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山乡巨变”书写的新范式——谈《莫道君行早》
内容提要：《创业史》和《山乡巨变》分别从现实的“观念”和“经验”出发，书写“山乡巨变”，奠定了中国当代文学书写乡村巨变的基本范式。《莫道君行早》发展了《山乡巨变》的叙述范式，在“矛盾冲突”中去体现“山乡巨变”。但是，《莫道君行早》中的人物形象的社会内涵、矛盾冲突的双方力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莫道君行早》塑造了麻青蒿这一崭新的乡村知识分子形象。因此，《莫道君行早》扩展了新时代乡村巨变的书写范式，为新时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值得引起重视。
关键词：欧阳黔森 《莫道君行早》 山乡巨变 书写范式 乡村知识分子
一、“山乡巨变”书写的两种历史范式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被看作是和工业文明完全不一样的文明形态。当天朝封闭的大门被打开之后，外来文明成为观照农业文明的重要标尺。因此，传统中国农民要么如鲁迅笔下麻木的阿Q，要么是寄寓着桃源梦的淳朴的乡民。在这两种书写乡村的范式之外，还有一些文学作品叙述中国农村、农民在现代思想的教育下逐渐觉醒的主题。这些现象早先主要是存在于左翼文学文学作品。它们表现了中国农民在现代革命思想启蒙下，逐步觉醒的艰难历程。这一脉表现乡村巨变的文学作品主要局限于革命文学范畴。随着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兴起，一种反映山乡巨变式的文学作品浮出历史的地平线。《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两部作品均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作品。它们都反映了在革命思想引领下，中国乡村发生的巨大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奠定了中国乡村巨大历史变化书写的范式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业史》《山乡巨变》等作品的问世，发展了中国乡村书写方式，是书写山乡巨变的崭新模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创业史》《山乡巨变》这两部作品注意到了在社会主义新事物诞生与发展的艰难历程。毛泽东曾说，“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内，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新事物”①。如何处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诞生过程中与旧事物的冲突，成为书写山乡巨变写作范式的重要分野。《创业史》《山乡巨变》这两部作品虽然都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政党的意志、意识成为历史意识，成为文学作品叙述山乡巨变的内在动力，但是，两部作品在体现政党意志的方式上有所不同。《创业史》以表现崭新的政党意志所代表的历史意识统领全篇，它告诉人们，互助合作是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生产方式。而体现这种国家意志、政党意识的方式，是通过梁生宝这一人物形象完成的。人们很难相信，一位连小学都没有上完的农民，对于抽象的党的政策的理解能力和理解程度，居然能胜过专门从事政治工作的县委书记。以致在日常生活之中，他“只要一听说乡政府叫他，掼下手里正干的活儿，就跑过汤河去了”②；“他觉得只有这样做，才活得带劲儿，才活得有味儿”③。梁生宝认为，“照党的指示给群众办事，‘受苦’就是享乐”④。《创业史》刻画了这样一位对于党的方针政策犹如天启一般地由衷拥护并实践的人物形象，来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⑤。乡村社会主义革命是否遇到了阻力？《创业史》当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创业史》所涉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极为鲜明的‘新’‘旧’人物之间复杂的观念冲突及其所致之现实矛盾”⑥。无论是地主姚士杰，还是郭世富，抑或是郭振山、高增福、梁三老汉，他们都代表了不同类型的旧有力量，但是，这些旧有力量根本都不是梁生宝的对手。面对这些旧有力量，梁生宝具有道德上和党的政策执行力上的巨大优势，从而取得了摧枯拉朽式的胜利。
