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谈到深受赞誉的公众人物时说，“没有人可以完全认识他自己，因为没有人像显现给他人那样显现给他自己”，另一方面，为表达她的谦卑与自信， 阿伦特引用了奥登（W.H. Auden）的诗：“相比于私人领域的公共面孔/公共领域的私人面孔/更智慧，更优雅。”1作为一位文学史家，洪子诚先生对当代文学的学术梳理和研究方法都是具有开创性的，或者说，洪先生本身就是后辈学人必修的文学史，而洪先生的“阅读史”，更像是一个有价值的注释，使我们得以见到“公共领域的私人面孔”，它有可能“更智慧，更优雅”，有可能更曲折，更执着，至少，在《我的阅读史》中可以看到一种耐心和支撑这种耐心的独特的精神锐度：对个人经验与审美趣味的“历史化”，并从中确认当下“自我”的审美立场和历史深处的“自我”形态。

可以说，不轻言“告别”是洪子诚精神路途中的步履节奏和思想方法，当历史与时代发生巨大的转型和重构，他精神的丝缕仍然牵连着过去的时空，然而这种“牵连”不是简单地认同或控诉，而是将之历史化，在当时具体的语境中考察其运行的机制与内在逻辑，并以之作为考察当下的一个重要参照——同时也将当下的经验与美学趣味相对化，让我们看到“自我”及其美学“趣味”并非是天然如此的，而是在历史之中形成并不断变化着的。在这一视域中，“自我”获得了一种开放性，也获得了一种历史的厚度与丰富性。于是，我们最初所要探看的“私人面孔”只成为一种修辞，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哪些阅读——是谁、是什么、以何种方式构造了“自我”的美学趣味，这样的美学趣味与“自我”在历史的变迁中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引发了怎样的复杂纠缠。

在关于巴金、牛汉、契诃夫、《鼠疫》《日瓦戈医生》等作家作品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洪子诚梳理个人“阅读史”的具体方法及其美学趣味在时代中的变化与拓展。在《我的“巴金阅读史”》中，作者描述了数十年间三次集中阅读巴金的不同感受：第一次是1950或1951年，“十二三岁，刚上初中”，“巴金作品中对不合理现象、制度的揭露、控诉，对理想未来的热切、坚定期待，……都特别吻合少年时代我的生活认识和阅读心理”，而“现在普遍认为艺术价值更成熟的《寒夜》、《憩园》等，当时也翻过，却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2；第二次是“58年底到59年初的事情，当时我在北大读三年级”，作者描述了他参与当时文学界“巴金作品讨论”的情景，“这次阅读的动机、方式，和中学时大不相同，这是在事先确定的阐释框架中的阅读，一种非个人的，‘公共性’的阅读”，“这个期间，我们信服周扬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的论断：个性解放、个人主义在反封建，在民主革命时期有它的历史意义，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只能产生消极、甚至反动的作用”，但“以我而言，对那些要被‘清算’的古典、现代‘遗产’，心中存有许多的依恋。后面这个问题，泄露了我这样的50年代‘造反者’内心隐秘的‘恐惧’”3；第三次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那段时间：主要读的是当时反响很大的《随想录》。阅读虽说也有从中得到解释疑惑等动机，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职业’的需要”4。在这里，作者梳理了个人阅读巴金的历史语境与阅读方式，从中学生的“自发阅读”，到大学时代参与巴金作品讨论“公共阅读”中的个人疑虑，再到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的“职业需要”。这样不同年龄、身份的“自我”纠结在对巴金的阅读史中，其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自我”的内部差异，如果细分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造成“差异”的一些因素，如人生阶段/年龄，时代/意识形态，艺术造诣及知识储备等。随着这些因素的流动、延展，作者对“巴金”的理解也在发生巨大而微妙的变化，作者将这一过程细致地呈现出来，思维作为一副不可见的面孔，却显露出无限丰富的表情。

这里并非涉及对巴金的具体评价，而是要经由作为一个整体文本的巴金及其作品来折射出时代与“自我”的变化，重要的也不在于作者现在对这一“文本”的认识，而在于作者将不同时期的阅读感受进行了一次动态的捕捉和呈现，并将其并置在读者面前，让我们得以看到其主体构建的细微过程。而且，作者并没有“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也就是说，作者并不认为前两次的阅读感受不真实，是受到时代潮流的裹挟而产生的“虚假”经验，只有最后一次的阅读感受才属于自己，而是将之“相对化”——既承认“现在”的阅读感受与之不同，同时也尊重“昨日之我”的阅读体验，认可这种体验是“现在之我”形成的重要根源，是主体自我构成的一部分，而不是能够简单否定、切割、抛弃的植入之物。这样的人生态度与思想方法同时也将现在之我“相对化”——即并不认为“现在之我”的感受是唯一的、结论式的，而是将之与不同时期的“昨日之我”并列且抱以尊重，发掘“昨日之我”转化为“今日之我”的踪迹，将主体自我层层构建的痕迹按图索骥地呈现，同时也为“将来之我”可能的变化预留了可理解的想象空间。于是，一个具有复杂层次的动态的内在自我逐渐清晰，这不仅是一个对自我及其形成具有高度清醒意识的主体，也是一个可以对自我所处的时代、所浸润的文学进行深度反思的知识分子。这个“自我”是脆弱的，不断被时代的骤变而打破既有的形状，但同时这个“自我”也是坚韧的，试图跨越时代的巨大断裂重建内在的连接，重置一个稳定、坚固而完整的内在自我。

