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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赫德》剧照

最近，中国电影资料馆和北京中间剧场先后放映了由犹太裔英国作家C·P·泰勒编剧、多米尼克·库克导演的话剧《好人赫德》的影像版。该剧以“贫穷戏剧”的方式进行表演，演员穿着日常的服装，舞台上亦没有哗众取宠的设计，其简约的工业化实用风格带有现代主义坚硬、冰冷的特征，犹如一座包豪斯监狱，契合戏剧的主题。全场只有三位演员，赫德由一人扮演，赫德的好友莫里斯、博克、纳粹军官、希特勒等由一人扮演，赫德的妻子、情人、母亲、护士及纳粹军官等由一位女性扮演。故事发生在1933年之后的德国，讲述的是老好人赫德作为文学教授，如何一步步沦为纳粹的帮凶。

哲学家尼采认为，现代性的弱点就是“无法旁观痛苦，无法容忍痛苦”，酒神式的立场则与之相反：“你们意欲取消痛苦；我们呢？——我们似乎更愿意让痛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更猛烈些！”话剧《好人赫德》中的赫德显然不是狄俄尼索斯式的英雄，他说：“如果得了癌症，我会担心；如果他们把我关在集中营里，希姆莱的一个变态袭击了我，我会担心；如果安妮不再爱我，和另一个男人私奔了，我会担心。有很多事情可能会让我担心，犹太人和他们的问题也在其中，但是它们在很下面的地方。问题是，我基本上是一个快乐的人。”好人赫德有他的“担心”、焦虑和“神经症”，他认为他所有的工作都是基于这个“焦虑症”。赫德为了避免失去工作、约会地点及社会声誉的痛苦，一步步沦为纳粹分子的帮凶，他为自己找了借口“人们是自私的”，谁都“想让自己的生活好一点”，以及“个体的有限性”。

尼采说：“假设所有文明的意义就在于，把‘人’这个野兽驯化成温顺的、有教养的动物，即一种家畜的话，那么，人们就必须毫不迟疑地把所有这些反应本能和怨恨本能看作文明真正的工具，正是在它们的帮助下，贵族及其理念才最终遭受耻辱并被征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工具的拥有者同时也体现了文明本身。更确切地说，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不！相反的事实如今已经显而易见！”相反的现实即他所预言的在欧洲大陆将会看到大量的“失败者、卑躬屈膝者、萎靡颓废者、中毒者”。C·P·泰勒的《好人赫德》让一位“中毒者”“萎靡颓废者”出现在舞台上。赫德作为高级知识分子，被周围的道德系统、舆论系统及权力系统等操控形式所异化、驯化，直至参与制造平庸之恶。他唯一的好友、被他见死不救的犹太人莫里斯劝他“不能在人或各种情况中迷失自己”，他“不迷失”的参照体系却是操控体制中的各种参数——这是他遵循与恪守的原则，“好人”赫德依赖这些系统，缺乏独立反思与行动，因而一直都走在失去人性与神圣性的路上，直至成为“奴隶”“末人”或“最后之人”。

赫德一直扮演会照顾人的“好人”，符合社会主流道德观，追求安逸、舒适的生活，毫无异议地服从系统操控，一步步沦为反人类的杀人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甚至为自己的“平庸之恶”辩护而大讲道理：他只是“服从”，因为“谁都有个性，谁都自私”，他只是“想摆脱痛苦”、“不想迷失自己”。赫德从始至终都在履行各种“责任”：照顾盲眼的母亲、给不会做家务的妻子做饭、同情与安慰好友，甚至对于给累赘的盲人母亲实施安乐死，他也找到了堂而皇之的借口。作为一位大学文学教授，在各种道德与责任中，他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凡事都要去问别人应该怎么做，包括他的妻子、岳父、好友与领导等。他不具备判断力，只是利用大量的道德知识、文学知识、音乐知识及社科知识，来粉饰自己无从判断与决定的行为。“蛆虫一样的‘人’获得了显著的地位，并且蜂拥而来；‘温驯的人’、不可救药的中庸者和令人讨厌的家伙，他们已经学会了把自己当成目的和首脑，当作历史的意义，当作‘上等人’。”（尼采）“好人”赫德有他家庭的小确幸、爱情的小确幸，有他在友谊面前的自信与小确幸，但是他独独少了贵族精神。具有历史讽刺性的是，恰恰是赫德这样的“知道分子”成为社会的精英，并以他们的价值观继续建构这个“末人”世界，导致社会上到处行走的几乎都是“最后之人”。

汉娜·阿伦特曾指出“平庸之恶”是一种“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个人价值判断权利放弃的恶”。在当下，人类文明在无数“好人赫德”面前将何去何从，是编剧提给观众的问题。