《创业史》所开创的书写山乡巨变的范式在改革开放时期得到了发展。《平凡的世界》以孙少安、孙少平俩兄弟的蝶变，书写了中国乡村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必然历史道路。关仁山更是《创业史》所书写的山乡巨变模式的坚定继承者，他的一系列作品，如《麦河》《金谷银山》《白洋淀上》更是以中国乡村新人形象系列的塑造，体现了山乡巨变的历史必然性。《创业史》模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书写山乡巨变的主导性范式，有其必然性。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所代表的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现代化模式，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体现了历史前进的发展趋势。因此，《创业史》模式成为书写山乡巨变的重要范式，自然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创业史》模式注意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山乡巨变的历史必然性和无法阻挡的历史趋势，它呈现出历史正剧般崇高的美学风范。值得注意的是，《山乡巨变》是另外一种书写山乡巨变的范式。《山乡巨变》“描写了一个僻静的山乡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引起的异常深广的变化，相沿几千年的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古旧的社会习俗，家庭生活面貌，以及人和人的关系等，在一个短时间中，都连根被掀翻了”⑦。但是，也有评论家注意到《山乡巨变》不同于《创业史》之处。《创业史》的时代气息无疑是浓郁的，而《山乡巨变》相比较而言，就要弱一些。对此，黄秋耘有过精当的分析。他说，《山乡巨变》中的时代气息、时代精神“还不够鲜明突出”，“仿佛农业合作化运动这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地给带进了这个平静的山乡，而不是这些经历过土地改革的风暴和受到过党的教育和启发的庄稼人从无数痛苦的教训中必然得出的结论和坚决要走的道路”。“这是令人感到美中不足的地方。”⑧朱寨也说过，《山乡巨变》“对于合作化运动成为席卷全国农村的革命风潮的气势表现不足”⑨。无论是说“时代气息”“时代精神”不够，还是说《山乡巨变》的“革命风潮的气势”不够，都指明了《山乡巨变》塑造的表现时代精神与气势的人物形象，不如《创业史》塑造的新人形象那么鲜明。不仅如此，《山乡巨变》塑造的反映时代精神的人物，如邓秀梅、李月辉、刘雨生，他们在体现党的政策上，都不够坚定，与旧有势力过于周旋，在面对党的工作上，有些时候甚至表现出与旧有势力“同流合污”的情况。从《山乡巨变》里可以看到，体现政党意识与意志的新人与自然村民意识之间的角力上，新生力量往往力不从心。这是《山乡巨变》在书写山乡巨变之时所体现出来的特点。这个特点往往被学者认为是因为周立波忠实地把握现实所造成的，他笔下的人物“不仅最贴近农村现实，符合农民的真实身份，也契合着中国人的处世心理”⑩。毕竟中国乡村历经了太长时间的农业文明，村民面对新生事物之时，自然村村民的思想和意识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这的确是历史真实的具体体现。《山乡巨变》所代表的书写山乡巨变的范式，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二、《莫道君行早》：一种新范式的尝试
《创业史》和《山乡巨变》作为反映乡村巨变的两种范式，其实代表了现实主义的两种类型。现实主义在中国扎根以来，对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借鉴和吸收，更多的表现在对于社会发展理想的倚重。因此，表现历史发展的前景和可能性，是现实主义最为重要的内容。由于阐释历史发展前景和发展趋势的往往是政党的政策和相关文件，所以现实主义所遵循的写作依据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为阐释现有的政策和文件。因此，现实主义文学忽视了现实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创业史》所秉持的现实主义路线，即是如此。《创业史》更多的是从历史应该有的未来趋势来反映现实社会生活。与此相反，另外一种现实主义强调生活本来就有的样子，按照现实生活实际情况来反映现实。两种现实主义的侧重点不一样。前者强调理想的现实、现实应该有的样貌。后者侧重于经验性的现实，带有强烈的自然主义色彩。与《创业史》不同的是，《山乡巨变》更多的是从现实生活实际存在的状况来反映社会生活，遵循的是后一种现实主义规范。
欧阳黔森的《莫道君行早》作为一部反映新时代山乡巨变的长篇小说，表现乡村历史巨变，展现乡村变革的历史趋势，是其应有之义。这一历史巨变体现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脱贫攻坚战给贫困地区带来了崭新的历史变化。这是《莫道君行早》的基本主题。这一主题一方面是按照现实体现出来的面貌来写作的，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性特点。前者是现实主义在经验层面上的表现，后者是现实主义在观念层面的表现。换而言之，《莫道君行早》在表现乡村历史变革趋势上，体现了脱贫攻坚战给贫困地区带来的巨大变化，带有《山乡巨变》的特色。后者体现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必然发展趋势，带有《创业史》的风范。因此，我们可以说，《莫道君行早》把现实主义的观念和现实主义的经验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莫道君行早》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公平与正义相结合的历史发展道路。这一历史发展道路体现了中国治理模式上的首创精神。另一方面，《莫道君行早》也不完全概念化地去体现历史发展趋势，也不是抽空历史发展趋势的生活经验，而是在历史发展趋势的表现和生活经验的表现上，达到了高度的“真实”的融合。
