的精神图谱。这是继其2018年的“精准扶贫三部曲”引发了广泛社会关注之后，再度推出的重磅力作。《莫道君行早》，反映了欧阳黔森继续在“精准扶贫”题材领域，以“非虚构的虚构小说”这一重大创新文体样式，凭借内置于乡村的内视点的小说叙述，对于武陵山腹地精准扶贫的历史现场作着书写与记录；不仅实现了作家写出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创作旨归，且是以文学书写的方式，记录着新时代山乡巨变当中乡民的心灵史；文体上是非虚构写作特征与小说文体的有机融合，其在呈现精准扶贫工作及脱贫攻坚历程的客观真实性的基础之上，具备充分的故事性与可读性，并且具有较为丰沛的艺术性、文学性与审美性的自觉追求；此书所表现出的“非虚构的虚构小说”写作的叙事探索、创新性及无限可能性，对于在“精准扶贫”这一题材领域未来创作的趋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与启示性价值。

关键词：欧阳黔森 《莫道君行早》 精准扶贫 乡村内视点 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欧阳黔森的现实主义长篇新作《莫道君行早》，2022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部新作以45.3万字的巨幅体量，为武陵山腹地的“精准扶贫”历史现场，铺写了一卷巨幅的、气势恢宏的新时代乡村的精神图谱。这是欧阳黔森在其“精准扶贫三部曲”三篇报告文学——《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和《看万山红遍》，分别作为《人民文学》2018年第1期、第3期、第9期的头条发表，引发了广泛社会关注之后，再度推出的重磅力作。

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是继欧阳黔森在以报告文学显示当代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记录伟人新时代中国治理智慧的时代史诗书写之后，继续在“精准扶贫”题材领域，以融合了非虚构文体特征的虚构小说的创新文体样式，对于武陵山腹地的精准扶贫的历史现场作着书写与记录，不仅实现着作家所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写作旨归，书写与记录着武陵山腹地山乡巨变当中乡民的心灵史，而且对于在“精准扶贫”这一题材领域如何作出新的叙事创新与文体创新，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与启示性价值。

一、精准扶贫题材领域的文学思考与创新性探索

精准扶贫工作，是显示新时代中国治理智慧的伟大创举、国家战略，反映到文学创作领域，则是作家在以实际行动践行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战略思想。历来精准扶贫题材的写作，多是作家深入生活、实地采访的成果，往往是作家在乡村切身居住一段时间体验生活之后的作品，采取的多是作为乡村外来者身份的外来者视点的叙述与写作。即便有的写作者，本身就是“第一书记”，有着在“精准扶贫”的历史现场切实工作两年或者一段时间的工作经验与生活体验，采取的往往也是一种从城市返归乡村的外来者视点的叙述视角。在这种情况下，纪实类写作是主要的文体样式。

四川作家贺享雍的纪实性长篇作品《大国扶贫》，原发《中国作家》2018年第5期，单行本同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印行出版，便是一部全面描述与反映中国巴中地区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的长篇纪实性文学作品。整部长篇，以革命老区、秦巴山区和深度连片贫困地区的“三区叠加”的四川省巴中市，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一系列做法和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历史经验为主要内容。①该部作品，就是作家深入基层，对扶贫干部与乡民作出采访来完成其创作的。该作家在2021年3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同样以“精准扶贫”为题材的三部曲（《燕燕于飞》《村暖花开》《土地之子》），这几部作品也是以几位驻村第一书记为主要人物形象来塑造并讲述故事的。将扶贫干部作为主要人物形象，自然就更多地带有挂职扶贫干部的外来者的视点。

陈涛的《在群山之间》2021年7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记录了作家陈涛下基层挂职两年扶贫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与种种细碎琐碎的日常，是亲临一线挂职扶贫的作家精心择取自己在扶贫工作和生活中所历，将所见所闻和所想所思累积而成的带有个人风格的“扶贫日志”。由于非虚构、纪实、叙事散文等特性兼具，所以称其为“一部非虚构的扶贫文学志书”或许更为恰当。②该书如诗如画的书写和散文抒情笔触里面，承载的是作家作为扶贫干部的外来者视点。

欧阳黔森在2018年发表的“精准扶贫三部曲”三篇报告文学——《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和《看万山红遍》，三部作品是作家采访、深扎生活深扎乡村的成果，但基于报告文学的体式要求，更多呈现作家与作品是“精准扶贫”工作这一伟大实践的书记官的书写特点，作家自具的是一种身为作家、系访者的写作立场和乡村“外来者”的视点与叙述方式。

而欧阳黔森的最新长篇力作《莫道君行早》，同样聚焦于精准扶贫题材领域，却在双向维度作了新的文学思考与创新性探索：既在该题材领域已经陆续推出了众多报告文学类、非虚构叙事散文类等文体样式的写作维度的基础上，作了拓新与探索；也在欧阳黔森自己已经在精准扶贫题材领域累积写作经验的基础上，作了新的思考与创新性探索。欧阳黔森在这部新作里，采取了“非虚构的虚构小说”的文体样式。

回溯非虚构写作，实为舶来品，英文为“non-fiction writing”。在国外，早已有非虚构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代，美国小说家杜鲁门·卡波特发表《冷血》，并将之称为“非虚构小说”，诺曼·梅勒出版《刽子手之歌》也沿用了此概念③。这种被称为“非虚构小说”的作品与新闻和报告文学等纪实类写作结合，曾经风靡美国。“非虚构”写作显现的是写作者对小说虚构特质的反叛和颠覆。1980年代初，非虚构文体最初进入中国时，“nonfiction-novel”开始被译为“非虚构小说”。④国内近年来非虚构写作兴盛，有其出于对闭门造车式的小说虚构过度的自觉反拨，也离不开李敬泽的冠名以及《人民文学》等众多文学、评论刊物的力推。

