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主编：谈凤霞

出版时间：2023.2

出版社：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黄蓓佳是突出的“这一个”，其殊异性在于：她在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领域进行二者兼顾、兼重且兼美的跨界写作。她可能是成人文学作家中创作儿童文学历时最长且建树颇多的一位，也是儿童文学作家中创作成人文学作品最为丰厚的一位。之前，铁凝、王安忆、迟子建等作家在初涉文坛时也多以儿童文学为开端，但之后基本聚焦于成人文学；近年来，张炜、阿来、马原、虹影等也先后涉猎儿童文学，各自开疆辟域，而黄蓓佳则已经在这片让她牵挂的园地上辛勤耕耘了数十年，并且硕果满枝。黄蓓佳的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创作都追求深远和精微，她在《谁让我如此牵挂》中自述：“快乐并忧伤，或者说，快乐并思想，这是我对自己写作儿童小说的要求。”她希望儿童文学提供给孩子的是有深度、有质量、有品位的阅读。秉持这样的自觉追求，她的儿童文学创作成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一座高峰，也成为一道拥有着清新朴实的中国底色、令世界瞩目的美丽风景。

黄蓓佳这样的双栖作家，用杨万里的诗句“正是春光最盛时，桃花枝映李花枝”来形容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她的成人文学作品成就斐然，儿童文学作品获奖无数，二者交相辉映。评价其儿童小说的品格与意义，应该基于其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内在共通的美学境界。在五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黄蓓佳一直具有不断汲取又不忘突破的劲道。她在创作初期就表明了自己在艺术上的不懈追求：“每走完人生的一个历程，总要与一些作家作品分手，向他们告别，说一声‘再见’。永远敬慕永远推崇的，不过是托尔斯泰的《复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么几部。”她所言的“告别”意味着在新征程上的不断出发，而“永远”则是对“伟大的经典”从一而终式的奔赴。黄蓓佳的小说在四处寻路中始终灌注了走向经典的渴望并不懈地锻造其成熟的品质，无论是其成人文学还是儿童文学都有高远的追求和丰厚的建树。

黄蓓佳早在北大读书时期就钟情于儿童文学，年轻的笔端已颇具纯正的文学气象，她的作品清新、流丽而不失醇厚。发表于1980年的短篇儿童小说《小船，小船》使黄蓓佳在中国儿童文学界声名鹊起，它承载着清凌凌的风景和沉甸甸的情感，以其特有的风致，划行于滔滔的时间长河。《小船，小船》的背景里荡漾着忧伤，也巧妙地交织了温情。作家将故事讲得疏密有致、情深意长。向来善于操弄文字的作家不仅是画家，还是作曲家，文学作品骨子里应是一首跌宕起伏的乐曲。年轻的黄蓓佳已经深谙其道。文中的小船也承载了关于人生的思考，润物细无声地引渡了一个男孩的成长。这篇短篇小说出手不凡，超越了儿童文学中常见的讴歌教师高尚品质的单一立意，拥有了广阔的主题，具有超越时代的生命力。在尝试短篇小说之后，黄蓓佳继续施展自己的文学才华，写了许多长篇儿童小说。虽然这些后来的“巨轮”更为厚重，然而其早年的“小船”已经显山露水地昭示了一位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非同一般的潜质，也显示了其跨越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创作功力。这只来自江南水乡的小船，犁开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沉寂的湖面，留下了它旖旎的波纹，至今仍轻轻摇荡，清新漫溢。

出版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等长篇儿童小说是黄蓓佳进入创作喷涌期的开端。之后，黄蓓佳在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多年间创作了十多部长篇小说，可谓步步莲花、步步换景，而且日益醇香。黄蓓佳的儿童文学表达了她对儿童生命里种种境遇的洞悉和关爱，她以母性的目光注视当代儿童的生活与内心，也以深情的目光回望属于她自己和上代人的过往童年，尤其是《遥远的风铃》《余宝的世界》《童眸》《野蜂飞舞》《太平洋，大西洋》《叫一声老师》等作品，更突出地体现了深广的人文内涵、开阔的艺术思维和超拔的美学境界，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隽永而厚重的审美品格。就文学格局与质地而言，这些作品完全可以与那些世界一流的儿童小说分庭抗礼。