《莫道君行早》叙述了脱贫攻坚的方针政策在乡村的具体实践过程。从人类历史发展趋势来看，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但是，体现这一历史趋势、历史宏伟目标的是党的政策与文件。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如何体现党的方针政策呢？这是《莫道君行早》格外注意之处。因此，我们看到，镇委龙书记、千年村驻村第一书记肖百合是作为党的方针政策的化身出现的。他们体现为党的政策执行者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具体实践者。但是，《莫道君行早》如果只是写党的方针政策在乡村的落实，并转化为乡村实现脱贫攻坚的行动，那么，同样会落入现实主义僵化的窠臼。客观来说，由于长时间处于自治状态，中国乡村更大程度上是自然状貌，乡村人的思想意识虽然经过历史的洗礼，但从总体上看，仍然具有强烈的自然村村民意识，尤其是贫困地区，村民接受教育的程度有限，村民更多地停留在自然村村民的状态上。基于此，在乡村落实具有超越当下现实的脱贫攻坚战，依然很难在乡村得到顺利施行。因为，脱贫攻坚不仅仅是改变村民的物质条件，还要触及村民的灵魂，甚至还会使村民的生活在短时间、局部上受到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脱贫攻坚即使能从根本上改变村民的生活，也很难使村民顺利接受。《莫道君行早》在书写脱贫攻坚战时，重心并没有放到脱贫攻坚战如何摧枯拉朽般地在乡村顺利落地，而是把重心放到村民从不理解、阻难，到最终接受的过程。这是《莫道君行早》所着力表现的内容。如此看来，《莫道君行早》虽然要表现脱贫攻坚这一宏大历史远景，但是，在具体表现上并没有架空宏大的历史远景，而是具体写出了宏伟的历史远景在乡村落地生根的艰难历程。
基于此，《莫道君行早》吸收《创业史》的有益滋养这一点很好理解，也很明确，且毋庸置疑。另一方面，《莫道君行早》在叙述范式上既有对《山乡巨变》的继承，也有对《山乡巨变》的发展。其继承主要表现在，首先，《莫道君行早》和《山乡巨变》一样，都是基于真实、客观面貌来书写乡村的历史巨变。其次，二者都是通过“矛盾冲突”来体现“山乡巨变”。对于《山乡巨变》的写法，王西彦认为周立波“善于抓牢发生在运动发展中的矛盾冲突，来突出人物的性格面貌”，“作者给我们写出了各种人物的性格面貌，他们对待这场革命运动不同的立场和态度”11。同样，《莫道君行早》也是在“矛盾冲突”中去进行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对历史远景的展现。《莫道君行早》所叙述的脱贫攻坚战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三改”“土地流转”“开办农家乐”。这三件事都是关乎脱贫攻坚的大事。但是，每一件事都没有得到村民的积极支持。例如，“三改”虽然能让乡村的自然环境变得更加美丽，但是，村民并不拥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般群众都盯着几位村干部，看他们是否配合“三改”工作。而几位村干部都为了维护自己的私人利益，不愿意配合“三改”工作。村主任麻青蒿不愿意拆除占道的老屋，是因为他对老屋充满感情。而黄光辉不愿意拆除鸡圈，是因为鸡圈一年能带来三千元的经济效益。罗云贵不愿意拆除酒窖，是因为酒窖一年能有三万的收入。再如，麻青蒿的前妻丁香的小卖部，被认定为占道经营，也是需要拆除的对象。但是，丁香孤身一人，小卖部是她唯一的收入来源。虽然“三改”是乡村改造的重要内容，也的确能给乡村带来新容新貌，但是，它和村民眼前的利益形成了冲突。因此，千年村的“三改”工作进展缓慢。历史发展的合理性与村民的眼前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构成了《莫道君行早》的基本内容。从这一点来说，《莫道君行早》继承了《山乡巨变》的基本写作策略。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时势的变化，相较于《山乡巨变》，《莫道君行早》中的人物形象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内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围绕矛盾冲突的双方力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像《山乡巨变》中出现的反共分子龚子元，在《莫道君行早》里已经不复存在。这表明从政治制度上反对脱贫攻坚的反动势力已经不再存在。