但需要注意的是，近年的非虚构写作，尤其在现实题材领域的非虚构写作，往往是介入性写作姿态与写作意图非常强烈。像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作品，尤其要求创作主体亦即作家的亲历性和在场性，这些非虚构作品里，作家往往会亲身参与到事件当中，采取的往往是采访者作现场记录的写作姿态。⑤比如不是以精准扶贫为题材的非虚构作品熊育群的《钟南山：苍生在上》，虽然作品里未出现采访者，但也很容易辨识出作品系大量采访与实地走访搜集素材的成果，受制于客观真实的牵绊较多，不能有太多的艺术发挥与文学想象。而“精准扶贫”类题材对于客观真实性、现实性维度要求较高，如果稍微不注意，就会流于已经屡见不鲜的文体形式：即那种以采访为主线，以写作者身在现场与作品当中的写作姿态，并且是以访者的外来者视点来展开叙述的文体样式。

欧阳黔森在《莫道君行早》中所作的可贵的文学创新，是他在“精准扶贫”这一对于客观真实性要求很高、现实性与时政性特征也非常显著的题材领域，作了开拓与创新性探索——他所采取的是“非虚构的虚构小说”的文体样式。他在客观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作着有效的平衡，他对于武陵山腹地几个贫困山区乡村精准扶贫工作的摹写，有着第一手、大量详实的材料，从散落在作品中无数纪实性的材料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这些是他这部小说客观真实性与非虚构写作特征的基础；但是，欧阳黔森他本人又没有作为亲历者、见证者或者采访者的姿态出现在这部作品中，他在这部作品中隐匿了作家的身份与角色。欧阳黔森在《莫道君行早》里采取了将创作主体消匿与隐匿的姿态——写作者并不在事件现场，作家也完全不表露自己曾经作过采访、寻访以及搜集过写作素材⑥，不像有些精准扶贫作品直接会标注素材和材料来源，比如注明系采访、寻访或者是在自己切身的扶贫工作中获悉的材料，《莫道君行早》里几乎看不到作家对于精准扶贫这一历史现场仅仅作现场记录的主观意图的流露与展示。而这一切，都是为小说叙述本身服务的，并且令小说的艺术想象、文学想象得以飞升，也使得作品的艺术真实性、文学性得以丰沛与充盈。

欧阳黔森在《莫道君行早》当中，不仅消匿与隐匿了创作主体，而且在小说叙述上，也不是采取精准扶贫作品通常所呈现出的外来者视点，而是以乡村干部（乡村干部本身就是乡村的一部分）与村民自身的视点——乡村内视点为主要叙述视角，外来者视点仅仅是偶尔采用、起辅助作用的视点。这部小说当中，外来者视点最为突出和具有表现力的地方，笔者认为莫过于肖百合初来乍到时，面对这里贫困落后的现实状况，心里备感失落……但山川美景、当地负载红色历史的地方带给她内心的激荡情怀与她的思想觉悟力，抚慰了她的身心，此后她确实做到了以与乡民同甘共苦的姿态及内置于乡村的视点，来做扶贫工作，也逐渐赢得了本地人的信任。而她身上自具的一些外来者视点，令她具备较高的思想觉悟，在解决乡村问题与矛盾纠葛的时候，更加具有多样的方式方法与化干戈为玉帛的能力与水平。《莫道君行早》中也写到了几位“第一书记”，到千年村工作的肖百合、到花开村工作的陈国栋、到红岩村工作的张学勤，但是作品所采取的，并不是这三位第一书记的外来者视点。其中肖百合是最被着力描摹的一位第一书记，她与小说主要人物、主人公村主任麻青蒿是工作上的配合关系，在小说人物角色设置上也是配合关系。而且与以往的精准扶贫非虚构写作不同，小说中肖百合在做具体工作时，叙述人偶尔采用她的外来者视点来叙述，但所占比重极少，而且即便是有她参与的事件，关于她的叙述与描写，也常常采用麻青蒿或者丁香、吴艾草这些在场人物的视点叙述。这样的视点、乡村人物视角的叙述，都是内置于乡村的内视点，而不是从城市到乡村来挂职的干部或者采访者的“外来者”的视点。这也是小说具有充沛的艺术真实性与感人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莫道君行早》是非虚构的精准扶贫题材作品，又是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非虚构特征与小说的虚构性、艺术性兼具并呈。与通常的非虚构作品重视要有在场的采访者不同，这部作品采取创作主体隐匿不见的写作立场；与精准扶贫作品往往是外来者视点的叙事方式不同，小说采取内置于乡村的内视点的叙述方式；事件与故事叙述时，多采用乡村内视点以及人物视角来叙述；作品兼具有非虚构、小说特质，却又在事件与场景描写时，在突出的小说特质之外，兼具剧作叙事所具有的鲜明的画面感、现场感，等等。这些，无疑皆得益于作家本人在小说写作与影视剧剧本写作方面所积累的丰厚的写作经验，而且无形中也体现出作家在精准扶贫题材领域，继其2018年的“精准扶贫三部曲”之后持续所作的文学思考与创新性探索。