已有诸多评论家肯定了黄蓓佳多方面的创作造诣，尤其是针对她的成人文学中的多部长篇小说力作，如《没有名字的身体》《所有的》《家人们》等。汪政发现其小说的可读性及其对诗意优美境界的创造，王彬彬欣赏其准确精细、富有韵味的语言功力，丁帆赞扬其在泥古与创新之间的风景描写，朱晓进评价其蕴含文化况味的细节刻画……我一向认同这样的艺术观：一切艺术的最高境界都应臻于诗性，不只是和谐，甚至在矛盾与冲突中也创造诗性。黄蓓佳的小说创作蕴含了诗性品格，这种诗性并非是溢于言表、刻意渲染的诗情画意，而是缘于内在的“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之结晶。德国诗人、剧作家席勒在其著名的文论《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区分了两种诗人，素朴的诗人限于模仿现实，按照人的实质在现实中表现人性，而感伤的诗人沉思事物在他身上所产生的印象，从有限的状态进入到无限的状态。他提出，真正的审美境界应该是素朴性格和感伤性格的诗的结合，“素朴的性格同感伤的性格可以这样地结合起来，以致双方都相互提防走向极端，前者提防心灵走到夸张的地步，后者提防心灵走到松弛的地步”。文学表现的有限与无限在黄蓓佳近些年的小说中得到了灵巧的熔铸，她调匀了两副笔墨，以素朴之笔对现实世界真切描写，以感伤之笔对心灵世界深入刻画，精致、微妙又丰润、饱满，营建精神和艺术的张力，既没有走向夸张，也没有走向松弛。

纵观其创作轨迹，黄蓓佳的小说创作不断呈现令人惊艳的美学风景。她在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双轨上行进得日益娴熟，步履笃实而又不失优雅。她让诗意沉淀，诗性内敛。黄蓓佳小说的诗性，首先得归功于其作品常常冶炼着一个倔强地追寻心中之真、被爱与痛的火焰灼烧着的感伤的灵魂。《没有名字的身体》中受困于秘密之爱的成年女性“我”，《所有的》中豁出一切而终未修成正果的艾早，《家人们》中在情感或良知之茧中挣扎的罗想农等人，作家意在呈现其灵魂深处不为人知的呐喊与战栗。即便是儿童小说，黄蓓佳也没有放低写作标准，她以深切的理解塑造了一些同样滚烫的灵魂，如《漂来的狗儿》中从“狗儿”改名到“鸽儿”的敢想敢做的女孩，《遥远的风铃》中在世事沧桑和人性沉浮的阅历中磨砺的少女小芽，《余宝的世界》中在亲情与道德的争斗中煎熬的民工子弟余宝，《童眸》中心性倔强、不屈于命运的二丫和细妹……以上所举的成人小说和儿童小说，在本质上都可看作是巴赫金所称的“时间进入了人的内部，进入了人物形象本身”的“成长小说”，塑造的是成长中的人物形象。黄蓓佳给予“成长”一个非常形象而精妙的定义：“由鱼变人的撕裂的疼痛”。她用深深细细的笔触去写各色人等灵魂裂变的疼痛，由此而使故事超越了形而下的生活内容而获得了精神的诗性。作者在其长篇力作《家人们》中道出一种真实：“所有的人都在隐藏自己。有时候，因为藏得太深，自己把自己丢掉了，这时候就需要提醒自己：你在哪里？你是谁？”黄蓓佳笔下的人物大多需要穿过铠甲的森林而走向自己。哈罗德·布鲁姆认为“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黄蓓佳作品中的人物本身也都有各自的孤独，隐藏着心灵的私语。这种孤独在《遥远的风铃》中有一段直接的描写，小芽经受不住良心的折磨，夜晚去给她喜欢的贺天宇送李小娟拜托她转交的情书，“这样的夜晚走在农场的任何一条路上，你能感觉到的只有孤独，孤独的世界和孤独的你，彼此之间都是疏远和戒备的，是无依无靠和冷漠无情的”。这一孤独的感思以不同形式存在于黄蓓佳笔下的多个人物心中，给风尘满面的故事带去了诗性的气质。