这意味着在《莫道君行早》中限制、阻止历史合理性的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外，《山乡巨变》《莫道君行早》都设置了来乡村推行国家政策的干部形象。《山乡巨变》塑造了邓秀梅、李月辉、刘雨生等干部形象。《莫道君行早》设置了镇委龙书记和驻村第一书记肖百合等干部形象。不过，《山乡巨变》中的干部与《莫道君行早》中的干部相比较，在推行国家政策的意志上要软弱得多。邓秀梅作为团县委副书记来乡村推动互助合作的政策。但是，从她来到乡村的工作状况看，很多时候她被乡村的落后实力所牵扯，心思也是游离不定。作为女性，对女性的独立、爱情、婚姻等问题上考虑得更多。乡支书李月辉外号“婆婆子”，工作缺乏激情，自称“檀木雕的菩萨”，宣称“社会主义是好路，也是长路，中央规定十五年，急什么呢？还有十二年。从容干好事，性急出岔子。三条路中间一条，最稳当了。象我这样的人是檀木雕的菩萨，灵是不灵，就是稳”12。社长刘雨生对于互助合作犹犹豫豫，举棋不定。相比较而言，《莫道君行早》中的镇委龙书记和驻村第一书记肖百合在推行党的政策上则要雷厉风行得多。龙书记为了乡村脱贫攻坚费尽心血，始终冲在第一线，例如：督促乡村“三改”政策，封闭汞矿，争取省里的旅游大会落户千年村，千方百计争取大企业落户千年村，等等。肖百合也是为了千年村的发展辛苦奔走。她到千年村报到当天，就开始开展工作。在“三改”工作、土地流转、开办农家乐等具体工作上，都积极贡献才智。
《山乡巨变》刻画了“中间人物”形象“亭面糊”、陈先晋等和“落后人物”形象“菊咬筋”“秋丝瓜”等。相比较而言，《莫道君行早》中还找不到和“菊咬筋”“秋丝瓜”能相提并论的“落后人物”形象。罗大嫂、桃花是《莫道君行早》中着墨最多的“落后人物”形象。她们虽然在具体工作，如土地流转中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但是，毕竟破坏力量很有限。而“中间人物”形象在《莫道君行早》里更多的体现在千年村的麻青蒿、罗云贵、黄光辉三位村干部身上，尤其是后面两位。但是，他们又毕竟是村干部。因此，虽为“中间人物”，但是，他们起到的消极影响还是有限。例如，“三改”工作、土地流转等工作上，他们在政策攻势和现实利益面前，最终都配合了工作上的需要。
综上，《莫道君行早》虽然和《山乡巨变》一样都在“矛盾冲突”中去书写山乡巨变的过程，但是，由于“矛盾冲突”双方的对比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矛盾冲突”的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山乡巨变》中旧有力量对于新生力量的强大掣肘，在《莫道君行早》这里已经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莫道君行早》虽然继承了《山乡巨变》书写乡村巨变的传统，但是，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成为一种书写山乡巨变的崭新范式。
三、乡村知识分子：新时代敞开的农民形象
乡村知识分子是中国当代小说比较注重塑造的人物形象，像高加林、孙少平、隋抱朴、朱先生、白嘉轩、张英才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述乡村知识分子形象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坚守者，例如，隋抱朴、朱先生、白嘉轩等，他们在中国现代化浪潮中张扬传统文化，坚守传统文化价值。另外一类则如高加林、孙少平、张英才等，他们是现代化的渴求者、参与者。如果说前一类乡村知识分子是现代化的观望者与反思者，那么，后一类乡村知识分子则积极投身于现代化浪潮。孙少平等乡村知识分子所渴求的，代表了乡村对于城市化的向往和追求。这一类乡村知识分子是城市生活的渴求者，融入城市是他们的人生理想。张英才作为民办教师，对于转正的渴求，也是对进入到现代化科层体制的渴求，何尝又不是对现代化的一种积极融入呢。总之，这一类乡村知识分子，他们代表了中国的一种现代化路径——乡村城市化。
然而，乡村城市化只是中国现代化路径中的一种，或者说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阶段。新时代中国现代化道路进入到中国式现代化建构的历史阶段，以西方为模板的现代化道路暂告一段落。反映在中国乡村现代化建设上则是不再以城市化为目标，而是以乡村建设为基本内涵。《莫道君行早》所书写的脱贫攻坚战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种实践，它不再以城市化、财富积累为唯一目标，而是注重社会公平与正义。当城市化的目标退隐后，乡村回归到自身发展逻辑的时候，乡村知识分子的价值和功能也必须要重新定位，也应该重新书写。
《莫道君行早》中的麻青蒿是一位典型的乡村知识分子。麻青蒿本是千年村小学的民办教师，他热爱诗歌，也热爱乡村教育，是一名典型的乡村知识分子。和丁香成家立业、生下儿子之后，即使是生活困难，也仍然坚守在乡村，为乡村教育出力。而这份坚守的结果是，丁香不得不外出打工以缓解家庭经济压力。又因为麻青蒿的误解，丁香和麻青蒿最终离婚。