二、以文学书写记录与呈现山乡巨变和乡民的心灵史

欧阳黔森的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是新时代里的《山乡巨变》。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1958年至1960年发表），反映的是同时期乡村农业合作社由初级社发展为高级社的变化与变革，书写的是乡民在此经济制度变革当中的心灵史——心理与思想的变化，以及与心理思想的变化互相映衬的行为方式的变化等。《山乡巨变》里所写的山乡即湖南益阳清溪乡，有积极推动入社的积极分子，也有拒绝入社的顽固分子，还有居于中间位置逡巡不定的乡民，干部也分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不同思想与心理及行为方式的人物的存在，令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彼时乡民的心灵史。

在不同的时代里，经济与社会转型当中的乡民的这些心理行为方式，在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里依然发生着回响。而《山乡巨变》中贫困落后的乡村经由土地流转之后，可以采取集约化的集体经济等经济模式，经由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包产到户”政策之后，在新时代里社会整体具备夯实的经济基础、新的生产力的新情况下，在“精准扶贫”国家方略与本地干部、挂职干部们的共同努力之下，乡村这一旧时曾有的经济运行方式得以旧貌换新颜，于新时代中发生着回响、赓续，产生与新的生产力及产业经济模式等相匹配的新的可能性。《莫道君行早》里新的土地流转、集体经济产业化、引进具有产业经济模式的大公司——喻子涵的九鼎公司，都无不标示着在千年村、花开村、红岩村这些地处武陵山腹地的曾经的贫困村，经由“精准扶贫”治国方略，国家所倡导的“科学发展”“可持续性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理念已逐渐深入山乡⑦。整部小说昭示出，这武陵山腹地的山乡正在发生着新时代里的山乡巨变。通过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欧阳黔森在既是中国作协的、亦是他个人的“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里，交出了一份生动感人的答卷。

《莫道君行早》当中，山乡巨变是由本地干部与精准扶贫干部作为骨干，团结带动当地乡民实现的。干部们以种种方式现身说法，以身作则身先示范，发挥模范带头和骨干先锋作用，在帮扶后进、带领大家脱贫致富的过程中，开动脑筋，跟许多扯后腿的人与事“作斗争”，或者是得动用智慧与处事技巧才能化险为夷、化干戈为玉帛，并将精准扶贫、脱贫致富道路上的障碍一一摒除。本地干部中，花开村村主任麻青蒿、支书石松涛、紫云镇书记龙险峰、镇长熊少斌等人物，是小说重点描写与刻画的人物形象。小说兼顾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让每个人物形象都可以在小说叙述空间里得以立体呈现。连小人物也没有符号化、脸谱化，比如村会计吴艾草就是小说里不容忽视的一个人物形象，吴艾草这个小人物也被刻画得性格立体丰赡、形象鲜活生动。

小说故事的开端，紫云乡镇的镇干部就面对着如何构建“五彩紫云”的问题，即“双红”“双绿”与“黄色”五项产业。“双红”指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打造传统文化，做好丹砂产业；“双绿”则是要打好生态牌，念好山字经与做好水文章，既要保护好九龙坡绿色生态又要开发山地特色农业，既要保护好紫云河生态链又要推动水产业发展；“黄色”产业，则是指大力发展特色香柚和黄花菜的种植。这五项产业全部关联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⑧对于汞矿封矿、不准开采的政策的具体实施，小说里并不是仅仅作政策的解读与图解式的阐释，而是通过具体生动的“案例”，来反映村民矿主矿工们的心态与思想的变化，显示出村镇干部解决现实问题方面的能力与良苦用心，时时处处都要讲究方式方法。故事开始不久，龙险峰书记就要面对着花开村丹砂汞矿封矿工作中矿主与矿工们对于封矿的不理解、拼命阻挠，矿工们在矿主孙大头的怂恿下甚至不顾自身人身安全，坚持继续下矿井挖矿，但龙险峰书记的劝解工作，非常具有针对性且符合矿工的思想实际，所以收效也十分显著。⑨由此可见，干部们做扶贫工作，遇到阻挠和障碍，因地制宜，联系乡民的思想实际，讲出村民能够听得懂、听得进去的道理，要比单纯地图解政策、宣讲政策，切实有效得多。

科学发展，可持续性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发展理念，并不是说一刀切关掉汞矿就算了事，还要思考产业转型与出路的问题。所以，镇干部龙险峰与熊少斌在汞矿关停之后，并不是放手不管了，而是积极地为怎样重新利用汞矿渣资源群策群力，积极想办法想对策，积极推动产业创新⑩。不长的时间，龙险峰就快速敲定了在紫云镇落地“汞矿渣循环再利用”这一项目，并且为陈林勇、张学勤等干部订制了红岩村脱贫的几个步骤。11这些举措，都是切实解决村民思想问题与民生实际问题的举措。只要措施得当，乡民的思想转变就会更加顺利与顺畅。行动永远比口号更有说服力，要想脱贫致富，完成新时代里的山乡巨变与快速解决民众思想疙瘩等问题，这些都是最为根本的一些举措，是很考验干部的实践能力与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的。

而镇与村干部包括挂职的第一书记们对于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种种矛盾与问题的化解和解决，映照与承载的也是当地村民在改革历程中思想与心理转变的心灵史。小说开篇没多久，村支书石松涛就要赶到镇政府处理被矿主孙大头拖欠工资的牛老五要在镇政府跳楼的突发事件，处理的过程显示出镇村干部的智慧，提示做群众工作和应对突发事件也同样要讲求方式方法，对症下药。解决问题的同时，也讲求对群众的过激行为，哪怕是带有佯装性质的近乎“闹剧”式的过激行为，要采取以理服人和具有人文关怀与人性温暖的方式方法。麻青蒿的前妻丁香因为村里的“三改”工作要拆她的小卖部，竟也闹出去镇上龙书记、熊镇长办公室手拿菜刀要抹脖子的“闹自杀”事件；也是靠龙书记讲究策略的一声断喝：“熊镇长！你搞哪样！”转移了丁香的注意力，随即龙书记趁机夺下菜刀，掌握了主动权，然后又靠充满人情温暖的说理、讲解政策，承诺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好，自己与熊镇长甘愿卖红薯去，令丁香破涕为笑。12