这本就是当代中国的精神议题，也是文学的题中之义。在文学史的框架中，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十七年”“文革”“新时期”“1990年代”文学之间，都存在着鲜明的断裂，对于写作者和研究者来说，如何面对个人经验的断裂，如何在断裂中弥合内在自我的统一性，都是一个重要的心灵难题。常见的方式之一是将思想驻留在时代的某个阶段，拒绝随时代之变而变，这种带有戒惧和自卫的拒绝以自我封闭的方式造成自我固化和自我循环，从而也因视角的贫乏和惯性依赖而使原点逐渐模糊和失真；或者是对“昨日之我”不遗余力地批判和忏悔，进而站在转折的时代潮头呼喊新的澎湃，以知识分子的时代感和表达欲全情投入，尤其当“文化英雄”成为某种社会心理需要和强烈的精神寄托，但也因此而在越来越合拍的节奏中停不下来，对急于脱离的“过去”简单切割，以致在赶往新路的兴奋律动中出让了完整的自我脉络和音调，脚步错杂，越来越依靠听觉闻风而动，挥舞片段的自我，投入他者的期待。相形之下，洪子诚的意义在于，既有面对完整自我的意愿，也有这样的能力，敏锐而冷静的历史眼光和诚实深切的历史感，以及长久支持他步履不停的虔敬和兴趣，使之可以将自我相对化、历史化，在对个人经验与阅读史的梳理和解剖中，呈现出“自我”在时代巨变中的犹疑、焦灼与重构过程，其中承担着自我纠缠的艰苦，也兼容着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说的“文本的快乐”。在这里，他不仅以“我的”为方法，反观历史、自我与现实，也建构了一个与当代中国复杂程度相匹配的、更为复杂的内在自我，或者说，是因其完整而真实，因其真实而丰富，因其丰富而赋有深沉的美感。这个“自我”事实上在为当代人文社会贡献一颗独一无二的灵魂。

当然，这个“自我”既非抽象，也不可能完美，甚至也并不无辜，而是承认所有身不由己的被动和主动的身不由己，承认诸般避不开的现实关系和无意义的羁绊消耗，承认各种如影随形的个人弱点、偏好与趣味，以及在特定时刻和场景下的怯弱和失落。而与此并行不悖的，是将以上种种历史化、对象化、问题化的过程，是将自己掷进去的旁观和鉴赏打量时的身在其中，在历时性和共时性里四面楚歌自我交战，其难度可想而知。鲁迅晚年在杂文中不厌其烦地书写日常生活、社会新闻、文坛轶事、明枪暗箭，恰是在以全部的生命与幽暗现实和自觉不自觉的“公共自我”贴身肉搏，故而我们看到的不止是一个掌故和记录，还是包含了鲁迅的眼光、体验、情感和局限的鲁迅世界，也是与动荡中国紧密纠缠着的、彷徨无地的鲁迅其人，也是凝视中国历史深处又站在现代中国的远方的鲁迅的困顿与反抗。当代中国不会因其切近、切身而否定或看轻被“身在此山中”的眼光观察和洞见的可能性，当代文学史的生成及意义也未必是我们看到的那副“公共面孔”。

在《我的阅读史》中，《思想、语言的化约与清理》一文经由对当年参与编撰《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这一史实的梳理，以及在后来的语境中对这一文本的反思，展示了一种主体与客体相互纠缠的特殊形态和面对自我与面对历史的复杂态度，“在时隔三十年之后，重读《大事记》和我写的批判文章，重读‘文革’后期的那些讲课笔记，难以相信这些文字出自我的手。设若这些资料不再留存，设若留存了而我不再去重读，对当年情景的想象将是另一种面貌：这是确定无疑的”5。“现在，我当然不会再认同《大事记》的观点，认同那种对历史的描述和方式，如果有人重读这份材料，相信也倾向于把它看作错误时代的一个毫无可取的‘怪胎’。不过对我来说，《大事记》（也包括《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等）仍有它值得重视的‘价值’。从‘认知自我’来说，它可能是了解思想、情感变迁的轨迹，了解生命与连续关系的一个‘症候性’文本；假如我还愿意了解自己的话。从认识当代文学与当代史来说，作为当年主流论述的扩展、补充，可以从《大事记》中窥见当代激进政治、文艺理念的内部逻辑，具体形态，从中见识文学—政治的‘一体化’目标在推动、实现过程中，存在着怎样的复杂、紧张的文化冲突，也多少了解这一激进的文化理念的历史依据，以及它在今天延伸、变异的状况。”6在这里，史料关联着现实，研究对象里包含着研究主体，研究成果提醒着痛感，也因之，作者所采取的独特视角和复杂态度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尤为珍稀，正是借由这种视角与态度，作者提供了一个还原更加丰富复杂的“自我”和更加丰富复杂的当代中国的可能性和方法论。

