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低估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的难度
“现实主义可以看作是一种正视现实精神，或理解为一种如实反映生活的创作方法。”理解何谓现实主义文学，并回顾和梳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研究和出版有很大的启示意义。本期特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儿童文学研究者梅杰撰文，从五四时期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出发，深入探讨当下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意义。
——编 者
儿童主要在家庭和学校之间生活，尚未真正进入社会，不太可能普遍、深度卷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对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构成了极大的限制和挑战。
从某种程度上讲，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也成为了一种有难度和挑战性的创作。儿童文学何以抵达现实主义，就成为一些人反复思考的话题。我在《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一书中曾勾勒出一个长期存在、影响巨大却又若隐若现的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呼唤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大量出现。
理解何谓现实主义文学，并回顾和梳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研究和出版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梳理现实主义文学的内涵和外延
“现实主义”的本质内涵，一为创作方法和精神层面，二为基于这种创作方法和精神而形成的文学思潮。在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之间，还存在着广泛的中间地带
学者温儒敏在《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一书中说：“大致说来，现实主义可以看作是一种正视现实精神，或理解为一种如实反映生活的创作方法，也有的用来指一种特定的文学思潮。”
这虽然不是在给现实主义下明确的定义，但已经从两个方面揭示出“现实主义”的本质内涵，一为创作方法和精神层面，二为基于这种创作方法和精神而形成的文学思潮。一般来说，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文学”，指19世纪中叶以来推动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形成的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发端于五四时期。在现实主义文学之外，还有大量的非现实主义文学，它们可能也或多或少地使用了现实主义的方法，不同程度体现着现实主义的精神。
在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之间，还存在着广泛的中间地带，很难界定它们的属性，甚至也没有必要完全进行二选一的归类，人们往往只就最典型的那一部分作品进行指认。
儿童文学毕竟是儿童的文学，如果要求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也按照现实主义文学的标准来界定，儿童文学必将面临非常大的创作困境，儿童文学的本质属性“儿童性”决定了儿童文学很难体现“社会剖析功能”。因此，儿童文学现实主义的疆域范围是否可以宽泛一些，把那些主要使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或者明显洋溢着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都划进来？
由此，或许可以引发我们关于另外一个问题的思考，即有没有所谓的现实主义童话？童话的本质是幻想，张扬的是肆无忌惮、荒诞离奇、天马行空的浪漫主义精神，肯定不是“如实反映生活”的。在现实主义文学里，也没有把虚构类的幻想作品纳入自己的范围的。长期以来，许多儿童文学研究者把叶圣陶的《稻草人》和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等作品，视为现实主义童话，这已经明显扩大了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的范围。是现实主义童话，还是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童话，哪种说法更科学，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
回溯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自五四时期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伊始，叶圣陶秉持“为人生”的文学观，进而拓展了现实主义童话的创作道路。经过延安时期的蓬勃发展，新时期以来进入繁荣状态
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思考建设新文学理论最深入的作家之一，也是最早思考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家之一。他在《人的文学》《儿童的文学》等文中，指出新文学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发现，反映“人的平常生活”。“人的文学”“人道主义为本”，研究“人生问题”等的提倡，为新文学赋予了现实主义的内涵。
1921年，周作人与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叶圣陶的作品体现出比较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稻草人》里的童话，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早期的几篇，给小读者“一个美丽的童话的人生，一个儿童的天真的国土”（郑振铎语）。二是占多数的中后期作品，表达“成人的悲哀”，诅咒“有那些强盗的世界”。后期童话里弥漫着“成人的灰色云雾”，愈发“悲哀和痛苦”，以至于叶圣陶曾写信问郑振铎，“不识嫌其太不近于‘童’否？”对此，郑振铎指出：“在成人的灰色云雾里，想重现儿童的天真，写儿童的超越一切的心理，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企图！”郑振铎提出了一个创作上的问题：在儿童文学里，成人的悲哀是否可以超越？用今天的话说，儿童文学是否应该写残酷现实？郑振铎给出的答案是：“把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可以说是应该的。”叶圣陶秉持“为人生”的文学观，更是从童话创作上进行了实践，开辟了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
1930年，“左联”成立后不久召开了一次文艺座谈会，讨论对儿童读物的编辑、创作的思考。钱杏邨认为：“应该特别注意”“给少年们以阶级的认识，并且要鼓动他们，使他们了解，并参加斗争之必要，组织之必要。”左翼文学新人张天翼成为左翼儿童文学的代表性人物。1932年，张天翼出版长篇童话《大林和小林》，标志着童话文体走向成熟，也标志着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朝着纵深方向发展。除张天翼外，20世纪30年代较为突出的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作家还有叶刚、茅盾和陈伯吹。