《莫道君行早》在塑造麻青蒿等村干部的时候，并不是采用1950—70年代同类乡村题材小说常常采用的高大全式的人物形象塑造范式，而是通过真实、如实刻画麻青蒿等人在村子“三改”工作、拆除违建房、迁祖坟让土地、土地流转搞产业经济等环节当中，也曾想不通、有着不想配合与落实的思想症结，从而使小说形象生动地叙写了他们最终能克服一己之私利和私欲，舍小家顾大家，率先带头作出整改，为精准扶贫和当地构建各层产业综合立体与科学发展的新型经济结构模式，所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与表率作用。小说生动刻写了村干部自身所发生的思想转变与内在心理变化等，不仅有助于塑造出真实生动感人的村干部形象，而且对他们的思想转变与内在心理变化的记录与文学书写，本身就是山乡巨变当中乡民心灵史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也是小说里最为真实感人的一个部分。

较之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作家欧阳黔森在写村干部思想转变与心理变化的心灵史方面，同样采用了更加内在于乡村的内视点，而不是现代以来常见的启蒙理性与批判态度。《莫道君行早》中，作家是先把干部视为鲜活存在的生命个体，亦即干部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的思想转变不是符号化和一笔带过的，这就让小说家能够在近乎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地书写乡村生活现实的写作伦理之上，所写的事件与所塑造出的人物也更加真实感人、更具有说服力与可信度。麻青蒿的那间偏房是违建，但那里供有他亡父的遗像，是他这个村主任工作劳累时，可以安静独处、并与故去的父亲说说心里话的地方，也是上大学的儿子假期回来居住的地方，他是打心底里不愿意拆除的。但是当他得知黄光辉都不惜牺牲每年固定的经济收益而先拆了自家的鸡圈，面对罗云贵要求他先拆他家违建房、才拆自家酒窖时，便也毅然决然拆掉了这间违建偏房。村主任麻青蒿这一拆，带动了村里其他不想拆、对“三改”工作有抵触思想的人转变思想。比如，连麻青蒿固执的前妻丁香都在肖百合入情入理地引导下，拆掉了自己一直坚决拒绝拆除、不惜拿菜刀抹脖子“闹自杀”胁迫镇书记、拼命也想拒拆的小卖部，然后改做了农家乐的营生，逐步走向了富裕的新生活。罗云贵也舍掉了自家一年收入三万多元的酒窖，这里面既有受麻青蒿示范的带动，也与麻青蒿在做群众工作时，具备擅长从罗云贵能听得懂且易接受的道理上来做通思想工作的能力分不开。村子里许许多多的“丁香”“罗云贵”们思想转变了，就离山乡巨变更近了一步，新时代山乡巨变所承载的乡民的心灵史也因此镌刻与书写完成了。

《莫道君行早》里不仅将作为主要人物的几个镇干部、村干部写得真实生动感人，就是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也被塑造得形象立体生动，性格表现得丰富且具有多层次的丰赡维度。小说故事开端不久，吴艾草组织小学生们以欢迎仪式迎接龙险峰书记，吴艾草叮嘱自己喊什么学生们就跟着喊什么，可是吴艾草看到龙险峰、熊少斌和县教育局局长一行人到了时，竟然兴奋地喊出：“来了，来了，他们来了！”学生们便也齐刷刷举起花环，声音洪亮地齐声喊出同样的话。13这样的乌龙事件，对于塑造吴艾草这样的小人物却是神来之笔。当然，领导们严厉地批评了他搞的这种面子工程、形式主义的东西。此后，在村里开展“三改”工作，鼓励办农家乐，集体开会投票决定土地流转然后办农业观光产业园等一系列扶贫攻坚工作中，吴艾草的妻子桃花始终都有些落后。每当麻青蒿等人劝吴艾草做好桃花的工作、管住妻子的时候，吴艾草表现出的都是畏首畏尾、根本不敢管妻子桃花，总是一副畏惧妻子的“妻管严”性格样貌。但是，当千年村涉及土地流转的98户中，有两户投了反对票，其中就有桃花时，吴艾草盛怒之下动手，揪住妻子桃花的耳朵，痛斥她投反对票；而且手上加一把劲，一张脸更是凶神恶煞，对桃花宣称自己的耳朵从此解放了（意指桃花从前总是揪他的耳朵）；在全村人集体利益面前，吴艾草选择了管束妻子桃花，也重树了作为丈夫应有的威严。14

吴艾草由畏惧妻子到敢于管教妻子，这反映出他作为村会计，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思想和心灵逐渐起了变化，慢慢地由老思想转变为新思想。而妻子桃花投反对票的原因，也并非出于对土地流转建产业园有意见，她仅仅是因为想在将来的观光产业园中谋得一个好岗位，不意却遭到村主任麻青蒿的拒绝，赌气之下就在土地流转村民会上投了反对票。桃花这种个人私欲的被拒绝，显示了当地村干部在执行相关政策时候的原则性、正义性与正当性，当然也反映了新时代乡村改革与变革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相关人员的心理思想转变过程。小说没有理念化、程式化或者符号化、脸谱化地描写吴艾草这样的小人物，而是通过一个个事件、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以故事讲述与文学书写，以吴艾草在山乡巨变中所发生的转变——从外在行为到内在心理与思想的转变，来凸显山乡巨变当中乡民心灵史的变迁与思想境界的提升。文学书写要远比道德说教、道理上的说教，更能够激起读者心灵上的共振与共鸣。