黄蓓佳小说的诗性也得力于其崇尚的“干净”。在《遥远的风铃》中，作者借小芽对知青贺天宇的“干净”而生发的喜欢道出了她对这种美的崇尚。但黄蓓佳的小说并非以纯美之笔去表现纯净之人事，相反，她质朴地勾勒和描绘生活原貌和人心真实，不回避现实的斑驳和灵魂的芜杂，而在主旨上又不放弃对于灵魂之洁净的寻求。如《家人们》中的几个主要角色——罗想农、杨云、罗家园、乔六月、乔麦子等，都经受着各自内心隐忧的种种折磨，但是每个人最终都以或隐忍或歉疚或忏悔或自我惩罚等方式去洗涤灵魂的罪过。《所有的》中，艾早一步步滑向深渊，但始终埋在心底的是她对陈清风的无望与无私之爱。再如《童眸》，二丫对于大丫虽有以之为耻的恨，但也缠绕着血缘牵系的爱与护，并最终为救她而死。黄蓓佳多部小说的题旨表现为在罪与罚的跋涉中走向清洁的救赎，甚至在一些作品的结尾部分不惜冒着“光明的尾巴”之嫌来安设一些惊喜，如《家人们》的结尾，让被剥夺了太多人生温暖的罗想农突然得知他原来和乔麦子有一个爱的结晶，作者这么认为：“这是一种生命的勇敢：人类有权利享受存在的恩典。”《童眸》在讲述了四个悲苦辛酸的童年故事后，末篇的结尾也以过继到城里人家的乡下小女孩欢天喜地的声音“我喜欢，盼着呢……”来收束。我欣赏作家如此安排的勇气及背后的信念。在我看来，具有人文情怀的文学本就是一种火焰，照亮希望与美好并不一定比照亮幽暗和丑陋显得容易和肤浅，有时这是一种“看山还是山”的深刻而透彻的了悟、慈悲和智慧！

读黄蓓佳的小说，可以感觉到她对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经典手法的传承，但其作品没有滑向过于繁复琐碎而可能带来的滞重，她善于在古典和现代、写实与抽象等多种对立的元素之间寻求融合。她的小说格调庄重，但有意地减少故事结构和语言的沉重感。《没有名字的身体》《所有的》《家人们》等小说都采用了自由穿插的回忆式结构，时空的腾挪多变带来了叙述节奏的交错变化，不板结也不拖泥带水。叙事中时有融入风景描写和对音乐、舞蹈等艺术的感悟（如《遥远的风铃》中对乐曲《沃尔塔瓦河》的形象描写，《漂来的狗儿》中对芭蕾舞《天鹅湖》的醉心领略，等），调整了叙事的张弛和虚实，在现实的主调上增加了空灵的浪漫。黄蓓佳在小说中也常设置暗含主旨的象征性意象，如《所有的》中的艾早、艾晚一心喜欢的“琥珀”；《遥远的风铃》中温医生一心想看的江豚；儿童历史小说“5个8岁”系列长篇小说中的单本题目《草镯子》《白棉花》《星星索》等，本身就是意象呈现。这些草蛇灰线般出没的中心意象也使小说携带了诗的含蓄、凝练，或可能的升华。尽管黄蓓佳十分看重现实世界的素朴营造，但感伤的浪漫也是她不肯完全放弃的。也正是这种作为低声部甚或仅是作为滑音、颤音而存在的浪漫音律，使其小说的面貌即使遍布沧桑的沟壑，也依然有氤氲清雅的云岚，带来超逸于现实的、能激荡或净化读者的悠远情思。席勒认为，摹写现实的素朴诗人可以彻底完成他的任务，但是这个任务是有限的；而书写印象的感伤诗人固然不能彻底完成他的任务，但他的任务是无限的。黄蓓佳在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之间自然而巧妙地穿梭，寻找着勾连与平衡，结构和语言都洗练而不乏轻灵，散发着干净、朴实而又绵柔的韵味。

