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精神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访闻一多之孙、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闻黎明
闻黎明
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腾讯影业文化传播公司、润禾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等出品，依托西南联大真实历史改编的电视剧《战火中的青春》，日前已在江苏卫视、优酷网等平台播出。
西南联大由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所学校组成。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相继占领了北平、天津，并准备组建“亲日”的学校当局。三校因此被迫南迁，组成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翌年，迁至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该校存续至1946年5月4日最后一期毕业典礼，随后北归，一共历时8年多。
8年多时间里，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满怀科学救国的理想、秉承刚毅坚卓的精神、坚持敬畏学问的态度，辗转数千里，穿越战火和烽烟，先后在昆明、蒙自继续办学。期间招收学生8000多人，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等一大批享誉世界的栋梁之材。在外敌入侵的危难之时，联大继承并发扬了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形成了这所大学最宝贵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谱写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筑就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座永久的精神丰碑。
以电视剧为底本，云南省与腾讯还合作设计开发了“西南联大影旅路线”，作为该剧的学术顾问，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之孙、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闻黎明以口述历史的形式接受了笔者采访。
我理解的祖父闻一多
作为闻一多的孙子、西南联大后代第二代，我没有见过祖父。
1985年，我受邀参加一次全国性的闻一多学术研讨会，第一次正式以历史研究者的身份接近我的祖父。从那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关于闻一多的各类资料。我走遍他生活过的地方，查阅当地报刊等历史资料，在茫茫史料中不断发现一个新的祖父。
当年从长沙去往昆明的安排有几种，体力较弱的老师以及女生，安排汽车送去。闻一多的身体状况不算好，作为清华大学文学院教授，本可以和陈寅恪等很多老师一样，从长沙出发，穿越湖南、广西、广东，从香港坐船到越南海防港，坐车到河内，再坐火车到磐山，最后到达昆明校区。但他却选择了步行，理由是只有通过这样的徒步旅行，不断进行田野调查，才能接触到真实的中国社会。
闻一多参加的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由30多名教师和284名学生组成。队伍于1938年2月19日从长沙出发，4月28日到达昆明，正值清华校庆。几天后的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开课。这次旅行让祖父从一个大学教授成为了一个关心社会现实、关心政治的民主运动人士。这次旅行也改变了学生们，“再也不会觉得祖国和人民是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了”。
西行的师生们一路睡地铺、挑脚泡，在野外支锅做饭，在极简陋的茶馆小憩。听闻台儿庄大捷，师生们举行了庆祝大会；听说前方有匪，他们走小路行军。他们还对沿途之地进行了人文社会考察与地理写真。其中，哲学心理教育学系的学生刘兆吉组织的诗歌采风小组采集到2000多首民谣，后来在祖父的指导下编成了《西南采风录》。政治系学生钱能欣根据自己的日记整理出了《西南三千五百里》，他后来回忆说：“临行前，我看了能找到的所有资料，遗憾的是关于我国西南地区的记录多是外国人写的。因此，出发前我已经有准备，要把沿途的见闻记录下来……我要写一本中国人自己的西南实录。”
对于战争的局势，闻一多并不悲观。抗战胜利后，以闻一多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希望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1945年至1946年，国民政府终于同意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共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祖父得知消息十分高兴，在和吴晗喝茶聊天时，他认为中国政治有了希望，自己终于可以重回书斋做些纯粹的学问。然而内战爆发，他的希望又破灭了。
1946年，闻一多在昆明街头被暗杀，成为我们一家人心中无法抹去的伤痕。7月11日，民盟负责人李公朴在昆明遇害，作为同志和朋友，闻一多悲愤欲绝，于15日出席了李公朴先生殉难经过报告大会，公开谴责国民党暴行。其实，当时的政治气氛已经非常紧张，接连有人提醒祖父尽量不要外出，但一方面祖父有他的天真，低估了对手的残忍；另一方面，他骨子里诗人的浪漫让他对生死看得不那么重。
15日下午，祖父参加完府甬道14号《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回家，在离家只有十几步的地方，枪声响了，他的头部、胸部、手腕都中了枪。大伯试图用身体保护父亲，肺部也被子弹打穿了。听到枪声，家人冲出门，一起拦车把人送往云南大学医院急救，但已无济于事。
祖父去世后，一大家人在很长时间里聊天时都不谈起祖父，怕祖母伤心难过。1994年，我编著的《闻一多年谱长编》首次出版，我搜集、发现的不少新材料，超出了人们对闻一多的一般认知，成为海内外对闻一多及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
西南联大研究与现代中国
西南联大被称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作为一所战时高等学府，在短短8年多时间里，师生们怀着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在战火不绝的年代里以刚毅坚卓的精神履行了教育救国、读书报国的职责，展示了心系国家、民族前途的时代新人情怀，对今天的教育发展也有很大的启发。
五年前我写过一本《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全书约80万字，是国家学术资助项目。我认为，西南联大不仅仅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遗产。