相对于本地人，来乡村帮扶做精准扶贫工作的干部，对于乡村来说是“外来者”。驻村第一书记干部当中，肖百合是首屈一指的主要人物形象。做通单身生活的女人丁香的工作，让她拆小卖部改为经营农家乐，推动罗大嫂、桃花向丁香学习转行做农家乐，建议并帮助孔师傅老两口“异地扶贫搬迁”等，样样都是外来的干部动了巧心思并且皆采取与村民同视点的价值观来完成的。以内置于乡村的内视点，又兼及外来者的视点所具有的开阔的思维思路，由此肖百合所做的思想工作，方才能实现样样贴心、件件因地制宜因人而异，收获总是能够抵达村民心里面最迫切愿想的实际效果。本地干部麻青蒿对肖百合起初是不认可的，乡民也是视其为外来的干部，对她的接受经历了一个由排斥到接受的逐渐转变过程。肖百合每解决一件事，都意味着“三改”（改厨房、改卫生间、改房前房后）、迁祖坟让土地、土地流转搞产业经济、盘活经济做好经济转型与转换致富思路模式等政策及方案的具体落实。而本地干部和本地村民对千年村这位第一书记肖百合，由不太接受到逐渐接受乃至心悦诚服的过程，恰好对应着当地整个的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由贫致富的一桩桩政策与变革落地和落实的全过程，其中暗含着本地干部与乡民的心理与思想行为的变化、转变与整体变革的过程。《莫道君行早》对于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文学书写当中，映照出和所记载的是村民的心灵史。

三、兼具客观真实、艺术真实与文学审美趣味的自觉追求

欧阳黔森的《莫道君行早》是“非虚构的虚构小说”，是非虚构纪实类写作与小说文体的有机融合。对于“精准扶贫”题材作出书写，纪实类、报告文学乃至于纪实性的叙事散文，都是常见的文体形式。但要想在新时代里，为这正处千年未有之崛起与变革的新时代，书写出反映武陵腹地山区与乡民的生产和生活等皆发生着“山乡巨变”的生动故事，要做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5，就必须在大量的非虚构的纪实类材料与精准扶贫现实性素材的基础上，经由合理的文学想象与艺术虚构来实现：既真实反映出“精准扶贫”伟大实践自具的客观真实性，又要在写作中实现作家所作是一种文学书写，是具备自身堪被谓为“小说”之虚构性的特征，作品仍然具备小说的文体特征；在呈现精准扶贫工作及脱贫攻坚历程中第一手的、如身在历史现场般的客观真实性的基础之上，须具备充分的故事性与可读性，并且要具有较为丰沛的艺术性、文学性与审美性的自觉追求。

《莫道君行早》所具备的非虚构写作的特性，在于它所表现与书写的当地“精准扶贫”工作与脱贫攻坚的历程，都是真实的、客观存在的，是构成武陵山腹地山区脱贫致富、构建出科学发展综合立体经济模式历史现场的事实性材料。这是这部小说具备充分的客观真实性与现场性，能够令人有着如在历史现场的即视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它又表现出与近些年的“精准扶贫”题材纪实类作品颇为不同的非虚构特点、在非虚构特性之外别具虚构性、表现出与之不同的客观真实性的表现手法，这是由于它系小说文体以及作家所具有的艺术表现能力使然。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非虚构”写作，已有论者指出了其是对“真实信念”写作伦理的重申16。因此便有了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很多观照当下现实的非虚构作品，作家与作品呈现出较为强烈的介入性、在场性，作者往往就是身在现场的采访者。即便是远离现实题材，对历史作出观照的非虚构写作，像王树增的《解放战争》《长征》《抗日战争》等，对于历史事件的还原与回溯，也会加入史实与史料意义上的日记、书信、电文以及回忆录等，甚至还会有作者的采访笔记来调整叙事角度，意在从佐证的意义上增加可信性、客观真实性，其实也是一种比较强调作家介入性与在场性写作姿态的创作方式。17

《莫道君行早》在文体上是“非虚构的虚构小说”，首先面临的写作难题就是要在小说这种虚构性文体特征的文体样式里，尽量客观又要不太突兀、尽量不作明显插入式记录武陵山腹地紫云镇的几个村子的精准扶贫工作的历程以及所遇到的困难、所取得的成绩、所积累的经验等。这就要求把略嫌生硬的客观事实与材料，掰开了，揉碎了，巧妙地化进小说叙述与小说故事里面去。《莫道君行早》通篇未偏离当地整个“精准扶贫”工作历史进程这一叙事主线，千年村小学“三改”进而引发的村子里的“三改”，汞矿的关停所牵引出的矿渣资源的再利用，与由“双红”“双绿”与“黄色”五项产业所托举出的“五彩紫云”的愿景与蓝图等，皆是这一叙事主线上的重要的事件与客观性材料。拆除违建、迁移祖坟、土地流转、搞好农业观光产业园的构想付诸实施等，是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环节。劝服孔师傅家实现“异地扶贫搬迁”，龙书记请省里专家组进行评估后，干部们做好劝通工作，让私人土地流转出去兴建农业产业园，进而助推乡村旅游业、服务业、红色产业等多项产业的发展。精准扶贫的对象务求精准，需要把想冒领贫困户指标的牛老五这样的“伪贫困户”劝退，引导丁香、罗大嫂、桃花等转换就业思路搞农家乐，等等，多条叙事线索按照线性时间顺序、交叉有序进行。既不能对精准扶贫的政策作图解式阐释，即政策等不能从小说叙述中突兀出来与故事剥离，不能脱离小说叙述和小说故事与情节，又要显现出作家主体虽未出现在小说叙述当中，不在精准扶贫现场，却依然能够表现出作家自身的火热的写作热情，作家主体不在现场却宛若在现场般的——别样一种介入性与在场性的写作姿态，这是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首先面临的写作难题，但已然被作家成功加以解决并予以克服。