叶刚的作品是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另类。从《稻草人》到叶刚的《红叶童话集》，是中国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的一种发展和进步。在现实主义长篇儿童小说并不多的情况下，茅盾的《少年印刷工》就成了研究中国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参考。少年印刷工赵元生的命运是当时无数中国孩子的命运的缩影，他的勤劳、朴实、力求上进的少年形象，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陈伯吹的儿童文学思想，既受儿童本位论的影响，又受革命儿童文学观的影响。陈伯吹在理论上信奉的是“儿童本位的文学”，在创作实践上倡导的是“革命的儿童文学”。如何将二者融合，创作出好的儿童本位的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对作家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抗战期间中国儿童文学的中心是延安。在延安，对儿童的定位是“中华民族的后一代”“革命后代”，革命教育就是培养抗战后备力量、未来接班人。如毛泽东在给《边区儿童》创刊号题词是“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在这一特殊时代的儿童观影响下，延安儿童文学突出革命性、阶级性，进一步深化了左翼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特征，成为革命教育的手段。在延安儿童文学中，代表性作家有刘御、萧三、陈辉、华山、管桦、严文井。延安儿童文学所彰显的时代性、革命性，以及它的一体化生产机制，后来成为全国的模范样式。延安也就成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摇篮。
在延安文学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凌叔华的《中国儿女》。在《中国儿女》里，凌叔华刻画的儿童已经不是和平年代那种只关注自然、家庭和学校等环境的小孩子，而是能够讨论战争时局的，甚至与大人有共同话题的“大孩子”了。因为特殊的战争环境，他们了解了日本士兵的残暴，憎恨汉奸的无耻行为，甚至厌恶那些不关心抗战的同学。凌叔华的《中国儿女》延续了以往儿童本位的创作立场，以旁观者的叙述姿态，真实再现了沦陷区各色人等的精神面貌，是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成果。
1950年代初，典型的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作品有杲向真的《小胖和小松》、任大星的《吕小钢和他的妹妹》等。任大星的《吕小钢和他的妹妹》“意味着一种范式的诞生”（刘绪源语），这是一种非常高的文学史评价。在刘先生看来，这种新的范式最突出之处在于“很有生活气息”“严格从生活出发”“敏锐地发现了儿童生活中新的政治性因素的渗入，但决不让这种因素从生活本身抽离出去，仍然坚持按生活节奏而非逻辑推断铺展自己的笔墨，这就保持了一个作家的本色”。在这里，刘绪源支持了任大星的创作立场，即按照日常生活真实面貌进行创作，真实刻画了新社会的儿童形象。20世纪50年代末，陈伯吹的“童心论”遭受批判后，一时间儿童文学作家们噤若寒蝉。1961年，茅盾在《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中指出“儿童文学歉收”。自此时起，现实主义题材的儿童文学创作面临巨大的存在危机。
在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写作迎来了空前繁荣。70年代末，当代文学中出现了伤痕文学思潮，在儿童文学中也得到了反映。如刘心武的《班主任》、黄蓓佳的《阿兔》、范锡林的《管书人》、程远的《弯弯的小河》等。这些作品往往写出了儿童的悲剧成长过程，但同时又具有反思、忏悔的意识。在儿童“伤痕小说”基础上，又演变成了儿童“问题小说”。诸如失足少年、后进生、“朦胧爱”、亲子关系、校园霸凌、独生子女等现实问题，开始成为作家们关注的题材，这方面代表性作品有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留级生》、刘厚明的《黑箭》、丁阿虎的《今夜月儿明》、程玮的《see you》等。具有伤痕儿童文学色彩的作品还有柯岩的长篇小说《寻找回来的世界》，同时它也是一部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新人小说。
“社会主义新人”是党和国家从政治层面对中国儿童培养的一种期待，可以说是一种理想儿童。对这种理想儿童形象的塑造，引导孩子们求真、向善、寻美，打好精神的底子，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的主题。曹文轩提出的“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道出了当时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写作者的创作观念。从作品上看，能够代表新时期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高度的作家有张之路、秦文君和黄蓓佳等。张之路的《第三军团》，是他最有影响的小说之一。作品塑造了几个生性勇猛、嫉恶如仇、喜好打抱不平的高中生形象，彰显了惩恶扬善的社会正义。秦文君刻画的“新人”是中学生“男生贾里”“女生贾梅”。这种“新人”不同于传统高大上的英雄人物，也不同于张之路笔下的“第三军团”，反而是当时人们眼里的那种喜欢搞恶作剧的“坏孩子”。“坏孩子”也能成为“新人”，成为小说的主角，这说明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时有着不一样的视角。而黄蓓佳被誉为“两栖作家”，她的儿童小说往往同时具有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的双重世界。《我要做好孩子》关注应试教育问题，让人们思考什么是“好孩子”，什么是“坏孩子”，思考社会、学校、老师和家长衡量孩子好与坏的标准是什么，思考应试教育下分数高的孩子是否就是好孩子等系列问题，直指教育制度的缺陷，拓展了茅盾和张天翼的传统，书写了中国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的新经典。
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的当下启示
优秀的中国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应基于“儿童问题”，立足中国传统，不能背离儿童本位，更要正视和客观面对该题材的创作难度
对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从理论和创作实践层面，进行探讨、总结，并达成相对一致的共识，无疑极有现实意义。我认为，回溯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历程能够给我们以下几方面的启示：
首先，典型的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应该基于周作人、陈独秀等提出的“儿童问题”的文学。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如果不能根植于儿童自身的需要，或者儿童成长中所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那它就不属于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至少不是典型的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甚至有可能是“伪现实主义”作品。曾几何时，现实主义文学一度成为“瞒和骗的文学”（鲁迅语）、“虚情假意的空话文学”（温儒敏语），这种历史教训应该汲取，一定不能重蹈覆辙。对“儿童问题”的深刻体认与把握，成为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写作者的创作起点。
其次，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不能背离儿童本位。儿童文学是沟通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的文学，是双向互动和交流的文学。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往往体现成人对儿童的成长期待，这种包含成人诉求的写作立场，不自觉地就会与儿童本位错位，导致达不到双向交流的目的和效果。由此，正确处理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中成人诉求与儿童本位的关系，成为重中之重。
再次，弘扬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有助于推动具有中国气派的儿童文学发展。中国气派的儿童文学，应该体现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二是中国的诗性文学传统，三是五四以来确立的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中国气派的儿童文学，离不开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
最后，不要低估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的创作难度，要正视和客观面对它。新时代儿童文学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超越新时期的儿童文学，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是一条必经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