另一值得瞩目之处是，在中国儿童小说创作界，无论是在内容的开拓上还是手法的创新上，黄蓓佳都有不少先锋姿态，如《我飞了》对身体的描写和魔幻现实主义的运用，《遥远的风铃》对少女性爱意识和灵肉冲突的大胆表现……她的一些成长小说甚至可以消弭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界限，它们在思想和艺术上具有丝毫不逊色于成人文学的表现力度。《余宝的世界》塑造了一个特别的“鬼眼男孩”，开拓出一个具有毛茸茸的生活质感及沉甸甸的人生分量的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这部小说聚焦的是生活在天使街的民工子弟，但不囿于孩子，乃是以十一岁的男孩余宝为圆心，并以余宝一家为核心内环，辐射到他们周围的人和事。天使街是城市外来族底层生活的缩影，作者以其细致、真切的笔触来展现余宝生活的外在世界：人们生活得困苦、卑微，虽有算计但又不失敦厚，迸发着在贫穷中抗争的渴求及人性中的光彩。题目所言的余宝的“世界”还涉猎这个“鬼眼男孩”成长中步步惊心的内在世界。作者匠心独运地以一个偶然事件作为故事的由头来铺排一场渐转渐强的旋涡，旋涡的中心是少年余宝充满疑惑、惊恐、哀伤和担忧的心灵世界。小说在叙事上巧妙地以少年主人公懵懂而又不乏深沉的口吻道出了复杂而沉重的现实世界在孩子心中的投影及其所激起的波澜。在对死亡、生命价值、道德与人性的探秘与考量中，少年的心灵获得了有刚性、有韧性的成长。这部直面现实的厚重之作以其结实而饱满、温情而不失苍劲的写实风格掷地有声，是黄蓓佳书写当下现实童年的作品中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余宝的世界》极富生活质感与悲悯情怀，具有高度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可与同样书写儿童在苦难中成长的巴西小说《我亲爱的甜橙树》相媲美。《童眸》则携带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仁字巷里平地卷起的尘土，有其非常独特的光影、气息与力道。作品从女孩朵儿的那双干净而温柔的眸子里映照出童年天地间的明亮与晦暗，点染着笑与泪、爱与恨的粗粝童年，并在读者的心里沉淀。《童眸》是作者将自己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在漫长的岁月中精心酝酿的成长诗篇，可以看作是当代版的《呼兰河传》或中国版的《布鲁克林有棵树》。

黄蓓佳不断拓展自己的儿童文学疆域，在历史题材的儿童文学创作维度上，有着十分自觉的大格局和高规格的追求。她在多部小说中设置历史背景，营造厚重的历史感。“5个8岁”系列长篇小说（包括《草镯子》《白棉花》《星星索》《黑眼睛》《平安夜》）通过五个不同时代中国孩子的成长，书写中国百年历史，以孩子的视角截取一个个时代断面，将童年形态融入历史图卷。这一系列故事的时间线从民国时代的童年岁月延伸至当下儿童的日常生活，五个故事选取了中国百年历史的五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梅香、克俭、小米、艾晚和任小小这五个分属于不同时代的八岁儿童都生活在青阳小城的同一片土地上，孩子们各自经历了所属年代的社会动荡与变革，社会背景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由儿童视角呈现，将历史和童年这两个不同质的内容作为一体两面来表现。作者通过儿童的日常生活体验显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对历史性、时代性命题的思考隐含在不同社会背景的童年故事中，叙事富有张力。

黄蓓佳的战争书写独辟蹊径，气象阔大，且常常涉及国际友谊。以抗战为背景的《白棉花》展开了中国男孩与西方飞行员之间超越国别和语言的友情。《野蜂飞舞》则更是超越了儿童文学中大多数战争题材作品的园囿，成为中国儿童文学中战争文学领域的一个翘楚，以文学的细腻经纬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担当和文化使命。正如汪政和晓华所评价的：“《野蜂飞舞》写了抗战，但更是一部大学之书，一部教育之书，一部文明的坚守之书。”这部小说以钢琴曲《野蜂飞舞》为名，既是时代和情感的一种象征，也构成了情节和结构的一条线索。叙事的起承转合如镜头的推拉摇移，节奏流畅，情意饱满。小说以老年的黄橙子来讲述童年经历的这一叙事方式贴切地营造了一个辽远的时空，让读者跟随她怀旧的视线一起穿越时光的迷雾，以幼年黄橙子的清澈目光去看榴园中那些鲜活生命，领略或彰显在外或蕴含其中的精神风骨，触摸那个时代偾张的脉搏和隐秘的心跳。黄蓓佳以一支丰沛的笔，将华西坝的风景环境和日常生活描写得历历在目，将教授和孩子们的形象刻画得个性分明，又以相当婉转和克制的笔致，将少男少女间暧昧的情感，以及宝贵生命的逝去所带来的悲痛简洁地呈示，这一浓淡相宜的处理带来了言有尽而情无垠、意无穷的魅力。书中经历战争的孩子们见证了父辈在战火中的英勇和坚守，将自己年轻的生命奉献给保家卫国的战斗，青春之花绽放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小说表现的人世沧桑、大学精神和战斗精神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融合了历史和现今、生命价值和家国情怀，将颂扬、伤痛和缅怀表达得深沉而诗意，同时也没有忘却书写黑暗年代中的温暖和光亮。