麻青蒿扎根在乡村，他走上了一条和高加林、孙少平、张英才不一样的人生道路，他不追求转正成为正式教师，而是转而从事乡村治理工作，在乡村扎根。他竞选千年村村主任，竟然获得全票通过。从此，在村主任任上兢兢业业做事，被广大村民所热爱，获得了“麻五皮”的雅号。所谓“麻五皮”是指麻青蒿在工作中全身心投入的工作状况，为了工作，“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饿着肚皮、跑出脚皮”13。
作为乡村知识分子，麻青蒿身上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具有和广大农民一样的自然村村民的特点：自私自利和大男子主义的思想。虽然是千年村村主任，麻青蒿仍然具有普通村民一样的自私自利的思想，他从自己个人私利出发，在“三改”工作中，消极怠工，无非是为了保住自家的老屋不被拆除。而对于前妻丁香，他始终从大男子主义思想立场出发，不问青红皂白，把个人主观愿望强加在丁香身上。另一方面他具有知识分子的精明与多识。他在劝解牛老五以及封闭汞矿的过程之中，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智慧与精明。为了让喻子涵的公司最终落地千年村，他针对喻子涵是诗人的实际情况，发挥自己的诗歌素养，提前准备，投喻子涵之所好，以诗歌以情感打动了喻子涵，最终喻子涵的公司落地千年村。
正是麻青蒿的这份乡村知识分子特征，使他对各项工作的理解有别于一般的村干部和村民。在具体工作落地的过程之中，也有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也就是他所说的，农村基层工作，不能仅仅靠理论水平，还要靠乡村的生活经验。千年村的“三改”工作之所以难以推动，主要是因为麻青蒿、黄光辉、罗云贵三位村干部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愿意拆除违章建筑，导致广大村民都在观望，对于“三改”工作不积极。当肖百合做通了黄光辉的工作，黄光辉决定拆除鸡圈。如何做通罗云贵的工作，让他拆除酒窖，是麻青蒿要解决的头等大事。麻青蒿作为乡村知识分子，他没有采取肖百合那样通过解读政策的方法来做村民的工作，而是抓住乡村民众的从众心理，公开拆除老屋，给罗云贵施压。最终通过这样的方式，迫使罗云贵拆除了酒窖。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乡村知识分子善于转化国家政策，使国家政策在乡村文化的基础之上，顺利落地。这是《莫道君行早》在化解国家政策和自然村村民之间冲突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也和《山乡巨变》有所差异，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莫道君行早》建立起一种崭新的书写山乡巨变的写作模式。
作为新时代书写山乡巨变的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的崭新写作模式以及对乡村知识分子的新形象的塑造，都应该引起高度重视。《莫道君行早》也在引发我们思考，新时代文学所关注的不仅仅应是主题和写作题材的变化，文学的具体内涵，例如写作范式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应有所关注。从这一点来说，《莫道君行早》所包含的意蕴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编年史》（1895—2020）编撰暨古典资源重释重构研究”（项目编号：22&ZD27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43页。
②③④柳青：《创业史》（第1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9、74页。
⑤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第8期。
⑥杨辉：《 “创业”叙述、“新人”塑造和传统文化的显与隐——〈长安〉阅读笔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2期。
⑦参见《人民日报》（1958年6月10日）“文艺新书”栏目关于《山乡巨变》的推介，《人民日报》1958年6月10日。
⑧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文艺报》1961年第2期。
⑨朱寨：《谈〈山乡巨变〉及其他》，《文学评论》1959年第4期。
⑩唐伟：《中国经验与中国小说的忠实传承者——以〈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为例重读周立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
11王西彦：《读〈山乡巨变〉》，《人民文学》1958年第7期。
12周立波：《山乡巨变（上）》，《周立波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页。
13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365页。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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