笔者在此前的研究当中业已提出，非虚构文体特征的写作不能因作家介入性写作姿态——往往会采取在场性、亲历性的写作立场，而在客观真实性、艺术真实性之间，有着失衡的、偏于追求前者即客观真实性的过于强烈的诉求。如果作家与作品在将客观真实性的原初素材，往艺术真实性、文学性诉求方面转化的艺术转化能力不够或者欠缺，往往会令非虚构写作呈现颇为“非文学”和“反文学”的倾向。哪怕是对于纯粹意义上的非虚构写作，在有的研究者看来：不能什么都写，即原初的、贴近原生态生活的“第一自然形态”的真人真事，需要进行题材和选材的择取；而对于需要写的，又需“增删隐显”“贬褒臧否”，需要写作者具备识见和魄力，写什么和怎么写，背后其实隐藏着妙不可言的“文学问题”18。这还是对纯粹意义上的非虚构写作，所提出的写什么与怎样写的要求，以及客观真实性的真人真事如何过渡转变为具有艺术性、文学性和可读性的文学作品，而对于以艺术虚构性为基本文体特征的小说而言，就对以上诸维度所需要的艺术创造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莫道君行早》的文学性、艺术性，以及作家对于艺术真实与文学审美趣味的自觉追求，很明显得益于作家欧阳黔森多年小说写作与剧作写作所积累的丰厚的写作经验。通常“精准扶贫”题材的非虚构写作，较难转化为影视剧作品。一般而言，因为精准扶贫作品不可避免地要在政策解读和数据、材料积累等方面，做大量的功课，如果艺术转化程度做得并不充分，那么，作品的故事性与可读性或多或少都要受到影响。而精准扶贫题材领域里，偏于叙事散文类或者系扶贫干部所写下的“扶贫日志”类的作品，抒情性与诗性或许足够充沛，但又由于强调写作的在场性、亲历性以及叙事散文文体自具的纪实性特征，也往往不太重视与强调作品的故事性、情节性等要素。作家在《莫道君行早》里追求艺术真实与文学审美趣味方面，首先自觉意识到了这是一部小说，小说就要具备足够的故事性与可读性。读者阅读这部小说，就会发现该部作品的故事性较强，情节性也是较为讲究的。

麻青蒿、龙险峰、肖百合等干部与丁香、桃花等人物的故事，形成大大小小不同的故事序列，每个故事序列和叙事片段，都有着较为清晰的情节，以及围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展开的叙事线索，也因此形成足够多的悬念，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莫道君行早》的作品文本似乎昭示出：这部小说虽然是由二维空间的书面语言构成的，但小说书面叙事空间非常立体、丰赡与多维。读者阅读每个故事序列与叙事片段，都仿佛是在观剧，令读者有如身在现场般的即视感、现场感与代入感。读者会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的感受：这是一部随时可以改编、拍摄成影视剧作品的小说。有着活生生的生命力、有着鲜活的生活质感的一个个乡村故事，在纸上立体丰赡地呈现出来，给人的仿佛是观看乡村影视剧的阅读体验。在这个意义上，《莫道君行早》作为“非虚构的虚构小说”的文体特征与艺术追求，就稳当与扎实地确立了起来。

在贴近与符合小说文体对于艺术虚构性、故事性与可读性等方面的要求之外，《莫道君行早》还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抒情性特征，作品中有着隐隐的沈从文文学书写风格及抒情传统的影响。此前有研究者已经从地缘性研究的角度梳理了欧阳黔森受沈从文影响的渊源：明代以前，欧阳黔森的家乡贵州铜仁与湘西同属沅陵郡，及至明末，铜仁连同曾经最令湘西人自豪的武陵山主峰——梵净山（这也是《莫道君行早》中所书写与观照的地方），才被划归黔地；但在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上它们都还属于楚文化范畴，渊源与血脉上的同源与亲近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19不仅如此，欧阳黔森与沈从文的家乡距离还非常近，欧阳黔森也曾自言其小说创作深受沈从文的影响。欧阳黔森“深深地明白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基本文化背景，而且是自己所处地域特有的”，哪怕是书写较为狭小区域的家乡的作品，也“往往以其所独有的文化背景而成为世界文化的经典。沈老先生就是写生他养他的那一块土地而差一点成为华人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奖的作家”20。由于与沈从文有着同源地域与同源性书写传统的影响，《莫道君行早》里随处可见以这里的乡镇村干部或者扶贫干部的视点为叙述视角的风景书写：“这里是武陵山脉腹地，春天里的风和日丽与暴风骤雨常常在一天中相映成趣。”“……大雨，今天一大早总算是停了，浓浓的大雾渐渐聚拢、幻化成莲花般的云朵，当云朵从山谷里飘上山巅，飞向蓝天的时候，一轮红日在九龙坡的山巅上鲜红无比地升了起来，顿时光芒四射，光线乘风洒落在山脚下的骂龙溪里，清澈的水面波光粼粼，阳光灿烂。刹那间，山的青，水的绿，天的蓝，仿佛融合在金色的世界里，大地顿时显得一派生机盎然。”21一方面，这春日里的盎然风景，是以生活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的视点来叙述的，这样的叙述有利于达成一种类乎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的风景描写，产生的“不隔”的艺术效果，可以将人的主体消融于风景客体的叙述当中；另一方面，这诗词画境般的风景描写，其实也是用来映衬与缓解龙险峰对于汞矿关停之后，这里矿工和乡民们的出路该将如何的焦虑心理。同时，风景描写有着舒缓与调节叙事节奏的作用，也为小说增加了审美性、文学性的要素。