此后的又一部与战争历史相关的佳作《太平洋，大西洋》，可以看作是《野蜂飞舞》的姊妹篇，小说以联结着两大洋的两重时空交叉并行，以一个“侦探小说”的外壳——当代南京“猎犬三人组”的孩子们帮助爱尔兰华侨寻找童年伙伴的过程，来打捞解放战争时期丹阳幼童音乐学校的历史片段，将当下儿童的轻快生活与过去年代儿童的艰难生存相交织。作者以时尚动感的现代元素勾连沉重悲情的历史遗案，形成结构上的对峙或平衡，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主体故事的悲伤和沉重。相形之下，历史时空的讲述更为丰润，邮件中追溯的童年记忆展示了音乐学校中的师生群体为传承艺术薪火和民族文化复兴所做的坚守与牺牲。身世坎坷的音乐神童多来米的形象饱满动人，他身处尘埃里而心中有明镜的“沉默”姿态中蕴含了强大的情感力量。

无论是成人文学还是儿童文学，黄蓓佳在文学表现什么和如何表现方面，都很仔细地把握轻与重的对立与渗透，她以“一个人的重与一群人的重”为支点，以素朴与感伤的合力做杠杆，力求举重若轻地撬起风云变幻的文学星球。文学创造的是一个宇宙，是追索人类幸福和痛苦的秘密的宇宙。黄蓓佳以其拳拳之心殷切地追索那些隐藏的秘密，包括成人的与孩子的，或二者交集与相承的，并且始终灌注了深深的体恤。作者对于笔下故事人物的酝酿和琢磨，也正如《家人们》中的主人公罗想农和他心上人乔麦子之间的关系：“他们收藏对方，像吞一粒珍珠一样吞进腹中，之后让那粒珍珠留在身体的最温暖之处，养着，想着”。正因为黄蓓佳这样满怀爱怜、痛楚而缱绻的“养”与“想”，所以，我们才见到了那因执着的磨砺而闪耀的光华，以及那从“最温暖”处传递而来的温度。作为精神滋养的（儿童）文学，不仅需要锐利凛冽的寒光劈开人生世相的虚浮堆叠，也需要从素朴与感伤中结晶而来的光华、温度以及诚意，以此唤起对一切本真忆念、美好信念的寻找和秉持。

五十年来，黄蓓佳的儿童文学创作从家乡江苏出发，走向广阔的世界。长年生活于江苏这片热土，黄蓓佳还以自己的卓越创作影响和引领着一支江苏儿童文学作家队伍的前行。她在为《江苏儿童文学新十年》撰写的前言《我们的队伍》中写道：

这是我们江苏文坛上,一支最值得尊敬和自豪的队伍。这也是我们江苏文学园地里,一片最鲜艳最丰腴的美丽花丛。勤奋、踏实、低调是我们这支队伍的特点。所有的人,因为喜爱文字而写作,因为着迷于儿童文学的透明和纯净而写作……我们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各自沉浸在儿童文学的世界中，在文字的海洋里徜徉和漂浮,慢慢地、慢慢地享受只属于我们的快乐。有时候，我们像一个建筑师，着迷于搭建一座儿童文学的宫殿。有时候，我们又像一个预言家，在通往未来的无数条道路中，替孩子们寻找最理想最光明的那一条。

这段深情款款的文字不仅是对江苏儿童文学作家的赞美，也是黄蓓佳对自身所钟爱的儿童文学事业的执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