如果说洪子诚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关注更具文学史意识和专业精神，那么在对国外作家、作品的评述中，个人趣味和鉴赏眼光则更为醒目。在以契诃夫为主题的《“怀疑”的智慧和文体》和以《日瓦戈医生》为阅读线索的《一部作品的延伸阅读》7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严肃而兴高采烈、笃定而不放弃怀疑的安静又跳跃的思想投影。

《一部作品的延伸阅读》描述了作者阅读《日瓦戈医生》的历程及相关思考，全文分为“1958，知道日瓦戈这个名字”“1986，看了改编的电影”“1987，读到了小说”“1994，‘生活’的概念”“1998，海燕与‘蓬间雀’”“2002，秋天的别捷尔金诺”6个部分，文章中呈现了作者对帕斯捷尔纳克及《日瓦戈医生》不同时期的认识与理解。在这里，我们可以大体辨识出洪子诚的自我认同及其问题意识，即他更认同知识分子的“定位”，更强调文学（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传统，但这一认同又是开放的、复杂的、相对化的，有着暧昧的边界与微妙的曲线。造成暧昧与曲折的因素，既有历史文化语境的变迁，也有面对复杂精神状况确立个人立场的代价与艰难。可以看到，洪子诚在以一种排除了简化和整饬的方式来处理当代的思想与艺术问题，与某种化约式的高效方式不同，洪子诚并不以既定的理论或立场阐释一切，相反，他将立场本身审慎悬置，以核心问题的关切为中心，在历史化和相对化的行进过程里渐次递进，呈现问题的不同层次与侧面，从而看到历史的症结在偶然、必然、突然的疾驰和撕扯下，相互缠绕和渗透之处，在多维、动态的时空中激活历史中的人和人剥离不尽的历史。可以看到，虽然作者不同时期的认识方式和即时感受迥然有别，但其核心的问题域是具有同一性的，这也可以回应我们另一个疑问，即作者感时入世的开放性的“自我”边界在哪里，是否具有稳定性？这个“自我”是否会演变成自我的“他者”、流失而不自知的符号，甚至成为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在这篇文章中，不难看到，尽管经历了不同层面的反思与重构，但作者核心的问题域始终稳定，而正是对核心问题域在不同年代变奏的细致考查，构成了其“自我”的内在丰富结构，而越是丰富复杂的结构，其空间和韧性越大，立体而非静止的稳定性才更为真实、可持续。

在《“怀疑”的智慧和文体》一文中，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文本。全篇分为“重读将损失什么”“‘当代’的契诃夫图像”“孤独的‘无思想者’”“‘怀疑’的智慧”“不奢望，也就不会有奢求”等不同的部分，文后且附有“附记”。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宋体字排版的主体论述部分中间，还夹以楷体字插入了抒情性的散文部分。在洪子诚的著作中，此类抒情性的部分颇为罕见（另一例是《1956：百花时代》的前言和后记）。此类插话在文中计有8处，以对“你”的描述与倾诉为基调，从文中所涉及的内容看，“你”便是叙述者“我”——过去的青年的“我”与现在的作为文学史家的“我”。之所以以“你”而不是“我”来描述，一则映照了作者将历史相对化的努力姿态和意识，一则流露了作者对“抒情”的疏离性态度和小心翼翼，即在理性上作者并不认可抒情的方式，但在情感上又难以摆脱对契诃夫的喜爱与内心雀跃，于是选择了这样相对折中的方式来表达，也透露出“我”目前对抒情可以接受的程度。