对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形成的特殊文化群体作出的特殊贡献，国内学者的认知相对较晚。很多人接触西南联大最早是从美国学者易社强写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开始的。此书写于上世纪80年代，因种种原因，一直到1998年才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比这本书还早一年的是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楠原俊代的《日中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研究》，这本书专门研究西南联大，内容有史有据，很严谨，可惜到今天还没有翻译过来。对西南联大非常关注的还有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名誉教授安藤彦太郎，他退休后到日中学院当院长，期间曾办过一本杂志，从1996年4月一直出到2003年5月，在日中学院学报上连载了65篇“抗日战争与中国大学——西南联大物语”。他去世后，他的学生小林把文章收集到一起印了120册，送给了我一本，我又转送给了云南师大图书馆。这几个国外学者对西南联大的研究有一定的深度。
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对西南联大的研究是分阶段性的，有两种趋势。一是以西南联大为教育研究的参照物，进行一些教育思想的反思，以史寓今，比如厦门大学谢泳教授写的一些文章。再有就是按照学术研究的方法，在历史书中发现西南联大的价值，按照史学方法进行专题考察，然后进行综合研究。在国内，真正为西南联大学术研究做铺垫工作的是西南联大校友会，他们于1984年编辑发行了《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每年两期，一直持续到现在。1996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又策划出版了第一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2006年修订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北大、清华、南开、云南师大还合编了六卷本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
上述著作及资料等是我们现在研究西南联大最直接的基础。包括后来陆续出版的西南联大校友日记以及各种媒体的访谈、报道，推动了西南联大的专题研究。就大众层面来说，对西南联大的了解相当程度上还受一些文学创作的影响，我相信随着电视剧《战火中的青春》的播出以及之后“西南联大影旅路线”的启动等，西南联大这段历史能够进一步地深入人心，其精神价值能得到更充分的学术研究与重视。
青春版的电视剧
作为电视剧《战火中的青春》和“西南联大影旅路线”的学术顾问，我觉得电视剧拍得很成功。对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进行的故事化、通俗化的表达，不只是文艺再现，也是史学重建。剧中那些画面和场景，让我感到十分熟悉。
首先电视剧里的人物都有原型，故事的历史背景都是真实的。电视剧坚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通过精美的影像、真实的场景，还原了一种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场景一致的历史气氛。
2020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的西南联大旧址考察时强调，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我听完很受鼓舞。西南联大精神的实质就是与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的爱国主义。电视剧的价值追求始终贯穿了“教育救国、读书救国”这个主线，没有把故事简单地写成国共矛盾、斗争的故事，西南联大的学生们到这个学校读书，就是要求学报国。这个主线在电视剧里很突出。
我也很赞同剧中编导对闻一多这个人物的塑造。闻一多的经历，特别是他最后的演讲，因为进入了中学课本，早已被人们所熟悉。电视剧在这个情节的处理上，将真实历史和艺术虚构合理融合。闻一多参加李公朴追悼会进场时，遇到他早年教过的一个学生，暗示他有危险，但闻一多根本不在乎。他的整个精神状态显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正气。剧中依据历史真相，充分还原了当年闻一多最后的演讲及牺牲，让观众感受到了黑暗之下他的大义凛然。还有梅贻琦形象的塑造也极见匠心，编导没有拘泥于个人在历史变革中的具体选择，而是尊重历史，对历史葆有温情和敬意，在开阔的民族历史大方向上把握人物的真实内心，让梅贻琦在剧中成为了一个感人的形象。
重走西南联大西迁之路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于1937年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翌年，迁至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梁思成与林徽因受邀营建校舍。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校舍设计方案一再缩水，最终以简陋的茅草房定稿。尽管如此，学校老师却是全国最“豪华”的阵容：梅贻琦、蒋梦麟、胡适、郑天挺这些校领导外，中文系有朱自清、闻一多、陈梦家，外文系有叶公超、吴宓、钱锺书，历史系有陈寅恪、傅斯年、钱穆，哲学系有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算（数）学系有华罗庚、陈省身，物理系有吴大猷、叶启孙、周培源，经济系有陈岱孙，社会学系有潘光旦、费孝通……8年多时间里，学校共毕业本科生及研究生近4000人，其中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他们都是吴大猷的学生；获得中国“两院”院士的校友有170多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8名，其中包括杨振宁的同学邓稼先。《战火中的青春》呈现了这些师生的追求，他们追求一种青春的力量与昂扬的民族精神，他们选择西南联大，将这一历史融入自己一生的追求中，这本身就是一种远大理想，由之产生的精神能量，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西南联大影旅路线”目前设计为从昆明到蒙自建水，沿着当年联大师生南迁路线出发，重走求学之路，串联当年学子的生活地点、影视剧核心取景地，包括西南联大昆明及蒙自分校等，旅游体验和历史并重。当年我做研究时走过的这条路如今已是高速公路，遥想80多年前我祖父和联大师生曾冒着战火的危险，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靠步行走完全部路程，隔着漫长的岁月，当我们经过一个个熟悉的地名路牌，当历史记载与今天的现实场景对照，我的内心有无限感慨。
西南联大时期，许多教授获得了终身最重要的研究成果。钱穆在到达西南联大之后，开始写作《国史大纲》，他想要寻找的答案是在巨大的国难面前，中国到底有什么力量能够保持永生。金岳霖的哲学史作品《论道》、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闻一多的《神话与诗》都在此时完成。华罗庚完成了几乎是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堆垒素数论》。李约瑟到了中国，给《自然》《科学》杂志带去了数十篇由西南联大师生完成的论文。吴大猷在此刻潜心研究原子、分子结构等当时全世界最为前沿的科学，并和王竹溪一同指导学生。在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们都第一时间写信给吴大猷，告诉老师，他们的成就都缘于在西南联大时他为他们开启了科学之门。
（作者系腾讯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