沈从文在其短篇小说《三三》里，讲出了一个舒徐悠远又不失凄婉的少女与她妈妈相依为伴、却终究没能实现与她所钟情的男子长相守的故事。但是，沈从文花了不少的笔墨，来写堡子外、山嘴路旁的杨家碾坊，碾坊周围的溪水、碾坊的布置以及堡子的风物景致。《莫道君行早》当中，与《三三》中溪水或平或急辗转地流过碾坊的情形，有着惊人的彼此相通的神韵：“骂龙溪的水势汹涌澎湃起来，它绕过九龙坡，拐过剐龙湾，跨过晒龙滩，一路狂奔，一直冲到了紫云镇外——这里的水面上凭空凸出来一块巨大的山石，水流被这块巨石一撞，顿时就粉身碎骨，涌进了紫云河，紫云河的宽阔让水势一下子平缓下来。一时间，半河浑浊半河清。”22很多非虚构写作的风景描写、景象的描摹，常常会与主体叙事剥离、作分离状。欧阳黔森这部小说里做到了水乳交融，与小说主体叙事和小说的故事浑然一体。笔者曾经强调非虚构类与纪实性作品，也要通过艺术想象和文学虚构来还原场景和故事情境，不能缺乏艺术真实创造力而一味地去贴近客观真实，更何况《莫道君行早》是小说文体，对于写作者的艺术虚构能力和艺术想象能力，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部小说里，作家所受沈从文书写传统的影响清晰可见，写作者有着对于文学审美趣味的自觉追求。

四、“非虚构的虚构小说”写作的叙事探索、创新性及无限可能性

我们知道，即使是较为纯粹意义上的非虚构写作，也不能固守非虚构写作与虚构文体小说之间作决然对立状的文体界限。而应该采取打通不同文体的界限、尽量采取能够兼容并包不同文体之长的方式，既要汲取非虚构写作对于倾力呈现实素材与材料所提供的客观真实性的追求，秉承非虚构写作之长，重视非虚构介入性与在场性写作姿态对于还原历史现场的作用；但同时，也要考虑到除非是作家逐一记录自己现场采访的非虚构、纪实类作品，一般而言，写作者无法真正出现在每一个事件与故事的现场。而如果写作所采取的又是小说的文体样式，同时要求还原精准扶贫这一治国方略的历史现场，兼要具有较强的故事性与可读性，那么，对于作家剔抉择取素材的能力，对于写什么不写什么的考验，对于“非虚构的虚构小说”该怎么写，怎样将客观真实性很强的素材，转化为具有充沛的艺术真实性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文体，就有了更高的要求。

欧阳黔森是非常擅长写作剧本的，他本人已经是非常有名的剧作家。对于剧本文学叙事必须要求的人物视角叙事和事件与场景的现场还原能力，他在创作当中有着经年的、长期的积累。《莫道君行早》当中随处可见一些极为生动的现场事件，画面感很强，有着自带的较为突出的剧作空间叙事维度的特点，令人感叹仿佛在阅读甚至是在观看一幕幕“乡村精准扶贫故事”“乡村生活故事”，乡村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作家本人、创作主体当然不在故事与事件发生的现场，但是却能够打造现场感与代入感十足的文学叙事。小说故事性与可读性较强，看似并无太多“震惊”体验的现实生活中，却充满了一件件、一桩桩生动有趣的生活故事。牛老五、丁香所谓的跳楼、闹自杀，都是在干部们不失智慧与乡间生活趣味的机智当中解决的。牛老五闹跳楼问题的解决，干部不仅擅长做劝解工作，还机智地使用了送容易吃坏肚子的包子等“手段”，作家没有直接点破，却通过人物之间的埋怨、插科打诨等的对话，巧妙地将干部所使用的转移注意力、使得牛老五放弃自杀念头的“歪打正着”的办法，作了揭秘。而对于丁香的劝解工作，当然离不开麻青蒿与肖百合的配合。桃花与罗大嫂在丁香办农家乐的带动下，转变思路，小说叙述人也并不是通过说教，而是惟妙惟肖地描写了桃花与罗大嫂怎样观察丁香的一举一动，以及生动地刻画了村妇之间的攀比、不服输的心理，她们连丁香外出学习怎样办好农家乐，都要盯得死死的，心里各种猜度与偷师。像牛老五夫妻闹要贫困户的名额与福利，也是非常具有现场感的鲜活的故事23。干部劝服他们放弃本不该属于他们的贫困户名额，也很有技巧，带有乡间淳厚的生活气息。