在这篇结构复杂的文章中，作者梳理了个人对契诃夫的阅读史、契诃夫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独特而尴尬的位置，以及契诃夫在中国不同时代的接受史。作者谈到了他最初读契诃夫时的感受，“回想起来，当时的喜欢，如果套用现在的话，那是在向我展现一种‘新的感性’，一种与我经常接触，也曾经喜欢的夸张、坚硬、含糊的文体相区别的文体，后者就像《第六病室》中说的，‘总是涂上浓重的色彩，只用黑白两色，任何细致的色调都不用’。这种‘新的感性’所教给我的，是我不大熟悉的那种对细节关注，那种害怕夸张，拒绝说教，避含混和矫揉造作，以真实、单纯、细致，但柔韧的描述来揭示生活、情感的复杂性的艺术”8。而时代处于革命具有绝对性的苏俄和中国，“温和的，有点软弱，敏锐纤细，而又比较‘懂得相对的东西’，拒绝‘党派性’立场的热衷，拒绝激昂的陈词滥调的‘思想’迷恋的契诃夫，确实有些特别，也有些不合时宜”9，“原因在于，在他的文字中缺乏决断。我们见到的更多是互相矛盾、牵制，甚至互为抵消的态度和情感”10。但是，契诃夫的价值也在这里。“契诃夫的独特，在于他坚持以艺术感性的复杂和‘怀疑’的智慧，来在已深入人心的象征方式和思维逻辑中，争取一个“微弱”的空间”11，“在契诃夫留给我们的遗产中，值得关注的是一种适度的、温和的‘怀疑的智慧’：怀疑他打算首肯、打算揭露、批判的对象，但也从对象那里受到启示，而怀疑这种‘怀疑’和‘怀疑者’自身。这种‘怀疑”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否定，因而不可能采取激烈的形态。它不是指向一种终结性的论述，给出明确答案，规定某种坚硬的情感、思维路线。他从不把问题引向一个确定的方向，他暴露事情的多面性，包括前景。也就是说，思想捕捉各种经验与对象，而未有意将它们融入或排斥于某种始终不变、无所不包的一元识见之中。他不是那种抽象观念、超验之物的耽爱者，他偏爱的，是具体的日常经验和可证之物。他为这个越来越被清晰化，日渐趋向简单的世界，开拓小块的‘灰色地带’，并把这‘灰色’确立为一种美感形式”12。

在作者投注感同身受的欣赏和具有专业水准的细腻梳理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契诃夫“怀疑的智慧”及美学趣味的认同，但同时，他对自己的这种由认同而喜爱或由喜爱而认同的契诃夫情怀本身，也不无犹豫与怀疑。在“附记”中，他转引了梁文道的《契诃夫在萨哈林岛》的部分段落：

契诃夫要为岛上的犯人写一本书，描述他们的故事，传达他们的声音。很明显，这是一趟赎罪之旅，而且是非常艰苦的旅程。因为从莫斯科到远东，中间是西伯利亚的苦寒荒凉，行程至少六个月。起行之前，朋友赠他一瓶顶级法国白兰地。他就把这瓶昂贵的琼浆放进行囊，一路摇摇晃晃，在登陆岛上的第一个晚上，他才终于打开了这瓶白兰地。

希尼如此形容那一刻：“‘作家正在享受琥珀色的白兰地。在周围弥漫着迫害气息和残酷音乐当中，他品尝着浓郁的醇酒和奢华放纵。’那瓶酒，不只是朋友的礼物，也是一位艺术家的天赋(gift)。契诃夫在脚镣撞击的声响中，尽情享受创作的快悦，释放自己天纵的才情。因为这一刻他心安理得，他的赎罪之旅已然结束（也同时开启）。在两座险峻的悬崖之间，他找到了最细微精巧的平衡。”

在这里，所谓“在两座险峻的悬崖之间，他找到了最细微精巧的平衡”，是对契诃夫艺术及其风格的质疑，对“怀疑的智慧”的怀疑，也是洪子诚对“自我”及其美学趣味的再反思，他将这一怀疑与反思包容进了“自我”的思想空间内部，可以说是对“自我”根本性的敲击和检视，而这样的反思力才是穿透性的，它让人不再能以表演自我和表演反思的方式得到代偿性的安慰，而是将人直接送抵返观“自我”之构成“自我”的核心之地。

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洪子诚的著史方式和思想方法之所以富有启发性，在于他将历史、现实、自我、他者、有形、无形的内在关联真切地建构起来，那些自以为泾渭分明光滑整齐的划分和归属不再安于如此。而当下的中国与无数的“自我”，仍置身于一个剧烈变化和充满不自主、不确定、不停歇的历史段落中，不及窥其全豹，那些被兑换成各种各样的“他者”和“他者”价值的时间与自我，悬空旋转，华丽空洞，而没有人承认不愿继续。但毕竟，有人一步一步地循着清醒而内敛的“自我”，在历史的曲径，重新探索并确认自己与时代的关联及其关联方式，读到了，那么，无数“我”的阅读史也就开始了。

注释：

1[美]汉娜•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陈联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0页。

2 3 4 5 6 7 8 9 1011 12 13 洪子诚：《我的阅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7、7—10、12、177、177—178、137—163、33、43、45、45、48—49、54—55页。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