有些论者注意到了《莫道君行早》在小说叙事中，根据情节与故事，插入了一些诗歌、诗句。像当年丁香被麻青蒿吸引，也是情定于诗歌。麻青蒿与引入当地的产业公司老总喻子涵的结缘，也有着基于共同爱好——诗的牵线搭桥……陈平原在阐述五四新小说时，明确指出五四作家“对传统小说的引录大量诗词颇不以为然”，即使偶尔有在“小说中穿插诗句的”，也“都很有节制”，不会撇开人物专为“炫耀作者诗才”，同时他也指出这实际上是“浓郁的抒情色彩”，笼罩了当时大部分的优秀小说。24沈从文的短篇小说中，也常见像诗歌一样的歌词被引入小说叙事，哪怕是写宗法制遗留的《萧萧》、写悲戚爱情的《边城》等小说，也全都有很多像古体诗词一样美的意境。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中也有通过将诗歌引入小说，具有增强小说的抒情性与将其设置为故事节点的意图。而跟人物与故事有机融合的风景、景物描写，也是作品超越了单纯的非虚构写作，具有更多写作维度与面向的一种表现。

正是由于小说写作与剧作经验的积累，欧阳黔森在《莫道君行早》当中，非常擅长写作人物对话。有时候故事与情节，乃至戏剧化冲突的场景，全靠人物对话展开。与有的作家不擅长写人物对话、畏难写人物对话不同，欧阳黔森非常擅长写人物对话，对话皆带有人物各自鲜明的性格，推动情节的发展。而且，他写人物对话，早已超越了冒号、双引号等规约性标志的束缚，可以说是信手拈来。没有引号等规约性标志的自由直接引语，形成人物对话的溪流、急流乃至对话的瀑布，一往无前毫不停歇。由于叙述人对人物视角掌控自如，从不令人产生到底谁是说话者的困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大量的自由直接引语被使用，由于内置于乡村的内视点的使用，加上自如运用人物视角来叙述，令不同人物的“原话”皆鲜活生动、自带人物自身的特点，形成妙趣横生的语言和对话的“瀑布”。令人产生如在现场的代入感。作家在《莫道君行早》里，貌似采取了创作主体的消匿与隐匿的写作姿态，但是作家本人还原现场与再造情境的能力，实在是功力深厚、表现不俗。

《莫道君行早》既要具有非虚构写作的扎实的、夯实的客观真实性，又要具有小说的虚构性、故事性与可读性，它就不可能仅仅是单一的叙事线索贯穿到底。欧阳黔森具备较强的讲故事的能力，这在他此前出版的长篇小说《奢香夫人》《绝地逢生》等作品当中已经凸现。《莫道君行早》当中，欧阳黔森灵活运用了多条叙事线索穿插进行的艺术手法。像麻青蒿与丁香的故事，在小说开端时俩人是离异、各自独身的生活状态，随着小说叙事的展开，在千年村的乡村生活与“精准扶贫”工作当中，逐渐揭示他们二人是怎样产生误会，闹了离婚。而对此前因与奥秘的揭示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作家一点一点地、不疾不徐地，慢慢地揭开两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几乎势不两立的情绪状态的缘由，以及当年到底是因为何故而离异。直到小说行将结尾，才揭秘二人当年的离异本就源于一场误会：丈夫麻青蒿当年辞去教师工作、做了村主任，但收入菲薄，丁香为了支持丈夫和这个家庭，外出打工，被老板在酒中下药，丁香凭着自己仅有的清醒意识与意志力，刚烈地拒绝了老板的图谋不轨；而去寻妻子的丈夫麻青蒿却误以为妻子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加上乡村的流言蜚语，就选择了跟妻子离婚。妻子丁香则性格刚烈，满腹委屈，当年也不跟丈夫麻青蒿仔细解释，一气之下就同意了离婚……两人几经周折，在肖百合等人的撮合下，再度复合。《莫道君行早》的叙事主线是“精准扶贫”工作，而像麻青蒿与丁香的情感故事，是这部小说众多的复线叙事之一。不同的叙事线索的缠绕，生发出的故事性与叙事丰富性，令人被小说深深地吸引，硬是在原本往往会是政策图解性意味很强的作品当中，读出了当代、新时代乡村故事集的强烈感受。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25。欧阳黔森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新作《莫道君行早》当中，在“精准扶贫”题材领域，以“非虚构的虚构小说”这一重大的创新文体样式，以非虚构纪实类写作与小说文体有机融合的体式，凭借内置于乡村的内视点的小说叙述，书写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作家及作品在叙事上锲而不舍地作着多方位的创新性探索，既产生了犹如在历史现场般的客观真实性，又有充分的故事性与可读性，并且还具有较为丰沛的艺术性、文学性与审美性的自觉追求。《莫道君行早》所表现出的“非虚构的虚构小说”写作的叙事探索、创新性及无限可能性，对于在“精准扶贫”这一题材创作领域未来的发展面向与创新性探索路径，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与启示性价值。

注释：

①刘艳：《“精准扶贫”的时代史诗》，《文艺报》2018年7月6日。

②刘艳：《〈在群山之间〉：一部非虚构的扶贫文学志书》，《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

③16 17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④⑤⑥刘艳：《非虚构写作的文学性维度及可能面向》，《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3期。

⑦⑧⑨⑩11 12 13 14 21 22 23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103、63、65—82、107—110、171—175、138—140、86—88、420—423、21、22、343—350页。

15 2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

18参见吴秀明主编《当代文学“历史化”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26页。

19李遇春：《博物、传奇与黔地方志小说谱系——论欧阳黔森的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7期。

20欧阳黔森：《故乡情结》，《水的眼泪——欧阳黔森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5页。

24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1—212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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